山东省图书馆

1939年春末夏初的一天，我带着表哥祝光庭的介绍信，到梁山凤凰集去见当时担任鲁西工作团主任的老同学梁仞千同志，要求参加他领导的抗日工作。当时，樊蕊卿同志担任鲁西工作团的民运部长（樊与我也是同学），党已经派他与刘子昭联系。我与刘子昭是同族关系，居住的村庄仅隔几里路；我又是从北京回家的大学生，在本族中有一定的声望。因此，梁仞千同志决定派我协助樊蕊卿做争取刘子昭部加入八路军的工作。第二天早饭后，我穿上八路军的服装，同仞千同志派的八路军一个班离开凤凰山。工作团本部先来到我家的住村刘张庄，村里人见到我的装束，都很惊异地说：“重义加入八路军啦！”我在家里稍停，就和同志们移住到水堡西边的肖马庄。当时和我一起工作的还有李宜之同志（后改名廉力），他主要是宣传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日。这时，樊蕊卿同志也到了刘口，我们便在刘口开始与刘子昭谈判。我们一连谈了好几天。因为怕消息走漏，受到黄鸿正等人的阻挠，所以谈判都在夜里进行。杆子会方面参加谈判的除了刘子昭以外，还有他的文书刘惠昌。刘惠昌也是我的同族，在刘子昭手下实际上是起参谋作用的。我方参加谈判的负责同志就是樊蕊卿，我作为他的部下和助手也参加了。从我方来说，通过谈判，想知道刘子昭等人到底能带来多少人和多少武器；杆子会方面关心的是，他们带来的人员、武器会怎样安排——编成哪一级的（团或营）军事单位，以及他们的主要首领在改编后的职务与权限。磋商的结果：刘子昭答应把他掌握的所有人员和轻重武器全部带来。经领导批准，我方答应给予团的名义，由刘子昭任团长，后来正式定名为八路军三四三旅第一游击大队（游击大队实际就是团衔）。
  谈判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主要因为，当时刘子昭、刘惠昌等对我党的统战政策和抗日形势的发展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即怕改编为八路军后自己有职无权，又因为他们过去与樊蕊卿同志不熟悉，怕他代表工作团所允许的几个条件不能兑现。我记得在谈判即将达成协议的关键时刻，乘樊蕊卿不在场的时候，刘子昭、刘惠昌把我拉到另一家的屋子里。刘子昭对我说：“重义叔，你是大学生，有文化、有见识，又和梁、樊等领导人是同学，只要你参加干，咱就都干。”我照樊蕊卿同志讲的，向他们分析了抗战的形势，说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是人民群众最拥护、最有前途的真正的抗日力量，是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保证。并对他说，共产党是讲信用的，而且梁仞千和樊蕊卿都是我的同学，他们允许的条件一定会兑现。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后，政治工作由上级派负责同志来领导，其他方面，如对军队的带领和作战指挥等，团、营、连长都是有职有权的，上级还准备继续扩充改编后的游击大队的力量。
  几天后，刘子昭就率领杆子会三、四百人，携带步枪、手枪近百支，重机枪一挺，到达张集西边的聂厂村。我也带着在本村动员的几个青年和自己用的上海造步枪及子弹90多排来到聂厂村，帮助刘子昭等利用杆子会原来的关系，在郓城西北一带广泛发动群众。带枪带马来参加八路军的很多。当时这个游击大队扩大到将近千人，另外扩充教导队100余人。这支部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开辟和巩固沿黄一带的抗日根据地，以及郓城县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与保卫方面都起了不小的作用。刘子昭参加八路军后，在党的领导下，在对日伪军作战中，都是身先士卒，奋勇杀敌，后来在苏北与国民党反共顽军作战时英勇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