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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平津，沿津浦铁路直逼山东，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韩复榘为保存实力，不顾民族危亡，仓皇逃窜，济南、泰安相继陷于敌手。在此期间，散布在泰山各地的道会门纷纷设坛收徒，发展组织。会门名称有10余个，人数多达数万人。博山的堂天道和罘风道，泰安的无极道和莱芜的硬拳道等，都拥有很多道徒，他们多以保家保产为号召，组织起一些农民武装。
  泰山区党组织根据党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省委争取会门参加抗战的指示分析了各会门的性质和政治态度，加强了统战工作。在联合、争取和改造会门参加抗战与发展革命武装中，取得了一定成绩，壮大了我们的队伍，在泰山区民族解放斗争中做出了贡献。
  1939年，我先后在淄博特委、泰山地委的领导下，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有些亲身体验；最近又访问了有关的一些老同志，他们也提供了许多重要材料，现将淄、博、泰，莱各地在抗战初期开展争取会门工作的情况分述如下。
  一
  博山的主要会门有堂天道和罘风道。“七·七”事变不久，日本侵略军的魔爪伸进淄博，烧、杀、奸、掠，无恶不作。当地土顽也趁火打劫，社会秩序非常混乱。国民党秦启荣、王尚志等人的部队遍布博山，他们以抗日为幌子，向老百姓要粮、要钱、要枪，在光天化日之下敲诈勒索。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土顽势力的双重残酷压迫下，淄博人民的生活痛苦不堪。于是，广大群众借助道术，联络起来，奋起反抗。堂天道和罘风道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发展起来的。
  1938年春，堂天道已发展道徒几千人。堂天道的活动单位叫作“坛”，首领称道长、师兄；公开活动形式是设场、招徒、练功；道徒聚居的村庄设“善孝坛”，坛长是一村的首领。按照道徒多少和村庄大小，实行排、连、营的军事编制。堂天道的总场设在池上，共组建了一个团，下分9个营。团长是王寿卿。
  王寿卿出身中农，自幼跟随其兄在外谋生，为人忠诚老实，有正义感，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信。“七·七”事变后，他怀着抗日救国的热情回到家乡博山县红山口村，积极动员组织群众，很快建立起一支抗日游击队。1938年春他加入堂天道，后被选为堂天道团长。
  罘风道的组织和堂天道相似，只是道徒多于堂天道，道长是李北辰。
  李北辰，字星七，博山县崮山村人。他粗通文字，喜欢星卜之术，为本村地主王庆云所器重。“七·七”事变后，李北辰成立罘风道，设坛收徒，以抗日保家为号召，得到王庆云资助，李、王二人并称道长。罘风道发展很快，到1938年夏，在博山崮山、石马一带以及莱芜的常庄、辛庄、苗山等地发展道徒约两万余人。1938年秋敌人在崮山设据点，李北辰将罘风道总场转移到博山的瓦全、夏庄一带，并成立了罘风道独立团，下设两个营，约700多人、300多条枪，还设有修械所。
  淄博特委、博山县委以及先后在博山活动的3支队、4支队，当时都非常重视道会门的工作。道会门宣扬神道相助，枪刀不入，带有落后的迷信色彩，但在民族存亡关头，做好工作，也可以发展成为一部分抗日力量。为了争取他们，建立联合战线，党和军队的负责人张经武、霍士廉、廖容标、姚仲明、金明、王子文和张敬焘等同志，都曾亲自做过这项工作。党组织还派出党员参加道会门，在它的内部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提高他们的民族觉悟，争取其上层人物，团结广大道徒，接受我党的正确领导。
  1938年夏，八路军3支队到了博山，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不断打击日军，并同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博山的抗战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时，几经波折的堂天道和罘风道，看到盼望已久的廖容标司令员带队伍来了，非常高兴。王寿卿等人代表堂天道亲自到博山太河看望廖司令，他恳切地对廖司令说；“这次我来就是投靠八路军的，堂天道今后就在八路军领导下打鬼子。”王寿卿从太河回去后，向堂天道道长吕灵阳和全团道徒作了汇报，使他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吕灵阳高兴地说：“八路军是‘天王军’，今后必能支撑天下。”他提出“凡我道友的钱财、给养要供给八路军”的口号。1938年5月下旬，廖司令经过博山时，李北辰在南博山村用素席宴请廖司令。从此，我军和堂天道与罘风道等道会门建立了友好的关系。
  堂天道是博山最有影响的群众武装力量。全团道徒都配备有耍枪、大刀和匕首三种武器，平常吃斋用功外，也学习练武，战时运气用功，喝符念咒，以为神灵附身，刀枪不入，有一股愚勇。1938年7月，堂天道联合罘风道在郭庄发动了一场驱逐国民党游击队吴鼎章的战斗。王寿卿根据道长的旨意，事前发出了鸡毛信，集合起全团的人员，乘敌不防发起进攻。堂天道郭庄坛长刘茂斋一身道装打扮，他手提大刀，口念咒语，带领众道徒向吴鼎章司令部冲去。这时，吴部的卫队长认为，有百发百中枪法的伊耒灝竟然持枪射击未中，不由发出一声惊叫：这行子，真隔枪子儿。顿时，吴兵慌乱一团，怯于应战。刘茂斋一个箭步冲上去，捅死了吴部的哨兵，众道徒蜂拥面上，势不可挡。道长吕灵阳领着十余名道徒尾追逃敌，在临朐县桥头庄被吴部卫兵击中阵亡。同时阵亡的还有8名道徒。道长之死，对堂天道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广大道徒知道了堂天道并非刀枪不入，无心再战，纷纷整理行装，准备散伙回家。在这关键时刻，大师兄王子虹和王寿卿赶到桥头庄，说服了道徒，安定了军心。
  桥头战之后，我党运用道长之死的惨痛事实，向堂天道徒讲明了单凭愚勇蛮干是不能战胜敌人的道理，所谓“枪刀不入”是根本不存在的，要消灭敌人，只能靠使用枪支弹药，讲求战略战术。经过这次宣传教育，把广大道徒从迷信道术中解放出来，为进一步接受我党的领导，正式编入抗日军队做好了思想准备。
  1938年7、8月间，堂天道在郭庄召开了连、营长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王子虹、王寿卿两人主持下召开的，中心内容是讨论决定堂天道的归宿问题。这次会议是堂天道的转折点，意义十分重大。
  会上，王寿卿开门见山地指出，这次会议就是研究投靠谁的问题。他说，堂天道几经曲折，特别是桥头战斗失利和道长战死之后，现在的处境更为困难，只有联合或投靠其他社会力量，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否则，就有垮台的危险。王寿卿话音未落，会场上七嘴八舌议论开了。有的说要投罘风道，认为李北辰是本地人，好办事；有的人，尤其是青年人主张去投八路军，认为八路军过去帮助咱，是抗日的，纪律好；但有些年纪大些的人不赞成，说八路军不信神，同堂天道不是一家，靠不住。究竟投靠谁呢？大家争论了很久也没定下来。这时，早就拿定了主意的王寿卿团长说：我看谁同咱们一条心，咱就投靠谁，八路军坚决抗日，和咱是一条心、一家人。过去道长吕灵阳常说，八路军是天王军，日后必能支撑天下。投靠李北辰不如投靠八路军，罘风道人少枪短靠不住。廖司令关心咱，投靠他，他一定不会把咱当外人。王寿卿又说，堂天道是自愿组织起来抗日的，谁愿继续干，咱们一道走，不愿干的也不勉强。王寿卿的话打动了每个人的心，一个个表示说，跟着王团长走，坚决投靠八路军。只有夏庄的任营长等少数人没有表态。王寿卿沉思了一会问任营长，“你怎么办？”这一问，任营长也只好说：“跟着王团长，你说向哪就向哪。”接着，原先没有表态的人也表了态，全体连、营长没有一个提出反对意见。会议根据与会人员的要求，在王子虹、王寿卿的主持下，作出了堂天道投靠八路军的决定，并于当晚向八路军4支队写了报告，要求参加八路军，在八路军领导下打日军、保家乡。不久，廖容标司令员的委任书送来了；命名博山堂天道的武装力量为“山东人民抗日自卫团博山第一团”；委任王寿卿为团长，王子虹为参议。
  自卫团的成立，是我党统战政策的胜利。为了及时地教育改造这支民众武装，党在自卫团中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博山县委根据王寿卿的要求和他在自卫团的表现，决定吸收他入党。1938年10月，王寿卿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王入党后，进一步密切了党和堂天道上层人物的关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了更好地贯彻。自卫团是不脱产的武装，政治素质、军事素质都是很低的，主要装备是耍枪、大刀。针对这种情况，1938年11月，博山县委决定对自卫团进行整顿，创办训练班，分期分批轮训自卫团成员，由王寿卿具体负责掌握。县委还派魏景芝、谢伯万等同志任教员，学习课目主要是政治和军事。县委书记张敬焘也常到训练班作形势报告。通过学习，自卫团无论在政治觉悟方面，还是在军事素质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涌现出一批骨干分子，他们要求加入共产党，参加八路军。党组织考虑了他们的要求，根据他们的表现，采取积极慎重的方针，将已经基本具备共产党条件的同志吸收入党。近一年的时间，党在自卫团里吸收了380余名新党员。随后，党以这些新党员为基干，成立了一支脱产武装——警卫连。
  警卫连建立后，党进一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参加警卫连的战士，都是经过挑选的，他们都明确自己的任务就是给八路军当好向导，依靠八路军打鬼子。警卫连为了向八路军学习，加强组织纪律性，搞好军民关系，要求战士不吃荤菜，不拿老百姓的东西，不糟蹋庄稼。
  警卫连刚建立时，没有经费，枪支也很少，因此组织了募捐处，筹款购买枪支。群众知道以后，都自愿捐粮、捐款，还有的捐出枪支弹药。为了进一步改善警卫连的装备，1938年冬，我们在郝峪办起了小兵工厂，制造了一些简单的枪支弹药。在党的领导下，警卫连在1939年春已拥有战士200余人，步枪150多支，为过渡到正规部队创造了条件。正在这个时候，山东纵队总指挥张经武同志来博山视察工作，在池上检阅自卫团，使该团受到很大鼓舞。不久，在泰山军分区召开的团长会议上，正式委任王寿卿为博山自卫团第一团团长。会后，淄博特委书记金明特地来到郭庄团部送了关防。
  1939年初，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政策，在军事上不断制造磨擦，对我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加以限制、打击和消灭。国民党游击司令秦启荣疯狂叫嚣，对我根据地军民“见人就捉，见枪就下，见干部就杀”。当年4月间，在博山太河村杀害我军指战员200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太河惨案。对此，我党团结各阶层人民与秦启荣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遵照党的指示，王寿卿联合各道会门和各界代表组成山东人民请愿团，控告秦启荣的罪行，团结教育了群众。
  1939年夏，日本侵略者在鲁南向我抗日军民进行第一次大“扫荡”，秦启荣部和各地伪顽势力紧密配合，不断制造事端，博山局势十分动荡。这时我军已经离开博山，县委跟随自卫团警卫连活动。各道会门脱产武装亟待统一编制，以便加强领导，协同行动；否则，就有被敌，伪、顽军各个消灭的危险。在这最紧急的时刻，山东纵队派我到博山整编会门武装。我经淄博特委介绍，来到博山县委，传达了上级党的指示，并同县委一起研究了整编的组织形式和干部配备问题。县委会议决定，首先把各会门组织起来，成立九道（堂天道、罘风道、中央无极道、天明道、青山道和铁板会等）联合办事处，由王子虹担任办事处主任，我任副主任。并在此基础上，统一整编会门脱产武装，成立了博山独立团，下设三个营，堂天道编一个营，罘风道编两个营，其他小的会门武装，有编一个班或一个排的不等。考虑到各会门武装力量的情况，推选李北辰任团长，王寿卿任副团长，张敬焘任政委，徐杰三任参谋长，我任政治处主任。为了调整各会门关系，在政治处设立会门工作团。
  独立团成立后，立即投入了反顽斗争。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逐渐发展成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掀起了抗战时期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翟如健、王尚志等顽军趁我军离开博山之机，与日、伪军配合，疯狂进攻抗日根据地，侵占了我们大部分地区。独立团在我党的领导下，在根据地人民的支持下，坚决执行“坚持待援”的指示，在池上多次击退了国民党顽军的进攻，并收复了被侵占的地区。通过这次反顽斗争，独立团经受了锻炼，并补充和扩大了队伍。不久，独立团接受我军整编，其中大部分正式编入4支队，余下的成立了博山县大队。博山县政府成立时，照顾到各会门关系，任命王寿卿为博山自卫团团长，李北辰为博山会门工作团团长。以后，各会门的武装不断升格成为八路军主力。我党对会门的联合和改造，有力地配合了当时对敌、伪、顽各种反动势力的斗争，加强和扩大了博山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二
  泰安的无极道，主要分布在泰山、徂徕一带，开始是各村地主为了防匪、防盗、保家、保财，利用封建迷信组织起来的。“七·七”事变后，无极道公开活动，吸收道徒，有的村庄很快成了会门村。无极道实行军事编制，有自己的武装，若遇情况发生，用鸡毛传信，立即能调动上万的道徒，成为一支群众武装力量。
  无极道道长范立忠和王新存，一个住在徂徕山后，一个住在徂徕山前。当时无极道的口号虽然是抗日、保家，但是日、伪和国民党的秦启荣都在拉拢它。
  我泰安县委全面分析了这一情况，认为无极道广大道徒是要抗日的，范立忠和王新存对我党也是友好的，他们对秦启荣不抗日而积极反共的行径是不赞成的。因此，县委坚决贯彻省委争取会门抗战的指示，开展了统战工作。县委主要负责人夏甫人、朱玉干、孙明等，都曾亲自向他们反复讲解我党坚持抗战的主张和联合各种力量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政策，指明了出路。同时，为了争取教育他们，我们还利用各种关系靠上去做工作。1938年夏，我党派王子健同志前去做范立忠的工作（王子健和范立忠是同乡、又是亲戚关系）。此时，正是日、伪、蒋顽势力都在拉拢范立忠的时候，也是范投靠谁的最关键的时刻。王子健向范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讲明了我党的政策，郑重地对范说，只有靠拢我党，上徂徕山投八路军4支队，才是唯一出路。范立忠在王子健同志的帮助下，毅然决定带人上了徂徕山。不久，在崅峪编为第1大队，范立忠任大队长，王子健任政委，随后就正式编入4支队。从此，这支民众武装走上了新生的道路。范立忠调到后方学习，入了党，成了党的很好的领导干部。
  与此同时，为了争取无极道另一道长王新存，我党派了以小学教员身份作掩护的地下党员赵一川和薛子超等去做工作。经过我们的帮助，把他率领的一部分道徒编为一个营，后编入4支队，扩大和加强了我们的力量。
  三
  莱芜、泰安的硬拳道，是抗战前从汶上县传来的，开始由老师个别传授秘诀、佩法，名曰“过场”。莱芜的亓象德就是被传授的第一批，并封为大弟子。当时硬拳道传布还不广，在社会上的影响也不大。
  1937年底，日本侵略军乘国民党军队败退之际，迅速占领了泰安。各地土顽势力横行乡里，趁火打劫，绑票勒索，使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威胁。这时，原处于秘密活动状态的硬拳道，开始进行公开串连活动，大量吸收道徒。莱芜的亓象德、吴日智当时为硬拳道发展道徒一万余人；泰安的房长瑞、韦兴诗等，在崅峪、石碑和徐楼一带也都积极起来公开活动，发展组织。
  当时，硬拳道徒的成份除少数地主、富农以外，多数是贫苦农民。亓象德就是贫苦农民出身，其父是骡马经纪。他从小跟随父亲赶集，长大后也当过经纪。他们有朴素的民族意识，打着抗日保家的旗帜，同国民党秦启荣等的游击队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因此，硬拳道控制的泰莱公路两侧和村庄，国民党游击队和其他伪顽势力是不敢冒然进犯的。
  1938年初，省委组织领导了徂徕山起义，成立了4支队，高举起抗战的旗帜，因此党的影响逐步扩大。莱芜县委分析了硬拳道的情况，决定加强争取的工作。当时莱芜基本上是国民党秦启荣的势力控制着。我党要在莱芜站住脚，必须依靠群众，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联合硬拳道，建立统一战线，发展壮大我们的力量。莱芜县委主要负责人刘莱夫、刘子正等，以及毕指南、孙启明，都曾靠上去做这项工作。亓象岑同志从北平回到莱芜后，受党的委托，以本村同族兄弟关系，多次找到亓象德，向他详细介绍了全国抗战形势，并着重宣传了我党的统战政策和坚决抗日、直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主张和决心。这样我们同硬拳道逐步建立了比较友好的关系。当时，我们的同志路过泰莱公路或到各村去开展工作，都是硬拳道派人掩护。我们在反对秦启荣的斗争中，硬拳道是站在我们一边的，成了我们的同盟军。
  1938年春，国民党莱芜县长谭远村和各区的实力派，都是倾向秦启荣的；许多杂牌游击队，也都接受了秦启荣的委任。这些土顽杂牌军和各区实力派，打着秦启荣的旗号，不去打日军，专门对付我军，进攻会门，欺压群众。那时我们在莱芜只是占了一个鲁西镇，力量很小。为了扩大和加强我党在莱芜的力量和影响，拔掉秦启荣这颗钉子，将他赶出莱芜，县委和4支队领导决定联合硬拳道，开展驱秦斗争。在1938年3、4月间，党组织派亓象岑同志亲自找吴日智做了工作，让他发动道徒和亓象德一同行动，联合驱秦。开始我们准备通过谈判，使秦启荣离开莱芜城，谈判是在十里铺进行的，我方代表是孙陶村和赵笃生，秦启荣的代表是莱芜县公安局长和孙××。谈判的内容是：①八路军办事处在莱芜城公开活动；②秦启荣的部队不得住在莱芜城。在谈判中，虽经我方努力和斗争，始终未能达成协议。
  谈判破裂后，双方发生了武装冲突，爆发了鹿鸣山战斗。在作战中，我军指战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给秦启荣部以严重打击。但是，我军以抗日为重，尽量争取秦部联合抗日；加之当时敌我力量众寡悬殊，我军遂决定转移，把队伍带到了水北，秦启荣误认为我军败退，气焰更为嚣张，派出宣传队到鲁西镇，扬言要搞掉我党在莱芜的这块基地。我们依靠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进行抵制，使秦启荣的企图没有得逞。接着，秦启荣又扬言要发动全县大示威，并竭力鼓吹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府”的论调。我党则针锋相对，一面大力宣传党的统战政策和联合抗日的主张；一面发动群众，组织力量反击。在秦启荣咄咄逼进的情况下，我党决定联合硬拳道，反击秦启荣。于是，我们派亓象岑同志作了亓象德的工作。亓象德对联合攻打秦启荣的主张，慨然允诺；他还要求我们给他准备5，000人的给养备用。亓象岑同志表示立即筹集解决。当天晚上，亓象德发出了鸡毛信，次日凌晨就调集了约4，000多人的武装，准备趁着秦部中午休息时间，突然袭击，打他个措手不及。但是由于临战时各部队配合得不好，前锋部队孤军深入，后续部队没有按时跟上，结果仅在堂子庙战斗中歼灭了秦启荣一个区队，打死、打伤敌人100余人。
  秦启荣遭到挫败后，仍不死心，要继续同我较量。他大造声势，扬言要把驻在临朐县的杨锡九梯队调到莱芜，进攻我军，剿灭硬拳道。这时4支队已奉命离开莱芜，情况十分紧急。硬拳道害怕秦启荣报复，亓象德多次向我们求援，要求4支队赶快回莱芜，他对八路军驻莱芜办事处主任孙启明说，堂子庙战斗后，秦启荣扬言调30万人剿灭莱芜会门，不要说30万，就是3万也不得了，赶快请4支队回莱芜支持局面，不然，就去请国民党69军。县委根据形势的发展和硬拳道的请求，决定派孙启明到新泰县去和4支队联系。孙启明到达4支队时，因4支队有新的任务，不能立即返回莱芜。孙启明从新泰县回来后，我党又通过张博泉到了范镇和69军联系，69军同意派一个营来驻鲁西镇。以后69军军长石友三也来了，我们还请了戏班表示慰问。
  石友三和秦启荣虽然同属国民党系统的军队，但不是一个派系。当时石友三还是主张抗日的，因此我们和硬拳道联合，继续开展驱秦斗争。当时，秦启荣和他的县长谭远村等人在莱芜欺压百姓，罪行累累。在我党领导下的群众纷纷向石友三控告秦启荣和谭远村的罪行，并要求撤换谭远村。为了搞好和石友三的关系，使硬拳道免受秦的侵害，硬拳道还向石友三要求封官加委。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石友三撤掉了谭远村的莱芜县长职务，保荐梁竹航当了莱芜县长：加委亓象德为硬拳道独立师师长，吴日智为副师长。
  驱秦斗争的胜利，扩大了我党的影响，党的统战政策更加深入人心。1938年夏，在我党的推动、支持和组织下，成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式的莱芜县政府。我八路军驻莱芜办事处也公开挂出牌子，并且成立了在我党领导下的县动员委员会。从此，党在莱芜的工作得到了全面开展。
  新的莱芜县政府成立后，虽然为我党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方便条件，但是，由于我们在执行党的统战政策中受“左”的思想的干扰，一些问题处理的不当，处理的不及时。最后，在团结硬拳道一道抗日方面，工作没有成功。当然硬拳道上层人物本身也应负有一定的责任。后来，一些地主分子和顽、伪分子混进硬拳道，从中离间我党和硬拳道的关系，煽起对我党的敌对情绪，使我们同会门的关系逐渐恶化起来。
  那时，我们在这个地区的政权还未建立起来，我们活动的经费主要依靠募捐的方法解决。本来，为了抗日保家，群众是自愿捐献的。但是我们募捐的方式和政策不得当，使捐户负担过重。1938年，八路军4支队成立了募集队，募集的主要地区是泰安县范家镇到莱芜城公路两侧的平原区，也就是硬拳道聚居和活动的地区。这一带土地肥沃，比较富裕。募集的办法是一户为一募集对象，多是地主、富农，也有富裕中农。随着部队的扩大，开支不断增加，募集的任务也越来越重。我听4支队会计魏继周说，1939年4支队全年开支20多万元，全是靠募捐解决的。募捐加重，因而有些户一次缴纳不出，往往要分几次缴纳，尤其是前方募集队和后方募集队有重复募捐的情况，引起了群众不满。一些地主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如亓象德的大队长卢孝顺、朱士清、鹿俊峰、刘恒久和亓象仪等，纷纷乘机挑拨会门和我们的关系，散布仇视情绪，并且与敌、伪勾结，秘密接受了敌伪的委任。在他们的操纵和煽惑下，为了抵制募捐队员入村，凡是会门的村庄都筑起了围墙、炮楼，见到募集队员就打。募集队员提出了取消会门的口号，会门和我们的关系更恶化了。1939年秋，在泰莱边界的水北、崅峪一带，硬拳道和我军发生了武装冲突。我们逮住泰安硬拳道道长房长瑞，当众斩首，更激起了亓象德等人对我们的不满，这次战斗后，我们公开提出取消会门、要道徒剃头和开斋的口号，强迫会门有钱罚钱，没有钱者参军。过后我听说会门被罚款10多万元，参军的有100多人，组成了一个连。以后在章丘县，因为给养问题和会门也发生过武装冲突，会门杀害了我们两名区干部，于是我县大队剿了会门村庄，把会门赶到历城一带。1940年后，莱芜硬拳道配合伪、顽军进攻我抗日根据地，逮捕和杀害我军干部和家属，叛徒刘伯戈潜伏在会门内部，专门从事破坏瓦解我党的工作。后来在泰安、章丘等县也有这类情况发生。
  为了打击敌人，巩固根据地，我们曾开展过除奸斗争，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清除了隐患。但是也处决了个别不应处决的人，以致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当时杀了石桥子村的宫长，亓象德向我们提出意见，民政科长孙启明代表县政府前去慰问宫长家属，并给了抚恤金。后来又杀了贺官庄的一个老秀才和一个姓曹的两面村长（给我方办事为主，有时也应付敌人），这更引起了亓象德等人对我们的怀疑。在1939年关系还没有完全恶化的时候，亓象德曾表示要到岸堤学习，接受八路军的委任，当时我们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到1940年春，关系已经恶化了，但他还表示愿意跟八路军。我代表4支队到鲁西镇亓象德家里去看他，他摆了宴席招待，并说：“我叫谁逮住也活不了，让日本人逮住，国民党逮住都活不了。我是穷人出身、愿意投靠八路军。”最后，他向我表示要一个“拿手”（4支队给他下个委任状），并说：“看时机，我找会门去捅死几个鬼子，一号召我就拉出去了。”我从鲁西镇回来后，向刘莱夫、赵笃生、廖容标和汪洋等领导作了汇报，他们都表示可以，但行动迟缓，使亓象德对我们产生了怀疑和绝望。结果他在鲁西镇取消了我们的盘查站，逮捕了我们的干部、家属，最后公开投敌，成了卖国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