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近中，看到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刊登的张公制口述的《田中玉操纵山东省议会和议会反田斗争》一文，内有涉及东鲁学校和我的事，凡熟悉当时情况的人，都觉得谈及的有些事离真相太远。我是筹备曲阜大学预校东鲁学校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东鲁学校开办后第一期的校长，认为有责任也有必要加以说明，以澄清事实真相。在此，我根据开办东鲁学校的宣言，和民国十六年六月印行的同学录以及其他各种事实，分别先后加以叙述，请读者对照参考校正。下面就将东鲁学校的开办和开办经过先概述如下：
  辛亥革命初起之际，群情一至向明，望治甚殷。及至民国改元，渐失所望。始而袁氏专权，引起二次革命，既而洪宪窃国，后以张勋复辟。又因军警包围议会，强迫黎元洪下野。从此段、冯之争，奉、直之战，据地称兵，迄无宁日。政治黑暗，民不聊生。日在愤慨忧闷之中，与友好数人，屡经讨论，都认为欲作根本之图，非从教育入手不可。于是在民国十一年即与王鸿一、张易吾、丁佛言、庄心如、侯雪舫等，议定筹设曲阜大学。王鸿一于赴京途中过津，与靳云鹏（已卸总理职）谈及此事，彼颇为赞同。稍过几天，靳又为早日实现此举，电我赴津面商，并许在经费方面尽力援助。我回济之后，曾亲自到曲阜查勘校址，并作出计划。当时以所拟规模宏大，基金未充，一时不能开工。又经发起人开会议定，拟在济南先设预备学校，作为大学预科。这时日人丰田孤寒所办之“东文中学”处于既难于发展，又不能停办的困境。丰田听到我们要办曲阜大学预校，认为可以借此机会结束“东文中学”，即托人向我们提议，情愿将“东文中学”校舍及一切设备，不涉外交，不涉政治，全部供用。当时我由济南回郓城葬母，在乡间居住。王鸿一、张易吾来电约我回济商量此事。我对此颇费考虑，而一般朋友中如庄心如、熊观民、侯雪舫等，则认为是极难得的机会，都说若非丰田遇有困难，我们就是出数十万代价亦难收回，应从速决定，恐生其他波折，何况趁此机会，亦可把“东文中学”取消，这不是极好的事吗？这样我才同王鸿一、张易吾与丰田孤寒订立了合同。合同上说明，我方接收校舍之后，除不得变卖拆毁外，校内一切行政用人，均由我们完全主张（事载于东鲁学校宣言中）。我们三人和丰田都在合同上签了字。我们接收了“东文中学”校舍以后，于民国十二年正式成立了东鲁学校，印发了宣言，招考了学生。当时的校董为我和王鸿一、张易吾、丁佛言、汪星南、侯雪舫等。校长一职，因为王鸿一是偏于一党的主持人，张易吾是山东高等审判厅厅长，皆不便担任。以我平素对东方文化略有研究，而又无任何党派，于是众人一致推荐我担任校长。教务长一职由孔令灿担任，他是由王鸿一、熊观民推荐的。丰田孤寒任学监（载于民国十六年六月印行的同学录中）。至于东鲁学校的经费，熊炳琦任省长参观东鲁学校时，认为一切规模、设备、教授、管理都很好，主动地准许拨十万元，但当时并未发给，是到了龚积柄任省长时才发给的。靳云鹏曾承诺十万元，后来他的妹夫高延文任警察厅厅长时，才仅挪出五万元。这是当时的实况。
  我们创办东鲁学校的精神是参照旧制书院的办法，在学术上要求专精，对于学年制的规定，学生所习的功课，都和一般学校有所不同。当时校内学生三百余人，专任教员二、三十人。校董中担任课外主讲的均系义务职。我担任主讲王阳明李二曲学案，张易吾主讲政治哲学，丁佛言主讲文字学金石篆隶，李云林主讲史地。这是当时别的学校中所未有的。宣言发出之后，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的注意，更为军阀官僚们所嫉视。因为我在辛亥革命时任山东联合会会长，丁佛言、侯雪舫都曾在独立时任重要工作。他们怕东鲁学校培植出革命人物，反对他们。及至张宗昌到山东之后，更不相容。竟说我宣传赤化，下令通缉。我在民国十四年冬由青岛东渡日本，东鲁学校校长一职由侯雪舫代理。我于民国十六年回国，养病津沽。到了民国十七年听说东鲁学校已改为省立中学。
  以上是我知道的东鲁学校实际情况，现将东鲁学校开办的宣言“节”、同学录前两页附后，请参阅。关于丰田在中国的时期，据我所知他自清光绪末年来中国，直到日寇投降约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在清光绪末年。丰田在日本以幸德秋水一案，反对他们的政府，逃亡来中国，到曹州找王鸿一（王在日本留学时他们认识）匿迹销声约二、三年，只充任教员，无其他活动。
  第二个时期，在清宣统末年。丰田与山东留日学生渐有联系，对当时的革命方面的人物，起过代通消息和掩护革命的小作用。
  第三个时期，在日本占领青岛后，丰田在华多年，已成了中国通，渐露头角。他由日本商人帮募得大批款项后，在济南开办了“东文中学”。后来因种种原因，“东文中学”不能发展，出于对日本出款人无法交代，所以丰田情愿将“东文中学”校舍全部供用。丰田原名孤寒，在民国十六年以后改名神尚（是在东鲁学校改组之后）。
  第四个时期，在济南沦陷后。丰田被日本特务机关派为嘱托，声势渐长，炙手可热。从此丰田就开始成为日本政军方面有关系的活动人物了，当时伪组织的道尹厅长，如朱桂山父子、王子丰等，皆受其支持。
  对于张氏文中不符事实处加以说明：
  （一）张氏说：“东鲁中学原是日本人丰田孤寒所办”，这是完全错误的。
  丰田所办的是“东文中学”，以教日文日语为主（民国十二年以前），“东鲁学校”是我们办的曲阜大学的预校（民国十二年六月到十六年以前）。“东鲁中学”是由东鲁学校改组成的一般性的中学（民国十七年以后），“东鲁学校”开办，“东文中学”就不存在了。以上三个学校其性质、内容、名称、时间是截然不同的。不能混为一谈。
  （二）张氏说：“收回东鲁中学，用款十五万元左右（可能是十五万两，已记不清），是由财政厅拨出盐务存款来支付的。……大概是靳云鹏、潘复等授意田中玉办的”，更与事实不符。
  民国十一年，山东省议会选举，某派竟将投入柜中的选票，偷出更换，田中玉加以包庇，我和王鸿一极力反对，已与田中玉立于两不相容之地。我们办学，田中玉何能拨款相助？何况东鲁学校是田中玉去职后开办的（民国十二年夏）。至于说靳、潘授意田中玉，更是毫无其事。因为田中玉包庇开柜换票一事，靳、潘均不为然。我鲁人士当时参加反对者甚多，现今恐尚大有人在。此事经人控诸法庭，有案可稽。
  （三）张氏说：“东鲁收回后，于丹绂任校长，而丰田则任该校董事长，形同太上校长。”这更是没有的事。
  “东鲁学校”自开办以来，只有董事，而无董事长之名。查民国十六年六月印行的同学录，丰田仍是学监。当时校内教职员三十七人，并无于丹绂之名。如果他任校长，那是民国十七年以后的事，与“东鲁学校”无干。
  （四）张氏说：“进步党山东支部成立之后，李莪卿任部长，夏溥斋和我，还有别人，分任副部长”，“夏溥斋是进步党负责人之一，却经常帮王鸿一的忙”均无其事。
  民国初年，进步、国民两党的人，多是我在辛亥革命时的同事和朋友，认为加入那一党都是不相宜的。
  当时在进步党里的朋友只有丁佛言、侯雪舫二人，他们知道我的性格，从来没有劝我入过党。至于国民党里的朋友有王鸿一、庄心如、于孔彰、陈明侯、张子安、谢一臣等，为数甚多。各党强拉有声望的人入党，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就把名字写上，是当时的风习。
  进步党在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张氏不但说我是副部长，并说我是该党负责人之一，更非事实。那时候都知道，进步党中最有力量的是安鹏东、张季骧，我和他们的意志始终是绝对相反的，既不在党内，更谈不上负责之言。
  我之所以不在任何党，实因为我的性格是不合于当时党的活动，在我写的诗文中，也屡屡提及。
  民国元、二年，我在山东，因辛亥革命山东独立的问题，为袁党所忌。民国三年把我由岱北调河洛，不久又把我由河洛调汝阳。因为河南是袁世凯的家乡，他把我来回调迁，就是隐寓监视之意。我因母病，请求辞职不准，又因叔丧，请求回籍，又不准。前后四次辞职，均未允许。京中友人传来消息，万不可再辞，若是坚执，恐有不测。我这时候只有忍耐待时，一方面领导阖署人员研究学术，一方面整顿豫南各县的吏治。鲁人中跟我在河南的有临清张树德（内务科长），昌邑张书绅（教育科长），惠民阎容德（道视学）等。湖南则有益阳潘潢，四川万县谭光鉴等，他们对于政教之词，各有所长，均能虚心向学，实心任事（略见于我作的《鲁东誊稿凿琴歌》的序文中）。在那个时候，做梦也不会想到有社会主义。更说不到五十年后有今天的新国家和历史空前惊动全球的伟大成就。但当时在河南的陈腐环境中，却造成了另一种新的风气。直到民国五年，洪宪倒闭之后，我才得到辞职的机会。连电请辞，整装待发。预备回鲁，而地方人士又纷纷挽留。河南省长田文烈尤不放行。自五月起，函电往复，到了冬初，他们见我辞意坚决，势难再留，于是才得摆脱。
  这时山东境内不安，吴大洲、居正进军潍县、周村一带，而日本已占据了胶青，局势非常紧张。旅京山东同乡听说我在河南已经辞职，就有人提议推荐我为山东省长，并征求我的同意。我复信力辞，原函较长，其中有句云：“两军来居临涑水，喜读潜虚。地近南阳，久安淡泊。况以孤介不党之身，兼以刚忭迂阔之性。鲁省一席，万难胜任”。还有句云：“幼读独行傅，拳拳志不欺，踽凉惭故步，世路况多歧”。这几句话，都可以证明我是素无党派的。
  至于我帮王鸿一反对“开柜换票”都是实事。我若是进步党，何能再去帮他。我和王鸿一虽同是郓城人，但仅在清末光绪年间同考秀才时，有一面之识，到了民国元年他任山东教育司长，才相往来。他的为人，我在辛亥革命山东独立记中曾经追叙了大概。在共谋地方兴革和社会事业，意见有相同之处。民国十三年因曹州独立问题，我不赞成他的主张，曾通电反对，从此未曾会面，直到民国十六年，我由日本回国，在天津与他见过一次。又过了几年，他在北京故去了。这就是我和王鸿一的关系经过。至于在济南王鸿一的墓碑上有人写上我的名字，这是我不知道的事，也是我不同意的事。
  附录：东鲁学校宣言
  学失於官，而存於下，道亡诸己，而求诸人，三代后类然，未有敝於今日者也。患学之不适，思有以济其穷。济之不得其本，而困乃益甚。国家发帑，以兴黉序，人民纳费，以供脯修。殚举国上下心力，办学二十年，縻费千百万，每岁中学毕业者，不知凡几。求其文可自述，技可自给者，盖不多观。其肄业於学者，又往往随波逐流，贻父兄忧，此其设学初意哉。夫青年学子，本质皆良，如金待镕，如丝待染，未覩裁成，先失故步。其濡渐而成为今日之情状者，似未应侭咎学生也。方今学制，初中修业时仅三年，除星期假、例假、寒、暑假、春假，全年受学不过七月有奇。三载卒业，为时仅逾年半。而学生事假、病假，尚不在此限，历时虽短，授课又繁。勤奋者，困於琐屑枯燥，迷罔莫知所以。怠惰者，反得悠忽酣嬉，堕落无以自拔。夫学有本末，逐知识艺能以为学，而不思循何道以贯通运用之，一旦遇作所习，则眝眙张望，难为举措。沟浍之盈，固可立待。宜乎国家未收兴学之益，而有子弟者，且每以入校为深戒者矣。同人等鉴兹荒落，思图补救。因念事穷则变之义，拟就曲阜筹建大学。近圣则观感易兴，依经则折衷有托，会同学轨，发扬国光。顾以造端既宏，事难立就。思于济南设一预备校，颜曰东鲁。先办中学部，用备升科。适有日本丰田孤寒君，精研汉学，辅翼华风，居东廿年，服膺孔孟、自愿以其所营创之东文中学校舍基，及一切设备，不涉外交，不附条件，全部供用。至于本校嗣后经费，全由发起人任捐任募。现经筹备就绪，开校有日，谨为旨趣之胪陈，用贡愿学者商榷。（一）本校纯为讨论东方之文化，阐发固有学术。其可损益者，随时宜以会通之；其不可迁就者，矫时俗以教正之；（二）在校同人，恪遵本校旨趣，专心言学，不涉党派竞争门户标榜之习，（三）来学诸生，应严守校规，维学是求。凡与学无涉者，概毋干预。硁硁之守，各行所知，不舍己以徇人，不强人以从之，力矫入主出奴之弊，略存守先待后之思。所愿向学之士，识言行以蓄德，储技能以应世，学一日求一日之益，治一艺收一艺之长。中才以上不限以科级定式，阻其进取之意；中才以下亦不导以高深玄远，致启望洋之叹。卒业之日，曲阜大学建筑告成，则升入大学，未成则暂就本校添办大学部，以资学级衔接。庶几津途有籍，向往有归。识大识小，各存尊闻行知之心。有本有文，容见经正民兴之效。英才乐育，非曰能之，爰作嘤鸣之求，冀偿共学之愿。海内明达，幸鉴斯旨。
  注：此文是在民国十二年，我与济宁李云林两人合作的。当时由开县李公约用金冬心字体写出石印的。今照原文录出，一字未动。我在《漫谈书院》一文中亦曾引入此篇，不过其中丰田孤寒以下数句，因与书院问题无关，故尔节去未录。
  王宝滨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