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一九一八年在菏泽城内南华小学读书，一九二二年毕业，升入菏泽山东省立第六中学，一九二六年毕业。我于一九三四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又在六中作史地教员，直到一九三七年。因我先后在山东第六中学读书和工作，又是菏泽县人，故了解一些六中的情况。
  清朝末年清政府因为形势所迫，觉察到非接受西洋文化不足以图存，乃派遣许多青年到日本留学，当时被派遣的有一位青年名叫王朝俊，字黉一，后改为鸿一，山东郓城西南朱庄人。此人志趣非凡，胆识过人，在日本留学时，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以治国安邦为业，并结拜十弟兄作为羽翼。这十弟兄是文登丛禾生，临清沙月波，滕县李天倪，聊城杜坦之，范县熊冠民，单县朱桂山，鄄城吕秀文，菏泽宋少唐，郓城韩季和及他本人。这些人多是有才多识的青年。王鸿一醉心国事，不治家产。在工业方面，在菏泽办善后局，开平民工厂，在上海办大东草帽公司；在金融方面，在济南办齐鲁银行；在农业方面，提倡移民垦荒；在政治方面，组织民治社，曾在山东省议会中占多数。但他这些事业，或长或短的时间，都归于失败。其中影响较大而且久者，莫过于教育。
  在鲁西南办教育，他抓三个学校：一、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校长范铭枢就是王鸿一保荐的）；二、济宁山东省立第七中学（校长孔静安也是他保荐的）；三、菏泽山东省立第六中学。其中花精力最大的而又稍具成效者为该校。因七中、二师两校情况，我不甚详细，无法详叙，仅就菏泽六中情况，略述一二。
  王鸿一自日本留学回国后，任菏泽县立第一小学校长；曹州师范成立，改任曹州师范校长，他任曹州师范学校校长时，有得意门生数人，如葛锡乾（象一）、郭俊卿、刘省三、曹兰珍等数人，都是以后在菏泽办教育的骨干力量。以后曹州师范、临沂师范都合并于曲阜，成立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在菏泽，王鸿一奉命把曹州官办中学和公办中学合并，编为山东省立第十一中学，王鸿一为校长，原曹州中学校长葛象一变为十一中学学监，公办中学校长郭俊卿升为上海大东草帽公司经理。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撤销府治，山东省立第十一中学改为第六中学，校址亦移至曹州府知府衙门，即现在菏泽市第一中学校址。王鸿一选为山东省议会副议长后，保举丛禾生（名连珠，山东文登人，清末秀才，曾留学日本）为校长。王鸿一为山东提学司时，丛禾生曾任该司第三科科长。鲁西在教育上有些成绩，丛校长的功绩很大。
  在山东省议会中，王鸿一的民治社占多数，颇能操纵山东省政治。王鸿一利用这个优势，对山东籍在政治上有权有势的人物，进行募捐，如邹县靳云鹏、靳云鹗兄弟，单县的周自齐等，都曾先后为他捐款。他用这些钱办了一个励学社。凡在六中读书品学兼优的学生，确实贫寒供给不起者，每学期资助十五贯钱，基本上够吃的；凡六中学生考取国立大学、家境清寒，供不起者，每月津贴五元或拾元，也基本上够吃的；他又用这些钱在北京租赁一所房子，凡六中毕业，往北京升学者，可投入该处住宿，略收宿费，这所房子叫南华学舍。
  丛禾生一九一四年接任校长，那时六中才有四班学生，到一九二六年他升为济南山东省立山东大学附中校长时，六中为十六个班，校长的工资为每班每月十元，十六班为每月一百六十元，丛老师对贫困学生往往自己掏腰包供给。当时品学优的学生升入北大或北洋大学者，如王近信、何思源、张含英等，都受过他的接济。他家有父母一妻一子一女，全家住在济南三和街。每月一百六十元的工资在当时情况下，生活是比较富裕且有不少积蓄的。以后张宗昌兼任山东大学校长，丛老师不愿向他低头下腰，乃辞职不干，这是一九二七年的事。到一九二八年暑假，丛老师竟然断炊，王近信等闻讯后，每人提供二百元作为丛老师生活费，这才勉强为活。
  一九三九年夏天，丛老师逝世，六中同学为他开追悼会。因为丛老师只办教育，不问什么党派政事，有一部分国民党棍不喜欢丛老师那种作风，怂恿当时外籍的专员和县长都不参加丛老师的追悼会。然而，届时专员公署、菏泽县政府的办公人员，基本上都参加了，小学、中学基本上停课了，本来不想参加的专员和县长，一看到六中势力那么大，丛禾生感人那么深，都急急忙忙地参加了。开会时，丛老师的像片挂在中间。六中同学有几百人参加，在山西会馆戏楼前边人都站满了。见了这种景象，有许多人潸然泪下。我当时任南华中学教务主任，曾代表学校作一挽联。上联云：“幼读诗书，长留东瀛，一生学术贯中西；”盖丛老师为前清秀才，后留学日本，故所云如此。下联云：“先管学政，后教曹南，三千弟子哭先生。”盖丛老师先任提学司三科科长，后当六中校长，故所云如此。
  六中校址原为曹州知府的衙门，很不适于办学校。丛老师当校长后，一方面改造旧房屋，一方面扩充新校址。每次建房预算都有节余，很多学校校长把节余的钱装进腰包。丛老师从不把这些节余钱贪得分文，而把这些钱用在学校其他建设上。所以六中校舍特别宽敞，一个学生都有四个位置：一是寝室，每间住四个人，中间一张桌；二为自修室，每间房中间，放一张大长桌，有六个抽屉，一个学生一个，六个凳子，也是一个学生一个，另外一张条桌，叫学生放茶壶茶碗，另外一张大书架叫学生放书；三是教室，学生都编成号，对号入座，每人一个位置，音乐教室、物理化学实验室、生物解剖室或标本室都另有设备；四为饭厅，每八个人一桌，每两个人一根黑油漆板凳。学生自己办伙食，伙食很好，早晨馒头稀饭、咸菜，中饭三个菜、两荤一素，晚饭也如此，从没有听说学生办伙食有贪污的。各方面节余的钱都买了图书，《二十四史》、《十八家诗抄》、《艺文类聚》、《渊鉴类函》、《汉魏丛书》、《百子全书》、《资治通鉴》、《通鉴长编》等等大部头书，应有尽有。六中的校舍宽敞，藏书多的原因是：一、学校负责人以校为家，把学校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办。二、丛老师廉洁的作风影响了众人，连办事员在内，没有人贪污过。六中以前不收学费，到一九二二年才收学费，每个学生每学期收三元，一年收六元，这些学费都用于购买图书仪器，所以六中的图书仪器较为充足。丛老师看到报考六中的学生落榜的很多，他痛心学生失学，就在一九二一年招生时多招一班预科，在一九二二年招生时多招两班预科。这些预科生都是读五年的（正式生读四年），预科班所花的钱完全由办公费节余款项或其他来源开支。
  六中先前没有学生会，有学生自治团，每月选举一次自治团团长，由团长聘任秘书、参谋、纠察及各队队长。每当自治团新团长就任之时，全校自治团成员举行大检阅，内分篮球队、排球队、武术队、网球队、器械操，其中最惹人注目，为陆军队和拳术竞进会。陆军队有一、二百人，由军事教员教练（最著名的教练为陈耀汉，后为国民党五十八师师长），内分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全队服装整齐，托枪正步走，威风凛凛。拳术竞进会有二人对打，也有白手夺刀，花样很多。检阅活动大多在星期一下午三、四节课时间，路旁观者如堵。自治团也有团训，六中自治团团训有八个字是：“忍苦耐劳，习勤养勇”。一周内，自治团有五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是锻练身体，有一天是抬土，两人一个筐，把土装得满满的，由葛锡乾老师等轮流带领学生抬土。六中东边二十多亩地的大操场，原来是大水坑，就是我们抬土垫平而成为大操场的。自治团每年从夏历十一月初一开始，进行长跑锻练。约在早晨五点钟左右，吹起床号十五分钟后，各穿短衣单鞋集合，每班一队，由口令员带队到操场跑步。有时积雪盈尺，就在雪中歛一条路，就在这条路中喊着一、二、三、四的口号跑步，约四、五十分钟，围大操场跑三圈，汗流津津为止。回来后还须点灯读书，最初颇以为苦，以后很有乐趣。丛老师为了振奋学生精神，糊了两个红灯笼，一个上边写着“五十岁的青年”，丛老师自己挑着在队伍前边跑。另一只写着“自强不息”交给跑得最整齐，集合最快的一个队，让那队的排头打着红灯跑。同学们一看，这个红灯笼在哪里，就知道这个队受了表扬。当时我是二十四班的口令员，事隔六十二年，在我的记忆中犹如昨天。
  值得歌颂者还有位校长郭俊卿。丛禾生走后，继为校长者为郭俊卿。一九二七年山东省立第六中学並未开学，教师也未到校，教师工资当然没人去领。而按原来预算，教育厅都发给了六中，六中已如数向教育厅报销了。当时在某些学校，这些钱往往归入校长腰包。但郭俊卿老师是个正派人，把这些钱如数归入学校里的励学社，加上其余的钱共有二万多元，把这些钱按二分起息（一般高利贷是五分起息）借出去，用收回来的利息，在西关外大教场办了一所立达小学。这个小学教师待遇好，设备全。考六中，以前都是南华小学毕业生考第一名，以后慢慢转入了立达小学毕业生考第一名，办立达小学是很有成绩的。日寇侵入中国，县立小学多数复课，独立达小学没有恢复，原因是立达小学董事会董事长葛象一老师不愿在日寇统治下工作，所以立达小学未能恢复，贷出的基金也未收回。到一九四〇年中国通货膨胀，有很多借立达基金的人，见有利可图，纷纷要求把借款和利息，归还立达小学基金委员会，董事长葛象一老师说：“这些钱是立达基金委员会的，不是我的，我不能收。”这时旧中国法币虽然跌价，可是一元还能当七、八角，立达小学二万基金还是相当可观的。葛老师一概不收，我族叔王子谦曾借立达三百元，一九四〇年连本带利想还给葛老师，被葛老师拒绝了。葛老师在六中服务三十年，在清末中秀才时，家中就是喂一牛一驴，到他死前，还是喂一牛一驴。当他儿子葛蕴芳（字玉如）读北洋大学时，他还天天喊经济困难，励学社的款，基本上由葛老师主持帮助人家的大学生，每月五元或拾元，对自家的国立大学生，却分文不与。这种风气传布到六中整个学校。六中改名为山东省立菏泽中学后，校长为田修溪（字竹桥）。菏泽中学招生时，报名者很多，每生报名费一元，有两、三千人报名，光报名费收入，就相当可观，在考试中所用的一切办公费都由报名费开支。阅卷算分数者，每天三餐，早晨稀饭馒头和香肠等四样小菜，中、晚饭都是八个菜，鸡、鸭、鹅、鱼都有；天热怕人员中暑，牛奶、鸡蛋、冰激凌随便吃，就这样也花不完。剩余的钱，按惯例都是校长的，六中是把这些剩余的钱都作土木建筑了。六中分院是女生分院，周围是水，只有东南一条马路相通，每当学生体操时，群众相聚围观，学校当局认为不雅，花七百五十元钱，沿着南边水际筑一道围墙，把它围起来了。这七百五十元就是报名费的节余。抗日军兴，六十八军刘汝明部退据曹州，占据六中校舍，六中未能开学。秋末六中奉命西迁，我因放假后回家未能西去。到一九三八年麦前，日寇攻破菏泽城杀市民两千余人，有把全家杀绝的，血流殷殷，尸骨遍地，鬼哭神号，惨不忍睹。日寇进据开封，退出菏泽城。我到菏泽城内看看有几家存在的亲朋，路遇原六中事务主任彭徽卿老师（我小学老师），他说：“还有你二、三十元钱呢，学校西迁，对未去教员生活补助，发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今春已捎来了，始终未见到你。所以未给你。日寇进城，我把它装在一个罐子里，埋在地底下未被扒走，你来了给你吧。”我根本不知道，我离开学校后，还发给我工资，即令知道了，菏泽县城失守，死那么多人，彭老师说这钱丢了，我也根本不会发生疑心，可是彭老师一五一十都交给我了，我不认为得这二、三十元钱可喜，我认为彭老师和六中管经济人的好作风。这种作风是中华民族的正气。
  曹州地区地瘠民贫，养成学生一种朴素的风气，学生穿洋布者也有，绝大多数都穿粗棉布衣服，穿绸缎者一个也没有，穿鞋铺里卖的鞋也有，不少人穿家中妇女做的鞋。穿皮鞋者，尤其是擦得锃亮者绝无仅有。谁穿一双好鞋或奇装异服，走在路上，往往有人随着他的步伐喊“一二一，一二一”，这是对他的侮辱，遭到这样对待的同学，往往回到自己寝室里就脱了。学生酗酒者我没听说过，学生赌博者查出后开除，学生间互相打架者没有。每天早、晚自习，学监查号，缺席者受责，学生一般都勤奋学习。菏泽城内的学校，过端阳节、中秋节都不放假，也不祭孔。独清明节、十月初一，六中放假。在一九二一年夏历十月初一，全城小学都不放假，唯六中放假，是为让学生回家扫墓。孔子可以不祭，父母祖先的亡灵不可不祭。不要说父母需要祭，即品学兼优考入著名大学的学生，不幸亡故的，也要开追悼会。我记得有一次全校师生在大礼堂，对一个考入北洋大学的中年亡故同学开追悼会，丛校长演讲时声泪俱下，恰似孔子哭颜渊。我参加了这个追悼会，对我的鼓励是很大的。
  六中原来是四年制，自一九二四年改为初中三年制，高中三年制，在过渡期间，两种制度並存，到一九二九年暑假后，四年制才取消。在这期间经常请名人讲演，其中请过冯友兰、赖执中、马良、萧隐公（著名经学家），其中以梁漱溟先生为最多。六中大礼堂北边有一株老槐树，地基颇高，我们称它为槐坛，梁先生演讲谈到农民的苦难，声泪俱下。一九二四年六中在菏泽文庙成立高中部，梁先生舍弃北京大学讲师不干，到六中任高中部主任。为了照顾穷苦学生读书难，招生简章规定入伙食者有钱者可以多出钱，贫苦者可以少出钱或不出钱。当时就有人反对说，这个办法行不通，梁先生说：“我舍弃北大来到此地办学，就是为实现我的主张，若这一点不允许，我来做什么呢？”其他人看梁先生执意如此，就同意了。开学初期还行，以后伙食费不足，卖面者不给送面，学生几乎断炊。管事者催学生交饭费，学生说：“招生简章上明明说有钱者多出钱，无钱者少出钱或不出钱，我们因无钱才考这个学校，我们怎能出钱呢？”梁先生无奈辞职他去（曹香谷老师说此事）梁走后高中部换了楚明善任主任。
  六中对入学考试向来认真，从来没听说有走后门的，一般教员不用说了，即令主持招生事宜的校长和教务主任也不例外。校长田竹桥的外甥侄子落过榜，教务主任的儿子也落过榜。报名时，先看考生的年龄，岁数大于通常学龄者，除考在前三名，认为是可以培养的，其余都不录取。试卷划分以后，在众人面前拆封，不管是谁的儿子落榜一律对待。我常对学生说：“你们都是货真价实，没有一点掺假”。
  由于六中校风好，除菏泽地区学生就读外，外地学生也慕名而来，我知道的就有山东文登、潍县、莱芜、济南、泰安、聊城、范县、寿张、金乡、嘉祥、济宁、阳谷等市县的，外省的有当时河北省东明、长恒、濮阳、清丰、南乐、大名等县的，河南有考城、兰封、虞县等县的，江苏有丰县、沛县等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