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青岛华新纱厂，在日商包围之中，以一敌九，相持近二十年。其所以支持不败者，主要是由于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对中外纱厂区别对待。一九二六年青岛日本纱厂大罢工，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当时华新纱厂始终未受波及。我个人尚自命为管理得法，劳资合作，实际为党的政策照顾也。后来抵制日货，由于人民爱国热情之激发，内中也有党的领导，但在华新纱厂方面，认为机会到来，高抬市价，从中渔利，作为发财之时机。工人在日厂工作，遭受残酷压迫，因而曾千方百计与之斗争，华新纱厂得以在夹缝中生存，此为主要原因。但是在经营管理方面也确起辅助作用，兹就回忆所及，略加叙述如下：
  1.在原料方面，日商以美、印棉为主，所用华棉假手花行以济南、张店为聚散地，价贵而质劣。华新则深入棉区，在鲁西之临清，鲁北之滨县，设庄挂枰，自收自运。盖当日山东产棉区，鲁西为临清、高唐、夏津等县，以临清为集中地点；鲁北为滨县、蒲台、利津，惠民等县，以滨县为集中地点。除以上各县外，所有齐东、邹平等地的棉花，亦直接和华新议价买卖。至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余主办青岛工商学会，由华新出资合作在高密设改良棉场，引用绒质优良的斯字棉，遂设轧花厂，组生产合作社，得纺制四十二支以上棉纱原料的供应基地，故掌握价廉质优的原棉。
  2.在产品方面，注重细支纱线，并以多种多样的新产品竞销。盖日商资本雄厚，为了工作便利，所纺纱支经年不变，而华新则随市场而变化。首先着重三十二支以上的细纱（当时农民用纱较粗，最初销十六支纱，后来以二十支为大宗），故最初纺三十二支者仅有内外棉的银月牌与华新的松鹿牌两种。后来华新试纺股线，除织布用的四十二支双股外，有缝纫和织带用的四十二支三股和二十支三股，后来又研究试制二十支六股、三十二支六股，为烟台、栖霞等地织花边之用。这些产品销量小而利润厚，日厂既不屑做，遂为华新所独占。嗣后遂又添织布厂、印染厂，大量生产平布、色布、在青岛为唯一之纺织印染全能厂。当时日商纱厂有织无染，日商只有瑞丰染厂一家，与纱厂无关。后来华商阳本印染厂成立，当时拥有印花设备者，只有此三家，而只有华新能自织胚布，除品种问题以外，则销鲁地点也别开生面。当日华新三十二支纱，以广帮销畅最大，因在上海设办事处，经营运销；至平布、色布则远至西安等处，均派人设庄。盖日厂假手于东棉、日信等洋行者，华新悉自行创设机构，直接经营，锐意竞争。
  3.设备方面不断的研究改良，在数量上从二万锭逐步扩充至五万锭。曾经采用细纱大牵伸改造完成，前纺有余力，因在不增添房屋及前纺设备的情况下，增加细纱机八千锭。在改纺细支纱线时，向英国买精梳机全套，并因余赴国外游历，买得德制、法制烧毛机各一台，试制六十支精梳烧毛双股线，作针织之用。盖余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环游世界，考察纺织印染，历观各机器制造厂，选购织布印染等机器，回国后先后创办织布厂、印染厂，在“七·七”事变前一年，甫告完成，方在积极发展中，而国难起矣。
  4.生产管理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纱厂甫得到发展，仍多沿用旧有的机匠、工头管厂制，试纱室调换轻重牙轮等均掌握于机匠之手，南方有所谓“宕官者”（即女工头），各人掌握一批女工，剥削之惨等于日本的包身工。华北方面，在天津华新初办时，有无锡工人、彰德工人两帮（由彰德广益纱厂转津的多系男工，无锡则为女工），后来始培训当地工人；至青岛华新纱厂，则自开始时即以培训当地工人为
  主。当时日厂以人事科权柄为大，负责进退工人；华新不采用人事科，只有查工处，计算工资而已，管理大权操于工务长工程师之手，重用技术人才，但其下为领班、为把头，对工人的压迫统治固不减也。华新所特殊者为学徒制，盖因张宗昌督鲁时，对农民残酷压榨，民不聊生，又值水旱为灾，华新因就临清、利津两方面招募学徒若干人，当时号称为发展平民生计，而到厂后则受残酷压迫，超经济剥削，实一部酸辛史也。当时所谓艺徒管理处，有无上权威，艺徒上下班派厂警押送，回宿舍后，门禁森严，不得越雷池一步，犯过者审讯禁闭，私设公堂，种种罪行，余固充耳不闻，亦明知固昧耳。后来延关锡斌（参加革命后改名管易文）来任人事科长，始予以改善，建大楼两所，为学徒宿舍。当时对拉拢一部分工人亦颇费心机，除办华新小学校教育工人子弟，设幼儿园（当时定名为怀幼院）培育儿童外，并对职工补习学校特别重视，经常上课者数百人，初级班学文化，高级班学技术，由高级班毕业的工人提升为职员者若干人。至于生产管理方面，经常召集技术人员会议拟定标准工作法，用人定员标准，用料定量标准，严格记录执行，经常检查修正。经常采取他厂管理法的长处加以改进，经常派人出外参观学习，故当时以生产管理论，无锡的庆丰纱厂、青岛的华新纱厂，在同业中号称先进。
  5.资金方面，在华新创办时，正值灰矿（启新洋灰、滦州煤矿）资金充裕之时，故曾附设惠通银号于天津，为调剂金融机构，以灰矿存款转贷华新。后来取消银号，改由北方有关企业合办华新银行，并设分行于上海，当时与中国实业银行相依傍。后来又取消华新银行，改设久安信托公司于天津，故青厂历年之扩充和改良设备，以及向内地采购原料，均赖自有银行机构为资金上的调剂。至于每年利润在积累和分配之间，亦偏重积累，有时仅分股息二厘。余为了保持实力和日厂斗争，不得不向股东百般说服，此为当时的大体情况也。
  余回思当时同业中，就管理方面论，虽公认青岛华新纱厂在纺织界属于先进一流，但实际上内幕腐化亦所难免。一部分受资本主义思想腐蚀之职员沾染旧社会贪污之风，不但积弊难除，而生活方面亦走上腐化道路。余曾号召组织勤俭进德会，拟订章程，亦等于具文。但在公私合营后，同样人员竟能弊绝风清，人人自励，因思在资本主义经营时代，资本家既为了自己的资本增殖，追求利润，则从业人员有的亦唯利是图，上下争利，固不足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