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华新纺织公司创办于民国四年（一九一五）第一次欧战时期，当时计划甚大，拟在直鲁豫三省设厂，资本一千万元，官股四成，商股六成，股本年息八厘，请政府保息五年（八厘系固定的官息至盈余较多之年另分红利）。第一次官商股各筹四分之一，官股系由长芦盐商应还大清银行旧欠一项指拨，商股则由灰矿集团与北洋军阀官僚投资。第一厂设在天津，向美商慎昌洋行订购美国沙可老尔厂机器二万五千锭，当时天津除有地方官办的模范纱厂仅五千锭陈旧机器外，别无他厂；在上海方面，趁欧战时机，棉纺织业已经风起云涌，而北方尚无动静。自华新开其先河，而后倪幼丹氏之裕元纱厂，王克敏氏之裕大纱厂、刘柏森氏之宝成纱厂，天津八大纱号合办之北洋纱厂，先后继起。同时由曹锟、曹锐投资改组模范厂为恒源纱厂，遂奠定了天津棉纺织业之基础。当时华新为官督商办，由袁政府派吾叔周学辉（实之）为督办，但因机器迟到，建筑延期，吾父既已去财政部，遂有人欲攘为官有（浙人陶兰泉运动财政部将委为督办），股东得讯，星夜集会，议决醵资将官股退回，完全改为商办，取消督办，由吾父邀无锡人杨寿枬（味云）分任总协理，共同主持。杨家办无锡业勤纱厂，因招无锡匠工来漏夜安装，短期内完成开工生产，获利甚厚。最初采用包工缴办法，由无锡人殷廷良包办，每件纱规定付工缴若干元，至工资多少，用料省费不问也，所谓剥削之中又有剥削，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在当时花贱纱贵，股东盈余甚厚，遂筹办第二厂于青岛。盖自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吾父侍吾祖于青岛，曾买进德国贵族所办的缫丝厂旧址于沧口，德人经营失败，机器房屋犹存。吾父买入之后，拟改建纱厂，向德商瑞记洋行买英国爱色利斯厂机器五千锭未到而欧战起，因弃厂离青。日人占青岛后，英商和记洋行强占该厂，招募华工赴欧洲，几经交涉，始获收回，因作为华新第二厂，将厂产作价三十万元，另招现金凑足一百二十万元，订购美国怀丁厂机器，初为一万五千锭，又续增五千锭。查创议之始，青岛无纺织工业，及因厂址交涉，迁延岁月，日商内外棉纱厂遂得捷足先登，为青岛第一个开工的纱厂。但当时竞争尚不尖锐，及至四方的大康、隆兴纱厂、沧口的公大，富士、宝来纱厂先后成立，已将华新包围；数年之后又有水清沟的丰田纱厂、上海纱厂和沧口北端的同兴纱厂，遂使华新以一敌九矣。在欧战停止以前，纱厂是繁荣时代，资本家追求利润，遂不顾资力，盲目扩充。华新第二厂尚未建成，即同时筹备第三厂于唐山，第四厂于卫辉（河南汲县）·均订英国赫直林敦厂机器各一万二千锭。当时英机受德国潜水艇影响，久运不到，又以一万二千锭规模太小，遂决议将英机全并归唐山厂为二万四千锭，另将原拟兴办模范厂的美国文素厂机器一万锭，并再加订一万锭拨归卫厂，因此原在临清所买厂址遂作放弃，当时欧战已停，外汇与机价起了剧烈变化，在欧战时期，机价贵而汇价贱，每万锭全套纺纱机器约美金四十余万元，但美金每元合华币仅七角余，欧战既停，汇价逐步上升一二倍，机价则跌去一半，上海许多纱厂如聂云台氏的大中华纱厂、王正廷的华丰纱厂，均因外汇未结，遂至失败，华新亦受此影响，唐、卫两厂均有搁浅之势。当时四厂虽同属一总公司，但规定各计盈亏，互不牵涉。唐、卫两厂虽有启新、滦矿的投资，有滦矿新事业存摺的基金挹注，仍无法解决困难，遂联合组织了唐卫厂管理处，仍由吾父统筹调拨，唐厂得以提前开工，卫厂则最后仰赖银行接济，发行月息一分二厘（百分之十四点四）的公司债一百八十万元，以全厂财产作抵，由中国实业银行担保还本付息，经金城、中南等银行包销。当时吾父丁忧南下，余实在津奔走，是余和银行界接触发行证券的第一次尝试。当时一般银行均靠北洋政府财政部发行的公债库券重利盘剥，真正投资包销公司债尚属创举（启新公司亦曾发行公司债但不是银行包销的）。时欧战早已停止，纱厂极不景气，津青两厂均入困境，但唐、卫两厂因产棉销纱地点优胜，故年年盈余，公司债如数还清，但就华新公司总的说，已走下坡路，因于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经过协商，四厂分家，各自独立，取消总公司的注册。嗣后命运各有不同，但最后随着国势变迁，同归于尽，其情况大致如下：
  首先是唐山华新纱厂在殷汝耕冀东政府统治之下，受日、伪双层压迫，而北戴河为日商走私集中地点，大批纱布随意卸运，唐厂遂无意竞争，最后经当地势力指定与日商东洋纺绩株式会社合作，改为中日合办。其后天津华新纱厂亦因亏赔不堪，股东内部意见分歧，急于脱手，于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八月以一百二十万元售于日本钟渊纺绩株式会社。当时裕元纱厂已于同年先售归钟渊矣，至裕大纱厂因原欠日本债款，故在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即为日本东洋拓殖会社接办，宝成纱厂亦于同年由债权人东亚兴业会社拍卖归日商购去，仅余北洋、恒源两纱厂，由金城、中南两银行组织通成公司，将北洋收买，恒源改为债权人管理，至此天津纺织业遂成为日商所控制。查日本对中国棉纺织业的侵略，除大连有内外棉等少数纱厂外，主要集中在上海，第二个中心地区则为青岛至天津地区。自华新等厂创办以来，原为华商清一色之局面，但在“七·七”事变以前，已风云变色矣。至青岛日商纱锭绝对数字，虽不如上海之多，但以中日纱锭比例计算，则日商占绝对优势，竞争压迫之剧可以想象。但青岛华新苦撑十余年，赖各方支持，幸免倾覆（详情另记）。至“七·七”事变起，余闻青岛在不守之列，因僦船装运一部分机器（计二万余锭合全厂五万锭之半数）至上海，原拟转重庆设厂，已与华西实业公司胡仲实签妥合作契约，因南京失守，运道中梗，遂改计在上海租界建信和纱厂，当时已将青岛厂产作契约售予与余有关的美商中华平安公司，悬美国旗以抗日寇。及日军入青岛，将平安公司华经理顾志恒扣押敌宪兵队，并由天津日领事向平安公司美人爱温斯交涉，最后将青厂售归日商宝来纱厂，顾始获释，余以售价清偿北方股东款项，将余家及亲友所得，南调至上海投资信和纱厂，自命为复兴旧业，实际断送了青岛的中国纱厂。最后卫辉华新纱厂在日寇进占河南之后，亦被迫与日商合作，至此华新事业，遂了无子遗矣。直至抗战胜利后，青岛、卫辉二厂通过国民党政府赎回，而天津、唐山二厂迄无结果。语曰：覆巢之下无完卵。国祚已将倾覆，私人事业当然不能保持，此固常理。但当时不应接受日寇的血腥钱，断送本国的企业，这是应当痛切反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