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军事、经济双管齐下，互相为用，最初是看重于路矿方面，陆路交通操於铁路，海上船只需用煤炭，各国为保证海军供应，首先攫取煤矿基地，日本之于抚顺，德国之于淄博，英国之于开平，均系全力以赴；此外德之于直隶井陉，英之于河南福中公司，因交通不便，尚属次要，故开平煤矿之交涉，是外交史上重要一页，吾父始终其事者，略述梗概如下：
  开平煤矿成立于清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北洋大臣李鸿章奏办的。当时李创办北洋海军，需要煤炭供应，因奏开煤矿，并挖通胥各庄运河，后来修筑胥各庄至阎庄运煤铁路，造秦皇岛码头，原委道员唐廷枢主办，至光绪三年实行官督商办，招股进行，称为开平矿务局。唐道病故，委派道员张翼（燕谋）接办，张为醇王府包衣旗人，内有奥援，升授侍郎及直隶、热河两地矿务督办。吾父任开平矿务局总办，在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侵犯我领土，原矿师胡佛华（即后来任美国总统的胡佛）诱骗张翼，藉口为免联军强占，私作卖契，将全部矿产，让与胡佛华转给英商墨林，吾父坚不副署，遂辞职去。张翼竟委外人德催琳为代理总办，代签卖约，张自己参加签字于移交约和副约，共计三个文件，遂将全部主权送矣。至所移交财产中除全部矿产外（计唐山、林西、胥各庄三矿），并包括承平银矿，同时将秦皇岛地
  皮码头、新河河道关系国家土地主权者一并奉送，而对张所许的报酬，是享有旧股三子股，新股七万五千镑，还旧欠二十五万两，并作为终身督办，因此使张利令智昏。至于出卖之代价，只是代偿旧局欠债二百六十九万两，并除旧股虚提为三十七万镑外（原来一镑虚提为二十五镑），由英商招募六十二万五千镑，合组一百万镑之英商公司，但后来只是空谈，旧债既未代还，新股亦未实收，只墨林曾交五万镑而已。事后张翼上奏清廷，只谈招集外股中外合办，并未呈报三约，但在英人认为开平已是纯粹英国法人，中国股东只是投资附股而已，因此在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中国局员在该局悬挂龙旗，为英人扯下，并由英使提出抗议；同时由英国领事将三约抄送直隶总督袁世凯，才知矿产已非我有。当时官吏之昏聩糊涂达於极点，於是群情激愤，民气激昂，要求收回矿权。袁世凯遂委吾父办理收回交涉，袁根据吾父陈报事实，自光绪二十九年到三十年（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对张翼奏参三本，认为三约既未奏明政府，我国不能承认，矿地乃国家产业，股资乃商人血本，口岸河道乃圣朝疆域，不容私相授受。因一面请饬外务部照会英使拒绝承认胡华私约，一面责成张翼设法收回矿权。清廷遂于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责成张赴伦敦向英国法庭涉讼，但英国法庭判词，虽承认英商欺骗在先，但仍责成英商照副约履行，即组织新公司问题，实际仍维持原案也。盖当时英国海军在东方急于觅取煤炭基地，对开平煤矿的觊觎，关系国策，决不肯放弃，故宁可不顾信义，志在必得也。因此张翼失望而归，当时清廷孱弱，既不敢开罪英帝国主义，英商又拥有治外法权，伦敦法庭之判词竟成为最后定案矣。于是吾父建议袁世凯自行开矿抵制开平，于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筹备滦州矿务有限公司，当时吾父兼管天津官银号，因请袁饬准由官银号办理招股垫款事宜，并请求优待，扩大矿区为三百三十平方里，较之定额三十平方里之限额超过十倍，盖以防开平继续扩张预作抵制也。该矿界于唐山、林西之间，其煤线与京奉路平行，延长十五英里，距开平、洼里、古冶各站均三英里，主要矿场曰马家沟、赵各庄、陈家岭。当时英商根据“唐山十里之内不准他人开采”的原案，认为滦矿侵犯开平矿权，要求勒令停工，始则阻止钻探，继则商缓开掘，英国领事经常到督署咆哮，声言要调兵船来犯；同时英使向外务部恫吓，清廷屡次转饬北洋慎重办理，袁每次均召吾父咨询，吾父说明十里之限，仅指唐山一隅，后来开平添开林西煤井，并无十里规定，此次矿界虽距林西只六里，但距唐山十里以外，至马家沟虽有开平所买民地，并无批准采矿之案，因此据理力争，绝不退让，遂一面坚持交涉，一面积极进行。当时交涉尚未解决，投资者不无顾忌，吾父百计张罗，原定股本二百万两，仅收半数即行开办，至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增资三百万两。英商方面知滦矿资力不充、设备简陋，遂进一步采用跌价倾销手段，想挤跨滦矿。当时开平拥有秦皇岛码头及船只等便利，滦矿一无所有，虽完成了马家庄一号矿井，开始出煤，但运销不畅，煤价跌在采掘成本之下，每吨售价仅一元余，而矿井上堆积如山，销路停滞，真有全军覆没一败涂地的危险。同时张翼并嗾使御史摺参吾父滋生事端，引起外衅，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吾父锐气不减，亦因顺直人民坚持收回矿权，为交涉后盾，清廷亦不敢犯众怒。及袁世凯去直，陈夔龙继任，实际仍由吾父办理开平交涉事宜，因就以滦制开的主张。进而为备款赎回的建议，雇用律师再赴伦敦向英政府交涉，最后提出由国家担保发行债票赎回开平矿权。往复辩难，磋商半年，英商同意按一七八五英镑以七厘年息三十年还清的债票，交还矿产，上奏清廷。这时已到宣统年间、醇王为摄政王，张翼得势，从中阻挠，拒绝担保，反出难题，饬令滦矿加招商股，自发债票，徐图收开之计。在当时滦矿经济情况已到破产边缘，曾经为维持业务拟发行债票一百五十万元以资周转，亦为开平所破坏，更无馀力可以筹款赎矿矣。故此项主张等于空谈，这个形势如果继续下去，滦矿挤跨，开平更可猖狂，不但原有矿权无收回之日，而开平更可无限制地扩大开采矣。但当时英商方面亦鉴于滦矿的坚纫，民气的沸腾，遂改变战略，提出联合方案。最初主张两公司完全合并，吾父认为原议收回开平，现在纵不可能，亦不能将滦矿断送，因提出各自独立，分产合销，利用开平运输之便利，解决滦矿之销售问题。但英商目的为了解决该国船舶及远东各事业之煤炭供应问题，必须掌握煤炭生产，坚持合并，最后折衷为组织联合管理局，管理权联合，但所有权仍各自独立，矿区矿权划分。当时财产价值，开平远在滦矿之上，但蕴藏潜力以滦矿为富，在盈馀支配上，几经折冲最后订为三十万英镑以内，开六滦四，三十万以外或总局兴办新事业，另开新矿井，或则开滦彼此平分，并规定一切遵照中国矿章办理，由中国政府委派督办，但总局总理十年内由开平推荐。在当时滦矿以一商业机构，政府既不支持，反而多方阻挠；而开平在英帝国主义全力支持下，志在必得，遂不得不造成此屈辱局面。但是合同中最重要的规定十年之后滦矿公司有权将开平公司之全部产业由两造商定公道价格购回，因此将收回开平的交涉推迟到十年以后。仍留有未来的一线曙光。但后来十年之期已届，而军阀混战，交通阻滞，工商困难，当时华商中兴等矿几濒破产，而开滦煤通过京奉线由秦皇岛装船，畅运无阻，滦矿股东竟以托庇英商为得计，无人再提收回之议矣。联合初期，吾父对十年收回，尚抱宏愿，故经过股东会议决议，股息不得超过二元四角（每股十五元合一分六厘），盈馀超过之数，作为积累，提作新事业积金，发给存摺以举办新事业，厚集资力，为赎回开平的准备。后来筹备唐山卫辉华新纱厂、耀华玻璃公司，皆赖此款挹注，但始终未作赎矿之用也。及至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陈公博担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为了贪图矿税之增加（计矿区税二十万元，又矿产税从一百一十万改为一百七十万元，共增收八十万元），竟将“联合”改为“合并”，于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用修改合同的方法，经实业部批准，将矿权执照发给开滦总局，虽然仍保留了随时可以收回开平之权利，但朝野上下，已无人提及收回矣。及至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太平洋战事发生，日本人对开滦实行军管，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大员实行劫收，开滦遂变为官僚资本机构矣。只有到解放之后，开滦煤矿，才回到人民怀抱，变成人民之事业，得到了空前未有之发展，面貌一新矣。
  总计开平煤矿之交涉，主要在清光绪、宣统时期（最后联合已入民国），主其事者虽名为直隶总督袁世凯和陈夔龙，但实际折冲其间者为吾父。庚子事变以后，英帝国主义挟积胜之余威，全力以赴，而清廷孱弱，唯恐生事，吾父在危疑震撼之中，力主创办滦州煤矿在开平卧榻之旁，无异捋虎须而批逆鳞，在以卵投石的情况下，几濒破产，而百计经营，坚持不懈，此中经过，固非易事。但以交涉而论，最初主张通过外交法律，无代价收回主权，及至伦敦败诉，专靠经济竞争，自办新矿，以滦制开，继而提出发行债票以滦收开，最后一事无成，转而入於开滦联合保持股东利益，这就说明资产阶级之软弱性，没有革命意志，宁为瓦全，不为玉碎到了山穷水尽之时。在斗争失败和妥协图存两条道路中，就选择妥协的道路，当联合合同签字后，众议推吾父为督办，吾父不肯，请派袁世凯之子袁克定为督办，施肇祥为协理。吾父于家中，厅事自悬一联曰：“孤忠要有天知我，万事当思后视今”。盖亦自觉其初愿未成，最后妥协难以见谅于世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