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自省平生垂四十年，尝以实业救国为志，但争利于市，踯躅泥淖。解放以来，在党的启发教育下，顿开茅塞，回思往事，清夜难眠。在耄耋之年，仅作回忆录一卷，记载先人服官事迹和个人平生经历，以证从封建家庭向资产阶级转化之一斑。但余生也晚，对先祖情况，所知不详，仅凭家乘记载，和先祖自写年谱，旧时习俗，颂扬先德，语多溢美，而吾祖既效忠于清封建王朝，观点亦难以正确，我个人既阿其所好，固习焉不察，亦难言信史矣。至于有关个人经历，则因抗战以前，档案散失，亲友凋零，文献无徵，难求翔实，仅就记忆所及，断鳞残爪，不成系统，年湮日久，舛错难免。
  一 我的家世
  资产阶级靠剥削起家，但情况各异，或由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转入产业资本，或由封建家族转化为资产阶级。我家原系封建家庭，经过三世变迁，逐步向资产阶级转化。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终日处在惊涛骇浪之中，历尽艰辛，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吾祖父有《悫慎公全集》（内有年谱）曾经刊行，吾父著述仅诗稿付印，又吾女淑媜曾作《周止庵先生别传》（吾父别号止庵）印行。此外，档案已多散失，家乘亦不完备，故只能记其大要。但综合而论，吾曾祖以上虽曾读书，求仕进，但无显宦，家境不充，耕读并重（曾祖为国子监生），至吾祖始爬上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历任监司三十余年，晚年始任封繇大吏，诰祖荫孙，一门显达，成为标准的封建家庭。至吾父虽亦置身宦途，但受新思潮的影响，认为资本主义的道路，是富强的根源。在清光绪末年，吾父为资产阶级的急先锋，一生经历与资本主义在中国（尤其是在华北）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但至暮年，感于世变日亟，资本主义不能解救中国的灭亡，找不出革命真理，因重行考虑问题，封建意识抬头，主张师古运动。这也说明在旧中国，一部分忧时之士，没有马列主义的指导，是极端彷徨苦闷的。我个人因受吾父早年的薰陶，投身产业界中，用资本剥削剩余价值。在青岛经营华新纱厂时，尚直接管理生产，后至上海，盲目发展，无止境地扩大剥削，追求资本增殖，遂成为道地的民族资产阶级了。
  吾家自唐开元年间，一世祖御史中丞周访由徽州婺源迁居建德（建德后改名秋浦，又改至德，今与东流合并为东至县）之秧田坂（今唐山寺），至六世祖唐中丞周繇复迁本邑东门外纸坑山，繇、繁二公为兄弟，皆以诗名。此后世业农商，无显宦，丁户在唐宋时只十数家，至明乃得百余家，固非望族，但世系谱牒至今未断，至吾祖乃发迹。吾祖名馥字玉山，幼时就学于袁家山，从塾师王介和，家贫无车马，步行七十里，足茧腿僵。时太平天国已定都金陵，下安庆，吾邑为皖赣孔道，屡进屡出。及湘军曾国荃围安庆，陈玉成率兵来救，吾祖奉祖父母、父母，携妻孥逃避彭泽九都间，崎岖山谷，有时竟日不得食。少年所历惊险场面甚多，至二十四岁时，因人荐至湘军祝营官处帮办文案，并授其子读，二十五岁时因文字见知于李鸿章，招至李处办文案，嗣遂随李转战苏沪，历官北洋，办理海防，襄办和议。一生受知于李，过去曾附骥于所谓中兴名臣之列。
  在封建社会内，世家子弟均争取正途出身，从科甲跻显宦，吾大伯父学海，二伯父学铭，均中壬辰进士，弟兄同榜。大伯父殿试三甲三十九名，以内阁中书用，因俸满截取同知，分发南河。二伯父二甲第四名，致庶吉士，既散馆，选四川蓬溪县令，盖翰林散馆外放，候选，随时挂牌补缺，俗称为虎头班，不同于一般听鼓官员也，吾三伯早逝。吾父名学熙字缉之（晚年别号止庵），在同母兄弟中齿最幼，初学制艺，赖长兄督课，在京曾问学于李莼客，十六岁入泮，二十九岁始中顺天乡试（癸已举人），当时曾受诬劾，奉谕复试，兹录其始末，以志科场掌故。
  吾父年二十九应顺天乡试，中第十八名举人，正考官为常熟翁叔平（同和），副考官为孙莱山（毓汶）、陈桂生（学棻）、裕寿田（德），荐卷房师为刘静皆（安）。科场故事，顺天乡试与礼部会试体制略同，正考官一，副考官三，同考官十八人，分为十八房，取中时，选一佳卷，荐为房首，列于榜前，号十八魁，所谓解元、南元、北元、旗元者即在此中。然定例凡京外官三品以上大员之子弟暨京内翰詹科道之子弟，别编官字号卷，不得入十八魁、其得列第十九名者即为最优。是科适有同考官谢南川（嶲杭），因病出闱缺席未补，只十七魁，时吾祖悫慎公为直臬，吾父卷在官字号，而文字为诸主考所激赏，遂得列第十八名，盖异数也。榜发后，言官诬劾，闻因有蔡、陈、黄三人皆粤籍，已为郎官，得中后，得意忘形，谓科名如拾芥，奚必入场。语闻台谏，拟以入告，先使人示意，若辈又依然不顾，遂登白简。所以波及吾父及汤某者，缘专攻粤生，恐启人疑，而吾祖为直臬，汤父为皖藩，地位显赫，首致攻讦，以表强项耳，因于九月二十三日奉上谕御史联级奏科场舞弊，幸中多名，周学熙、汤宝森、蔡学渊、陈步銮、黄树声、万航，着礼部先于复试日扣除，派麟书徐桐调取入科卷，磨勘笔迹、文理，另行定期复试；又于二十七日奉上谕麟书等复奏蔡学渊文理不符，黄树声笔迹不符，万航文理笔迹均不符，均革去举人。周学熙、汤宝森、陈步銮着礼部传齐复试。於是在保和殿另行复试，派王大臣监试，规矩极严；圈卷为大学士高阳李鸿藻，吾父从容应付，仍列领取一等第一名，汤列二等，陈罚停科，至此被诬之情大白。查向例另期复试者只许列二等，但吾父此次竟列一等第一名，此次科场复试之案，曾见之翁文恭公日记中。
  吾父平生乡试六次，会试三次，困於场屋逾二十年，最后会试已荐，因主考李鸿藻以宋儒理学自命，恶汉儒训诂之学，吾父书经文中引用《说文》两句，遂被黜。吾父念功名有数，遂不愿再从事闱场生涯，因出而问世。清光绪二十二年投北洋，奉委总办开平矿务，嗣送吾祖母入川，行至汉口而返。至天津值庚子难作，处枪林弹雨中，及吾祖由川藩调直藩襄办和议，吾父随侍入都，后以道员分山东，奉派办高等学堂，遵中体西用之旨，除讲述理学外，并选译西籍，以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教授生徒。后以吾祖升授山东巡抚，吾父回避，改直隶后补，自通永道，署天津道，曾请假至金陵省吾祖父母於两江督署。还津后，致长芦盐运使，升署直隶按察，以丁母忧去官。盖受知于袁世凯年年迁擢，但吾父所表现者不在于盐司本职而在於所兼任的差使方面。盖当时有正官与差使之分，一时新政，多以差使委任总办主持不列于官制也。当时名督抚如吾祖之于两江，张之洞之于两湖，皆以兴学练兵通商惠工为事，而北洋新政在当时尤为各省冠。关于经济建设方面，实吾父擘画经营，前后五年规模稍具，及袁世凯去官，吾父亦离职，事以人废，遂同昙花一现，如春梦无踪矣。然当时所谓建设，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与今日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建国以来的成就，超过历史几千年的发展，因此新旧社会无法比拟。但是为了研究中国社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发生与发展情况，因此将吾父当日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一番经过，作一叙述，是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的。综计吾父一生，可分为如下五个时期：
  第一阶段北洋新政时期。自清光绪二十九年委筹办直隶工艺局，主持全省工艺建设事宜，前后五年，纲举目张，声势灿然，其事迹具载《直隶工艺志》。盖吾父受知于袁世凯，实自主办天津银元局始。当庚子事变后，天津兵燹残破，库空如洗，国法破坏，袁于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委吾父筹办天津银元局，鼓铸银元铜元，确定币制，并以余利济用。吾父利用河北大悲院焚余旧址，移用东局子修械厂旧机，招工备材，日夜营造，凡七十日而开工生产。袁因大为赞赏，认为工艺之事非吾父莫属，因委任直隶工艺局总办。吾父亦锐意经营，首先设实习工厂，招各县学徒，设染织、陶冶、烛皂、火柴、木工、机械诸科；除本场外，并在天津城乡提倡民立工厂十一处，在外府州县设工艺局工厂六十余处，一时风气蔚然。高阳李氏选徒来学织布，试用铁木机，对后来高阳土布之推广，起倡导作用。嗣于光绪三十二年设劝业铁工厂于天津，以大沽船坞旧机器改为铁工分厂，培养工徒制造机械，并于厂内附设图算学校，采半工半读方式，津沽机匠辗转师承，机器匠工队伍遂之扩大。又于游民习艺所内附设造纸厂，传习手艺，发展生产。光绪二十九年创办高等工业学堂，初名工艺学堂，至三十年改名，延英人德恩、日人滕井恒久为教职员，分专门班、预备班，并曾考选学生赴日本实习。在当时创办工业，振兴教育，荜路褴褛，实开风气之先，同时有教育品制造所，以供应各学校自然科学之教学用具。招商办国货售品所以推销国货，并设有考工厂，后改为劝工陈列所，展览国内外工业产品，以资观摩，并定期召集工商界邀中外专门人才讲演工商问题。另设工商研究所，定期学习，讨论座谈，发展工商办法，提出问题，研究解决，盖一时造成讲生产、学工艺之风气。但影响所及，只限于工商界、知识界，未能与劳动人民结合，成为真正之群众运动，故难于巩固与发展，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也（在阶级社会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亦不可合作，故不可能有真正之群众运动也）。当时在农业方面，设种植园，对园艺种植、家禽畜牧等进行示范工作；组织植物研究会，每月聚会两次；并于河北大经路创设公园，则其余事也。至吾母则主持女工厂，设机织、刺绣等科。当时以广仁堂为中心、天津广仁堂创办于光绪四年，时北畿大灾，孤嫠流离，李鸿章督直，督办河间赈务，吴清卿为谋救济，移文京府，就都下及诸关津，凡被掠卖妇女与孤寡不能自存者移送天津，建堂收容，由苏、浙、皖三省士绅捐资完成，负责照料，而以津河兵备道为总董，后遭庚子事变，渐至废弛。吾父任津道，于光绪三十一年重加整理，附设女工厂、慈幼所、幼稚园、女医院等。吾母躬亲督课，综理其事，吾诸姊亦曾学习工艺，在当时官眷参加社会事业，固开风气之先，但究为封建思想所束缚，不能真正谋妇女之解放也。吾尝念上海工业之起源，是帝国主义开其端，直隶工艺之发展，则北洋新政起主导作用。当时有丹华火柴公司、中国造胰公司、织染缝纫公司纷纷成立，甚至客籍学堂的庶务创造牙粉，亦请准拨予贷款，专利五年，农业学堂试制葡萄酒与罐头，亦准备购机招股。此外香河、宝坻两县请办毛巾厂，大名府呈送洋式学帽式样请求提倡，均载《直隶工艺志》，亦足见当时风气所被矣。至袁世凯入军机，慈禧后以北京多火灾，且井水多苦（北京有甜井苦井之分，甜井水费巨，贫民有饮苦井的），商之袁世凯，袁奏办自来水，荐吾父主办，时方丁忧因起复任农商部丞参上行走，筹办京师自来水公司，招股三百万元，订德国机器，用孙河水源，铺设内外城钢管二百七十余里，一年余即蒇事，开始送水矣。
  第二阶段开辟华北民营工业时期。在清末民初之际，吾父对华北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其开始时期，当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吾父一方面总办直隶工艺总局，一方面总办直隶官银号及银元局，最初以银元局的盈余接济工艺局，后来吾父任盐运使，又从盐库拨款，故一手掌握财政收入，一手开展经济活动，由于袁世凯之言听计从，故得左右逢源。同时，奉袁世凯命办理开平煤矿交涉，因建议筹办滦州矿务公司，以资抵制，又奉命向英商收回水泥厂，开办启新洋灰公司，此两事业，均以招收商股为主，故属于民办事业。但创办之始，仍赖官银号垫款投资，同时挪用芦钢公所盐商报效之款，故后来灰矿公司均有一部分官股。吾父一生所办事业甚多，如北京自来水公司、耀华玻璃公司、中国实业银行等，皆与吾父有关，而规模较巨并且对华北资本主义之发展起作用较大者，为启新、滦矿、华新，故将此三事另作专题记载。但综合而论，开辟股份有限公司之道路，集中资本，为发展资本主义之经营方式，在华北由吾父开始。在光宣之际，虽上海各大企业亦多由一家一姓为主，最多者为少数人合伙性质，至盛宣怀所经营招商局、汉冶萍等公司，又多腐败，令人裹足，独吾父运用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大规模生产，故在华北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与吾父一生之经历有密切联系。在封建制度下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吾父之追求，对当时产业革命方面，以近代化机器代替旧的手工业生产，以股份有限公司代替独资与合伙，有一定进步作用。但是以一个剥削方式代替另一个剥削方式，仍离不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之社会，这与社会主义工业化消灭剥削、消灭贫困，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第三阶段，整顿民国财政时期。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但孙中山鉴于军事力量无法控制军阀，即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强大压力下，同帝国主义走狗妥协，将大总统职让位于袁世凯。当时库空如洗，而各国尚未承认我国政权，以财政借款为要挟。斯时，吾父第一次出任财政总长，为了救亡图存，解决借款问题，故不暇计及其他。当时条约规定为偿还旧债及裁兵之用。条约签订后，吾父去职赴青养亲，袁世凯竟将部分款项移作镇压二次革命之经费。至民国四年第二次出任财政总长，对于财政方面之重要措施为整理田赋（开始清文验契），整顿场产（改进盐业生产，整顿盐税），烟酒公卖（在各省设局公卖），清理官产（变卖入库）等等。在经济方面则为创办特种银行，除在民国元年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代办金库外，于民国四年提出创办中国实业银行以发展工矿事业，并创办农工银行，深入发展农村经济（首先开办大宛农工银行进行小额生产贷款，准备普及各县）。此外，提倡各种工业建设，如华北棉业、江西纸业、大冶和马鞍山铁矿等。盖吾父经营资本主义工商业多年，对于理财方针，主张以发展工业生产为基础。吾父任职期年，已经变财政赤字为结余，准备每年以两千万元预备金（见民国五年财政预算）作为发展实业之用。在民国财政史中，先后理财者均以贷款为事，唯吾父任职时，能有积余。
  第四阶段，为发展华北棉业时期。袁政权倒台后，吾父已绝心仕进，回到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这一阶段以发展华北棉业为中心。盖中国棉纺织工业原以上海为起点，李鸿章奏办上海织布局，遭火灾焚毁之后，又奏派盛宣怀招股办华盛纱厂，同时上海的大纯、裕源纱厂、苏州的苏纶纱厂、无锡的业勤纱厂均开办于十九世纪末叶，湖北则有张之洞奏办的纺织官局。在华北始终处于落后状态，虽由实习工厂推广铁木织布机，发展手工业织布，但近代纺织工业，始终未能开展。直隶省模范纱厂系在一九一五年成立，只有五千纱锭，故吾父在财政部任内创办华新纱厂，对于推动华北棉纺业之发展有一定作用。吾父既置身于棉业界，在徐世昌任总统时，遂邀吾父任全国棉业督办。当时计划分三个方面：第一，继续推进纺织工业，拟在华北办一模范厂，结果未能完成，最后将机器转售给华新卫厂；第二，培养技术人才，仿照南通纺织学校方式并加植棉专科，成立棉业传习所；第三，开拓原棉生产，改进良棉种，除设各地植棉试验场外，最重要的工作为长芦棉垦计划，利用废盐场，开河蓄淡，筑堤防潮，准备大规模植棉。当时拟定长芦放垦办法，计分三段，归化场在山海关以西滦河以东之地为第一段，济民、越支两场，在滦河以西，蓟运河以东为第二段，海丰、严镇两场在沧县、盐山境内为第三段，总计五个场，跨临榆等十一县，沿海七百余里，拟组织棉垦公司进行施工。但吾父虽作了全面规划，在军阀混战争夺政权的情况下，资本家亦裹足不前，只开了许多会，做了些调查研究工作，最后一事无成，只好将棉业督办机构撤消。此对吾父最后的抱负，是一个沉重打击。
  第五阶段，退休养老时期。吾父一生经历，自北洋新政阶段、灰矿民营阶段、财政总长阶段，发展华北棉业阶段，毕生精力用于财政经济方面，虽然一方面是服务于反动统治阶级，一方面是追求剩余价值，但在当时的个人认识上，由于时代所限，仍自信为实业救国，发愤图强也。最后退休，感觉世变日亟，内乱日深，过去富国强兵之计划，竟不能拯救中国之灭亡；尤其暮年，见日本人在中国之横行，蒋介石反动政府的统治，加深人民的痛苦，因此思想上认为应从道德方面发起复古运动，遂在自己家族中，创办了师古堂，讲学，定期作课艺，并延老师宿儒整理经史旧籍，研究经世之学，编印师古堂丛书，同时想以家族单位，作为社会基础组织，整顿社会风气，来进行社会改造。意即既不能行之于一国，欲先行之于一家，故常赞扬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在南北朝五胡乱华时代，保持传统的家法。其实这种主张，是将历史车轮倒挽回去，盖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不通，是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决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才能取得人民的彻底解放。如果想恢复封建主义以求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是南辕北辙矣。
  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
  吾父处在封建家庭，幼习制艺，而独具有资本主义思想，其思想根源，实受日本明治维新之影响。盖于清光绪二十九年奉袁世凯命赴日本考察币制等事，历时虽只两月，而对蕞尔岛国，骤跻列强之间，印象甚深。追溯其富强之源，认为通商惠工，发展生产，乃根本之计，明治维新之建设，可为我国师表。故除参观造币厂、印刷局研究借镜外，对於八幡炼铁、住友制铜、钟渊纺织、王子造纸及一切轻重工业，均亲往参观，详细记录；同时对于师范学校、商船学校、工业学校、课程学制，均留心访察。回国之后，因创直隶工艺总局、实习工厂、高等工业学堂等，并著有《东游日记》一册，记当时参观经过。江安傅增湘为之序曰：“吾国言富强旧矣，前十年喜言兵，近十年喜言学，举倾国之财，以驰鹜於东西人之议论，效未见而力已疲，是求富强而适得贫弱也。周缉之今春赴日本考察归而告余曰，日本之兴也，其在工商乎！手日记一册示余，所记多工商实业之事，凡东西京各名厂及数百里外炭坑铁冶无不躬历而目验之，是可谓善觇人国矣。”盖自海禁开通以后，外侮日亟，统治者遂亟亟於整军经武，建海军，修炮台，以至操练新兵，嗣后则兴学堂，废科举；中朝士大夫认为练兵兴学是发愤图强唯一途径，而对于发展生产，提倡工艺，反认为杂技淫巧，不加重视。虽间有远见之士，如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亦仅付之空谈，而从实践中贯彻实业救国之主张，在吾父则一生孜孜不倦。但吾父仅抱有发展生产力之主观愿望，而不能认识到半殖民地半封建之中国，在旧生产关系束缚之下，逆水行舟，黄杨厄闰，生产力是不可能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只有待以后事实之证明，吾父固无此远见也，
  开平煤矿交涉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军事、经济双管齐下，互相为用，最初是看重于路矿方面，陆路交通操於铁路，海上船只需用煤炭，各国为保证海军供应，首先攫取煤矿基地，日本之于抚顺，德国之于淄博，英国之于开平，均系全力以赴；此外德之于直隶井陉，英之于河南福中公司，因交通不便，尚属次要，故开平煤矿之交涉，是外交史上重要一页，吾父始终其事者，略述梗概如下：
  开平煤矿成立于清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北洋大臣李鸿章奏办的。当时李创办北洋海军，需要煤炭供应，因奏开煤矿，并挖通胥各庄运河，后来修筑胥各庄至阎庄运煤铁路，造秦皇岛码头，原委道员唐廷枢主办，至光绪三年实行官督商办，招股进行，称为开平矿务局。唐道病故，委派道员张翼（燕谋）接办，张为醇王府包衣旗人，内有奥援，升授侍郎及直隶、热河两地矿务督办。吾父任开平矿务局总办，在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侵犯我领土，原矿师胡佛华（即后来任美国总统的胡佛）诱骗张翼，藉口为免联军强占，私作卖契，将全部矿产，让与胡佛华转给英商墨林，吾父坚不副署，遂辞职去。张翼竟委外人德催琳为代理总办，代签卖约，张自己参加签字于移交约和副约，共计三个文件，遂将全部主权送矣。至所移交财产中除全部矿产外（计唐山、林西、胥各庄三矿），并包括承平银矿，同时将秦皇岛地
  皮码头、新河河道关系国家土地主权者一并奉送，而对张所许的报酬，是享有旧股三子股，新股七万五千镑，还旧欠二十五万两，并作为终身督办，因此使张利令智昏。至于出卖之代价，只是代偿旧局欠债二百六十九万两，并除旧股虚提为三十七万镑外（原来一镑虚提为二十五镑），由英商招募六十二万五千镑，合组一百万镑之英商公司，但后来只是空谈，旧债既未代还，新股亦未实收，只墨林曾交五万镑而已。事后张翼上奏清廷，只谈招集外股中外合办，并未呈报三约，但在英人认为开平已是纯粹英国法人，中国股东只是投资附股而已，因此在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中国局员在该局悬挂龙旗，为英人扯下，并由英使提出抗议；同时由英国领事将三约抄送直隶总督袁世凯，才知矿产已非我有。当时官吏之昏聩糊涂达於极点，於是群情激愤，民气激昂，要求收回矿权。袁世凯遂委吾父办理收回交涉，袁根据吾父陈报事实，自光绪二十九年到三十年（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对张翼奏参三本，认为三约既未奏明政府，我国不能承认，矿地乃国家产业，股资乃商人血本，口岸河道乃圣朝疆域，不容私相授受。因一面请饬外务部照会英使拒绝承认胡华私约，一面责成张翼设法收回矿权。清廷遂于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责成张赴伦敦向英国法庭涉讼，但英国法庭判词，虽承认英商欺骗在先，但仍责成英商照副约履行，即组织新公司问题，实际仍维持原案也。盖当时英国海军在东方急于觅取煤炭基地，对开平煤矿的觊觎，关系国策，决不肯放弃，故宁可不顾信义，志在必得也。因此张翼失望而归，当时清廷孱弱，既不敢开罪英帝国主义，英商又拥有治外法权，伦敦法庭之判词竟成为最后定案矣。于是吾父建议袁世凯自行开矿抵制开平，于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筹备滦州矿务有限公司，当时吾父兼管天津官银号，因请袁饬准由官银号办理招股垫款事宜，并请求优待，扩大矿区为三百三十平方里，较之定额三十平方里之限额超过十倍，盖以防开平继续扩张预作抵制也。该矿界于唐山、林西之间，其煤线与京奉路平行，延长十五英里，距开平、洼里、古冶各站均三英里，主要矿场曰马家沟、赵各庄、陈家岭。当时英商根据“唐山十里之内不准他人开采”的原案，认为滦矿侵犯开平矿权，要求勒令停工，始则阻止钻探，继则商缓开掘，英国领事经常到督署咆哮，声言要调兵船来犯；同时英使向外务部恫吓，清廷屡次转饬北洋慎重办理，袁每次均召吾父咨询，吾父说明十里之限，仅指唐山一隅，后来开平添开林西煤井，并无十里规定，此次矿界虽距林西只六里，但距唐山十里以外，至马家沟虽有开平所买民地，并无批准采矿之案，因此据理力争，绝不退让，遂一面坚持交涉，一面积极进行。当时交涉尚未解决，投资者不无顾忌，吾父百计张罗，原定股本二百万两，仅收半数即行开办，至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增资三百万两。英商方面知滦矿资力不充、设备简陋，遂进一步采用跌价倾销手段，想挤跨滦矿。当时开平拥有秦皇岛码头及船只等便利，滦矿一无所有，虽完成了马家庄一号矿井，开始出煤，但运销不畅，煤价跌在采掘成本之下，每吨售价仅一元余，而矿井上堆积如山，销路停滞，真有全军覆没一败涂地的危险。同时张翼并嗾使御史摺参吾父滋生事端，引起外衅，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吾父锐气不减，亦因顺直人民坚持收回矿权，为交涉后盾，清廷亦不敢犯众怒。及袁世凯去直，陈夔龙继任，实际仍由吾父办理开平交涉事宜，因就以滦制开的主张。进而为备款赎回的建议，雇用律师再赴伦敦向英政府交涉，最后提出由国家担保发行债票赎回开平矿权。往复辩难，磋商半年，英商同意按一七八五英镑以七厘年息三十年还清的债票，交还矿产，上奏清廷。这时已到宣统年间、醇王为摄政王，张翼得势，从中阻挠，拒绝担保，反出难题，饬令滦矿加招商股，自发债票，徐图收开之计。在当时滦矿经济情况已到破产边缘，曾经为维持业务拟发行债票一百五十万元以资周转，亦为开平所破坏，更无馀力可以筹款赎矿矣。故此项主张等于空谈，这个形势如果继续下去，滦矿挤跨，开平更可猖狂，不但原有矿权无收回之日，而开平更可无限制地扩大开采矣。但当时英商方面亦鉴于滦矿的坚纫，民气的沸腾，遂改变战略，提出联合方案。最初主张两公司完全合并，吾父认为原议收回开平，现在纵不可能，亦不能将滦矿断送，因提出各自独立，分产合销，利用开平运输之便利，解决滦矿之销售问题。但英商目的为了解决该国船舶及远东各事业之煤炭供应问题，必须掌握煤炭生产，坚持合并，最后折衷为组织联合管理局，管理权联合，但所有权仍各自独立，矿区矿权划分。当时财产价值，开平远在滦矿之上，但蕴藏潜力以滦矿为富，在盈馀支配上，几经折冲最后订为三十万英镑以内，开六滦四，三十万以外或总局兴办新事业，另开新矿井，或则开滦彼此平分，并规定一切遵照中国矿章办理，由中国政府委派督办，但总局总理十年内由开平推荐。在当时滦矿以一商业机构，政府既不支持，反而多方阻挠；而开平在英帝国主义全力支持下，志在必得，遂不得不造成此屈辱局面。但是合同中最重要的规定十年之后滦矿公司有权将开平公司之全部产业由两造商定公道价格购回，因此将收回开平的交涉推迟到十年以后。仍留有未来的一线曙光。但后来十年之期已届，而军阀混战，交通阻滞，工商困难，当时华商中兴等矿几濒破产，而开滦煤通过京奉线由秦皇岛装船，畅运无阻，滦矿股东竟以托庇英商为得计，无人再提收回之议矣。联合初期，吾父对十年收回，尚抱宏愿，故经过股东会议决议，股息不得超过二元四角（每股十五元合一分六厘），盈馀超过之数，作为积累，提作新事业积金，发给存摺以举办新事业，厚集资力，为赎回开平的准备。后来筹备唐山卫辉华新纱厂、耀华玻璃公司，皆赖此款挹注，但始终未作赎矿之用也。及至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陈公博担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为了贪图矿税之增加（计矿区税二十万元，又矿产税从一百一十万改为一百七十万元，共增收八十万元），竟将“联合”改为“合并”，于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用修改合同的方法，经实业部批准，将矿权执照发给开滦总局，虽然仍保留了随时可以收回开平之权利，但朝野上下，已无人提及收回矣。及至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太平洋战事发生，日本人对开滦实行军管，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大员实行劫收，开滦遂变为官僚资本机构矣。只有到解放之后，开滦煤矿，才回到人民怀抱，变成人民之事业，得到了空前未有之发展，面貌一新矣。
  总计开平煤矿之交涉，主要在清光绪、宣统时期（最后联合已入民国），主其事者虽名为直隶总督袁世凯和陈夔龙，但实际折冲其间者为吾父。庚子事变以后，英帝国主义挟积胜之余威，全力以赴，而清廷孱弱，唯恐生事，吾父在危疑震撼之中，力主创办滦州煤矿在开平卧榻之旁，无异捋虎须而批逆鳞，在以卵投石的情况下，几濒破产，而百计经营，坚持不懈，此中经过，固非易事。但以交涉而论，最初主张通过外交法律，无代价收回主权，及至伦敦败诉，专靠经济竞争，自办新矿，以滦制开，继而提出发行债票以滦收开，最后一事无成，转而入於开滦联合保持股东利益，这就说明资产阶级之软弱性，没有革命意志，宁为瓦全，不为玉碎到了山穷水尽之时。在斗争失败和妥协图存两条道路中，就选择妥协的道路，当联合合同签字后，众议推吾父为督办，吾父不肯，请派袁世凯之子袁克定为督办，施肇祥为协理。吾父于家中，厅事自悬一联曰：“孤忠要有天知我，万事当思后视今”。盖亦自觉其初愿未成，最后妥协难以见谅于世人也。
  启新水泥公司
  唐山洋灰公司原名唐山细棉土厂，创办于清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当时粤人唐廷枢奉派经营开平煤矿，同时由官商集股十万两开办洋灰厂，原料取之广东香山，初用开平煤船运至塘沽转厂，成本繁重，用立式砖窑，窑磨既小，造灰又不得法，销售数量有限，亏本不堪，于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停闭。至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吾父总办开平煤矿，因由开平垫款，就旧厂重行试办。延德技师昆德就唐山附近粘土灰石，悉心化验，觅得可造上等洋灰之原料。甫拟兴建，适值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进犯，开平矿务督办张翼趁吾父去职之际，委派津海关税务司德催琳为代理开平矿务局总办。既将开平煤款售归英商，复因垫款关系，吞并洋灰厂，幸卖契中有可以三个月通知收回的规定，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六）袁世凯督直，命吾父负责收回厂产，招股重办，经往返交涉，于该年七月收回，先由天津官银号借款开办，扩建新厂，嗣后招收股本一百万元，定名为启新洋灰公司，购地建新厂于旧厂之东，因向丹麦斯密司厂购新式旋转钢窑与钢磨，年可出洋灰十八万桶，加以老厂原有旧机制灰。共计每年可出二十三、四万桶，行销全国。当时各铁路矿山均用启新灰，嗣后历年扩充，先于宣统二年（一九一〇）添购丹国窑磨、锅炉、蒸气发电机等，每年产灰四十三万桶，及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再度扩充，添购新式窑磨，并建厂房，每年产灰八十六万桶，至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新厂建设完成，共分甲、乙、丙、丁四厂，年可出灰一百五十万桶，嗣后历年扩充，改良设备，既利用窑后余热装废锅炉，又设吸尘器以吸收飞扬之灰尘，设自动装袋机以代替人工，并扩建机器厂，设电气炼钢炉，拟自制钢磨。当时我国水泥工业，除广东之士敏土厂了无成绩，早经停产外，惟湖北大冶有浙人陈定夷所办之水泥厂，以成绩不良，营业亏累，负债不支，几乎为日商吞并，结果由启新委托银行贷款管理，统一经营，但债权人并无意为债务人积累资金，清偿积欠，遂令本息愈陷愈深，结果为启新所吞并。盖自启新开办十余年来，全国铁道港湾及公私建筑用灰，均由启新供应，马牌洋灰几于独占市场。大连日商小野田灰，香港英商青州牌灰，亦不能与马牌抗衡，可谓极盛时代（当时日灰在东北占相当势力，而上海租界工部局则偏袒英灰）。及至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刘鸿生在上海所办上海水泥厂开始出灰，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姚锡舟创办中国水泥公司于南京龙潭，原来规模甚小，于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购进无锡太湖水泥公司已买未建之德国机器，因开始了三雄鼎足之剧烈竞争，相互跌价倾销。当时启新基础较厚，又有和开滦签订长期廉价供应煤炭之合同，上海销售量较大，长江水运便利，中国水泥厂在南京附近，石料便利，但在江浙战争中迭受摧残，故在洋灰市场方面，仍由启新执牛耳。后来三方协商联营，规定比例，瓜分市场，亦即卡特尔、康采恩的方式。当时启新设四个分所，在上海曰南所，管理华南销售事宜；在天津曰北所，管理华北销售事宜；在沈阳曰东所管理东北销售事宜；在武汉曰西所管理西南销售事宜。各埠设经销处，但仍以长江下游未设生产据点为憾事。时吾父早退休，因由陈范有、王涛等负责于南京栖霞山建江南水泥公司，由启新投资一部分，发生连锁关系，向丹麦斯密司厂订购机器，安装甫竣。而中日战争发生，遂至停置，嗣后日本占领南京，将该厂机器拆迁山东张店开设铝厂。胜利后几经交涉，始终未能收回，赖该厂董事长颜惠庆之力，与善后救济总署协商取得美机两套，重行装备起来。此外在中日战争时期，大冶水泥厂拆迁湖北辰谿，与政府资源委员会合作，为华新水泥公司，并在昆明设厂。于胜利之后，大冶厂购机器扩大生产，主要资本则来源于资源委员会，变为官僚资本之附属品矣。
  吾父生平笃信实业救国之主张，在群众中曾以发展工业为号召，当时所经营的企业，如启新和大冶水泥厂，由于展开业务竞争，避免了使日本资本主义侵入中国水泥界。
  华新纺织公司的盛衰与华北棉业的成败
  华新纺织公司创办于民国四年（一九一五）第一次欧战时期，当时计划甚大，拟在直鲁豫三省设厂，资本一千万元，官股四成，商股六成，股本年息八厘，请政府保息五年（八厘系固定的官息至盈余较多之年另分红利）。第一次官商股各筹四分之一，官股系由长芦盐商应还大清银行旧欠一项指拨，商股则由灰矿集团与北洋军阀官僚投资。第一厂设在天津，向美商慎昌洋行订购美国沙可老尔厂机器二万五千锭，当时天津除有地方官办的模范纱厂仅五千锭陈旧机器外，别无他厂；在上海方面，趁欧战时机，棉纺织业已经风起云涌，而北方尚无动静。自华新开其先河，而后倪幼丹氏之裕元纱厂，王克敏氏之裕大纱厂、刘柏森氏之宝成纱厂，天津八大纱号合办之北洋纱厂，先后继起。同时由曹锟、曹锐投资改组模范厂为恒源纱厂，遂奠定了天津棉纺织业之基础。当时华新为官督商办，由袁政府派吾叔周学辉（实之）为督办，但因机器迟到，建筑延期，吾父既已去财政部，遂有人欲攘为官有（浙人陶兰泉运动财政部将委为督办），股东得讯，星夜集会，议决醵资将官股退回，完全改为商办，取消督办，由吾父邀无锡人杨寿枬（味云）分任总协理，共同主持。杨家办无锡业勤纱厂，因招无锡匠工来漏夜安装，短期内完成开工生产，获利甚厚。最初采用包工缴办法，由无锡人殷廷良包办，每件纱规定付工缴若干元，至工资多少，用料省费不问也，所谓剥削之中又有剥削，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在当时花贱纱贵，股东盈余甚厚，遂筹办第二厂于青岛。盖自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吾父侍吾祖于青岛，曾买进德国贵族所办的缫丝厂旧址于沧口，德人经营失败，机器房屋犹存。吾父买入之后，拟改建纱厂，向德商瑞记洋行买英国爱色利斯厂机器五千锭未到而欧战起，因弃厂离青。日人占青岛后，英商和记洋行强占该厂，招募华工赴欧洲，几经交涉，始获收回，因作为华新第二厂，将厂产作价三十万元，另招现金凑足一百二十万元，订购美国怀丁厂机器，初为一万五千锭，又续增五千锭。查创议之始，青岛无纺织工业，及因厂址交涉，迁延岁月，日商内外棉纱厂遂得捷足先登，为青岛第一个开工的纱厂。但当时竞争尚不尖锐，及至四方的大康、隆兴纱厂、沧口的公大，富士、宝来纱厂先后成立，已将华新包围；数年之后又有水清沟的丰田纱厂、上海纱厂和沧口北端的同兴纱厂，遂使华新以一敌九矣。在欧战停止以前，纱厂是繁荣时代，资本家追求利润，遂不顾资力，盲目扩充。华新第二厂尚未建成，即同时筹备第三厂于唐山，第四厂于卫辉（河南汲县）·均订英国赫直林敦厂机器各一万二千锭。当时英机受德国潜水艇影响，久运不到，又以一万二千锭规模太小，遂决议将英机全并归唐山厂为二万四千锭，另将原拟兴办模范厂的美国文素厂机器一万锭，并再加订一万锭拨归卫厂，因此原在临清所买厂址遂作放弃，当时欧战已停，外汇与机价起了剧烈变化，在欧战时期，机价贵而汇价贱，每万锭全套纺纱机器约美金四十余万元，但美金每元合华币仅七角余，欧战既停，汇价逐步上升一二倍，机价则跌去一半，上海许多纱厂如聂云台氏的大中华纱厂、王正廷的华丰纱厂，均因外汇未结，遂至失败，华新亦受此影响，唐、卫两厂均有搁浅之势。当时四厂虽同属一总公司，但规定各计盈亏，互不牵涉。唐、卫两厂虽有启新、滦矿的投资，有滦矿新事业存摺的基金挹注，仍无法解决困难，遂联合组织了唐卫厂管理处，仍由吾父统筹调拨，唐厂得以提前开工，卫厂则最后仰赖银行接济，发行月息一分二厘（百分之十四点四）的公司债一百八十万元，以全厂财产作抵，由中国实业银行担保还本付息，经金城、中南等银行包销。当时吾父丁忧南下，余实在津奔走，是余和银行界接触发行证券的第一次尝试。当时一般银行均靠北洋政府财政部发行的公债库券重利盘剥，真正投资包销公司债尚属创举（启新公司亦曾发行公司债但不是银行包销的）。时欧战早已停止，纱厂极不景气，津青两厂均入困境，但唐、卫两厂因产棉销纱地点优胜，故年年盈余，公司债如数还清，但就华新公司总的说，已走下坡路，因于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经过协商，四厂分家，各自独立，取消总公司的注册。嗣后命运各有不同，但最后随着国势变迁，同归于尽，其情况大致如下：
  首先是唐山华新纱厂在殷汝耕冀东政府统治之下，受日、伪双层压迫，而北戴河为日商走私集中地点，大批纱布随意卸运，唐厂遂无意竞争，最后经当地势力指定与日商东洋纺绩株式会社合作，改为中日合办。其后天津华新纱厂亦因亏赔不堪，股东内部意见分歧，急于脱手，于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八月以一百二十万元售于日本钟渊纺绩株式会社。当时裕元纱厂已于同年先售归钟渊矣，至裕大纱厂因原欠日本债款，故在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即为日本东洋拓殖会社接办，宝成纱厂亦于同年由债权人东亚兴业会社拍卖归日商购去，仅余北洋、恒源两纱厂，由金城、中南两银行组织通成公司，将北洋收买，恒源改为债权人管理，至此天津纺织业遂成为日商所控制。查日本对中国棉纺织业的侵略，除大连有内外棉等少数纱厂外，主要集中在上海，第二个中心地区则为青岛至天津地区。自华新等厂创办以来，原为华商清一色之局面，但在“七·七”事变以前，已风云变色矣。至青岛日商纱锭绝对数字，虽不如上海之多，但以中日纱锭比例计算，则日商占绝对优势，竞争压迫之剧可以想象。但青岛华新苦撑十余年，赖各方支持，幸免倾覆（详情另记）。至“七·七”事变起，余闻青岛在不守之列，因僦船装运一部分机器（计二万余锭合全厂五万锭之半数）至上海，原拟转重庆设厂，已与华西实业公司胡仲实签妥合作契约，因南京失守，运道中梗，遂改计在上海租界建信和纱厂，当时已将青岛厂产作契约售予与余有关的美商中华平安公司，悬美国旗以抗日寇。及日军入青岛，将平安公司华经理顾志恒扣押敌宪兵队，并由天津日领事向平安公司美人爱温斯交涉，最后将青厂售归日商宝来纱厂，顾始获释，余以售价清偿北方股东款项，将余家及亲友所得，南调至上海投资信和纱厂，自命为复兴旧业，实际断送了青岛的中国纱厂。最后卫辉华新纱厂在日寇进占河南之后，亦被迫与日商合作，至此华新事业，遂了无子遗矣。直至抗战胜利后，青岛、卫辉二厂通过国民党政府赎回，而天津、唐山二厂迄无结果。语曰：覆巢之下无完卵。国祚已将倾覆，私人事业当然不能保持，此固常理。但当时不应接受日寇的血腥钱，断送本国的企业，这是应当痛切反省的。
  华北灰矿财团的盛衰
  所谓华北灰矿财团，最初本无定形的组织，只是启新、滦矿两公司的主要股东，盖两公司虽有北洋官银号的投资，但主要仍靠发行股票吸收私人资本，当清末民初之际，南方事业发行股票者，如汉冶萍、如招商局，均以内部腐败股东吃亏，故股票不受欢迎，而以证券流通活跃论，反以天津灰矿股票为先进。后来北洋军阀专政，财富集中于官僚军阀之手，如徐世昌、田中玉、陈光远等遂参加投资于灰矿事业以及后来所创办的华新纱厂。当时灰矿业务发达，资金充裕，天津一般华商银行均奔走灰矿之门吸收存款；同时滦矿新事业基金亦积有巨数，故创办耀华玻璃公司，投资华新纱厂，事业既多，于是核心人物组织兴华资本团，一方面控制旧有企业的股权（每次股东会选举前均集中股权操纵投票），一方面投资新事业。但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纱厂不景气到来之后，灰矿财团已经捉襟见肘，华新卫厂的建设，实赖发公司债，由金城等银行包销。及至“七·七”事变以后，灰矿财团已经散板，但余在沪创办信和纱厂与久安各事业，一部分资金来源，仍靠华北亲友资金南移，故有人认为上海久安集团为天津灰矿系统的第二代云。及至胜利后，为了江南水泥公司的复兴，启新竟无能为力，不得不与上海纺织界资本家合作。盖总而言之，华北灰矿财团事业的膨胀，超过于资金的积累，遂终成为强弩之末，而所谓资本团亦无形消灭矣。
  吾父初办北洋实业时，共事最早的为皖人孙多森（荫庭），曾任劝业道，后来创办中学银行，上海阜丰面粉厂，独树一帜矣。但孙姓仍为灰矿大股东。其后来在华北的代表人物为孙多钰（章甫）。在清盐商为较大的资本家，天津李姓为巨族，李颂臣、李益臣等遂以大盐商身份参加灰矿差事部。河南人王锡彤（筱汀）为袁世凯账房，代表袁的投资，为启新协理。河北人李士鉴（希明）为庚子前启新翻译。皖人陈惟壬（一甫）曾在银元局、官银号为吾父助手，分任启新工厂与天津事务所经理。李、陈本非富有，但历年积累从剥削致富。此外河北人李士伟（伯芝）曾留日学经济，受知于吾父为智囊，曾参与开滦联合谈判；湖北人卢本斋在直办学政，均为灰矿公司的重要股东。这些都是北洋各企业初期的中心人物。至后期则以吾父任财政总长，曾援皖人龚心湛（仙洲）为次长，无锡人杨寿栴（味云）任山东财政厅长，因于创办华新纱厂时邀杨共事办中国实业银行，建成后，举龚自代。盖在段祺瑞执政时代，龚任国务总理，与北洋军阀相结合，故大陆银行、启新公司、中国实业银
  行、永宁保险公司等均拥龚为首，利用其资望。但龚本身资力有限，各事业亦非所自创，吾父退休，遂为灰矿团体的领袖，名义上为吾父的继承人耳。至吾父后期事业的资金，则以北洋军阀官僚为主要来源，盖当时裕元纱厂之倪幼丹（安徽督军倪嗣冲之子），恒源纱厂之曹锟、曹锐、边守靖（时曹锐为河北省长、边为省议会议长），裕大纱厂之王克敏、吴影昌，尽官僚军阀也，所谓民族资本，仍离不了民脂民膏。
  吾父在粤、皖系之争中
  吾女叔贞著有《周止庵先生别传》，叙述洪宪帝制运动起因很详，当时吾在北京从吾父财政部任中，得悉内幕。别传中所记颇翔实，兹起录于下，亦当时的史料也。
  “吾祖平日治事，一意为公，无党派之分。然当项城任总统时，有所谓皖系粤系者，以粤系论则为当日盛传之交通系，以粤人梁士诒燕孙为领袖，而以叶恭绰、叶誉虎等佐之，其大本营为铁路、税务与交通银行，戊通公司等。至所谓皖系者，并无具体组织，特以皖人杨士琦杏城任政事堂左丞，足智多谋，俨为其主，以吾祖秉性耿介，不畏强御，故思挟以为重。吾祖之再长财政，本无出山之意，方避寿他去，杨亲赍总统命，入室搜索，拟强起任职，时杨与梁同得项城信任而互不相下，遂伺隙相攻讦。津浦路局为交通系筹款之源收入巨，用人多藉以培植实力，弊端日著，舆论哗然，遂由肃政史王瑚、蔡宝善赴津浦路密查，罗列十大罪状，由都肃政史庄蕴宽具呈严参，时王瑚以廉劲著称，所列当不虚，因此更涉及京汉、京绥、沪宁、正太四路，所谓轰动一时的五路大参案也。于是交通次长叶誉虎及津浦路局长赵庆华等均停职；同时财政次长兼盐务署长张弧虽为吾祖僚佐，而倾向于梁，阴为呼应，阻挠盐政，遂为吾祖所纠参，奉令发往四川（陈宦字二庵处）效力。一时粤系惶然，密议对策，思所以转移局势，非出奇不能制胜，因与项城子袁克定相结纳为帝制之议，由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顾鳌、薛大可等发起筹安会，建议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於中国。通电各省军民长官，嗣遂宣言主张君主立宪，复利用西人古德诺赞助之，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梁首署名。时梁在税务处，因以帝制筹饷自任，并起用粤人革职上海道蔡乃煌充江苏、江西、广东禁烟特派员，以港沪海关存有印土六千箱，因藉寓禁於徵之词，拟徵收报效每箱四千五百元，预计可得巨款二千万元，作为帝制经费。吾观梁年谱中，明载由彼会同内务总长朱启钤呈请特派员办理禁烟事宜，则蔡乃煌之任命及其以后之烟膏专卖，招商垫款等办法，皆当日秘密建议以挽当局欢心，乃竟饰辞为吾祖之意，实则吾祖之总财政，以盐务田赋为主体，至于洋烟则属於内务部之事，蔡之见委吾祖并未会衔，此事不辩自明。至梁年谱中明谓“外间不察，有疑蔡乃煌之禁烟等款为先生所主持者，则欲盖弥彰矣。至梁既以帝制逢迎项城，而吾祖遂以异议失欢，迁居北海濠濮间，几同软禁，终至去官。……当时阁僚中反对帝制者为吾祖与陆军总长段祺瑞，皆皖人也，然杨杏城为固宠计，竟依违附和於其间，因以知吾祖本无党无派之旨，行其心之所安，固未尝惟杨之马首是瞻也。”
  以上是吾女所记，查吾父任财政总长时，梁士诒任全国税务督办，朱启钤任内务总长，朱虽贵州人而属于粤系，对帝制最热中，曾担任大典筹备处事宜，故蔡乃煌之任命由梁朱会衔，而吾父不与，吾父总财政不担负帝制筹款，而仰赖于烟土报效之款，此中亦说明双方主张不同，实反映出派系之争。筹安会初成立时，吾父于进见时询袁意旨，袁尚矢口否认，及至后来竟避而不谈，吾父既作谏阻，遂相疏远矣。当叶誉虎、张弧之被参也，北京日报引唐诗永之曰：“圣代即今多雨露，暂时分手莫踟躇”，盖知其不安于失败将捲土重来也，而孰知其竟将国本为孤注以恢复其派系势力，其所谓一切不顾矣。
  在袁世凯统治时期，皖粤系之争，主要在财政方面。所谓皖系与后来北洋军阀中皖直系之争以段琪瑞为首之皖系，并非一事。当时皖系既无具体组织，故吾父及杨士琦退出政治舞台，皖系遂不存在，而粤系则自梁士诒的交通系，后来转为叶恭绰的新交通系，一脉相承，在交通界势力颇大。
  吾父主财政，固非专援用皖人，如次长张寿墉江苏人，相处甚久，所赏拔之纽传善为江西人，杨寿枬为江苏人（先作同事后结姻娅），皆非皖人也。
  求田问舍
  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社会意识形态，但在新旧社会递嬗之际，人们之思想意识，遂不能不新旧思想杂揉，互相矛盾的存在着。吾父是在封建社会之末期，具有资本主义之激进思想，但是封建意识依然浓厚存在，而在晚年尤有压倒之势。即就资生之道而论，我家是以投资工矿企业剥削剩余价值为主要生活来源，但吾父平日教我们也常引用桐城张文端聪训斋语“守田者不饥”的教诲。所谓守田，并不是躬耕，而是实行封建制度的剥削。吾家至德多山岭，田不成片，故只购置祭田，为周济族人贫困之用，吾祖创乐济会为家乡慈善之用，在芜湖万春圩买田二千亩作为基金，在清室未亡时，地方官代为上奏，博得对先辈旌典封诰，此虽有为而为，尚属于善举一类。至于在宣城所置田产以及淮城三星庄田产、胶州瓦邱堡田产，则原为子孙之计矣。不过事实上连年兵燹，水旱为灾，入不敷出，尤以吾父曾受友人龚景张怂恿，售出开平煤矿股票，买进东葛汤泉处田产，结果赔累不堪，最后将土地无代价送请龚处理，故余幼时曾戏言“守田者必饥”，盖至我辈始肯定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不愿再靠地租生活。在吾父固以企业起家，但对于子孙永久之计，仍不能忘情于田地，故在北京玉泉山置稻田，作为北方祠堂产业，每年收租稻米，分给各房子弟食用，盖已感觉到工商界不能掌握自己命运，认为企业失败后，仍有田地可以解决吃饭问题，其用心亦良苦矣。我个人虽不以守田为念，但因亲戚中有借款抵债者，曾将贵池田产相让，因此亦曾收取地租，对封建剥削的罪恶，个人亦固有份也。
  除了工矿企业之外，我家投资对象较多者为房产，虽没有集中在一个城市购置大片房地，但在北京、天津、大连、青岛、济南、南京、芜湖、上海等处，均曾有舍，自认为东西南北之人。盖自资本主义兴起，城市畸形发展，土地价格暴涨，遂成为致富的捷径。有资本家孙多钰曾语余，彼渡美留学时，日本维新未久，三井财阀主持人与彼同舟，曾漫谈发财要诀，郑重告孙曰：“最速之捷径是城市地产，市中心区一涨数十倍，不费吹灰之力，比工商业利市三倍，相去远矣。”并云，“日本财阀，有许多靠地产起家。”因此说明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土地之投资和投机，遂成一种发财捷径，实际为剥削阶级瓜分剥削价值之一种特殊方式耳。但我家对房地产投资经营并不得法，得不偿失，吾伯父学铭曾办久大地产公司投资浦口地产，身后负债累累，赖吾父为之清理，将自置吴淞蕴藻浜地产售出为之偿债。又吾父曾听西友庆世理之劝在加拿大购地一丘，结果既无收入，徒付捐税，最后托庆跌价售出，则当时投资地产已超越国境矣。
  中国封建士大夫在功名成就之后，往往寄情园林，修治亭榭，所谓洛阳名园，平泉花木、史不绝书，实际统治阶级之享受，皆劳动人民之汗血也。吾父平日自奉甚约，独好游览山水，建置别墅，曾在北戴河西山造趣园，有养沅书屋、楼外楼、一叶舟诸景，并亲自监工仿倪云林狮子林式样造假山石；又当北京香山静宜园放租时，僦建松云别墅，在财政总长日，每周休必至香山小住；甚至在无锡观太湖之胜，因此管舍山买地一方，未及兴建；在崂山则租用大崂观道士之地建“对华小筑”三楹，从抗战起弃去。至余亦沾染余习，在“七·七”事变前曾于青岛佛耳崖构果园，筑屋建亭，作为公余休憩之用，并嘱长女伯嫌为之记，邀友人歌咏其事，曾自许五十归田，优游泉石，以乐余生。其实世事逼人，孳孳为利，固从未践松桂之约。
  二、个人经历
  余自弱冠入世以来，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二十岁至四十岁为守成兼创业时期；第二阶段四十岁至五十岁为发展时期；五十岁以后则进入为新中国的建设服务时期矣。盖余幼年体弱，曾在崂山养病，故兄弟入学校，余独向隅，每以此向家长争取，及至迁居北京，始延爱尔兰人道尔顿学英语。初拟学文学哲学，固不屑于经商服贾也。吾父办青岛华新纱厂，倩余作舌人与西商订机器，遂抛书卷、入工厂，从吾父经营资本主义企业。其初吾父任专务董事，吾堂兄叔韬任常务董事，嗣叔韬主天津唐山华新纱厂，余遂任常务董事，主持厂务。青厂在日商纱厂包围之中，虽曰守成事业，但为了应付竞争局面，逐年创造新部门，如合股线厂、织布厂、染色印花厂以至推厂植棉设轧花厂，虽以围绕纺纱厂为中心，而实际艰难缔造与创业同其辛苦，但个人既不参加劳动，其实仍是资本增殖扩大剥削耳。四十之年，值“七·七”事变，移机南下，自顾覆巢之下无完卵，但雄心不死，在上海租界内设信和纱厂、信孚印染厂、信义机器厂。太平洋战起，日军进入租界，又遭一度挫折，但个人不甘寂寞，思保存实力，以便将来重整旗鼓。遂延颜惠庆为久安实业公司董事长，通过伪证券交易所，吸收游资，发展许多附属事业，从此专务虚业。胜利以后又创办新安电机厂、新业制酸厂、新成电器厂（后改为仪表厂），并赎回青岛华新纱厂，资力已成强弩之末，而企业盲目发展，当时自命为久安集团，走上垄断资产阶级的宝座矣。后来资产日就困难，机构臃肿庞大，随时有搁浅之虞。首先走上困难道路者为上海信和纱厂，后则为青岛华新纱厂，此两厂为余有关事业之重点，但余不能从全盘规划，反想侥幸投机，由上海迁移五千个纱锭到郑州，以为地区差价，可图厚利。结果厂小费重，沪、郑两败俱伤，幸赖政府照顾，公私合营，解决困难。在棉纺织业中，信和为老合营厂，过去亦曾以此自负，但实际并不是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争取改造，而是丢包袱思想，实际在解放后新民主主义时代，个人仍有发展资本主义之愿望，不仅对新业制酸厂在拮据经营中不忘扩充，尤其对新安电机厂抱有无限雄心，与负责人孙鼎抵掌畅谈欲执电机界牛耳，极力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并向天津设分厂，曾希望更向西北西南发展，将来造成连锁工厂。“五反”中受到深刻教育，认识到，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之政策是限制、利用、改造。而工商界为了掌握自己命运，也必须接受改造。回顾过去，虽然在顺风时机得意忘形，盲目发展，但由于资本主义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使我终日处在惊涛骇浪之中。尤其是在反动政权下，三座大山压迫，个人竭智尽能，也只能在夹缝中图生存。许多工厂不能正常生产，而美国消费品充斥市场，如果解放再延迟数年。个人有关企业亦将全部垮台。早已走上破产的道路矣。解放之后，经济恢复，显示了党的方针政策之正确。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信和纱厂、华新纱厂合营以后，四马分肥，有利可图，过去多年不分股利，一旦合营分息，股东皆大欢喜，我个人亦免却终日惶惶张罗款项。故在全行业合营高潮中，我上海其它企业，首先走上合营道路，是在欢欣鼓舞的情绪下进行的。所以在经济方面，可以说不太勉强地接受改造。但是在政治思想方面，则完全原封未动，错误地认为企业合营，生产资料交出，就万事大吉了。我曾说，如果华新改换国营招牌，个人放弃定息，就是工人阶级一分子了，而没有认识到个人的政治立场向题，因此平日思想言行，亦尝有与社会主义不符之处。
  青岛华新纱厂和日商纱厂的竞争
  青岛华新纱厂，在日商包围之中，以一敌九，相持近二十年。其所以支持不败者，主要是由于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对中外纱厂区别对待。一九二六年青岛日本纱厂大罢工，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当时华新纱厂始终未受波及。我个人尚自命为管理得法，劳资合作，实际为党的政策照顾也。后来抵制日货，由于人民爱国热情之激发，内中也有党的领导，但在华新纱厂方面，认为机会到来，高抬市价，从中渔利，作为发财之时机。工人在日厂工作，遭受残酷压迫，因而曾千方百计与之斗争，华新纱厂得以在夹缝中生存，此为主要原因。但是在经营管理方面也确起辅助作用，兹就回忆所及，略加叙述如下：
  1.在原料方面，日商以美、印棉为主，所用华棉假手花行以济南、张店为聚散地，价贵而质劣。华新则深入棉区，在鲁西之临清，鲁北之滨县，设庄挂枰，自收自运。盖当日山东产棉区，鲁西为临清、高唐、夏津等县，以临清为集中地点；鲁北为滨县、蒲台、利津，惠民等县，以滨县为集中地点。除以上各县外，所有齐东、邹平等地的棉花，亦直接和华新议价买卖。至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余主办青岛工商学会，由华新出资合作在高密设改良棉场，引用绒质优良的斯字棉，遂设轧花厂，组生产合作社，得纺制四十二支以上棉纱原料的供应基地，故掌握价廉质优的原棉。
  2.在产品方面，注重细支纱线，并以多种多样的新产品竞销。盖日商资本雄厚，为了工作便利，所纺纱支经年不变，而华新则随市场而变化。首先着重三十二支以上的细纱（当时农民用纱较粗，最初销十六支纱，后来以二十支为大宗），故最初纺三十二支者仅有内外棉的银月牌与华新的松鹿牌两种。后来华新试纺股线，除织布用的四十二支双股外，有缝纫和织带用的四十二支三股和二十支三股，后来又研究试制二十支六股、三十二支六股，为烟台、栖霞等地织花边之用。这些产品销量小而利润厚，日厂既不屑做，遂为华新所独占。嗣后遂又添织布厂、印染厂，大量生产平布、色布、在青岛为唯一之纺织印染全能厂。当时日商纱厂有织无染，日商只有瑞丰染厂一家，与纱厂无关。后来华商阳本印染厂成立，当时拥有印花设备者，只有此三家，而只有华新能自织胚布，除品种问题以外，则销鲁地点也别开生面。当日华新三十二支纱，以广帮销畅最大，因在上海设办事处，经营运销；至平布、色布则远至西安等处，均派人设庄。盖日厂假手于东棉、日信等洋行者，华新悉自行创设机构，直接经营，锐意竞争。
  3.设备方面不断的研究改良，在数量上从二万锭逐步扩充至五万锭。曾经采用细纱大牵伸改造完成，前纺有余力，因在不增添房屋及前纺设备的情况下，增加细纱机八千锭。在改纺细支纱线时，向英国买精梳机全套，并因余赴国外游历，买得德制、法制烧毛机各一台，试制六十支精梳烧毛双股线，作针织之用。盖余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环游世界，考察纺织印染，历观各机器制造厂，选购织布印染等机器，回国后先后创办织布厂、印染厂，在“七·七”事变前一年，甫告完成，方在积极发展中，而国难起矣。
  4.生产管理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纱厂甫得到发展，仍多沿用旧有的机匠、工头管厂制，试纱室调换轻重牙轮等均掌握于机匠之手，南方有所谓“宕官者”（即女工头），各人掌握一批女工，剥削之惨等于日本的包身工。华北方面，在天津华新初办时，有无锡工人、彰德工人两帮（由彰德广益纱厂转津的多系男工，无锡则为女工），后来始培训当地工人；至青岛华新纱厂，则自开始时即以培训当地工人为
  主。当时日厂以人事科权柄为大，负责进退工人；华新不采用人事科，只有查工处，计算工资而已，管理大权操于工务长工程师之手，重用技术人才，但其下为领班、为把头，对工人的压迫统治固不减也。华新所特殊者为学徒制，盖因张宗昌督鲁时，对农民残酷压榨，民不聊生，又值水旱为灾，华新因就临清、利津两方面招募学徒若干人，当时号称为发展平民生计，而到厂后则受残酷压迫，超经济剥削，实一部酸辛史也。当时所谓艺徒管理处，有无上权威，艺徒上下班派厂警押送，回宿舍后，门禁森严，不得越雷池一步，犯过者审讯禁闭，私设公堂，种种罪行，余固充耳不闻，亦明知固昧耳。后来延关锡斌（参加革命后改名管易文）来任人事科长，始予以改善，建大楼两所，为学徒宿舍。当时对拉拢一部分工人亦颇费心机，除办华新小学校教育工人子弟，设幼儿园（当时定名为怀幼院）培育儿童外，并对职工补习学校特别重视，经常上课者数百人，初级班学文化，高级班学技术，由高级班毕业的工人提升为职员者若干人。至于生产管理方面，经常召集技术人员会议拟定标准工作法，用人定员标准，用料定量标准，严格记录执行，经常检查修正。经常采取他厂管理法的长处加以改进，经常派人出外参观学习，故当时以生产管理论，无锡的庆丰纱厂、青岛的华新纱厂，在同业中号称先进。
  5.资金方面，在华新创办时，正值灰矿（启新洋灰、滦州煤矿）资金充裕之时，故曾附设惠通银号于天津，为调剂金融机构，以灰矿存款转贷华新。后来取消银号，改由北方有关企业合办华新银行，并设分行于上海，当时与中国实业银行相依傍。后来又取消华新银行，改设久安信托公司于天津，故青厂历年之扩充和改良设备，以及向内地采购原料，均赖自有银行机构为资金上的调剂。至于每年利润在积累和分配之间，亦偏重积累，有时仅分股息二厘。余为了保持实力和日厂斗争，不得不向股东百般说服，此为当时的大体情况也。
  余回思当时同业中，就管理方面论，虽公认青岛华新纱厂在纺织界属于先进一流，但实际上内幕腐化亦所难免。一部分受资本主义思想腐蚀之职员沾染旧社会贪污之风，不但积弊难除，而生活方面亦走上腐化道路。余曾号召组织勤俭进德会，拟订章程，亦等于具文。但在公私合营后，同样人员竟能弊绝风清，人人自励，因思在资本主义经营时代，资本家既为了自己的资本增殖，追求利润，则从业人员有的亦唯利是图，上下争利，固不足怪。
  青島华新纱厂抗战前大事记
  青岛华新纱厂创办及今四十年，但沦陷时期中断，故抗战以前与胜利以后截然划为两节。自胜利以来，账册俱在，有案可稽，兹不详述。至于抗战以前，则于播迁之际，将所有图表、账册、档案，尽行焚毁，以免为敌人所得，至今已无复可考矣。幸于败簏中觅得二十年大事记与账表各一纸，可见梗概，兹趋录于下，亦缀拾于煨烬之余耳。
  大事记（历届增机要略）
  “民国八年向上海美兴公司购美国怀丁式纺织机全副一万四千六百八十八锭，价美金五十三万一千元。
  民国九年向上海美兴公司加购美国怀丁式纺纱机四千五百锭，价美金十四万八千零三十元。
  民国十年向上海华昌贸易公司加购美国文素式纺纱机一万一千九百六十八锭（纺细支纱）价美金二十九万五千二百零三元。
  民国十五年加合股线机两部，以资调剂营业，先作试办性质。
  民国十六年加合股线机十部，并筒机五部，精梳机六部，并卷机一部，纺四十二支以上及六十支等各项细纱线机价折华币十一万六千九百元。
  民国十七年又添怀丁式细纱机五部，共一千九百二十锭，价美金一万余元。
  民国二十一年改大牵伸后，粗纱有余，又向上海信昌洋行添购英国斯迈雷式细纱机二十三部共计八千八百三十二锭，价七千八百四十三英镑。
  民国二十三年因陆续添购线机十余部，出线日多，因加办法国烧毛机一部，纺六十支烧毛纱线，机价法郎四万二千余，嗣又添德国烧毛机一部。
  民国二十三年又添斯迈雷式大牵伸细纱机六部共二千三百零四锭，机价二千四百英镑。
  民国二十四年办布厂购布机二百五十台织十二磅细布哔叽斜纹等，机价八千四百英镑，又筹办蔡家庄轧花厂，推广植棉。
  民国二十五年添布机二百五十台，为日本远三十式自动布机。
  民国二十五年办染厂，向德国、日本购进洗布机、丝光机、压光机、安尼林机，并向上海源兴昌、兴鸿昌等厂订制煮罐染槽烘干机等，开始漂染阴丹士林及各种色布、白布。
  民国二十六年春添印花机及一切附属设备（自设雕刻间，刻制铜花筒），出产印花哔叽贡呢等。
  （附注） “查本厂创办之际，当地仅一家纱厂，既无营业竞争之苦，故市价常比他处为高，营业颇感顺利，股息红利甚优。嗣后各外厂勃兴，如雨后春笋，财力丰富，锭数加多，本厂规模既小，夹处其中，营业困难，远非局外人所能预测，故民国十三年度竟无余利可分。嗣后研究翻新花样，改纺细纱股线，于十三年首先试办二部，不敢遽作大量投资，嗣经研究成功，遂于十六年正式添办线厂，纺销细货。但嗣后各厂亦渐趋细纱，竞争较剧，故本厂顺应潮流，逐年进步，于民国二十一年改用大牵伸增加细纱八千余锭，减轻工费，营业复有起色，正红利分至一分。嗣后世界不景气潮流推及东亚，所有南北各纱厂均感亏赔，停工歇业者不计其数，本厂在此环境之中，苦心孤诣，筹划救济，遂由常务董事周志俊出国考察，首先添办烧毛机。归来之后，遂筹办布厂，俾纺织连锁相互补充，同时并提倡植棉，创办轧花厂，改良美种棉，颇见成效。至民国二十五年夏，筹建漂染印花厂，所有设备完全，在华北首屈一指，当时色布销路遍及南北，营业蒸蒸日上，预计此后苦尽甘来，登峰造极，可以安享成功，如力田之有秋矣！乃环境变迁，事出意外，念年之功，废于一旦矣。”
  以上的大事记，系“七·七”事变时青厂售出之后所作。当时综计历年设备的扩充，从一万四千余纱锭，逐年加之四万四千余纱锭，八千余线锭，五百台布机，全套漂染印花整理设备；在资金方面，从原来的一百二十万元扩充到股东二百七十万元，公积七十余万元，而股东正红利已发出二百三十九万余元，董监事同人酬劳四十万余元。其实历年所发股利，已超过原始资本，实际上股东早已收回所投资金矣。
  青岛华新纱厂的赎回
  青岛华新纱厂在沦陷时期售归美商中华平安公司，后被日本占领军强迫转售日商宝来纱厂。胜利后极思赎回，初上呈文于国民党政府的经济部长翁文灏、久无结果，因拟赴青岛查看。时水陆运道未通，独美军飞机自由飞行，余在天津通过新华银行经理俞君飞获乘美军飞机来青。既到青岛，各厂已先为国民党政府青岛市长李先良派人接收。有人劝余通过李的势力先行收回，造成既成事实，余虑其不妥，因赴美领事馆取得当日平安公司被迫出售的证明，盖当时国民党政权规定，凡被迫出售及售价不及原值一半的，可以申请赎回。当时平安公司美人樊克令建议余用陈纳德航空公司副理卫乐尔为平安公司协理，卫与宋子文交好，可以用美商名义取回华新，宋既媚美，以美商往，如探囊取物耳。但余念华新为吾父所创始，不愿变华商为洋商，当保存华新名义。因利用沈章甫、陈锦文夫妇奔走宋子文门下，以沈堂兄籁清为宋亲信，故宋之部属均重视沈，然犹十上南京，自夏徂秋，时更盛暑，往返陈述，最后始获批准。当时虽以情面为主，但上下打点，钱也花了不少。收回华新厂产计分两部分，华新原有部分按当日向平安出售价格国币一百七十万元，按当时汇价，折合美金502，164.0625元，再以赎回时外汇官价3，350元折合国民党法币1，682，249，609.00元，分四个月交清。至于日人增益部分，则由中纺公司敌伪产业处理局共同估价为国民党法币1，701，486，977.00元，于两年内分二十四个月付清。此案既定，余遂转赴青岛进行接收。盖在国民党法币逐步贬值的情况下，分期等于减价矣。然当时厂内原棉物料为中纺调运一空，其时一般工厂由敌伪产业处理局标售或批赎的如大陆烟厂、阳本印染厂等，均有大量的流动资产，而华新因在中纺公司之手遂只有房屋机器不动产而已，因而必须自筹大批资金，方能开工。因此决议招收新股，主要由余所经营上海各企业共同投资，遂使信和纱厂、信孚印染厂资金均受影响，而尤以信和为甚。后来信和经营困难，中途搁浅，禾始非受华新之累，余当时曾自谓华新收回，资金分散，是祸是福，殊不可知，然竟不肯开放股权，找人合作，盖平日门户之见较深，有财阀独占思想为害耳。当时既为资力所限，遂只能恢复纱布生产，而印染厂在解放前始终未能复工，在华新的生产上亦受了限制。至解放后始赖花纱布公司、百货公司的扶持，从包销到加工订货，始获全部恢复生产，并逐步得到发展。
  华新在沦陷时期，已将各散股东股本照票面由我家买回，但此次赎回以后，完璧归赵，喜出望外，因根据“七·七”事变前最后股东名册一律无代价予以恢复，并按票面升值三百倍，作为老股，另外发行票面股、溢价股两种。票面股为老股东权利，但可以自由转让，至溢价股则开放由新股东自由认购，实际溢价股由余分配给上海各有关企业认购，形同派销性质。
  抗战前在青岛的社会活动和青岛工商学会
  余虽经营工商业，但认为资本家必须与技术人员相结合，才能有所发展。故在沈鸿烈任青岛市长时，曾聘任余参加青岛市政设计委员会，余因建议组织工商界、技术界、学术界共同组织工商学会，以发挥联合作用。当时曾聘中国银行经理王仰先、胶东银行经理姚仲拔与余分任正副委员长，并聘大批山东大学教授担负学术研究问题。并由沈介绍电气工程师易朝爵（墉坊）为总干事。原来计划很大，准备设图书室、化验室、经济调查研究所、技术人员登记处、职业介绍所等。但因资金所限，徒托空言，并无实效，唯植棉工作因有华新纱厂财政上大力支持，略有成效。初设总场于青岛李村，办植棉训练班，由叶德备技师主办；设分场于高密、安丘两处，以高密推广斯字棉，成效显著，因就蔡家庄设轧花厂，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华新纱厂于秋会设庄收花，自轧自运，可供纺60支细纱之用。当时，余曾亲至高密、安丘视察，推动工作，故在当时余在产业界较活跃。抗战事起，蔡家庄轧花厂为日军所占领，但高密的斯字棉至今仍存在。
  久安集团在上海
  余在沪所办事业中，原以三信为中心。信和纱厂系就青岛所运出的机器另行醵资组织，信义机器厂则为了整修装配信和的纺织机器而成立，同时进行制造漂染机器装备了信孚印染厂。盖余由青岛撤退赴沪，不仅携带一部分机器，而对于二十年来共事的技术人才和匠工视为至宝，不愿分散，故创办了纺织、印染、机器三厂，以保持自己的基本队伍也。信和纱厂在敌人军管后，又办了孚昌染织厂，亦此意也。久安信托公司原系天津久安的分公司，由闽人林汉甫任沪公司经理，为本团体内沟通南北，调拨资金的机构。在太平洋战争后，遂与天津公司划分资本各为一百二十万元，各自独立，嗣改为久安银行，在苏州设分行。胜利后，将苏州行取消，将重庆的茂华银行迁沪，渝沪合并，统名为茂华银行，并在芜湖、汉口设分行。在解放前，芜、汉两行均结束，仅存沪行而已。在解放初期，一般不健全的投机行庄纷纷倒闭，茂华左邻右舍均告停业（煤业银行、绸业银行等），茂华本身亦岌岌可危，赖调来外汇资金应付难关，得以维持下去。当时职工自觉地降低待遇，艰苦维持，其精神至足钦佩。利安企业公司与昌兴证券号证券的投资与投机，同由沈章甫夫妇主持经营。胜利后伪证券交易所取消，此两机构亦结束。久安实业公司由姚仲拔负责，为太平洋战争后，余有英公司股票，进入证券交易所第一炮，藉颜惠庆的声望与当时团体的资力，股票颇受市场的欢迎。所收资金除购置久安里地产外，经营附属事业，但既非直接生产而系间接投资，仅恃剪息票收入，业务日就萎缩。计当时所投资者：①丰盛实业公司，原为宁波人厉树雄所办，邀久安参加投资共同经营。②广利实业公司系与广勤纱厂合办。广勤纱厂原在无锡，系在第一次欧战时期由吾父与杨家（以杨寿楣翰西为代表）投资合办，抗日战争中被毁，因在沪另建，改名肇兴纱厂，其主持人与江阴利用厂有关系遂合组广利，租亦利用纱厂，胜利后利用旧股东收回该厂，广利遂告结束。③新业电化厂系与中法药房许晓初合办。制造电石，规模甚小，后来结束。④华一造船厂原系余亲戚姚介福（润华）所创办。姚在袁世凯时代送往美国学潜水艇，归来竟不得入海军（因当时海军为闽人势力，姚系皖人，在旧军阀封建思想统治下遂不得意），自江南造船厂出而自办华一造船厂，规模简陋，邀余合作，遂由久安实业投资，并请交通大学教授陈石英负责招用一批交大学生，研究造船设计。后来与姚意见不合，久安退出，由姚邀怡和洋行买办潘姓合作。⑤久兴茶叶公司系与浙人宋启范合作。宋家世营平水茶，外销摩洛哥，在沦陷时期外销不通，特囤积以待时机耳。后来久兴公司解散，仍由宗氏自营。除以上各有关机构外，久安实业大部分资金又分散投资于团体内各公司，以致本身实力薄弱，捉襟见肘。
  信和纱厂除以一部分现金投资于信孚、信义、孚昌三厂外，并与厉树雄合作投资于和丰纱厂。盖宁波和丰纱厂曾向上海信昌洋行订购纱机五千锭，机器甫到，中日战起，因留沪设厂，邀信和合作，后来信和用款，遂将股份让出。在太平洋战事期内，信和生产停顿，拟经营副业，遂与中法系许晓初合作办中国电化厂制造矿石，盖继承新业电化厂的事业也。此外投资棉垦、投资小型纱厂，盲目经营，遂造成后来的困难。
  久安房地产公司由顾子余负责，买进了蝶来新村与意商皇家饭店的产业，遂改名为乐意饭店，继续经营旅馆业务，用人既多，管理不善，入不敷出。胜利后将饭店房产售归反动组织励志社，在久安如释重负矣。解放后将蝶来新村售出，所有资金与全体职工转业郑州信和纱厂，在该厂极度困难时期，赖此款项得以检修机器、提高生产，为公私合营创造了条件。大沪百货公司设在南京西路，原想以门市零售掩护国货，但用人既多，每日售价仅敷开支，资本日就消蚀，因将门市部结束，存货出空，职工解雇。当时只顾保存股东资本，固不考虑劳动人民的生活也。原有冷藏库设备，租给旧业主与一部分职工经营，下余职工只保留十余人，试办电池厂，由崔中（季雍）负责。
  当时所以能够疯狂发展，一方面靠证券市场吸收游资，一方面则采取多方面的合作，扩大联系，培植势力。但在后期以环境所限，所创办者多与生产事业无关，及至胜利以后，雄雄勃勃要回到生产界，因有三新工厂的创办（即新安电机厂、新业制酸厂、新成电器厂）。当时证券市场已告解散，团体资力，亦成弩末，个人犹不知巩固内部，而盲目发展，遂造成后来困难局面，实自贻伊戚也。
  进入上海证券市場
  上海证券市场在太平洋战争前，以洋商众业公所为集中交易地点，上市股票以洋商公司为限，经纪人均西人，充分表现殖民主义的侵略。余既在“七·七”事变后组信和纱厂，为避免日寇干涉，用英商旗号，遂利用英商关系，向众业公所议发行股票，当时最有力的经纪人为犹太人爱利斯海姆，倚汇丰银行为后盾，而英商财团方面如沙逊等老牌资本家不肯为人利用，惟马腾甚活跃，盖以一海关扦子手，不数年而跻富豪之列。余遂通过高默愬与海姆、马腾结合，盖华人所主持的事业，得在众业公所中发行股票者，信和为第一炮。当时余通函华北亲友联系，因一般人认为日寇侵略华北当比华中为烈，上海当时租界的经济尚活跃，遂组织资金南流，信和股票的认购额远远超过原定的发行额，只得按比例配给，因此声誉鹊起。后来余有关的上海毛绒厂亦仿照发行，同样成功（上海毛绒厂原为信昌洋行与厉树雄、王启宇、郭棣活及余所共同投资，原纺小因牌、双猫牌绒线，既改英商，发行股票，添织呢绒，后来因余维持信和用款，遂将对毛绒厂投资让出）。及至太平洋战争发生，众业公所为敌人封闭，伪组织的交易所出现。当时主其事者为伪理事长张慰如，常务理事沈长庚，余不得不与这些汉奸周旋，并用沈章甫夫妇组昌兴证券号，首先发行久安实业公司股票及信和纱厂收回改组华商，亦在市场上增资发行，甚至所办小型孚昌染织厂，仅织布机数十台，亦发行股票一千万元。盖当时伪币已开始发行，北方準备票、南方储备票，均系强迫流通，既无信用，市民除投机囤货外，只有向股票市场找资金出路，因此私人公司的股票遂与伪银行的钞票，竞争发行权。伪钞贬值股票遂增值，再加以投机家的操纵，推波助澜，遂有若干人平地致富，亦有更多的人倾家荡产，而在发行股票者等于赌场老板，固无动于衷也。当时四大热门股票，曰永安集团、曰久安集团，皆以纺织事业为中心；曰新亚集团，曰中法集团，皆以西药业为中心。永安实力雄厚，但只永安纱厂、永安公司两种股票。其他集团资力薄弱，而团体公司竟各有十余个，“内不足者，好自炫也”。既开辟了市场发行的道路，因此新事业的创办，遂如雨后春笋，当时又创造出票面股、溢价股的区别。市面发行者为溢价股（如票面十元，收价十二元或十五元），而少数核心人物及经纪人则有权可得若干票面股，一转手而取得差额利润，故每当新公司发行之始，门庭若市，群来索取票面股，余亦藉此为联络结交各方面之用，以培植个人在经济界的势力。但一般既得票面股者，均随时售出，转手图利，而我个人既以掌握企业为主要目的，遂不得不冻结股权，坐视股价上下而不肯脱手，最后市面不景气到来，股价回跌，个人仍是拥有一堆股票，未能于中取利。我有关的企业如茂华银行、久安实业公司等，亦受此累。至上海证券市场中，继四大热门之后，又有所谓三小热门股票，为新光内衣厂、景福衫袜厂、景伦衫袜厂，因股票价值小，又由企业主与投机家结合从中操纵，在市场上最活跃，波澜起伏，时上时下，颇为投机者所欢迎，但所谓企业家专以股票投机为事，无复扩张事业的雄心，比之新亚、中法等集团，又自郐以下矣。
  两种不同的作风
  唱京戏的有京朝派与海派的不同。在资本主义企业中，虽同以剥削剩余价值，追求利润为目的，但在作风上也有内地派和海派的不同。余经营资本主义企业近四十年，可分为前后两段。四十岁以前，是继承吾父的遗风，虽然同样是剥削剩余价值，但是重视工业的生产管理，注意充实内部。吾父在计划设厂时，不但对建筑设备无一不参加讨论，即食堂厕所的位置亦反复研究，对于财务的管理，章则的拟定，至纤至悉。余经营青岛华新纱厂时，每日至生产车间巡视，在创办印染厂时，亲视装机试车，因此也得到一鳞半爪的知识。在此时期，固然中心思想是追求利润和资本增殖，但始终是围绕着一个工厂谋发展。当时英国人高默愬至青岛兜售机器时，辄向余言：“以你的精力到上海，可大发展，青岛不足为也。”余心亦向往之。“七·七”事变后，携一部分机器来沪，遂组织英商信和纱厂，以高为董事长，同时办信孚印染厂、信义机器厂，走上发展道路。海派作风，舍生产而谈业务，舍投资而谈投机，所谓冒险家之乐园也。有人告余曰：“办厂七分业务，三分生产。”当时经营面粉者，在国外交易所将小麦面粉套进套出，视为大利所在，对工厂中的产量质量，在所不顾也。盖半殖民地的国家，服从于帝国主义的经济，棉麦市价听命于国外市场也。余初到沪尚脚踏实地，孜孜经营，邀友人姚仲拔共主厂务，购地建厂，装机试车，均亲与其役，在信和外并创办信孚、信义两厂，锐意经营。后来进入证券市场，遂改变作风，以发行股票吸收游资为中心工作，创办久安、大沪、利安等企业，均非生产单位，大弄玄虚，外强中干，表面号称久安集团，轰动一时，实际脱离生产，专搞虚业，基础已不稳固矣。至胜利以后在上海开办新安、新业，新成三厂，在青岛赎回华新，事业既多，人力财力均感竭蹶，个人作风亦飘浮于上面，不能深入基层，片面追求利润，忽视了生产管理，以至有些事业一蹶不振，当然是以反动政权、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摧残为主要原因，而个人经营不善，作风不正，亦不能辞其咎。
  建安华贸易公司
  余拆迁青岛机器南下，原拟与华西实业公司合作办厂，嗣因航线中断，无法内运，遂决计在上海租界内设厂制造，将所出纱布运销内地作为支援抗战之用。故建厂一年后，余遂亲赴香港，与英商信昌洋行及永安纱厂，小中纺纱厂合办安华贸易公司。购进大批卡车，由我负责主持，行驶于滇缅路及广州与韵关之间。但因太平洋战起，日寇占领缅甸及广东北部，安华贸易公司财产损失殆尽，所余少数资财运至内地，分设小型商行，仅谋蝇头微利，不能完成原来支援抗战之计划矣！
  小型纱厂
  在沦陷时期，日伪组织棉业统制委员会，中国纱厂陷于停工状态。后来并有征发钢铁运作军火的危险，因此我们纱厂界遂有化整为零的计划，以八百锭或一千锭为一组，最大者不过二千锭，由沪偷运出境，至内地产棉区江阴、常熟等地，设小型纱厂开工生产。日人防制虽严，但钱能通神，有一次信和机器装箱待运，而敌伪宪兵队、海关缉私人员包围工厂，其势汹汹若大祸将临，但最后竟以贿免。又隔些时用帆船全部运出，因此在浦东川沙县设惠民工业社，在常熟设常安工业社，皆和当地人合作所办的小型纱厂也，其他上海各大纱厂如宝丰、中纺等均在内地设有小厂，亦一时风气也。当时内地电力不足，多用柴油机或汽车引擎改烧木炭，机锭很少，产量甚微亦博蝇头之利耳。胜利后大厂恢复生产，此项小厂有拆回上海归宗的。至常安、惠民两厂，机器则于解放后售归南京市纱厂，将职工全部带去，企业为理清算结束矣。
  植棉问题
  余在青岛华新纱厂与日商竞争，既以掌握优良原棉为关键，及到沪办信和纱厂，亦关心原料生产。时上海一般纺二十支纱原料为汉口花，质劣绒短，较高者为大中集系南通产，余因蓄意在南通觅取原棉基地，信和停工，改用华商名义发行股票，扩充资金，既无所用，因与南通张敬礼合作，投资棉垦公司，并向张方面购进棉田两万亩，自认为在战后复工拥有原棉基地，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同时调用原在高密设场改良棉种的人员一部分，至安庆设植棉厂、轧花厂，以余为皖人，有乡土观念，名为代信和等筹备原料，实则欲为家乡兴利耳。余对信和资金任意分散，亦多类此，及胜利之后，一般纱厂均赖善后总署与美援会的美印棉为主要原料，并不重视国棉，余过去所投巨资，并未发生作用，固自觉措施不当，但国民党政府惟知为帝国主义商品倾销服务，从来不关心中国工农业生产的那一副卖国求荣的丑态，也毕露无遗了。
  久联設计部的幻想
  余在抗战前，曾创办工商学会，后因中日战起，未能尽其事，故在沦陷之后，既无法经营，遂作战后复兴之梦。当时，上海知识界一部分随政府西迁，另一部分不愿与敌伪同流合污，皆闭户不出。而余仍持当年的主张——工商界必须与知识界结合，才能有所发展。遂由团体公司附设久联设计部与大批知识分子结合，请颜惠庆为之首，延黄伯樵主其事，分化工组、电机组、经济组等，曾请徐凤石博士主化工组，邀留沪化工界人士共同聚餐研究问题；邀孙云霄、史钟奇、孙鼎主持电机组，均各作工厂设计。解放后所办新安电机厂、新业制酸厂，即根据当时所设计的方案也。并为了战后复兴作必要的准备，请留德戴鸣钟博士作“战后经济建设方案”，好大喜功，侈言天下事，亦书生之积习耳。回顾当日所作方案，不脱资本主义窠臼，而余个人所作“战后的精神建设”，所谓正人心、移风俗诸篇，更杂有封建文化，盖平日的思想是封建和资本主义的混合体，远远落后于当前社会发展的形势矣。
  胜利后三个新工厂的建立
  胜利之后，余抱着发展资本主义垄断事业的狂热，欲将久联设计部所作各计划，付诸实施，首先由孙鼎筹办新安电机厂，因无充裕资金，即由信义机器厂租给一部分母机，因孚昌染织厂已停工结束，遂租用其厂房，因陋就简草创经营。当时一切靠私人关系，有些工厂取得日本赔偿的物资，有的取得美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材料，独新安既非老厂，又无奥援，赖孙鼎积极经营向各纱厂揽做新产品，首先制成印染机所用变速马达，别开生面。但营业始终不振，在解放前工资伙食均感困难，艰苦万分。及至解放以后，虽在经济恢复时期，已有了长足进展，因率先在天津设新安电机分厂，为私人工厂在华北制造马达变压器的先导。余常与孙鼎在上海文化俱乐部煮酒漫谈，雄心勃勃，以德国西门子自比，拟分弱电强电两部分，新安所做为强电，另辟弱电部门。盖在解放前夕，孙鼎同学王启贤拟办新成电器厂，余嘱孙鼎由新安投资合作，初作水表电气整流器等。余因思以新安、新成分别向强弱电两方面发展，曾资助同事周綗槃赴英国留学实习，同时延用大量技术人员，培训大批学徒，年年从事扩充。
  新业制酸厂亦胜利后创办，向美国订购全套机器，用接触法制造硫酸。当时国民党政权完全不关心工业生产，官僚资本杨子公司等进口消费品，取得官价外汇，而此项机器设备，反需用自备外汇购置。当时内地硫矿供应缺乏，进口外硫又不能取得外汇，工厂生产无形停顿。及负责人孙师白飞赴台湾采办台硫，当地又限制出口，种种束缚，至解放前夕已奄奄一息矣（解放前后情况在下一节另作记载）。因思胜利之后，帝国主义的倾销，官僚资本的猖獗，民族工商业已无法图存，而我犹想向重工业发展，以致遭受无法克服的困难。当时曾自比孔北海志大才疏，现在想到我所谓志，实际上是发展资本主义的“雄心”。
  新业制酸厂解放前后的对比
  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处境和在反动统治下旧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的处境有着天渊的差别，而当前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和过去资本主义工商业亦有本质上的不同，这是在任何一个企业家都深深体会到的，在我个人可以举新业制酸厂为例。
  众所周知，酸碱为化工主要原料，余创办新业制酸厂是以制酸为起点。但在当时不受国民党政府的重视，反百般摧残。
  解放后，党发动各地制土硫磺，对新业厂采取加工订货的办法，保证产销供应不缺。新业厂在党领导下，发挥劳动人民和技术人员的智慧，开辟了液化二氧化硫车间，这是利用有机物二甲荃苯胺吸收的最新流程，过去没有资料数据，新业通过艰苦摸索，终于成功推广。
  一九五八年，新业技术人员和职工在总工程师孙师白的领导下，大搞技术革命，创造了一种不同于国内外任何设计的水洗流程，利用低质的尾砂为原料，而全部过程极其简化，造价低廉，一九五八年化工部长亲自领导的讨论会，肯定了这是具有很大价值的技术革命。因而由化工局投资在上海吴淞开办了一个年产五万吨硫酸的车间，并在全国许多省市开始建设采用这个新式流程，技术经验彼此交流，统一设计。有关这项技术改革的经过，《新闻日报》曾于一九五八年七月载文详细报道，此处不再详述。如果把解放后建设的这个年产五万吨的硫酸车间和解放前当日新业制酸厂费了三年时间。只建设了一个年产三千吨的硫酸厂相比，真是不可以道里计矣！
  美商中华平安公司
  美商注册的中华平安公司，系一九二八年在天津创办，原由余与言镕甫和美国律师爱温斯合组。当时北戴河房产多系西人避暑之用，我家与爱温斯在该处均有房屋多处，因以房地产投资入股，由平安公司经营管理，同时并办理天津房地产经租事宜，代理美亚公司保险。当时是军阀混战时期，不但洋商保险比较吃香，即天津经租房屋亦以比商仪品公司、英商先农公司与美商平安公司最为活跃。嗣在沦陷时期，爱温斯病故，其股份由公司买回等于折夥，因此洋商股份由原来的过半数降为百分之五。但为保持美商注册关系，由华股私人中拨出百分之十六左右，由美国律师樊克令、东伯利分别出面，故表面洋股为百分之二十一。在过去平安公司的主要业务，为经租、保险及投资房地产，曾在天津经营搭克饭店，并买进西门子大楼，同时积累资金投资美国证券。最初与青岛华新纱厂不发生经济关系，因为青岛华新纱厂的流动资金来源，最初附设有惠通银号，后来开办华新银行，最后改为久安信托公司。青岛华新纱厂经常结欠久安信托公司一百余万元，在“七·七”事变发生后，余与爱温斯协商以青岛华新纱厂不易保全，遂同船赴青，除曾将一部分机器运沪外，下余厂房机器全部订立卖契作为美商财产，作价一百七十万元，采用转账方式，并无现款过付，仅将久安信托公司对华新的债权转归平安公司负责，当时平安青岛分公司有华洋两经理，日本侵略军进入青岛，将平安公司华经理顾志恒扣押于日本宪兵队，经过爱温斯多次交涉，不得要领。最后由天津日本领事与爱温斯折冲，将青岛华新纱厂出售与日本纱厂，顾氏始获释放。当时先售与东洋纺绩株式会社，后来转归钟渊纺绩株式会社，最后归长崎纺绩株式会社（即宝来纱厂），盖青岛日本纱厂被我国炸毁后，筹备恢复，以宝来资力最薄弱无力重建，故在各厂抢购的情况下，最后由日军方将华新纱厂廉价强迫售归宝来接收。在平安公司方面，将售得款项偿还对久安信托公司的债务，中间差价二十万元，爱温斯和平安公司各得一部分。及至胜利以后，一九四八年国民党政权发行伪金圆券，征用黄金外汇，平安公司为了华股东的安全并保护所有外币资金，同时对于天津的解放抱有恐怖心理，因将总公司由天津迁至香港，将上海、青岛分公司撤销，由言镕甫、刘健伯、张大心前往香港。当时除平安公司本身财产及吸收股东存款约有美金二十万元外，代天津久安信托公司保管约十万美金，代上海茂华银行保管之数约十五万美金，至华新纱厂的外汇黄金则由副总经理沈章甫亲自掌握，不愿交平安代管。上海解放前夕，余所经营各企业，如新安、新业、茂华等均迫切需要现金，曾通过平安公司酌调一部分外汇来沪，及至后来信和纱厂在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〇年因经营管理不善，工资伙食无法维持，最初由我将茂华银行的外汇挪用，并将个人在平安公司的存款和股款调回。及至茂华银行本身发生困难，经理林汉甫向余告急，而平安公司国外股东及美国律师东伯利在香港做了决议，冻结资金，进行清算，停止向沪兑款，余遂不得不转向沈章甫电商，将华新的国外资金调沪接济茂华。及至信和纱厂决定停工六个月疏散职工，所发维持费亦系向沈商调华新之款。当时自命为统筹兼顾，实际是挪东补西，剜肉补疮，最后同归于尽耳。后来各公司之间以一部分现金和证券相互了结，至天津久安信托公司的外汇，则由该公司直接申报，由暗帐转入明帐，因此平安公司遂划成两部分，在国内有天津的房产以及对青岛华新纱厂的投资，现由外事处代管；在国外下余的资金，由国外股东控制。在清理过程中对天津其他股东仍照比例分配，惟对于我的股分认为在一九四九、一九五〇年调回款项已多，作为冲抵，因此排除于国外现有资金之外，丧失股东资格，除一度寄来结算清单外，从此音讯不通矣。
  环海漫游
  吾长兄志辅于第一次欧战后，随财政总长周自齐至德国游历，归来著有《战后德国的经济情况》一书。吾幼弟志厚二十余岁时环游世界，作汗漫之游，极情纵欲不足为训也。余幼年即思出国广见闻，行年三十六岁始遂浮海之愿，由美至欧，环游地球一周为时八个月，归来著有《瀛寰小记》一册，主要对于山川名胜、文物古迹，志欣赏之情，著游览之迹而已，但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亦多所记载。盖当时为一九三三年美国经济大危机之后，罗斯福初上台施行新政，除大量兴办公共工程外，为了解决农产品过剩问题，竟补助棉农铲除棉苗，荒芜大片土地。当时余竟不能辨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破坏性，反而对罗斯福的新政致钦佩。当时余以资本家的身份受美国出口厂商的招待，行遍新英伦六州与南方卡洛利那州等产棉区，参观工厂近百处，只注意生产技术问题，著有《杼轴漫谈》一册。但在都市中亦尝见乞丐伸手，而芝加哥、纽约等大城市盗窃诈骗，横行无忌，使我幼时对西方国家的幻想亦随之破产矣。余在美时，虽以游览身份受欢迎，但在纽约等白人理发馆竟遭拒绝，以有色人种与黑人同其待遇，余当时认为是侮辱。余至德国时正在希特勒上台时期，法西斯主义抬头，意国则在墨索里尼极权统治之下，我均未加以分析批判，反视为走向富强之捷径。余赴美时，正值芝加哥百年博览会，纵游十日，作《芝博琐言》。余历英、美、法、德，在游览之外，调查纺织印染工业，参观机器制造业与纺织印染工厂，随时记录所见，作杼轴漫谈，多炫耀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成就。盖当时头脑中允满崇拜欧美思想，具有严重的民族自卑感。忆华新纱厂所用一千五百瓩的瑞士卜郎比厂涡轮发电机，每年终修理必邀瑞士原厂技师来主持。有一次改派中国工程师与匠工来厂，余因惴惴，惟恐有失。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自制数万瓩的涡轮机与发电机已达国际水平。因思极须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也。
  台港之行及解放后资金回流情况
  余于一九四〇年曾赴香港创办安华贸易公司，购办卡车，建立货运站，当时兴高采烈，尚自命为支援大后方，但次年香港沦陷，一切尽成泡影。及一九四八年解放前夕，上海工商界中人心惶惶，资本家纷纷作避地之计，资金大量南流，余因率部沈章甫、崔中等高级职员，作台湾、香港之行，亲自考察情况，以便开辟新的地盘。当时曾调派华新纱厂总务科长杨启宇赴台湾设台安行，购置地产，经营贸易，但以华新副理沈章甫赞成香港，反对台湾，因改由信和纱厂、信孚印染厂酌运纱布归台安经营。此两厂会计制度较健全，当事人亦尚在沪，故运台纱布款项，来踪去迹均有帐可查（此外新安电机厂亦曾运去一批马达）。至华新资金调拨的方向，则侧重香港，曾由上海办事处暗账中提出黄金一千两，通过沪商陈清铮调拨香港。至平日外销纱布，经过国民党政府管制机构监督换回美印棉，交换率规定甚严，不易挪用。但在上海紧张时期，曾将一部分纱布，计棉纱四百三十件，棉布五千四百匹运至广州，再由广州抽出一部分走私至香港，遂不受海关监督。当时运出纱布，调回一部分款项，接济厂用，在表面上钱货两清，华新帐上已无问题，但在暗帐方面抽走了一部分，由沈章甫夫妇亲自飞广州、香港主持。解放后，曾由香港运青岛美棉二百五十包，颜料一批，后来茂华银行周转困难，余曾电商沈氏调回港币十余万元。及信和停工疏散，各方罗掘俱穷，又电商沈调港币十余万元。当时沈复电认为款已调尽，此系最后一批，从此遂音讯不通矣。
  解放前夕，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上海一般纺织界老牌资本家均有大量外汇，故在香港创办纱厂。余因好办新事业，资力分散，故现款不充，办厂无力，但心中不免艳羡，因在港九勘察厂址，但始终不敢着手，在台湾曾买进厂基，最后无力兴建，重行卖出。余曾到青岛召集高级职员会议，商量拆迁一部分机器而顾虑工人反对，不敢进行，仅将少数不用的马达机件运沪。余于一九四八年曾携眷赴香港，僦屋以居，原拟终老海外，但以上海事业既多不能割舍，同时信和董事长颜惠庆电召，因又携眷回沪，留在大陆，等候解放。当时对共产党并无认识，甚至抱恐怖心理，由于个人旧日看过白俄处境，只怕自己和子孙作白华耳。
  解放后，看到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宽大政策，更使我决心留居国内，继续为国家建设服务。当时，原来调出之外汇，因信和、华新、茂华各企业先后发生困难，即陆续调回，至今在国外已无余资，不足以谈创建新事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