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从1933年到日本留学，直至1936年抗日战争前回国。我在日本留学的时间有3年多。现在时隔几十年，许多东西也忘记了，这里所写的，也只是一些点点滴滴的片断回忆。
  我的家庭是个中农家庭，并不富裕，但我能到日本去留学，说起来原因很多。主要原因是我当时曾参加过以李济深先生为首、以十九路军为主体、在福建成立反对蒋介石政权的人民政府（俗称闽变）的工作，失败后逃亡上海，上海反动派则严密追捕这些参加过“闽变”的人。一次我在张铁兄家里，几乎被捕了，好在我机警，从侧门逃走了。这时，我有一位朋友，叫俞念远，他在日本留学，我和他常有通信。他几次写信告诉我，在东京的生活比上海还便宜，劝我到日本去留学。我想，这是好办法，一来可以避开反动派的追捕，二来可以取得“留学生”的资格。但自己身上没有钱，哪里有可能到日本去留学呢？这只是梦想而已！但到底有志者事竟成，我终于达到了目的。
  在上海新闻报（解放后改为新闻日报），有一位主笔叫严谔声先生，我和他无亲无戚，仅是文字之交，但他是一位好心人，乐于帮助一些困难的青年。过去二三年来，我经济困难时，常常厚着面皮向他求借，他每次都借给我5元。在当时，5元钱可以维持半个月的伙食了。这时我又想到了乐于助人的严谔声先生，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呵！当我把我想到日本去留学的意见告诉他并向他求助时，他居然慷慨答应了，他问：“要多少旅费？”我说：“据东京朋友来信说，搭船经过长崎、神户，由神户转搭火车，一共二十九元六角。”他立即从口袋里取出30元钱给我。我当时的喜悦和感激的心情，真是无法用言语形容出来。后来我又对严先生说：“我到了东京后，打算半工半读，也打算多写一些日本通讯，多得一些稿费维持生活。”
  美梦到底成了现实，我立即就去办理赴日的一切手续。
  我记得我是乘“长崎”丸赴日本的。想不到上船后遇见几个熟朋友也一同赴日留学，其中一位至今还常常来往的杨浚兄，他现在在广州理工大学。
  我到东京后，第一篇发表的文章就是《东行三日记》。我把第一站到长崎、第二站到神户，和在神户如何买火车票，以及初到日本的人各种应该要注意要知道的等等情况都详细地写出来。后来才知道，这篇《东行三日记》很受大家欢迎。
  到东京后，我就住在俞念远兄住的一间学生寄宿舍，记得是“中东野桃园馆”，里面住有中国留学生20多人。
  房租很便宜，每月才5元（以下都是日元计算），还准许住的人开伙煮食。当时如果在中国餐馆吃饭，饭可以任食多少，菜是固定的，每餐2角。如果在日本餐馆吃饭，饭菜都是固定的，每餐只一角半。如果自己煮，当然更便宜了。
  “桃园馆”里面住有几位女留学生，其中一位湖南人，名叫“谢彬”，过了几天，才知道是谢冰莹的化名。她是我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的同学，几年不见，大家见面也不认识了，想不到却在此相见。后来和冰莹等4个人合伙共煮，每月轮流买菜、煮饭、洗碗等等工作。记得有一次艺大同学王莹（若干年后成为著名电影明星，嗣留美13年，解放后回国工作）来找冰莹，也参加进来，和我们一起吃饭。那天记得每人加菜2角，已经很丰富了，大家吃得十分开心。我把这些经过情况，写了一篇《自炊漫话》的散文，寄到上海申报，在黎烈文主编的自由谈上发表。
  我后来进了早稻田大学研究院，冰莹也在这里。本间久雄做了我们的教授。他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很有修养，态度诚恳，讲来娓娓动人，尤对中国同学非常关心，迄今记忆犹新。
  在“桃园馆”约住了半年，后来大家都迁居了。因冰莹的对象阿黄（福建人）来了，他们先搬走了，他们搬到阿佐谷樱公寓，一房一厅才15元，看起来还不错。尤其是公寓门前门后和附近一片都种满了樱树，每年4、5月间，樱花盛开的时节，放眼一望，遍地樱花，实在太美了！
  过了不久，知道冰莹隔壁有了一个空房，比她的房间小些，但月租才12元，于是我也搬到樱公寓去了。真是凑巧得很，在“桃园馆”学生宿舍时我和她是住隔壁房，在樱公寓的时候，又是住隔壁房，所以，很多个人的生活小节都互相知道得很清楚。记得在樱花树下和冰莹还照过几张像，这些像在文革中全都被搜走了。
  阿黄性格沉默，不爱说话，也不善交游，他是学生物学的，后回国在国立编译馆与童第周、曲漱蕙共事。这时有几个左倾的日本女作家，有平林泰子等人，常来看冰莹，这些人来了，阿黄就缩进房间里去了。
  不久，日本扶植傀儡溥仪，在东三省成立“满洲国”，日本人大加庆祝，冰莹则极表反对，后来被日本警察知道了，就把冰莹逮捕了。听说她在狱中受了许多苦，关了3个月。后来经柳亚子先生等人营救，通过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才放了出来。后来冰莹写了一本《在日本女牢中》，描述她在女牢受各种虐待的经过，很受读者欢迎，也有几种外文译本。
  按常规，初到日本时，本应先进“东亚日文补习学校”6个月，然后才进正式大学，然而我则全靠自学。所以虽进了早稻田大学研究院，但我的日文，说、听、写都很费力。经锲而不舍，格外用功，始能勉强赶上了班。
  另外有些官僚地主的子弟，身上有钱，在日本玩女子，跳舞等等，过着花天酒地的腐烂生活。有很多日本人看不起中国留学生，这也是原因之一。
  这个时候，我生活很困难，精神很苦闷，每月学费和吃饭、住房等等，一个人大概至少要35元至40元左右，这算是十分节省的了。但没有人供我这些费用，全靠我这支笔，每月大约要写出15000字左右，那时的稿费，是每千字3元，我在日本几年，每月都是如此。稿子多半发表在上海新闻报、申报“自由谈”及其他一些刊物上（有许多文章是化名发表的）。记得曹聚仁当时在上海主编一个刊物《涛声》，我寄了一篇稿子给他，他十分赞赏即刻来信，嘱我继续寄稿，该稿的题目及其内容，时隔几十年，都已忘记了。只记得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现在上海有些人是靠出卖朋友的鲜血来养活自己的。”因当时上海，在革命队伍里出现一些向反动派投降、出卖同志的叛徒。我是针对这个问题，写了一篇评论性的杂文。这篇杂文发表后，上海一些朋友也来信赞许。
  在留日期间，还和“上海艺大”一位同学常常接近，他是福建人，名叫林烈，回国后，不知他在什么时候改名为林默涵，担任过文化部副部长。有一年暑假，我们几个人，相约一道到“阿沙瓦也”海边去避暑。谁知到了后，才知地方很不好，每晚蚊子又多，只有我带了蚊帐，默涵没有蚊帐，所以，每晚和我共床而睡。大家都感到避暑的地方不好，很扫兴，一星期左右，就搬回东京来了。
  又有一次，和默涵几个人到箱根去洗温泉。在日本洗温泉，说来你可能还不相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几百个人男男女女，个个都是一丝不挂，全裸地在温泉池里游玩，男女身上的“秘密”，全都暴露出来。
  那个时候，有林林、姚潜修兄等人，在东京组织“东流”月刊社，我没有参加，只知道它是左的、进步的。有一次，他们邀请了郭沫若先生在青年会演讲（演讲的题目和内容都忘记）。想不到有许多反动学生参加，讲到一半，这些反动学生拿了许多鸡蛋、苹果等等向郭先生身上掷去，搞得郭先生十分狼狈，只好一走了之。我记得那天，杨凡兄（现在北京）也参加，他是站在左边的。当那些反动学生走光了，他还在讲台上收拾残局。
  那时候日本人对他们的天皇，完全是超事物的崇拜，全国老百姓绝对不准见到天皇。每逢暑天，天皇要到什么地方避暑的时候，他所经过的道路两边的房屋窗户，都要关闭，待天皇过去了，才准打开。有一次我搭高架电车到新宿，在电车上个个人急忙地都去关电车上的窗门。我莫名其妙，问清楚以后，才知道天皇在此经过，不准百姓看见他，你看这可笑不可笑。
  日本人对于军国主义的教育是很重视的，当然这是包含着侵略的野心。听说，在日本军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有些课程是不准上的。在报刊杂志上，经常可以看到宣传“武士道”精神的伟大。我曾经参观过一个展览馆，里面悬挂着的全是日俄战争时，一些将军或战败或犯了军事上的失误，感到有辱天皇、有辱国体而切腹自杀的血衣和利剑。
  中国留学生和日本学生相交朋友，据我所知是很少的，我却交了一位日本朋友，叫斋藤君，他很喜欢中国文化，也能写上一封等于中学程度的中文信，我离开日本以后，也常有通信。后来日本侵略者在中国进行大屠杀，而对其国内的人民，进行欺骗宣传。为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暴行，我利用外国记者，将日军在中国的一切暴行，告诉斋藤君。
  日本人很喜欢自杀。在日本的时候，在报纸上每天可以看到许多日本人自杀的新闻，常常是为着一点点小事就自杀。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女佣，她的主人怀疑她买菜时有贪污，她就卧轨自杀了。
  说日本人残暴、野蛮，在八年抗战过程中，日本军队在各处的所作所为，就可以证明。因此，说日本人的性格是这样那样，也不是随便说的。
  1992年5月28日于美国三藩市
  （作者现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广东省文史馆副馆长、香港中国文化馆馆长、香港《我的母亲》丛刊社社长。本文系海外来稿，由山东省文史馆馆员梁兆斌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