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家祖训是子女必须受教育，小学、中学、大学，应全部读完。我父亲更极力主张教育救国，科学搞建设。
  我读完北京师范大学女附小、女附中，升进北京师大。北师大毕业后，在中学和师范学校教书3年后，我遵命去美国深造。首先在康奈尔大学文学院攻读英国文学，得硕士学位。当时该校历史教授约我协助她理通中国历史，付高报酬，父亲很反对，嘱我转学纽约州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专攻教育。他说：“女孩子应专长教育，我让你去美国留学是为了‘办好教育为前提’。”1936年8月我办妥手续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多选专业课程，补足教育学分。一年多成功地获得教育硕士学位，赢得教授赞扬。本来计划攻读博士学位，但日军侵华消息不断传来，使我日夜不能安心，并激起对日军的仇恨，渴望归国，为祖国出一把力，尽炎黄子孙之责。1938年夏，我乘船经香港绕道回到抗战首都四川重庆，受成都光华大学之聘，教授三班大学生英语，培训专业人才。
  在哥伦比亚大学时，除了学习必修课程外，我还精心选读了对中国学校裨益的课程和教学法。我的论文题是“英文作为外语，如何教法”。为了写论文，我搜集了不少资料写成一册（文革时被烧毁）。当时脑子想的是怎样把祖国青年教育好，使他们明白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如何侵略中国，剥夺我民族权利，使我国变成殖民地受欺受辱的。我在上小学时，适值“五四”运动掀起反日高潮，当时的情景深深印在脑子里，永远忘不了；父亲主张教育救国，使我下决心抗日。美国开设的“五分一毛店（5and10centsstore）”，里边多系日货，我从不去那里买日货。“因物及人”，日货即代表日本军国主义，一分一文积少成多，买了它的货物即意味着助纣为虐，害我人民。由此，我认为，当时最妥善解决我贫弱民族的途径，是民族意识强烈，高科技人才增加，建设起富强的国家，站在世界上的适当地位，不容强国欺凌。我去美国留学，目的是学习它各方面的优点，不符合我国情的东西一律不学，特别注意什么可以填补我们的空缺点，提高我们的认识能力，绝不表面崇洋，耽误青年，从而忘本。
  因为深感国耻之辱，青年必须发奋图强，以提高民族地位，我就利用必修课程之外的时间多选额外课程，满足求知欲，以使他日回国后更好地帮助青年。当然，大学里有益的活动，我也设法安排去参加，吸取经验。每天的生活是紧张的。1936年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美国，激动人心，使华人警醒。我们在纽约召集同学会开会，作出决议，支援进步运动，欢迎领导运动的人员到美国各地向华人宣传爱国主义，反抗日军的侵略，启发人们知道中国青年不受压迫欺凌了，反对封建王朝屈服军国主义的不抵抗政策。
  看到发达国家的强盛，察出我国的弱点，我们青年不能不觉悟到：学本事多求知，掌握科学技术，拯救落后的中华民族，建设现代化的中国社会，达到独立富强的国际水平。我就是抱着这种雄伟的心情，从美国绕道回到抗战首都四川重庆，听候政府的安排，为国效劳的。
  （作者为李泰华之夫人，解放前曾任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现为民革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