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报考留日自费生
  1939年我在济南私立齐鲁中学高中毕业后，便考入了北京燕京大学数学系。当时因为华北平原闹水灾，津浦铁路不通，我好不容易乘火车到禹城，换乘船抵河北省的杨柳青，在此才又坐上赴北京的火车。万没有想到，抵校后学校当局说我误了报到日期，不准入学。他们给了我一个次年入学的证明，让我明年再来上学。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办的，从此我对美国人很反感。我觉得他们很不通情达理，他们不了解中国学生上学之艰辛，一句话就将学生拒之门外。我一气之下，想立即回济南，但水还没有退下去，坐小木船是很危险的，只好在北京辅仁大学女部同学处住了一周。在此期间，除了每天打听通车消息外，我尽情地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直到津浦铁路通车试车的那天，我才迫不及待地乘车返回济南。回济南后我就将此情况告之家人、老师和同学。当时有位梁老师安慰我说：“看目前的情况，燕京大学也不一定能长期办下去，你放心，以后总有上学的机会，我的两个女儿都在日本学医，学成归国后，可为祖国人民医病，为人民解除疾苦。”我认为这话也有道理。不久我老师给我送来留日招生的消息，并给我报上了名，就这样我考上了自费留日生，到东京后可以申请对日庚子赔款作助学金，经济就不成问题了。当时我很犹豫，可是我母亲有她的见解，她说甲午战争前后，不少有志之士在日本读书或搞革命活动，那就看你学了以后要干什么了。她讲述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道理，以坚定我东渡留学的决心。那时被录取的4人中有两人先去了，一人因事暂时不去，他们都是男生，只有我一个女生。我独自持伪教育厅的介绍信赴北京办理出国手续，由塘沽码头登上日本海轮“筑前”丸离开中国，在同一个舱中，有北京、天津、保定、青岛等地的留学生共24人，5昼夜的公海航行，通过了濑户内海至神户登陆，又换火车至东京，从此开始了留学生活。
  为学好日语三迁住所
  我们到东京后，住在小石川区东洋妇人会女子学寮。它是日本财团法人办的，住的全是中国女留学生，共20多人，就象一个女生宿舍，吃、住都由他们负责，我们只交膳、宿费。我们同船去的4位女生住进一个大房间，其中小英、小萧是北京来的，小刘是天津来的，还有我。我们白天都去东亚日语学校学日语，是从字母学起，她们在中学时早已学过，所以感到非常轻松，而我是教会学校毕业，学的是英语，根本没有学过日语，因此感到进度快，听不懂一般课堂用语。我只得加倍努力，但又受环境的限制，在集体宿舍里，不能高声诵读，平时也没有说日语的机会，因此我总想离开这里。正好这里有位管理员小王，她是大连人，她日语很好，也是自费在一所家政专科学校上学，来这里是帮工，挣一些生活费，这里太忙使她无法学习，她也想离开这里。当她的想法透露给我时，我要求她带我出去住，北京来的小英也想出去闯一闯。她在淀桥区西大久保租到了房子，房东姓和田，房子在二楼，约12平方米，我们3人同住，每人的房钱也就不多了。是自炊，这就给了我们一个锻炼说日语的好机会。我们由原来什么也不会说，在3个月内，能独立上街买东西，日常用品、蔬菜、副食品的名字都能说上来，也学会了主顾之间的礼貌用语，付钱和找回零钱的一些日常用语，还学会了买公共汽车、电车月票的一些规则和手续、上下车的规则和问路的用语等等。我感到独立生活，能使我增强说日语的勇气，因而这两三个月日语进步很大。次年小王毕业回了大连，我们没有任何依靠了，只得不会就学，不懂就问。我们拼命地学说学用日语的结果是，我们不但完全具备了独立使用日语处理事务的能力，而且也为升学考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日本，每学年分3个学期，各校都是在3月中旬招生，4月是新学年的开始。本来留学生如果想考正式大专院校时，都是先学习一年以上的日语才能报考，我要求次年报考试一试，被批准了。我原想去日本学医，但是医科学校学费昂贵，助学金不够用，家庭又负担不了，只好报考了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数理科，侥幸被录取。同时录取的还有北京来的小陈，她在化学科，小英入了体育科的舞蹈研究班，为期一年。
  自从考入东京女高师后，感到自炊侵占学习时间太多，又感到仅仅学会日常生活方面的日语是远远不够的。当时，我由和田家去电车站路经一个基督教堂，星期日上午是教民作礼拜，下午有一个英语查经班，是一个美国女教士领导查经。我想，到那里既能学到英语，又能认识一些文化层次高的上流社会青年，能吃住在他们家里，既可以节约我自炊的时间，同时也可以学会一些上流社会家庭中的生活习惯和礼貌用语，他们或者还能帮助我学习。英语查经班的同学都很热心，互相关怀，在谈到我的住房时，我便询问他们家中是否有多余的房间出租。其中有位东京高等商业专科学校的学生叫北野晴正，他提到他们家二楼闲着，只是要和他母亲商议一下。他家离新宿车站很近，交通便利。下次上查经班时，他高兴地通知我，他母亲愿意。于是在一个星期日，我和小萧两人便搬进北野家的二楼上。在谈话中得知北野晴正出生于中国北京，他父亲是个牙科医生，在北京开业8年，回东京后病逝，遗下他母子2人度日。他在东京高商读外贸，他学习英语和汉语很努力。我们平时早饭和晚饭同桌吃，而午饭各带个饭盒在学校吃。北野母子两人待我们都很亲切友好。每到吃晚饭时，北野总是谈谈学校的新闻和趣事，北野大娘就谈她街道上发生的各种事情。我们也用还不流利的日语谈谈我们的学校生活和一路上的见闻，有时我们也用汉语说一遍以增进北野对汉语的听力。所以我们每到晚饭时，都是谈笑风生，这也正是我们学习日语的好机会，我们不懂就问，我们说错了，他们即刻指正。有一天，我在街上看到两个男人打仗，听到对吵一句相同的话，我回去后立即问北野大娘这是什么意思。她郑重地告诉我这句话的意思，并说这句话女人绝对不能说，一般男人也很少这样说，这是低层社会中的下流话。我听后谢谢她的指教。有一次我给她说话，将一个虚词的音调拖的较长，而且语音绵软，她立刻纠正说：“你用这种语气说话是不适合的，这只是儿童或少女向长辈撒娇时才这样说，你是高等学校的学生，应该用庄重大方的口气，才被人尊重。”诸如此类的事很多。因此，在这段期间，我们的日语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已远远超过了长期在中国学生宿舍住的同学们的日语水平。上课能听明白，还能大致记下笔记来。有些副科考试，都是早早出好题目，让我们在下面考虑好，考试时，写到卷子上就行。我每次都是认真写作，然后请北野给我修改一遍，考试时再写到卷子上，有时还得到任课教师的表扬。
  在节假日，英语查经班的同学，也约我们去东京市郊游览名胜古迹，参观美术馆、天文馆、历史博物馆、孔庙、地震纪念堂等处，开扩了眼界，加深了对日本过去和现在的认识。当我们从地震纪念堂回来后，我告诉北野大娘我们去地震纪念堂了，看后总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太惨了。我说到这里，她就给我们讲了大正9年（或是10年）发生地震的事。有一天，正当中午做饭时，突然发生了地震，那时她正住在上野公园附近，地震并未威胁到距震源较远的人们的生命，而火灾却是吞没了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当时北野大娘刚做完午饭，将米饭装进木桶内等候北野大爷回来吃饭，而震后的大火已经蔓延到她家的附近。她想了一下，“带出什么东西好呢？钱和饭是最要紧的。”于是她拿着存款，一手抱起一个饭桶，一手提起一袋大米，匆匆地逃出她的家到上野公园去了。她被四周的火烤得很难受，她忙跑到公园中的湖边，她见早有人站在湖里，她立即跳下湖去，用湖中的水不断地往头上和身上撩。人越来越多，最后连湖中的水也热了，她不时地钻进水中湿一下，再钻上来。这样持续了一下午，天将黑时，温度略有下降，她爬上岸来。和她同时上岸的还有一个背着婴儿的年青妇女，这个妇女上岸后解下背上的婴儿想喂奶，一看孩子已经被火烤死了，顿时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北野大娘带出的半木桶饭，救了不少儿童，她的一袋米当时视为珍宝，解了燃眉之急。在3天以后，北野大爷才在上野公园附近的难民帐篷里找到了北野大娘。那时还没有北野晴正。据说震源在浅草区附近的海内，浅草区灾情最严重，该区的一座12层的百货公司全部倾斜倒塌，只这一座楼就死伤数千人；浅草大桥的桥墩倾斜，大桥从中间断开，当时来往车辆和行人几乎都落入水中，无法抢救，全东京都是大火，映红天空。北野大娘讲到这里，长叹一声，摇了摇头，再也说不下去了。万万没有想到在50多年后，唐山大地震，死伤20多万人，灾情之重远远甚于东京大地震，我的姐姐董锡兰就在此次地震中遇难。回忆到这里，不觉潸然泪下。我有机会去唐山时，一定去参拜地震纪念碑，祈祷我姐姐灵魂安息。
  在北野家住了两年，最显著的效果是在二年级期终考试得到了较好的成绩，不论是主科数学、物理，还是副科教育学、心理学等十几门功课样样都过了关。我和小陈虽是通过专业课考试考取的学生，进来也不过是一名旁听生，只有读完两年门门功课达到要求的水平，才能取得正式生的资格和待遇，所以在第六学期考完后，我和小陈被专管留学生的西野先生叫去，她见到我们第一句话就说：“恭喜你们！你们是东京女高师建校70年来，第一次全部课程考试及格的留学生，你们已被批准是我们学校的正式生，以后一切待遇和我们本国学生相同。”我们连说：“谢谢！谢谢！”并问以后能不能住校，西野先生说：“当然可以。”于是我们两人当时便口头申请住校，她答应下学期给我们安排宿舍。
  我们愿意住校有种种原因：其一，节约来往用在路上的时间，以便用于学习；其二，节约用费，可多买参考书籍；其三，同学们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可以随时交流学习经验体会，多学一些日语。自从我们搬进学校后，在日语和专业课上，都有明显的提高。有的同学说我们的东京话比农村来的同学说得还地道。我在日本所以能闯过语言关，顺利地考入女高师，并获得正式毕业证书和任中学教师的认可证，这不能不说是我在关键时刻果断地三迁住所的功劳。
  学校生活
  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数理科的新同学不足30人，只有一位同学露木和子住在本市，还有一位同学酒井三四子住在横滨，其他同学都是来自四面八方。这个班的班风很正，也比较团结，大家生活也相当朴实，学习也比较认真，4年读下来除了木原多惠子因病休学外，没有一个掉队的，全部合格准予毕业。最初入学时，老师和同学都知道我听课很吃力，同学们都主动帮我复习功课和校对课堂笔记。帮助我最多的是来自北海道札幌市的山下二枝同学。每当我回忆起来，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教数学分析的老师龟谷俊司先生，将他的地址写给我，让我去问他功课，并常常指出我考试中出错的地方，给我讲怎样做法才对，还向我介绍应买哪些必要的参考书。每次到他家去，他爱人都是殷勤地挽留我吃中午饭，而且提前半小时开饭。她说：“我知道学校的伙食很单调，街上很少有卖主食的饭店，你回去后可能耽误开饭时间，不如在这里吃了再回去，现在没有什么好吃的，你不用客气，一定要吃饱。”她的热情招待，使我很不好意思的。受之有愧，却之不恭，我只有说：“谢谢！我担心吃了你们的定量大米，影响你们家的生活。”她说：“我们总是有办法的。你放心！”
  4年来我陆续买了100多本参考书，用过后便寄回国去。对我以后的学习提高和教学裨益非浅。在我复习或看参考书中有些看不懂的地方，总是记录下来，到龟谷先生处去请教。同学们看到我看参考书，也纷纷去买，相互切磋，所以在数学方面学得比较踏实。
  记得有一次龟谷先生说要学好数学分析，先要将无穷级数学好。于是我买了一本《无穷级数论》，自己先学了学，没想到在高等代数课上，也学无穷级数。黑田先生随意出了一道无穷级数求和的题，让我们用代数方法归纳成一个公式，我很快便做出来了。黑田先生巡视课堂时，见到我很利落地已经做完，他有点吃惊，便问全班同学，谁做出来了，没有人回答，又等了10分钟，还是没有人做出来。于是黑田先生指名叫我在黑板上演算给大家看，并讲给他们听，讲完后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黑田先生对大家说：“听明白了吗？对一个问题必须善于动脑子，找出解决问题的关键，不能说没见过的题目，便束手无策了。”下课后，黑田先生走到我座位前问我在国内学过哪些数学，看过哪些参考书，我一一回答了。从此以后，我受到老师的青睐，同学们对我也刮目相看。我想如果老师再次提出问题我答不上来怎么办，这迫使我加强预习，不敢稍有松弛，以保持中国人不比日本人笨，在各方面也不比日本人差的荣誉。
  在我走读时，夏日中午留学生差不多都到教学楼后的长廓内吃午饭，教英语的是位英国留学的女老师佐滕先生，她也爱到那里吃中午饭。在饭间我们常用英语对话，并请教她英语课本中我不会译成日语的句子。我把英语的每一课都译成日语，请她指正。我抓住每个机会，分分秒秒都利用起来，绝不使时间白白浪费，因此有些同学对某些句子译不好时，也来参阅我翻译的笔记。
  学校生活总的来说是愉快的，班里的同学们和老师对留学生是友好的，也比较通情达理，但也有个别老师是蔑视中国人民的，弯着舌头说话，无理之极。一位教伦理道德课的教授，我忘记了他姓什么，他在理科合堂大教室内讲课时，他曾说：“支那人贫穷落后，既愚蠢又脏懒……”我听后十分恼火。下课后，我问小陈：“你听见这家伙在课堂上讲了些什么？”她说：“我根本就不愿听他的课，我在做题。”下课后，那位老师出了课堂，直奔校长下村寿一先生的办公室，我随后追进去了。我对他说：“我是中国留学生，刚才听你讲课，我想提出几个问题来，请你解答。”他一听愣住了，当着下村校长的面他很尴尬，他立即说：“咱们出来谈，不要影响校长办公。”他快步走出校长室，来到走廊上。他说：“你有问题就提吧。”我说：“中国人是否生来就贫困无知？而日本人是否生来就富强聪明？”他红着脸连声说：“你误会了，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紧接着说：“别忘了日本用的文字是从哪里来的？没有中国人发明火药，哪有今天日本的大炮！没有中国的指南针、造纸术和活字印刷，哪有今天日本的航海业和文明，你口口声声地讲中日友好，你哪里有半点友好味，中国现在是贫穷落后，这是中国内政腐败和各帝国主义侵华的结果。”我最后说一声：“我下面还有课，再见吧！”回头就走了。我回到班上根本就没有听下课去，吃饭也不香，我想也许会惹出麻烦来。又想，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最多是开除、押送回国、坐牢、杀头，还能有什么？结果白浪费了胡思乱想的时间，他根本没有再来找我，他也再没有在上课时胡说八道污辱中国人。
  在我走读时，晚上可以学习到很晚，而住校后虽节约了路上来往的时间，但是也受到学校制度的种种限制，有时总感到时间还是不够用，在教室学习虽然很好，可是晚上要锁门。宿舍内部条件很好，除物质条件外，还有日本风俗习惯的特殊条件，那就是低年级的学生必须给高年级的学生铺床叠被、倒水、盛饭、让路等等。他们的级别观念很强，很严格，他们执行起来也很自觉。在宿舍基本上也用不着我去打扫卫生，或是干什么杂务事，只有一点感到不方便，就是晚上必须9点半熄灯，在寝室绝对不得点蜡烛开夜车。一次，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二楼找同学，见到二楼东头有个很好的会客室。一般来说，无论是男女亲属或朋友都不得领进宿舍，只准在此会客。我推门进去一看，中间是一个会议桌和椅子，四周靠墙有沙发，装有吊灯和壁灯，挂有窗帘，装饰得不错，还有独立的电门。我觉得这个地方太好了，从此后这个会客室便成了我的秘密学习室，每当我需要的时候，就来这里开夜车，直到毕业也没有被人发现过。
  在东京女高师上学时，我除抓紧学习专业课外，我还参加校内各种活动，连茶道、花道、书法练习也不例外。我参加篮球队，每周练习两次，到二年级时便被选入理科篮球代表队，常与其他科的球队比赛。在日本全国运动会时，指定本校体育科做团体操，但他们人数不够，在其他科中选拔了平时体操爱好者去参加，我也是充数的一个。由于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加上身体素质较好，在日本留学期间没有生过什么病，连流行感冒也很少得过。
  每到假期，留学生大都回国了，我因路费不好解决，只回去过一次。其他假期时间，我参加了一些在国内不易参加的锻炼项目，在暑假，我参加了校游泳队，有教练指导。在国内由于受封建家庭的阻挠，不准去游泳，在这里可以尽情地畅游。在寒假，我只参加过一次登山滑雪队，因为买滑雪鞋太贵，一直未能参加。三年级时，在东京住的露木和子同学，他父亲是日本国家队的教练，曾带队赴美国和西欧参加过比赛。她说让她父亲为我借一双滑雪皮鞋，和她一同参加登山滑雪队，到本州的西北部东京女高师的别墅山上小屋去。同去的留学生还有来自广州的小黄，她是东京女高师体育科二年级学生，她从来没有见过雪。我们共20多人先坐小火车到了山下，下车后只见白皑皑的一片雪原和雪山，树被雪压得弯了腰，既看不出哪是山路，也看不见有什么人家。我们在车站附近的女高师的小仓库中，每人拿了一副滑雪板背在肩上，由教练当向导。我们跟在后面踏着松软的雪成单行艰难地登上山去。大约走了两三个小时，有的同学忽然高声欢呼起来：“同学们，加油吧！这就到了！”我抬头一看，在山半腰不远的地方有一座二层的小木楼，披着一层厚厚的雪，房檐下挂着长长的冰柱，屋顶烟囱里还冒着缕缕青烟，被周围的白雪衬托着，显得格外清晰。看来是早有人来了。在楼旁有堆方方正正的东西被雪覆盖着，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尺多长的木柴垛得整整齐齐，足有30多方。我们走到楼门口卸下背包和雪橇，掸去衣服上的雪，走进暖融融的屋内。
  这座小木楼，窗子全是双层的，还有厚厚的窗帘，楼上下各生一个用大油桶做的烧木柴的炉子，炉中间有一个直通楼顶的大烟筒，冷水壶放在炉上端，约十来分钟就能开一壶水。一楼的一端是伙房食堂，中间是炉子，炉子四周拉了几根粗铁条，是烘烤湿衣服用的。在另一端通向一个较大的活水温泉浴池，水温大约有摄氏40多度，是直接用管道从山上温泉引下来的。浴池是用白瓷砖修建的，水从一端引入又从另一端放出，常年是清澈见底。我们到达后第一件事是洗澡，第二件事是吃饭。为庆祝我们的到来，今天当然是吃红豆饭了。二楼是宿舍，中间一个大炉子，昼夜不灭，炉子两边是床位，夜里谁起来上厕所，谁就丢进几条木柴，每天要烧好多木柴。据说夏日也组织学生来锻炼，一是长跑和登山；二是伐木劈柴，积蓄一夏天的木柴，就是为了冬季用。
  每天早上8时左右，在楼前集合，做体操，活动一下身体，然后由教练领着练习滑雪，学用滑雪杆，掌握身体平衡，先学直滑，再学拐弯、停步等基本动作。反复地在我们楼前一块较平坦的缓坡地上练习，直到中午。回去照例是洗澡吃饭，到下午2时左右，那些滑雪较好的同学随教练滑向远方。而我们初学者，仍在附近的山坡上练习，约10天左右我们就掌握了滑雪的基本要领。小黄在广州从未见到雪，她这次来这里兴奋极了。我们下午常在雪地里打闹，将苹果藏在雪里，滑上几圈后看看谁能找到。由于那里的天气几乎每天下雪，而且一下就是大雪，所以我们滑上几圈后，大雪就掩盖了埋藏苹果的痕迹了。有时为了找一个苹果，手冻得好似红萝卜，我们带上手套再滑两圈暖暖手和身体，回来再找，直到找到为止。然后大家分享这个象冰疙瘩似的酸苹果。每天下午大约4点钟以后便回山上小屋。
  直到除夕那天，我们吃完午饭才动身回来，我们是最后一批离开山上小屋的。教练要求我们必须滑雪回去，这对我这个初学者来说，真是一个考验。不过从这里到火车站是下坡路，不到10公里，是缓缓的坡，我自信问题不大。可是出人意外，滑到半路上，我右脚的一只滑雪板上的卡子忽然松开，滑雪板顺着山势滑进路旁的灌木丛中去了，我的右脚立即陷进一尺来深的雪中，无法走动了。怎么办？我很着急，想再脱下左脚的滑雪板来，走进灌木丛中找回那只滑雪板来。同学们都劝阻我说：“不行，下面深浅不知，不可冒险。”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这时，对面来了一位农民模样的人，大家一齐求他帮助我们找到那只滑雪板，他迟疑了一下说：“好吧！”他慢慢地斜着身子，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拨开树丛，提上那只滑雪板来。我十分感激他，掏出一元钱，作为酬谢，他接受了。我们又继续滑行到达火车站，为了等火车，回到东京时已是午夜。
  日本人很爱旅游，在班里每月交三五元的旅游集资，攒起这些钱来，全班每年春秋天出去旅游两次。有时参观名胜古迹，有时采集标本，如动植物标本和矿物标本，有时也去参观矿山和矿井等，通过旅游参观，开扩眼界增进了知识。我第一次坐了空中电缆车和登山电车，看了大瀑布、遍地的温泉和活火山，了解到了日本各地的民风民俗等。
  社会生活
  山东留日同学会是1942年在东京成立的。当时每年都有若干山东学生去日本读书，前后同学都不认识，有事无法联系，更谈不上相互帮助和关心，早有人倡议把大家组织起来，但都不愿牵头去干，也不好找开会地点，还得报公安部门批准，受人监督。后来他们早去日本的同学公推小林组织，借用了希腊大使馆，召开了唯一的一次山东留日同学会的会议。由小林先讲了一下会议的组织经过，又讲了召开会议的目的。一是请大家来认识认识，都自我介绍一下。二是大家都留个通信处，以后有事可以联系，相互关心和照顾。三是会后摄影留念，加深互相之间的印象。他讲完又介绍了一个姓渡边的日本人，据说他在中国呆过几年又回来的，让他讲了话，他鼓励大家努力学习，将来为日中友好而奋斗。那时的中日友好，实际是任凭日本肆无忌惮地侵略中国而我们要乖乖地听话，不要反抗。渡边来就是监督我们开会的，开会地点也是他给找的。最后合影留念，我负责收集照片钱。此后，同学们有的是毕业回国，有的因饥饿和轰炸而回国，人数渐少，再也没有召开过第二次会议。
  当时日本能源紧缺，物资短少，压缩列车次数，规定没有正当理由不得旅行，所以日华学会以农村调查的名义组织留学生去日本本州北部避暑。日华学会的职员们也很想出去逛逛，于是他们将暑假留在东京的女留学生组织起来，约20来人坐火车到本州北部一个侯爵的别墅去避暑。这座别墅是一排坐北朝南的二层大木楼，结构严紧，别致，楼上下走廊都封以玻璃推拉门，楼上门外是木栏杆，楼下门外是台阶。院落很大，种有各种花木，用铁栏杆作围墙。这座别墅的南边是一望无际的森林，我们坐在火车上时，就被这片大森林吸引住了，心想日本平原不大而森林却不小。下午3时到达这里后，放下背包，我便和小陈到森林边沿去逛一逛，不料发现了很多蘑菇，我们边采边往里走，采了两口袋，还用手巾包了一些。我们只顾边采边往里走，越往里走蘑菇越多，竟忘了时间，又没记住路，只见地下有点发暗，才发现太阳光已照到了树梢，打算快回去，但见到四周都是茫茫的森林，并没有路，往哪个方向走呢？怎么办？我们迷路了。小陈吓得说话都变了调，我吓得心中怦怦乱跳，真是六神无主了。特别是来时在火车上，有人还在讲，当时修这条铁路时，大黑熊还出来伤过人，这里村落较少，山多耕地少树林多，且狗熊经常出没其间，附近居民不敢住在这里，都集中到沿海谋生去了。想到这些，我真有点头重脚轻了。一边安慰自己现在不会有什么事，一边紧拉着小陈，生怕我俩再失散了。这时树梢上的太阳也消失了，林子里黑暗得仅仅能看到眼前的树木。我们定了定神，再三回忆我们是怎样走进来的，最后决定就按现在的方向往前走，深一脚浅一脚。有时树丛中的杂草荆棘挂住了我们的衣服，真是步履艰难，不时地听到远处有“沙沙”的声音，真使人毛骨悚然。摸索着走了约半小时，见到一条小路横在我们面前，小陈惊喜地说：“有路！有路！”对！确实有路。但是我们应该沿着这条路往哪个方向走呢？天上的星星被树遮得严严的，什么也看不见。我们走到小路的中间，极目远眺路的两端，发现向左拐的远处漆黑一片，而向右拐的方向，远处似乎树木稀疏一些。我们决定右转弯沿着小路走去，又走了约十几分钟，见到前面的树木更稀疏了，从树缝中隐约看到前方有灯亮，我们顿时愁云四散，高兴极了。灯火最亮的就是那座二层楼，我们断定那就是侯爵的别墅。其实森林外面并不黑，西方尚有红霞映空。我们快步走向别墅。当我们出现在同学们面前时，大家都惊喜地说：“你们可回来了。”因为饭前大家出去找过我们，但没有找到。管理员责备我们不应该不告诉他们，擅自行动，使大家担心。我们没告诉这里的任何人我们迷了路，只说在林子里采蘑菇忘了时间，天将黑才回来。并将采来的蘑菇送到伙房做菜吃。次日，附近村庄的妇女会送来几只鸡和一篮子鸡蛋，管理员叫我代表留学生去谢谢她们。在这20多名留学生中，只有我和小陈是国立高校的学生，而他们都是私立学校的。日本人的等级观念太重了，在他们眼里，似乎国立学校比私立学校高一观等，所以让我们当小队长。小陈不爱讲话，所以都是让我代表讲话。
  我们参观了附近的大小农舍和小型农场，调查农民的生活和习俗等，有时他们馈送些农产品，有时请我们吃顿饭，仅是一碗大米饭上面浇上一条烩鱼，带些汤菜，日语叫“天夫罗”。在当时这就是一顿难得的好饭了。那时我们每天的配给定量只有330克大米，约6市两多点，实在是经常饿肚子的。有些学生忍受不了就回国了。我们在那里玩了两周就回东京了。回来后日华学会那位管留学生的人让我写一篇感受，我答应了。想不到因此而惹出麻烦，我的那篇文章大体上写了两个内容，一是感激日本人民在这么困难的时候，还能拿出这么多的食品送给我们，宴请我们。二是随行人员太多了，占了留学生的四分之一，而且农民馈赠的东西他们连吃带拿，并在农民家里私买东西，违法乱纪，不能起表率作用。我写完后又请日本同学修改了一遍，他们用尖锐的词句抨击了这件事，改写抄好交上去了。因为当时就有许多同学反映，为什么人家送给我们几只鸡和一篮子鸡蛋，我们只吃了一次鸡丝鸡蛋汤浇米饭，其他再也不见了。随行人员吃完喝完采购完了，都背着鼓鼓的旅行包先回去了。不久后，我因事去日华学会时，让我写感受的那位职员，好批我一顿，说我造谣，意思是他们好心当了驴肝肺，说我这样污蔑他们的工作人员，理应开除学籍遣送回国。我说：“我反映的都是事实，好就是好，坏就是坏，这是我的感受，而且这是你叫我写的，你们无论怎样处理我都可以，我必须先去文部省（教育部）和警察署（公安部）去反映真实情况，然后接受你的处理。”听我说完，他反而改变了口气。他说：“女学生说话不要这样尖刻没礼貌吆！有什么事找我来反映一下就可以了吆！又何必写在纸上呢？这叫我怎样上交？”我说：“上交不上交那是你的事，随便吧！”我转身就走了。以后他们再也没提这件事。
  有时出于好奇和开眼界，也曾随几个山东老乡一起去看芭蕾舞和歌舞伎。在国内曾在外国电影上看过芭蕾舞，可是没有亲眼看到跳芭蕾舞的，在日本看到的远远不如西欧和苏联的。
  而歌舞伎类似中国的京剧，唱的什么，一点也听不懂，看了说明书才了解剧情。它的脸谱较京剧的单调得多，演唱的内容大都是一些历史故事，只看了一次再也不想看了。
  1943年暑假，我去看望北野大娘，她高兴地告诉我说：“晴正毕业了，分配到东京一个较大的株式会社，月薪60多元。我这一辈子总算没有白受苦，拉扯他长大成人，今天他能独立生活，我就熬到头了。”她继续叨念着过去抚养晴正的那些艰难岁月，说到伤心处，北野大娘泪流满而。我安慰她说：“往后的日子就好了，难过的时刻已经过去，应该高兴。”她连连点头，让我以后常去看他们。由于我怕耽误了学校的晚饭，便匆匆回校了。过了十几天，忽然小萧来告诉我：“北野大娘病了，因为北野晴正接到征兵的通知后已去部队报到了。从她儿子走后，她已3天没有起来了。这几天都是我自己做的饭，她一点饭也不吃，劝她也不听，怎么办？”我一听很着急，正好下午是大合堂课，不点名，我便溜走了。到她家后她还在躺着，见我去了，她放声大哭起来。自从我搬到她家后，她不止一次地说过，我的像貌和个性极象她已去世的女儿，7年前她女儿是东京的一个护士学校的学生，因病去世了。她每看到我就想起她已过世的女儿。今天她又见到我，使她既想起已去世女儿，又想起她出征的儿子，因此格外伤心。我见她这般模样，也觉得这位老人实在不幸，我劝她要保重身体，哭坏了身子目前没有人照顾。她说：“我已经不想活了，老天叫我快死了吧！”我说：“那不行，将来晴正回来找不到妈妈怎么办？”她抽泣着说：“我就这么一个儿子，长大成人还指望他养老送终，这不是二十二年的心血一场空马？！过去独子不出征，现在可好，这不叫北野家断子绝孙吗？为什么要战争，去打人家有啥好处，全国就剩下老人、孩子和寡妇了。”说完又哭起来，哭得十分悲恸。这次北野的出征，在她看来就是有去无回，就是去送死。这何止是北野大娘一人的心声，这是普通日本人民的共同心声。当时我给北野大娘做了一碗藕粉，她勉强喝了，我又通知了她的亲戚市川大叔，让他常来照顾她。在回校的路上，我思绪万千，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给本国人民带来多大的痛苦和灾难，带给中国人民的痛苦和灾难，远远甚于带给北野大娘的。有多少无辜者死于它的铁蹄下，有多少人家惨遭炮火，流离失所，妻离子散，更有多少英勇的战士牺牲在战场。
  万万没有想到，1945年日军投降后，我收到北野晴正的一封信，提到他在朝鲜接受训练，后驻守在朝鲜，没有去战场，侥幸活下来。当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他复员回来，他们母子才得以团聚。他仍在原来的株式会社，并自己买了房子搬了家，让我们有机会去日本到他家做客。可惜后来由于战火和搬家，将他的地址丢了，再也没有通过信。
  归国
  1944年9月底，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并发给了毕业证书和中学教师合格证。并限3日内离开学校赴工作岗位。我暂搬到北野家。本想在日本多念几年，曾与名古屋帝国大学的黑田教授取得联系，拟在该校继续读书，专攻近世代数，取得数学方面的一技之长，将来对国家有较大的贡献。但是母亲屡次来信催促回国，说她年老有病，非常思念我；又说家庭需要我回去工作以帮助解决生活问题。后来才知道，我哥哥有抗日嫌疑，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严刑拷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施以种种酷刑，几乎丧命，终因证据不足取保释放。回家后，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加之又听说美军经常轰炸东京，已无法上课。母亲认为既是这样危险，又何必留在东京担惊受怕。当时确是多数留学生回国了，无怪母亲这样担心我的处境。正好这时小陈的父亲也来信促其速回。于是我决定与小陈结伴回国。当我把决定告诉给北野大娘时，她哭了，她苦苦挽留我多住些时间，她的亲戚市川大叔（当时是东京的知名人士）也说：“现在东京中学教师奇缺，我可以给你找工作，你暂时陪一陪你北野大娘，因为她太寂寞了。”但是我都婉言谢绝了。
  当我想到我校上届毕业生4人在10月4日横渡朝鲜海峡时，被美潜艇的鱼雷击中，船沉人没，无一生还。为了自我安慰，躲开这个鬼日子，我们选定辛亥革命胜利的日子启程回国一定会顺利的。我们买了这一天的东京到北京的火车轮船联运票。
  1944年10月10日下午，我们在东京站乘上南去下关的快车。当时日本人限制旅行，车上的人很少，异常冷清，既不供饭也不供水，各车站已失去往日的热闹繁荣。幸而我们离校时分给我们每人500克压缩饼干，照顾我们路远，每人又增加了500克。我们一路上就用它来充饥，每到大站时我们便快跑下去倒两杯自来水解渴，虽然我们从来没有喝生水的习惯，但这时也顾不得这些了。在漫长的旅途中，我和小陈夜间轮流睡觉，白天大部分时间往窗外瞭望，很少谈话。外面依然是青山碧海，林木郁郁葱葱，风景优美如故，使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而车内大部分旅客的情绪和窗外的风光，形成鲜明的对比，十分不调和，他们是过于严肃？不是；是焦虑不安？也不是。他们的面部毫无表情，呆呆地坐着，已失去往日男人的威严、女人的温顺、孩子的活泼。这种沉闷的气氛，使人感到窒息，这是不是都得了战争忧郁症，一种不祥之兆笼罩着他们。回忆自“九·一八”、“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侵略东南亚，烧杀抢夺，惨无人道，战争贩子得了战争疯狂症；而人民得了战争忧郁病，这表明了日本军阀即将失败。
  “广岛车站到了，有在广岛下车的旅客请快下车。”我的思绪突然被车站上的广播打断了。我猛地想起我的同班好友木原多惠子早已回广岛，我曾去信告诉她10月10日由东京起程回国。我毫不犹豫地快步下了车厢，在站台上四处瞭望，几乎同时，我们的目光碰在一起了，木原跑过来，亲切地握着我的手，一切尽在不言中。她把带来的一个包递给我，并说：“这是煮好的鸡蛋，你带在路上吃吧！可能车上不卖什么，我回来时也只是吃的压缩饼干，可我的旅途短呀！而你们……”我向她道谢，并说：“真难为你，现在哪能买到鸡蛋？”她说：“广岛是自己的家乡，总能设法买到的。”我问她的身体如何？她说好多了。我又问她的父母有无消息？她摇了摇头没说出什么来，但是她的眼睛湿润了。这时无情的铃声响了，我又一次紧紧握住她的手说：“保重身体，后会有期。”我急忙登上车厢，从坐席窗口望见她用手帕拭去眼泪，又挥着手帕说：“再见！再见！到家后请来信。”车身启动了，同样我在窗口探身车外向她告别。谁也没有想到一年后，美军的一颗原子弹带给广岛人民惨痛的灾难，死、伤、残十几万人，我的好友木原多惠子，现在你在哪里？
  火车继续前进着，单调的车轮振动声又把我带进回忆中。在学校中每到夏天，我们留学生几乎都是带着饭盒聚在教学楼后的一条长廊内吃午饭，因为长廊的两边都设有长椅，这里既安静又凉爽。某日，木原多惠子也来此吃午饭，在饭后闲谈中，才知道她全家都在美国定居，她回日本来读中学和大学，由于她不习惯日本女学校严格的集体生活，她住在亲戚家走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她父母音信全无，她非常挂念全家的安全。本来她性格比较开朗，爱说笑，善歌舞，自从她收不到父母的信后，她没有了笑容，少言谈，变得忧郁了。由于她长期的忧伤和营养不良而传染上肺结核，差一学期没有毕业，便休学回老家去了。今天重逢，是欣慰，是离愁，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她的倩影时时萦绕在我的脑海，使我的心难以平静。“小姐！小姐！”连声呼唤，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位60来岁的乡下老妪站在我的身边，她衣着朴实，上穿蓝黑花条的和服，下着一条紧腿长裤，将和服下身套在裤内，脚着木屐。是标准的日本妇女的防空服装束。她见我抬起头来，便问道：“这个空位子，还有人坐吗！”我说：“没有人，你请坐。”老人坐下后自我介绍说，她姓藤田，是四国人，小儿子参军在朝鲜汉城，听说快上前线了。说着说着落下了眼泪，她呜咽着说：“也许这是最后一面了。”我和小陈相视无语，因为我们起程前约好，一路上少说话，不暴露身份，不惹麻烦，但求我们平安到家。这时藤田老太太又开口了：“小姐，你们到哪里去？是从东京来的吗？听你们的口音是东京人？”小陈一向不爱说话，只有我答话了。“大娘，我们是从东京到北京去探亲的。”她接着说：“这太好了，我们乡下人没有出过远门，又不识字，听说还得坐船换车，路上请多多关照。”“不用客气，彼此彼此。”我们3人又陷入沉默之中，天渐渐地黑了下来，单调的车轮声压过了一切。按时间快到本州的最南端下关车站了，穿过海底隧道就是九州的门司港了。突然车停了，车灯灭了，车上一片骚动声，有人在说：“空袭警报！空袭警报！”紧接着听见车上广播：“旅客们请注意！请旅客们不要慌，或留在车上，或下车在附近暂避一避，听到汽笛声或看见灯亮了，就赶快上车，不要耽误了你的旅程。”藤田听说是空袭，非常害怕，悲悲切切地说：“天哪！我看不成儿子，再把老命丢在路上。”我安慰她说：“大娘，别着急，就是飞机来了，也不一定把炸弹投到我们头上，你是下车，还是留在车上？”她说：“我不下去了，死活由它去吧！”我和小陈商议，这儿是水陆交通要道，车站、隧道、码头都集中在这儿，是空袭的目标，还是下车好，这时有不少人已下车了。车内外一片漆黑，多数人往南向隧道方向去，我们认为这不妥，还是往西走去，在一所建筑物的墙根下躲一躲，同时也能看见车上的灯是否亮了。这里很安静，我们蹲在墙根下紧紧地靠在一起，几乎能听到自己忐忑不安的心脏的跳动声，除此外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大约过了一小时，解除警报的汽笛响了，火车上的灯亮了。我们快步走上火车，只见藤田仍坐在原处未动，她笑着说：“多亏神灵保佑，没来飞机。”我们随声附和说：“是的。”火车徐徐地开动了，它慢慢地钻进隧道，又慢慢地在九州的门司港爬上来，门司车站到了，我们下了车。本来门司港是通朝鲜的交通要道，往日港上灯火辉煌，旅客熙熙攘攘，远望海上，红色的塔灯不停地眨眼，港外渔船点点灯火，依稀可见，轮渡的船只，昼夜不停。但今晚海港上，只有两三个电灯照明，远望海上，黑的可怕，渡船今夜停了。只有少数旅客留在码头上，天色已晚，我们路途不熟，也没有去找旅店，就在这静静的海港码头上坐等天亮，子夜的海风，颇有寒意，我们饱尝了这凄凉的夜景，只有天上的星星还不时地向我们打招呼。
  黎明时刻，冷嗖嗖的海风袭来，驱走了我们旅途的睏倦。大家站起来找到自来水，洗漱完毕，顺便捎回两杯水作饮料，我们拿出压缩饼干和鸡蛋，藤田拿出她的饭盒，是紫菜卷的米饭和鱼。我们礼节性地互相让了一下，便各人吃各人的。这时码头上的工作人员忙来忙去，要坐船的旅客也逐渐多起来，不一会广播喇叭响了，说是门司到釜山的船8时开。当我们上船后，走下甲板，来到写着外国人席的席位时，我们停下了，藤田问我们为什么停下，我们告诉她是买的这个席位的票，让她跟大家到普通舱去，下船后我们在码头上等她。互道再见后，她随人群走了。上船后不久，便每人发了一个上身保护器，如遇不测，赶快系上此物，以保护前胸和后背。这时船上广播响了：“请大家注意，万一落下水去，千万不可游泳，游泳后造成身体疲乏，会加速下沉，这个保护器可使身体保温，保护内脏减轻冲击，并起到漂浮作用使身体暂时不下沉，应任其漂游，等待营救……”当我们系上这个保护器时，有一股难言的悲痛涌上心头，难道我们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告别人间？难道我们用了祖国的血泪钱——庚子赔款来供给我们读书，我们一天也未能报效祖国人民就不辞而别吗？家中老母翘首以待，若知道她的女儿永远不能回去了，她该多么伤心！难道我们真的和上届毕业生同样的命运？不！绝对不能！因为我们是10月10日出发的，这是一个革命胜利喜庆的日子，绝不会有恶运。我心乱如麻。在不知不觉中，船已起航，大约走了3个多小时，船上又广播了：“由于美空军和潜艇的骚扰，暂时在对马岛靠岸，各位旅客不得下船。”这时船上的人精神比较紧张，情绪比较低沉，当然各有所思，我俩闭着眼睛，紧紧地靠在我们的背包上，像有大祸临头似的。不一会听到岛上的高射炮响了，连续响个不停，它打破了寂静的晴空，它打断了每个人的思绪，仿佛有人在讲：“空袭！空袭！”这时船上的旅客非常紧张，我和小陈紧靠在一起，连大气也不敢喘，好象这样就减轻了思想负担，得到些安慰似的。高射炮响了约半小时之后，什么动静都没有了，我精神一松弛，便入梦了。再醒来时，夜幕早已降临，我站起来从那碗口大的小窗口远远望去，一片漆黑，往日船经过对马岛时，并不停下靠岸，而是直开釜山，用8个小时，看来今天需在对马岛过夜了。我把小陈摇醒说：“咱们该吃饭了，从早晨5点来钟在门司码头吃过一次早饭至今已经15个小时了。”由于过分的精神紧张和劳累，饭都忘记了吃。饭后我想不会再有什么事了，已经两夜没有好好地睡了，真想好好睡上一觉，但身上的保护器不敢摘下来，只好枕在旅行袋上半坐半躺着睡了。忽然我觉得我漂浮在水上，我没敢游泳，心里很着急，因为我没有看见小陈和藤田，海洋中并没有汹涌澎湃的恶浪，只是海水有些上下起伏，四周并没有人，又好象是在学校的游泳池，是仰泳，我忽然抓到一件东西，猛地坐了起来，一看是小陈的提包。这时我心中怦怦乱跳，原来是在做梦，果然船身上下起伏，有些晃动，我欣喜开船了。我站起来从小圆窗口向外望去，发现天已微亮。这说明危险即将过去，我兴奋地叫醒小陈，开玩笑地说：“船开了，即将到达釜山，今天早饭正该给咱们吃一顿红豆米饭以示庆祝，可惜我们仍得吃压缩饼干，还得省着点吃，不然的话我们到朝鲜就得挨饿了。”至早晨7时许抵釜山港，整整用了23个小时，才安全地渡过朝鲜海峡。我们上岸后，像心中的石头落了地，肩上的沉重包袱抛向大海，非常轻松，虽然背上还有旅行袋，手中还有提包，但是我们都没有感到它们有份量。
  我们信守诺言，在码头上等着藤田，见她疲备地走上码头，我们相互道了早安，她忧伤地说：“东京小姐，我一夜未合眼，我后悔不该来看他，不知路上这么难走。”我们安慰她说：“坐火车就平安无事了。”她说：“我还得回去呢，真遭罪。”釜山是一个海滨小城市，码头距火车站不远，我们把藤田送上火车，告诉她我们有事须在此耽误一天再走。我们相互挥手道别后，没等车开我们就离开了车站。
  朝鲜南端的海滨城市釜山，在10月间正是不冷不热，气候宜人，远山近海，非常美丽。过去码头车站熙熙攘攘热闹非常，而今天船去车走，格外冷清。我们沿着漫长的海岸线散步，以消除这几天来的紧张情绪，轻松一下，以利继续旅行。我们在海边能看到的只是寥寥有数的渔船，成群的海鸥，不时的由天空钻入海面觅食，海燕在海面上穿梭飞翔，这局部是一片和平景象，但无繁华而言。往日那些卖珍珠、贝壳工艺品、海产品的都到哪里去了呢？我们不知不觉中走到郊外，远远见到一位老妪，由小路上走来，一身白色短褂长裙，下着白色朝鲜胶鞋，挎一个竹篮。当我们相遇的时候，她似乎想说什么，迟疑片刻又走了过去，我们即刻站住，用日语问了一句：“附近有卖吃食的吗？”她似懂非懂，眼睛盯住我们，我用手比划着往口里吃东西的样子，她明白了，她环视了四周没有人，便揭开那篮子上盖着的白布，“啊！大苹果！”我惊喜地说了一句。她立即嘘了一下，暗示我不可出声。她要一元钱一个，太贵了，还价不卖，我近一年来在东京没有见过苹果，太馋人了，狠狠心买了10个，她暗示我们要藏好，等她刚一走过去，我们迫不及待地用手巾擦了擦，边吃边沿着海边走了回去。吃这种酸苹果，越吃越饿，我们多么想吃一碗热汤面。将近中午，街上的人多起来了，但并不热闹，我们找到了一个较大的旅店，是老夫妻俩开设的，我们想要一个两人住的小房间，他们说只有4人住的大房间了，让我们先住下。但这个店只管住宿不管吃饭，他们告诉我吃饭的地方，出旅店门往左拐，在一条胡同内有一个小饭店。我们要了两碗热汤面，内中稀稀的面条上面漂着几个青菜叶，这天我们总算喝到了热汤。当我们回到旅店时，屋内又来了一位老太太和一位中年妇女，她们是赴沈阳探亲的。我们做了礼节性的问候，没有多说话。由于连日来的辛苦，这天登上陆地安心了，天一黑我们便睡下了，准备次日一早乘釜山到北京的国际列车。
  列车上旅客不多，我们仍找了个窗口对面坐下，不知不觉中列车快到汉城了。小陈提醒我：“你宿舍的坂宏子的哥哥不是汉城车站的站长吗？”我忽然想起来，在我们离校前，她曾问我何时回国，我告诉她了日期，她说到时一定打电报给她哥哥，让她哥哥送些食品给我们，恐怕列车上不供应饭。汉城是大站，停车时间较长，我忙下车在站台上找坂站长，问站台服务员，他们说前两天他还交代我们注意这趟车上有下来的旅客如果找他时，赶快通知他，可是今天他休班没有来。我听后怅然返回车厢。当时我想，过朝鲜海峡用了23个小时，又在釜山休息了一天，当然时间都错过了，无怪乎人家不在。
  火车单调的车轮声催人欲睡，我们在车上呈半睡眠状态，不知何时，夜幕降临了，火车悄悄地驶过鸭绿江，向沈阳方向奔驰。当我们听到故土的乡音，兴奋极了，睏意顿时消失。车上的人逐渐多起来，车内外都有卖食品的，车站上也比较热闹，灯火通明，与鸭绿江东形成反差极大的两个世界。特别是到了沈阳站，上下车的旅客特别多，站上售货亭中的物品应有尽有，我们高兴极了，赶快下了车厢，东张西望地搜寻我们多年来未吃过的食品，每人买了一兜回到车里。由于我们过度兴奋，而忘记了10月中旬的东北天气，嗖嗖的北风，早已把我们吹透了，两人不断地“啊嚏！啊嚏！”身上也有点打战，感冒了。我们没带药，好不容易向列车员讨来一杯热开水，喝上些暖暖心。车到山海关后，我们起来收拾一下物品，等候检查行李和证件，然后我们下车兑换钱，日元可兑换一元联银票。我们换完钱又上了车，在山海关上车的旅客很多，车厢里已坐无虚席，连中间也有人蹲着或站着，虽有大人叫，孩子哭，但听到的都是乡音，倍感亲切，颇不寂寞。终于在我们的盼望中，于10月16日下午火车徐徐驶进北京站，结束了这一周不平凡的旅程。亲爱的北京，我们回来了。
  几句题外话
  本文所写基本上是事实，涉及到中国人都未写名字，因为没有征求他们本人的同意，不好冒昧去写。再者，这都是50多年前的事，如有错，请多原谅并赐指教。
  写这篇回忆文章，很费踌躇。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人民惨遭杀害，致使妻离子散，背井离乡，过着难以言状的凄惨生活，有志之士皆奋勇抗战，不惜流血牺牲。而我却在东京安然读书。虽然我想读好书有所成就，报效国家，造福人民，但时机不对。没有国，哪里有我的家，没有家，哪里有我。如果都不顾国家安危、人民生死，去个人奋斗，哪里还有今天。因此回忆这段留学生活，内心深感沉重。
  （作者系山东济南一中高级教师，现已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