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叫陶愚川，号勉如，1912年7月生于浙江绍兴。父亲陶成勋，是前清秀才，以行医为业，母亲吴氏，在我8岁时去世。我兄弟3人，长兄陶百川、次兄陶广川，他们现均居住在美国。我年幼时，家境贫寒，以后求学，均赖长兄陶百川资助。
  1930年8月至1934年7月，我在上海私立大厦大学教育学院上学。1934年11月，东渡日本，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大学院学习，专攻教育、哲学及教育史。和我同去的还有一位浙江同乡。到日本后，先入“东亚预备学校”学习日语。这个学校的教师汉语讲得很好，很流利。这样，我们学日语很方便。在这个学校学习不到半年，我就到了早稻田大学学习教育史。
  早稻田大学是日本有名的大学，它的教学方法是一个导师带一个研究生，学生以自学为主，导师也作辅导。当时，得到日本的学位是很困难的，这和美国不大一样。我国著名的学者苏步青教授就是获得日本博士学位的。在日本，能得到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为数很少。
  留日期间，我是住在日本老百姓家的。当时，东京有一个“中华青年会”，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住在那里，也有少量学生和我一样，住在百姓家中，按月交房费，收费高低不一。住在百姓家有一个好处，可以和他们交谈，这样能锻炼日语能力。因日本学校收费不高，到那里留学的学生也很多。当时，郭沫若、周扬也在日本，中国留学生中的一些要求进步的学生都愿意和他们接近，有什么疑难问题也都愿意找他们帮助解决。
  课余时间，我经常看看电影，主要是逛书店。日本的书店很多，能买到的书也很多，除学习教育史外，我还看其他的书，如文学方面的等等。
  1936年秋季，我哥哥陶百川从美国回国，他愿意我到美国留学，开开眼界。这样，在他的安排下，我到了美国，入密歇根大学学习西洋教育史。
  入学后，仍和在日留学一样，学生以自学为主，导师加以辅导。美国人称研究院叫大学院，学生大学毕业后再升入大学院学习，相当于现今我国的研究生。因年代久远，当时学的课程已经记不清了。来到美国后，语言已不是障碍了。因为在国内上小学、上中学时，学的外语都是英语。到日本后，也可以讲讲英语，当时的日本人很是崇拜美国，都以讲英语为时髦。这样的环境，反而有利于我们英语口语的锻炼和提高。所以到美国后，语言关已过。尽管这样，美国导师讲课，我们听起来仍有一定困难，记笔记慢。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就习惯了。指导我的导师名叫Fraser（弗雷泽），他当时约50多岁，专门带中国的留学生，作风比较民主，但对我们的学习要求较严。他向我们布置作业，提供参考书目，经常辅导，平时也搞一些小考，也就是小测验，到学期末，再搞大考。每学期都要写一篇学期论文，记得我先后写了《教育与自由》、《尼采的哲学》、《中国工业发展对于教育的影响》3篇学期论文。学生毕业时要有毕业论文，题目是自己选定，写好后交给导师批阅，博士论文，还要搞论文答辩。
  在密大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很多，是从大陆去的，分布在教育、哲学、自然科学等学科。李毅夫（现为曲阜师范大学教授）当时也在密大留学，和我是先后同学，可当时并不认识他，直到回国后，在曲师大工作，才知道他曾在密大留过学。毛礼锐（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和我是同班同学，和我一样，也是学教育史的。中国留学生住在学生公寓，交点房费。附近有个广东人开办的中国餐馆，是专为留学生准备的，我常到那里吃饭。
  在美国留学时，逢到假期，有的学生就回家探家，我只回过一次，其他时间，我也没有参加什么社会活动，只记得，学校曾组织学生参观过美国的监狱。1938年10月，我在密大学完了全部课程，获得了教育学硕士学位，回国赴四川重庆，在国民党教育部任职。
  解放后，我获得了新生，开始着手编著酝酿已久的中国教育史。特别是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找到了科学研究的正确方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使我解决了许多我过去由于思想方法不正确而不能得以解决的教育史上的难题。从此，我发奋图强，节衣缩食，克服种种困难，至“文革”前，我先后完成了《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史》、《中国明清教育思想史》《中国宋元教育思想史》、《中国隋唐教育思想史》。在十年动乱中，我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白天挨批斗，晚上在“牛棚”里埋头写作，又接连写出了《中国秦汉教育思想史》、《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史》。遗憾的是，9部教育史手稿大都遗失在动乱年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左”的思想的清除，在校、系领导的支持、帮助下，我凭着过去多年积累的资料，笔耕不辍，专心著书，相继写完了《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古代部分、近代部分、现代部分）3册约100多万字。这3本书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其中，古代部分在1985年出版后，引起教育史研究学术界的重视。认为，该书是“把比较科学方法引进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本书曾参加了1985年香港书展，1986年11月又荣获山东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对于这些，我认为是我应该做的工作，党和人民给了我极高的荣誉，1987年，山东省总工会向我颁发了“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同年。济宁市总工会也颁发了“七五建功奖章”。在荣誉面前，我深感自己做得很不够，离人民的要求相差很远很远，同时更激励我，在有生之年，竭尽全力，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多做贡献。
  （作者系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六届省政协委员，本文由马素珍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