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向我征集《留学生活》文稿，但我从1944年12月赴美到1946年5月回国，在美国实习来去仅一年半。既没有取得高级学位，也没有做出有意义的事迹和贡献，匆匆而过无善可述。加上“文革”期间将所有的资料都尽付一炬，要写这样一篇文稿对我来说确实是个大难题。
  然而回忆一下那段时期和前前后后所见所闻以及亲身经历的事情和结识的朋友，有不少是我难以忘记的，有的至今记忆犹新，值得怀念和追思。
  （一）
  在叙述我的留学生活之前，要先从大学毕业后到内地工作的一段时间开始。1940年在交通大学毕业后，我暂留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等候去内地工作联系的回音。1941年春在同学凌君达家遇到她的表兄姚念庆正要去内地，于是我们结伴同行，决定经香港、广州湾（现湛江市）到柳州这条路进入后方。
  在香港德辅大道一家旅馆候船时，不期受到刚从美国回来欲报效祖国的3位学者的来访，他们是李庆海、王遵明两位博士和华裔美籍的黄新有土木工程硕士。他们都想和我们结伴同行并共同商量选定一条最安全而又合适的路线。我们这个队伍后来共有男女18人，除妇女8人乘坐轿子外，我们几人把重的行李交给挑夫背运外各自携带随身行李从赤坎步行450里山路到达玉林。因当时所有公路尽遭日机破坏，我们又辗转乘水路经北流到贵县绕道到达柳州。
  我和黄新有是全队身体较好年纪最轻的两个人，负责路上的食宿和交通安排以及与沿途各方面打交道的一切事务。经过这两个多月艰苦路程的磨练和在困苦生活中的互相合作和了解，我们成了莫逆之交。抵柳州后大家分道扬镳，我先到桂林，正当考虑到何处就业时，忽然接到柳江机器厂汤心豫学长的来函，介绍我去该厂实习。我决定先到该厂实习。在那里得识铸工老前辈沈阿泗师傅，并在实习中得到了他的指导和培养，他是我最早的铸工启蒙师傅。实习期满后，我受聘于桂林浙赣机厂，与邹孝标学长共事数年。在他的领导下，我在技术业务和经营管理上都大有长进，他那艰苦创业精神和勤奋朴实的工作作风，更使我受益不浅。
  不料在1943年秋天，我突然收到黄新有兄从滇缅公路来信，告知他即将来桂林水利局工作，这使我喜出望外。原来他自从和妻子到滇缅公路当养路工程师以来，因长时期遭受日夜不断的日机轰炸，使他妻子数次流产而本人也过着颠沛流离、辛劳过度的艰苦生活，处境十分困难。所以千方百计设法调到桂林与我在一地工作，也好彼此有所照顾。
  但好景不长，在日寇进犯桂林前几个月，黄因在滇操劳过度，加上营养不良，使他旧日的肺病复发，连日大口吐血不止，病情危急。我一方面设法奔走求医，为他先止吐血，同时黄说他有位在美读大学时的童立夫老师，此时正在重庆为农业部兽医顾问，请我去电求助。但不巧，那时童立夫博士正在新疆抢救百万只牛羊的生命与瘟疫日夜奋战，直到半月以后童回到重庆时才知黄病的消息。他不顾连日的劳顿，见电后立即飞桂，到我所在的工厂找到我，于是我把他带到黄的病榻之前。当我看到黄热泪满面与童紧紧拥抱着说道：“博士，博士啊！您可来了！我恐怕不行了。”而童则连声安慰地说：“我儿！我儿！您不要着急，您一定会好的！”我深为感动。童一边从皮包里拿出他带来的药品和美大使馆配给他的全部营养品，并取出数百美元给黄妻让她去买只奶羊为黄在恢复期间补养之用，余款留付医药费。他留在桂林半月余直到黄的病情有了起色才回重庆。不久，他把黄夫妇转移到昆明，并将黄妻安排在昆明的一个中学教书，将黄托人护送到印度转到美治疗。我有幸通过黄而与童博士相认，后来他成了我的终身老师和朋友。
  1944年6月桂林沦陷前，我偕同周文中老弟由桂林经柳州，独自逃难去贵阳。一路上难民遍野，惨不忍睹。我幸赖沿途车站上同学的帮助才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安抵贵阳。承蒙湘桂电熔厂刘理量先生盛情款留在其家寄住两月余。为了寻找出路不得不去重庆到严机同学处等待就业。不料在10月下旬得遇好友郭予信君告知交通部正要招考第一批留美（专案）实习生的消息。我符合条件，并经交大分校柴志明教授的证明和介绍报名，考取了交通部的留美实习生。当时有300多人报考应试，后来据说我的英文试题“您到美国怎样去学习他们的长处？”和中文题“试述你的工作经验”回答都作得比较出色。这和我从上述朋友相处时所听到关于美国的介绍和我在浙赣机厂的4年实际工作实践分不开的。在我得知招考之前，我曾去嘉陵宾馆看望了童立夫博士，他即将完结他在华顾问的任务，不久即将离渝返美。他对我谈了在华工作的感想，最使他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政府的腐败，使他不能把宝贵的时间更好地帮助中国人民。他希望日后我能有机会去美国学习，并与他会面。那时我做梦也没想到在不到两月之后会有去美留学的幸运。
  （二）
  交通部第一批赴美实习学员共69人，于1944年12月7日由重庆启程到宜宾乘美军运输飞机飞印度汀江，再换乘火车到加尔各答。在中国宾馆候船两周多，于1945年1月5日才由孟买登美军运输舰去美。因当时有德、日潜艇干扰和袭击的危险，我们绕道澳大利亚、新西兰而两次横过赤道，再沿南美海岸向北航行到美国西海岸的圣地亚哥军港登陆，历时两月。由美海军汽车送到洛杉矶附近的劳雅拉大学宿舍，等候美国际培训中心来安排我们的实习计划和分配方案及实习地点，并办理入学前的移民和保险等事务。
  在洛杉矶期间，我与同学严机及南京刘作霖兄去一家当地最大的百货公司购置到美后第一件衣服时，遇到一桩令人难忘的事情。当我们都选购了一件价值50美元的夹大衣而正欲离去时，一位公司的产品鉴定员格林先生走向我们说，他对我们的挑选眼光非常欣赏。当他知道我们是刚刚到美国来实习的盟国人员时，他向我们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说很高兴带我们观光全市市容。他说，他和妻子都爱吃中国饭菜，非常希望我们能带他们到一家最好的中国餐馆享受一顿中国美餐。我们被他的热情好客和坦率的要求所感动，在近两个月的单调航行之后，我们也很想尝一尝中国的饭菜风味。我们欣然答应，并约定了日期。这一天，我们邀请他的夫人和他的女秘书（他自己提议的），由他自己开辆大轿车同去一家有名的中国广东菜馆晚餐；饭后游览好莱坞各处名胜，还参观了一家最大的电影制片公司；此后还把我们带到影城最有名的、为影星们所光顾的椰林夜总会观光消夜。后来我们一直保持通信，在我离美之前他们来函送行，祝我一路平安。通过这次和美国朋友的初次接触，他们的热情好客，坦率而真诚的待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个体会是美国人喜欢把自己最美好的东西显示给人和招待客人，他们是真诚待人不讲客套。因此我们也要互相尊重，不亢不卑并礼尚往来。
  在2月下旬，我同金伯塽、扶学炼、李宗达、谢文淦和陈嘉实共6人被派往明尼苏达州首府圣保城的大北铁路公司实习。公司委派其副总工程师劳弗勒先生负责我们的实习计划和指导以及我们的生活安排。他年过70高龄，但在我们到达的当天早已在车站亲临迎候，并亲自开车把我们送到已安排好的住处。次日一早他先带我们到总部报到，去认识一下公司的领导和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并参观公司所有与实习有关的主要控制设施和运转场地，然后又按不同的专业把我们带到各自的实习地点和部门，介绍实习负责人并安排就位。他也非常关心我们余暇时间的生活安排。几乎在初到的前3个月的每个周末，他都用自己的车子把我们带到附近对实习有利的地方去参观访问，并领我们去游览当地的风光名胜和博物馆等。他知道我们生活费有限，为了节省我们的开支，并多次邀请我们到他家做客。他还常常组织我们参加有关工程师学会的活动，并在节假日带我们去当地的一些家庭访问。在实习完成每个阶段之后，他还为我们安排到铁路沿线有关的站场和工地去参观学习，以扩大我们的专业视野。总之，在全部实习期间，他自始至终都关怀备至，成了我们的良师益友。甚至在我们实习期满，行期及离美港口决定后，他还不远数千里赶到旧金山特来为我们送行。回国后他不时地给我写信，直到他去世才失去联系。
  我的专业实习主要是在公司的兑尔街总机厂进行的。从厂长到车间主任都非常重视我实习计划的实施，要求我们每月交一份书面报告，由车间主任审阅后呈报培训中心。每个车间的技术员负责人和指导操作的师傅都和我相处甚佳，他们都争相利用每周两天的休假邀我到他们的家乡访问。明尼苏达州是个秀丽的风景区，人称千湖之省。我跟他们学着去钓鱼和打鸟，做一些有益心身的活动，我还到离城140英里外的圣克劳的车辆厂实习半个多月，这个分厂在当时以其全铝皮的车厢密封性好和重量轻减震技术优良而著名全美。在小镇实习更容易认识美国朋友，有位师傅还把我带到他家乡一个叫山湖村的地方，去拜访一个青年牧师家庭。他的太太从小就随她父亲在河北省大名府传教长大，听说我从中国来，一定要我到她家做客。在席间她说她非常想念中国朋友和在中国的生活，特别是爱吃中国的饭菜，她喊着说：“我是多么想吃中国的水饺啊！可惜我今天只能用我们的饭菜招待您。我真梦想有一天再能回到中国去！”可见她对中国和她的中国朋友是多么情深意厚。
  我的实习计划在1945年8月底当交通部视察员茅以新先生的到来而得到调整。因为我的专业主要是铸造。我要求到美国知名的铸造厂家去实习一段时间，在9月底我得到通知，调我去芝加哥一家美国著名的、名叫美国铸钢公司去实习。这家公司和我国交通部有长期的业务联系，我国铁路上用的车辆铸钢梁架、挂钩和转盘等主要部件，凡上有A、S、F标志者都是由该公司制造的。当时正值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公司正从制造军用产品（坦克）转换为民用铁路装备的阶段。我用3个月的时间，在总部的产品及技术开发部实习，并且3个月在其冶金总厂和两个生产主要铸件的工厂实习铸造工艺。我实习的总负责人是公司副总裁查理·西特尔先生，他是美国著名热力工程专家，副指导是该部的总工程师，也是有名的机械工程师，芝城学会负责人。该部门的全体领导及工作人员都把我当做盟国的一位使者来欢迎，特别是那些绘图员和资料员都千方百计地想帮助我完成实习及科研任务，她们教我查阅资料，帮我使用公司的内部技术档案，每逢周末都争着请我去家中作客。有两位女职员在我实习结束前还抽空陪我采购回国所携带的物品，恋恋不舍之情令人难忘。
  在南印地安纳城公司的冶炼总厂实习时，我的指导老师C·黎利奎斯总冶金师是个令人尊敬和难以忘怀的人。他是祖籍瑞典留学德国的冶金学博士，全世界用铝脱氧炼钢的创始人之一。他每天都要过问和关心我的实习情况，不时地请我到他家就餐，品尝他夫人的拿手好菜（瑞典的木锤牛排）。在中午他常邀我一同在厂部餐厅进餐和喝啤酒，他一饮就是几大杯，在半醉时就用德文来谈话，毫不保留地把他的炼钢技术和诀窍对我讲述，可惜我那时学浅艺薄，不能全部领会其中的奥秘所在。直到我回国后执教山大时，因受唐山水泥厂的聘请去解决耐磨钢球的问题而去函求教，他还回信把耐磨钢球的工艺和配方相告。
  另一位指导人是铸工实验室主任型砂专家卢森法斯先生。他在型砂性能控制和型砂对铸件质量的作用和联系上，对我的指教，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我带回来的美国辛浦森混沙机和松砂机说明书，在50年代初，由当时的省机械厅章鸿基总工带到青岛铸造机械厂作为试制的最初样本之一。
  在圣路易市和阿连斯镇的两个工厂实习，使我对铸钢件的全部工艺过程、质量检查以及生产调度和车间管理都打下良好的基础。我同指导和帮助我实习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以及他们家属都相处甚佳，我们不时也请他们到当地的中国餐馆吃吃中国饭（Chopsuey杂碎）。在见面时他们总是念念不忘，称谢不已。
  我到美不到两个月，就从青年会旅馆（中国实习学生大都住此处）搬到明尼苏达大学附近的一个美国建筑工人家里居住。这不仅很快地提高了我会话能力和熟悉美国一般人民的生活习惯，还有较多的机会认识和接触大学的教师和工作人员，并有机会参加有关的学习活动和华侨学生组织的社会和文化活动等。我常和一位留学该校校友丁工程师一起到大学各处走走，并去一些中国教师及留学生家中拜访，其中包括在农学院执教的知名学者如蒋士彦和在农学院学习的农机专家李克佐学长等，还遇到不少解放后回国工作的生物学家们。这些活动都对我的学习和后来的工作大有助益。
  （三）
  在美实习期间，使我最难忘而至今回忆起来还心情激动和感到无限温暖的，是在1945年9月间，我到数千里之外的芒大拿州和在内地结识的良师益友的重聚。我利用美国劳动节假日和交换实习地点的空隙，并利用大北铁路公司的实习工程师的免票，满足了我考取留美后的这一大心愿。
  首先是去芒州的比尤塔市看望在那里疗养的黄新有兄。因为只有两天停留时间，所以在到达次日一早就乘班车去40英里外的疗养院。不料到后方知下午3时才许探望病人。我想，不远千里而来只能看望两小时就得赶回市里，未免太令人失望了。于是我先在院外的小卖部里休息一下，等待时机来寻求提早探视的可能。老天不负有心人，当我正要了饮料准备写封便函给我朋友时，一个白衣使者走过，看见我是个中国人（那里中国人很少），好奇心使她走来和我谈话。当她知道我要看的黄新有就是她看护的病人时，她为我从如此遥远来看望好友之举所感动。她说：“我可以把你偷偷带进院去，然后和值班护士商量把您藏进病房，同时让其他护士一同注意查房医生的到来，以免被他冲进看见，这样，您就能和朋友多聚些时间了。”我和黄兄久别重逢，有说不完的话，看到他身体正在日益康复，并得知不久之后他的妻子即将来美定居与他团聚，我感到十分快慰。黄则为我能在留美期间千里迢迢前来看望他更是欣喜非常。我们围床面谈不觉已到下午探视时间，几乎病房的所有护士当听到我们会面的消息时，都来祝贺我们的重逢，并分享这种友情的喜悦。我和新有都被这些助人为乐的好心护士所感动。
  我到达芒州首府布兹曼是1945年9月初旬。正是美国在其米苏里号舰上代表盟国接受日本投降不久。我所拜访的童立夫博士及夫人在我到来的当天下午，在该市的国际扶轮社俱乐部为我设宴洗尘。将我安排在他家住下，并挽留我至少要在他们家住一星期。次日，童夫妇驾车陪我游览美国最大的国家公园——黄石公园。我们开车走了大半天，才只逛了公园的一个西南角。公园里都是天然森林、瀑布、温泉和五光十彩的火山喷出物构成的奇形怪状的岩石。成群的野兽不时地走到汽车前面和游客握手表示亲昵。最使人惊奇的是那名叫“老忠实”的间歇泉，每隔一定时间喷射出100多米高的水柱来欢迎游人，几百年来从未改变，真是天下奇景。我们在泉旁的饭店留宿，第三天才返回城里。
  回城后次日，童博士带我去参观访问他任教的州立大学。每当遇到他的熟人时，他都介绍我是来美实习的铁路工程师，并说由于我的关系才使他能把他的学生黄新有从桂林在战乱中救回美国。次日在该校报纸上就登载我在童家作客并访问大学及与童在桂林一同照顾黄的消息。但是使我最难忘的是童立夫博士的高尚品格和他对我人生道路的指引和教导，以及他和夫人所给我的友情和鼓励。
  童立夫博士不仅在前所述任重庆农业部兽医顾问时做出卓越的贡献，他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也使我永生感佩。我回国之后，他经常从通信中对我不断地关心和教导，频频地希望我要将在美国的所学为中国人民服务。特别在1949年2月间青岛解放前的一封信里，他对国民党的腐败透顶深恶痛绝，要我一定留在青岛教学，为红中国工作。可惜这些信件已被我尽付一炬了。所幸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通过一个在童家乡大学读书的学生找到他的遗孀，我们恢复了通信。她告知我童博士于1973年病故，并说他生前常常提到他在中国工作那段令他难忘的时刻和45年我们在美会晤的欢乐情景。她年已83岁，还与我保持通信。
  关于黄新有，我还要追述几句，这个美国长大的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他放弃在美家乡水利局任工程师的职位，在回国完婚后，将父亲遗产半数以上（一万多美元）捐献给国民党政府进行抗日。新婚不久，他便到内地最艰苦的地方参加抗战。在滇缅公路上忍受日机轰炸和妻子生病的种种折磨，仍继续留桂工作而毫无怨言。直到病危才求救于他的美国老师。他这种坚韧好强的品格、忘我的爱国精神，以及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都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他不幸于1955年逝世，留下妻子敖翠华和女儿，1989年他的夫人曾回国访问亲友，我们在上海、杭州欢聚数日。
  最后我把在香港同路人的留美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博士李庆海兄的事迹简述一下。他与黄是同学知交，他们结伴回来报效祖国。抗战时他受聘于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授。为人耿直诚笃、朴实勤俭，与我所见外国镀金的留学生绝然不同。解放前夕我去唐山工作访问时，曾去北京清华园会见他，他刚结婚不久，只身住在学校，过着极清苦而勤奋的教师生活。院系调整时，调到武汉测绘学院任二级教授；从建院以来，对教学和学术研究都做出很大的贡献。当我在1983年秋与他重逢时，他已身患肺癌，但他的诲人不倦、勤奋治学的精神和毅力，即使病到末期仍始终不渝。他不幸于1987年初逝世，留下夫人刘举和子女3人。
  （作者系山东省科学院教授、山东省科协副主席、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