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原名姜树英，1935年秋偕爱人吴锦花同去日本留学。当时日元贬值（100元中国货币可兑换约120—150日元），而且日本物价也不高，所以中国学生去日本留学者日渐增多。据闻，1936年仅东京一地，中国留学生就曾达3万余人。
  初到日本的，完全不会日语或日语水平不高的中国学生，绝大多数都要先入东亚预备学校（在东京神田神保町）学习日语，我们也不例外。经过一年多的日语学习后，我考入日本唯一的官立牙医学校——东京高等齿科医学校（现为东京医科齿科大学）学习，至1942年初毕业回国。现将我留学日本期间的观感，据个人记忆所及，分两个时期简述如下：
  一、1935年秋至1937年“七·七”事变期间
  1935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这段时间，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极盛时期。当时日本工商业兴旺发达，人口6000万，而钢产量已达600万吨。不但拥有朝鲜和台湾这两块殖民地，而且强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并虎视眈眈向我冀东、华北伸出其侵略魔爪。在其国内，不但物资丰富，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比较富裕，而且通过1936年初的“二·二六”事变，日本法西斯少壮派军人控制了日本军政大权。1935年是日本昭和10年，也是日本建国2600年大庆之年。那年伪满皇帝溥仪“访问”日本，日本裕仁天皇亲迎溥仪于东京车站，并同乘一车招摇过市去到日本皇宫。沿途受到日本群众“参拜”，几乎万人空巷。虽是日本法西斯军阀导演的一出闹剧，但其热闹喧哗确也是前所未有的。
  我们初到日本时，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交通发达，有有轨电车、穿梭般的公共汽车、出租汽车，还有地铁和多路高架电车（有国营的省线和私营的两种，国营者服务态度及盈利均逊色于私营者）。神户、大阪、名古屋、东京等大城市郊区到处可见许多高压输电线铁塔和许多各式各样的工厂，比30年代旧中国冷冷清清的城郊显然是另一番繁荣景象。
  当时，日本人民生活水平高于中国人民，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也比旧中国发达得多。这些繁荣景象，我们虽知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旧中国的结果，但对我们初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来说，还是留下了日本是个强国的第一印象，从而产生了中国人民必须团结一致奋发努力才能变弱小为强大的想法。
  有几件事至今记忆犹新，特分述如下：
  （1）日本国民教育普及，人民素质较好。到达日本不久，看到日本文盲极少，只有个别老人不识字，一般人至少都受过高小甚至中学教育。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烟蒂纸屑者；无论是购票，购物，上下电车、公共汽车，都按到场先后顺序排队，未见有争先恐后一拥而上的混乱现象；“对不起”、“谢谢”总是不断听到。我从未见过动手打架斗殴的野蛮行径。这可能不但与良好的教养有关，而且与日本人个性比较阴沉有关。但是那时，在日本，杀人案例屡见不鲜。这是不是暴露了日本某些人的伪善的一面呢？否则为什么不打架而杀人呢？
  （2）讲文明、重礼貌。日本人非常讲究礼貌，晚辈或学生对长辈或师长说话一定要用敬语和谦词。例如家庭成员或寄宿者出门时一定要说“我去去就来”，主人一定回答“请早回来”等等。前面说过，“对不起”、“谢谢”更是一日百闻的常用语。有一次，我们和一位山东同学在东京市谷划船，一时不慎，我的船桨打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船上划船者的头，当我要说“对不起”时，被打者先说出了“对不起”，当时我真是惊异不止。
  （3）法制严格。1936年，一个日本铁道大臣因受贿嫌疑而被拘于东京市谷看守所。在那前不久，该处已拘禁着另一个涉嫌受贿5万元的铁道大臣。
  这种不论官职大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严格执法精神和当时中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官官相护欺压百姓的反动作风，形成鲜明的对比！
  （4）职业道德较好。1936年春，我们住在东京四谷某地，国内一位同学给我一信，地址只写了日本东京四谷区某町，没写几町目几番地。一般来说，东京一个町至少住着上千户人家，而我又是寄宿在日本人家里，没有町目号和番地号，查找起来实在困难。可那位邮递员很负责，到警察局查到了我的住处而把信送交给我，并说：“以后告诉你的亲友，来信一定要写全地址。这信本应退回你们中国。可我想退回去再寄来至少要两周，万一有急事岂不误事？”这件事使我深感日本学校、家长对儿童、青少年等经常教育他们“真面目”（诚实、认真），并且不是只说不做，而与身体力行的“真面目”作风是分不开的。
  （5）提倡服务精神。我们初到日本不久，便发现到处有“サ-ピス”（service，服务）的招贴和标志。而且无论商店、车站甚至政府机关的人员，都是有问必答，态度和蔼。日本区政府就叫区役所，市政府就叫市役所。基本上体现了社会成员是互相服务的本质。
  （6）法西斯军阀的凶恶残暴。日本法西斯军人在殖民地台湾、朝鲜以及“九·一八”后的我国东北，对被奴役的人民的凶残早已尽人皆知。在“七·七”事变前的1936年，有名的“二·二六”事件中，即使对和他们同宗同祖的几个内阁大臣（如大藏臣高桥和冈田首相——其表弟被误认为冈田而被枪杀）以及他们的保卫人员，也是以极其卑鄙地偷袭手段于夜间进行杀害的。这件丑闻充分暴露了法西斯分子的残暴本性！虽然事后已经攫取了日本军政大权的法西斯分子如荒木、东条、近卫、土肥原之流，把罪责推在几个小军官身上而枪决了两个替罪羊，但在当时日本人民中这种欲盖弥彰的手法，是不值识者一笑的。
  二、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2年初
  我们是1937年7月2日由日本回到天津休暑假的。7月7日一早，天津《大公报》头版头条新闻大字标题“中日两军在卢沟桥发生冲突”赫然入目！日本法西斯倭寇大举侵华滔天罪行的序幕于是揭开！
  1933年春，我们再次东渡日本，我去东京高等齿科医学校复学，从头学习牙科医学。
  从那时到1942年初，有几件事分记如下：
  （1）身在曹营心在汉。1938年冬，武汉被日寇侵占，当时同住在东京小石川区日华学寮的几位中国同学（有郑麟蕃、温宗黄等），看到东京上空气球下悬挂的“祝武汉陷落”的大幅标语，非常难过。于是大家相约绝食一天，以示悲愤。
  另外，有些东北留日学生和我们相见时，问他们是哪里人，他们绝大多数不说“满洲国人”，而说是“大国人”，表示不忘自己是中国人。但也有个别中毒过深的年轻学生，竟恬不知耻地说自己是“满洲国”人，因而受到大家的鄙弃。
  （2）山东省代日本外务省招考官费留日学生的梗概。1938年秋，日本外务省委托日伪山东教育厅代其招考了第一批选拔留日官费学生大约十余人。他们一到东京，先住入东京小石川区日华学寮。当时，郑麟蕃（黄县人，现任北京医大口腔病研究所所长，一级教授，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口腔医学会副主席，为我国口腔医学权威专家）和笔者正住在那里。这批官费学生中有梁志贞（女）、晋林泉（已故）、史颖民（已故）等，还有庄毅（山东省化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是自费学生）和他们同时到达东京。因庄毅过去在北平汇文中学读高中时和我相识（我在北平师大附中读高中），庄毅就介绍我和他们相识了。
  这批学生中的秦西耀（已故，曾任北京市立一院、回民医院外科主任）、梁志贞（山东省立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晋林泉（已故，学农业经济）等人还算学了点东西。其他如史颖民、王××等不过是混了个日本私立法政大学毕业证书，其实他们根本不到校上课，即使去上课，也听不懂，可谓是不学无术。
  1939年暑假期间，又招考第二批官费留日学生。郑麟蕃（第一名）、庄毅、笔者还有王桂生（原济南市立五院儿科主任）、吴袭明（原青岛三中教师）、王政（北京铁路局工程师）、李士元（济南铁路局工程师）、张蔇（去台后去美国）、于彦权（学农业科学）等。这批学生中绝大多数是学习自然科学，没有混文凭的。
  （3）组成同学会的缘起及梗概。1939年秋，日伪山东省民政厅首任伪厅长晋子寿之子晋林泉在东京向我提出成立山东留日同学会（大汉奸曹若山、俞康德、夏峰等为骨干）东京分会的建议。我对此丝毫不感兴趣，未予理睬。并和郑麟蕃、于彦权谈了此事，3人一致反对组织什么同学会。当时，由于我是山东留日同学中唯一“七·七”事变前的学生，1938年后来日本的同学们多数比较重视我的意见。此事就拖延了一段时间。
  1939年冬，日伪山东省伪省长唐仰杜和伪秘书长俞康德等跑到东京。据闻俞康德先对晋林泉授意之后，定于一个星期六下午在东京丸之内旅馆召开茶话会，并通知当时在东京的第一、二两批官费留日学生参加。我接到通知以后，便与郑麟蕃、于彦权2人谈论，3人一致认为晋林泉一定利用这次茶话会，在俞康德的支持下提出组建同学会的问题，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3人议定，郑、于2人不去，只我一人到会应付一下，以便使晋林泉的企图不能得逞。
  我按时到东京丸之内旅馆与会。俞康德说了一通要学生们好好上学等官样文章的话后说：“我还有事，先走一步。你们可利用今天这次聚会，筹组山东留日同学会东京分会。晋林泉，你主持一下吧。”俞说完就离去了。晋林泉如奉圣旨，立即提议大家选举同学会筹备人员。我随即发言说：“今天是茶话会，没有通知筹组同学会。没有到会的同学，不能被认为弃权，因此，我建议以后另行专门开会筹组同学会。”我话音刚落，一位姓陈的女同学立即表示同意我的意见，并离席而去。于是大家纷纷离席，一哄而散。回到住处，我和郑麟蕃、于彦权2人谈了开会经过。大家对拖延筹组同学会的初步成功感到十分高兴。
  此后，晋林泉屡次向我提出此事。我一再以各种借口，与之周旋，婉言拒绝。拖到1940年春4月日本学校放春假，东京以外的山东留日官费同学秦西耀等来到东京。晋林泉抓住时机，借口同学绝大多数在东京的机会难得，逼我同意开会。我和郑、于2同学讨论决定：先在同学中提出组成山东选拔留日同学会的初步意见，结果多数同学同意。开会时，我首先提出上述建议，获得绝大多数同学赞成，组成了“山东选拔留日同学会理事会”，选出了笔者为理事长、晋林泉、王兰生2人为副理事长，另外几人为理事（我不记得姓名了），并聚餐，合影后散会。晋林泉在俞康德授意指使下，在东京组成山东留日同学会东京分会的企图，终于遭到了挫败。
  从那以后，晋林泉多次找我提出召开全体会员大会或理事会的建议。每次都被我以学习繁忙等为借口而拒绝。直到1940年7月初放暑假我回国休假，再也没开过一次会。
  1940年暑假后，我因爱人在天津病逝，未能再去日本而休学一年。1941年春，我又去日本继续学习。据闻，我不在东京期间，晋林泉伙同王兰生（同学会两个副理事长）召开了几次山东选拔留日同学会，晋林泉并曾擅自以顾问名义勾结日寇渡边大佐（晋之父晋子寿充任第一个日伪山东省民政厅长时，渡边为日寇山东省特务机关长）为其靠山，以便控制该同学会。1968年“文革”期间，我才知郑麟蕃、于彦权2人没有参加晋林泉召开的同学会。
  1941年春，我又到东京继续上学，晋林泉、王兰生两个副理事长均不曾对我谈过我不在东京时的同学会情况，到1942年初，我毕业回国为止，也就没再开会。
  （4）被警察署拘留。1940年7月至1941年3月末，我休学在天津为爱人医病并处理丧事而未在东京。史颖民贩卖美钞被日本东京中野区警察署拘留。他受审时谎供美钞是代我买的，从而保护了买美钞的其他几个同学。吴袭明（我的内弟）来信将此事通知了我，我当时住在天津英租界岳父家，也就没有反驳。
  1941年春，我又去东京复学。因上述美钞事件，我不能到原住处——东京中野东方学院居住，而住到中野以西杉并区吉祥寺，和郑麟蕃同住在一个照相馆楼上。
  一个星期六晚上，我到东方学院（一个私人开的学生公寓）去玩。史颖民、王兰生、吴袭明、张衍华4人在打麻将。庄毅在旁观看，我刚进入那屋子旁观了不到5分钟，房东叫来了日本警察，警察一定要抓走全部6人，不管是否在打麻将。虽然大家一再说明我没参加赌博，也未奏效。在被关进东京中野区警察署拘留所时，每个人都要说明自己的名字和所在学校。我因不久前史颖民倒卖美钞案中谎供是代我买卖美钞，因而随便编造了一个假姓名。其实我的学生证就在衣服口袋里，而且该署特高课警察后藤在一年前曾见过我，他又是美钞案中主管史颖民的警察，曾说要抓笔者。可是我们6人被拘5天中，只审问了王兰生和史颖民，并叫他们写了不再赌博的保证书，连旁观者也要写。
  被释后，大家都松了口气。主要是那5天中，都怕我被发现正是日警后藤曾声言要拘捕的史颖民谎供的那个“购买美钞的人”。
  （5）侵略战争不得人心。1940年暑假我从东京车站登车回国度假时，同座（日本火车中间通道两旁每个座椅只坐2人）是一个年约40岁的日本男子，身着军服，肩上斜披“应召入伍”的红色带子，开车前他站在站台上背对车窗面向送行的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一个30余岁的妇女和一个年约20岁的姑娘。他们背后及周围是一群町会（相当于我国居民委员会的街道组织）召来的群众。他们一会儿唱日本法西斯歌曲，一会儿手举日本膏药小旗高呼“万岁”，我们同学们戏谑说：“不过半年！”那应征男子面色如灰，表情沮丧。那老年和壮年妇人（后来知是其母及其妻）则已泣不成声。当火车徐徐启动时，连那个入伍“勇士”也放声大哭起来。
  途中，我问那人去何处入伍？他说去满洲。我故意戏弄地说：“不是3年就回来吗？”他颓丧至极地答曰：“不死是回不来的！”以后十几个小时他再也没说过一句话，只是啜泣不止。面对这个将来可能屠杀中国人民，而又是被迫去为日本法西斯头子制定的侵略扩张政策卖命的日本普通人民，我又是厌恶又是怜悯。
  （6）几个日本特高课警察的骚扰。“七·七”事变以后，日警当局加强了对外国人的监视和控制。建立了“滞邦许可证”制度，每年换证一次。在港口、车站以及公共交通工具上检查外国人，甚至到住宅内任意搜查、询问。中国留学生也不例外。
  我们住在东京中野站北新井町一个叫皓乐园的公寓中时，一个“刑事”（便衣警察）不时来我住处骚扰。1938年的一个晚间，他忽来问我：“你对中日战争有何感想？”我早有准备，便立即答曰：“我是学医的，不懂政治。”他也就不再追问，搜看起我的衣厨和抽屉来。当他离去时，突然回转身来对我说：“你很狡猾。”说完便大步流星地走掉。此后，较长一段时间没有再来，以后再来时也绝口不再提上述那样的问题了。
  有不少次在火车或电车上，遇到日本“刑事”时，他们大都向我要张名片（日本学生也都有名片），问问家乡何处等一般问题，并不逼人太甚。有的到住处来只谈些风土人情，个别的甚至问：“日本女人漂亮不？”大家心照不宣，不做回答。
  （7）虚伪宣传不得人心。1941年，我从日本《读卖新闻》上看到一篇既非新闻也非广告的东西，名日《告日本国民》，占了约三分之一个版面。其中完全是些日寇法西斯的什么“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啦，“帮助中国建设王道乐土”啦等等陈词滥调。最后署名“紫云庄”。当我拿它问一位叫冈田的同学“紫云庄”是什么组织时，冈田十分认真地说：“那是日本军阀的组织，写的全是谎话。你不要读那些东西。”可见谎言是骗不了任何人的。
  （8）战争严重破坏人民生活。侵华战争大大加重了日本政府和人民的负担，征兵当炮灰又使日本严重缺乏劳力，生产下降。从1940年以后，日本不得不对食品、棉、毛纺织品实行配给制度。1941年，我们每日领3张主食票，每餐都吃不饱。只好不吃早饭就去上学，中午吃两张票的主食。晚饭一张票还是不饱，只好早睡觉。这样坚持了将近一年，我就患了胃溃疡病。当时我们从国内带去的纯棉制品，日本人视为珍宝。我送给房东一条纯棉毛巾，她竟千恩万谢起来。
  日本北海道是世界3大渔场之一。可是到1940年，日本因能源缺乏，鱼也打不到了。后来连鲸鱼肉也做起副食品来。到1941年下半年，东京街上根本看不到有可吃的东西出售。点心铺经常闭门，偶而开门营业，立即有很多人排队待购。可是至多一个小时便挂出“售完”的牌子。买不到的人只好唉声叹气而散。
  （9）山东留日学生风气不坏。山东留日学生除一个秦某以外，没有冶游者。和日本女性有不正当关系者也不过10％左右。这在当时日本来说，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作者现为山东老年保健咨询委员会委员、华侨姜树芳女士奖学金理事会理事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