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名叫祝祥鉴，字镜如，号晴川，山东莱州市路旺乡祝家村人。自1934年冬到1937年6月30日，曾在日本东京留学，今将我在日本留学期间的生活和经历回忆并写出，以供参考。扬帆东航
  我于1933年夏毕业于天津新学书院，该校是英国伦敦会教会所设。接着考入济南齐鲁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学习，感到日本帝国主义在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竟对我国明目张胆地鲸吞蚕食！如1931年11月8日天津事件，1931年12月9日的上海事件，1932年12月的侵占榆关之役，1933年2月热河之役。中华的锦绣河山，大块大块的土地竟被日帝侵占了！抗日战争迫在眉睫，我实在不能安心再在大学继续学习了。忆起我曾在1927年秋到1928年5月，在济南直鲁联军军需实施学校学习过，学了一些陆军后勤知识。当时在该校任教的教官大多数是日本东京陆军经理学校的留学生，他们所传授的知识比较有系统，同时我在该校学习过日语，因此我为了贯彻孙子兵法上所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教导，便决心到日本去转学军事，寻求“知彼”以应抗战的准备。
  1933年冬，我到湖北沙市去找我父亲的朋友、时任陆军第十军军长的徐源泉，求他保送我去日本东京报考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蒙他慨然应允，我在沙市住了几个月，于1934年夏在沙市日本领事馆办了赴日留学的手续，蒙徐资助我旅费和学费计2500元。
  1934年初冬，我从青岛乘日轮“日光”丸开赴神户，离开青岛时在船上就受到日本警察粗暴地询问和检查证件。到了神户登陆后，又被日本海关仔细地检查了一番。我曾从老家莱州市带了4个大石榴，日本海关人员当成奇物询问不已。我忽然想起石榴乃汉武帝时派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种植的，可能在日本尚未广为种植，难怪他们“少所见而多所怪，见骆驼为马肿背了”！
  乘上开往东京的列车，随之而来的又是日本警察对我恶声地盘问，我将证件给他看过后，他才无声地走了。
  初到东京
  1934年初冬，我从神户乘火车安抵东京，时已万家灯火，即投住在东京帝大附近“东乡下宿屋”的丁云亭处。丁君是山东日照望族，名永缙，是早期济南医科专门学校的毕业生，早年参加了西北军，当时是孙连仲部的少将军医处长，因积劳体弱，特批准他来东京帝大医学部进修眼科，当时他已四十四五岁了。丁君是先我一个月从青岛走的，我离青岛时蒙至友王文峰先生函介，故敢海外相投。
  与丁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我们同感日帝侵华的紧迫，国人必先求“知彼”，然后心中有数；必先精诚团结，然后才能外御其侮。丁君也谈到日本军警和一部分日本人对华人的歧视和粗暴蛮横实难忍受！他最近一早曾到附近广场散步，顺便读读日语，由于他留着一撮小胡，很象一个中年日本人，但每天仅读几页浅近的日语，声调又差。如斯，就引起便衣警察们的怀疑，曾把他带到警察署，经过盘查和看了证明才放了他。
  “为政在人，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这是深为丁君所服膺的儒家思想。为了达到以上人正则政不息，只有从做人上用功了！他曾对我说：“我们远在海外，要帮助我国留学的同学，不管是精神上或者是物质上，他们有困难都要伸出友谊之手，尤其是对青年学子，千万要引导他们勤奋学习，爱国爱家。”在东京所结识的朋友，还有陕西的杨和五，是帝大农学部园艺研究生，来日前为南京中大讲师。还有山东的王同观、徐正夫妇，同在帝大医学部妇产科读研究生，来日前同在北大医学院任教，不久他们也都成为我的好友了。
  寄居成城
  由于丁君的帮助，我于1934年岁末迁进东京郊区多摩川的成城学校补习日语，以期明春一举考进陆军士官学校。成城学校校长为版西利八郎中将，是个中国通，他是挂着中日亲善的招牌，干着侵华勾当的日本军阀。该校名为华人补习日语，但并未聘得优秀的日语教师，教学质量太差，所以很少有专为补习日语而来的留学生。但该校学生宿舍多，租价较低而且有宽广的校园，同时还有一个山东侨胞老王夫妻开设的中餐饭堂，很方便，由此吸引了不少从中国各地而来的留学生寄居。
  我在成城寄居时，常在饭后往来于村中散步，偶见一家门上贴着“愿教日语”的广告，我即叩门造访。与主人交谈后始知，他是鲁迅先生的好友、上海内山书店店主内山完造的胞弟内山嘉吉君。他是该村小学的教师，年仅30岁，他家孩子多，收入少。我们谈妥，在每周末我来他家，他教我日语两小时，专讲风土习俗，以增进我对日本习俗的了解。每月4到5次，束脩10日元，皆大欢喜。我在他家看到鲁迅先生寄的种种版画和北京荣宝斋彩印的信纸等艺术品。1935年3月3日，内山邀请我参观由他女儿主办的女儿节“〓灵祭”，内山嘉吉君对我讲解了很多非常生动的故事，入国问俗这算是第一课了。
  在这里，我还认识了日本陆军大学汉语讲师武田宁信先生，他已50多岁了，是个中国通。在他客厅里，挂着当时在南京陆军大学任校长的杨杰先生为他写的横匾，他很以为荣，盖杨杰曾是日本陆大以优异成绩毕业的留学生。武田精通汉学和汉语，待人比较诚恳，求我为他留字，当我离开成城时，曾送给他我写的一幅挂屏以作纪念。
  在成城寄居时，由同乡张济乐的介绍认识了辽阳的虞湘泉、金氏昆仲，山东的顾德增、周大为和同乡吕海寰之子吕〓亮君。和我世交的张醒庵兄也到成城学校来找过我，张醒庵，蓬莱人，南满医大毕业后到东京庆应医大进修博士学位的。
  考进士官
  1935年3月底，我到日本陆军省办了报考陆军士官学校的手续，填写姓名、籍贯、年龄、现住址，交保证人书。凡在国内当过师长以上的军人，或在国内社会上的知名人士，或下台的军阀官僚都有资格当保证人；如果在国内找不到保证人，可以找一位日本的知名人士。经主管报考的军官审核合格后发给准考证，考试项目和时间、地点都印在证上。
  是年4月初，在陆军省考试，题目中主要的是一篇日语作文，是“中日亲善”，其他有数理化题，其内容低于国内的高中毕业生的程度。4月中旬在日本陆军省榜示，录取在炮兵科的有：胡庸、祝镜如、赵寒星、赵一雪、于庆洋、刘方矩、梁绍基、袁行廙、吴景明、刘斌、沈鸿（仅记起这些）约11名。录取在步兵科的约有20名，现仅记有张济乐、张耀宗、龙佐良、胡作建、杨庆杰、鲍行远、沈毅、倪晋培、吴国元、陈文繁、陈绍凯等。
  1935年4月下旬告别了成城学校，到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我们被编为陆军士官学校中华队第廿八期士官候补生。从1935年4月中旬起，到1937年6月30日止为在校期，计26个月，除去寒暑假共22个月在校。每人每月按百元收费，含预收学费、书费、被服费、食宿费、演习费、医药费、旅游费等计日金2200元。在校上班演习时每月由学校发给10元补贴费，这是全校统一规定，从交上的预交费中还能领回近200元来。
  我们入学后就脱下便衣换上日本的士兵服装。肩章是上等兵，帽章是中国国徽以示区别。发给每人三八式刺刀一把，皮带一条。高筒皮鞋两双，鞋一双，拖鞋一双，袜子和白手套各两副。新布军服两套，新黄呢军服两套，新呢军帽一顶。新黄呢军大衣一件，新西衣一件，新衬衣、裤各两套。黄毛毯六条，枕头一个，新枕套一个。军用背包、铝制饭盒、军用铁锹各一件。帐篷布一方、打接篷木棍一组。铝制水壶一个。当发给物品时，军曹武本和熊泽边发边讲解：“新军服和皮鞋要留一套和一双，外出时用。”最后发给每人两把一大一小的毛刷以作刷鞋刷衣之用。步兵科每人发给三八式步枪一支，枪架在步兵科宿舍门外走廊处。炮兵科有野炮两门在院内炮厂，供廿六、廿七、廿八期3期炮兵科的教练使用。每人发给《士官候补生手册》一本，上面记载着姓名、国籍、年龄、军队、入伍年月日，以作身份证明，外出时一定要带在身边。
  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占地很大，学生也很多，其中有皇族学生，他们专门编成一队，他们的宿舍有皇徽标志。其他学生的来源大部分是从陆军幼年学校升进来的，一部分是考进来的。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称雄亚洲，东南亚诸国如缅甸、泰国、菲律宾等国家也多有派来的留学生。在中华队第廿八期炮兵科中就有一位菲律宾留学生，名叫豪赛·劳来儿，他的日语太差，我们只好和他用英语对话。溥杰当时也在士官学校学习，不知他编在何队。学校纪律很严，不准课余闲谈，更不准同学间互相串连。
  当时士官学校校长是山田乙三中将，中华学生队队长竹下义晴步兵中校、廿六期区队长成田步兵上尉、廿七期区队长汾阳光男炮兵中尉、廿八期区队长越次一雄步兵中尉。中华队特设专职教官山口炮兵少校一员，此外还有炮兵军曹武本曹长、步兵军曹熊泽曹长。小使一名、小卖部经理一名，皆系军人。
  校园有马厩多所，供马术教练及骑兵科、炮兵科、辎重兵科使用。有飞机一架，供航兵教学用，并设有剑道场、室内马场等设备。校园广植樱花，5月初樱花盛开到处似锦，而且种类繁多花样不同，为东京一特景！
  发给我们的书籍中有各兵种操典和教程，如战术教程上下两册、筑城、射击、步兵、炮兵、辎重兵、工兵、骑兵、航空兵、战史等。
  在预科学习开始，由军曹教典范令和基本教练。时而越次区队长训话，以武士道的精神为中心结合日本的历史，向我们进行“精神”教育。
  升入本科
  1935年7月上旬，我中华队第廿八期结束了预科升入本科，全期同学晋升为中士。接着就放暑假，我偕同期同科同学广东的梁绍基和浙江的赵寒星同赴房州市度假，在海滩上又遇上步兵科的广东的龙佐良同学。我们在那里除了每天海浴外，便一同学习研讨，因为赵寒星和龙佐良都是黄埔军校6期的学生，在国内干过工作，对学校的教学都有些不同的看法。于秋季开学前，我们都按时返校。
  好友丁云亭君，因国内工作需要，不得不停止帝大的学习归国，行前再三嘱咐：“中日的形势紧张，要抓紧时间努力学习！”
  本科上课多，作业多，教练也不少。炮兵中队教练，我们就常由山口少校领着，用马拉着炮车到市外活动。9月末，中华队第廿七、廿八期，分开步炮编为炮兵队和步兵队。山口少校、汾阳中尉、武本曹长领炮兵队；竹下队长、越次中尉、熊泽曹长领步兵队一同乘火车开到富士山麓。步炮分两所营房，炮马及各种演习的器材等已先期运到营房。
  炮兵实弹射击是，根据第廿七期炮兵科同学明年6月份毕业人数排列顺序，每人当一次炮兵连长，按预测好的各类目标、野炮的放到场地，拟好从习军放列到试射等演习的教案。廿七期同学当指挥官，廿八期同学当炮兵的各号炮手和观测员。开始每天实弹射击和战术的演习交叉进行。每人所消耗的炮弹试射时以射命中为准。十几天的紧张演习很疲劳，但和书本结合获益良多。结束时由山口队长总结演习过程，评定优劣。他的讲评大意是：“演习是为了实战，平时演习好，实战就少伤亡。”
  富士山麓归来转入各种教程的学习和参观，各种教练多到城郊举行。当时意大利以两千架飞机配合重快速部队侵略阿比西地亚，迫使阿皇组成逃亡政府去英伦。我曾问战术教官，阿应如何救亡图存？教官想了想说：“只有长久战、游击战！”他答得很好，同学皆以为然。时中华队长竹下义晴升上校联队长到近卫师团任职，由步兵中校河野悦四郎继之。东京陆军省少将军务课长永田铁山被剑术教官相泽中校（因让他退役起争论）用军刀劈死，从而引起了“二·二六”事件。
  1936年（昭和11年）2月26日拂晓，东京陷入枪声之中，士官学校停课，各大门紧闭，禁止出入。越次队长命令我们自习，不准交谈。第二天平静下来，队长河野悦四郎将我们召集在大教室训话，其大意有：1.说明事件的经过。2.日本国家体制。河野说：诸君曾参观过近卫联队吧！我国军队学校化，在上班时联队的将校们按时上班，下班时按时下班，上下班空间由联队、大队、中队的值日军官和门卫班等负责联队的一切行动。一个联队的经济金柜和实弹都在门卫班看管。这次近卫师团奉命开赴满洲，已发给了士兵适当的实弹，就在夜间，值日的青年将校们假传命令，率部竟发动了武装暴乱。2月26日晨，暴乱分子们包围了总理大臣官邸，打死了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阁下、陆军教育总监阁下。现已调来外地部队进驻东京平息了暴乱。但近奉陆军大臣命令暂时不准外出，继续上班和自习。我们的国家是万世一系、以天皇陛下为中心的君主立宪的国家，全国臣民忠君爱国，一亿一心，这是与外国的君主立宪制不同的。河野队长又问道：“贵国国家的体制是什么？中心立国之道是什么？请诸君回答。”当时两期同学约50多人哑然无声。我即答到：“以三民主义为中心的中华民国。”河野又问道：“什么是三民主义？”我回答说：“民族、民权、民生。”他说：“对，你们要好好学习！”
  经过“二·二六”事件，日本侵华的急进派占了上峰，随之而来的增加了军费，扩军备战，军官退役制也就放松了。
  5月间，中华队第廿九期新生入学，在新生中，我所认识的有步兵科申鸿升、张维相，和我世交的刘文英，炮兵科有福建的张敬。本年度第廿八期的课程异常烦杂，测图绘图演习，校长亲临讲话。筑城见学和炮兵通讯，观测仪器之使用与保养等课程。6月30日举行了全校的应届毕业典礼。中华队送走了第廿七班毕业生，裕仁天皇又为毕业典礼来到士官学校一次。中华队第廿七期毕业生步兵科的军刀手王武，因他日语好，当时为全队之冠。其他的毕业生如炮兵科刘君豪、徐白、徐恒、赵隐峰、李鸿汉和步兵科的杜敬箴、殷心如等，都和我谈得来。不久放了暑假，我匆匆忙忙地回国探亲一趟。
  1936年暑假后回到学校，感到日帝侵华的步骤加紧，军阀财阀沆瀣一气，军备扩大与日俱增。
  1936年秋季，富士山麓的秋操又开始了，行军、驻地、宿营，和廿九期共同行动。不过我们第廿八期同学，都扮演成中连队长或观察排长分队长等，而廿九期的同学们，都充当炮手骑马拉炮车的角色。我顺利地以炮兵连长的角色，指挥实弹射击及格。
  结业前后
  1937年初开学后就忙着各教程的进度，开始进行战术演习。由战术教官指导、区队长带队。全期同学就教官所拟的各种教案，多提出自己的答案，作业交教官评定。同时教官率领我们旅游，到日本古代争战之地古战场，讲述战史，现场讨论其成败。
  3月，由河野队长指导、区队长带队，开始了长途旅行和参观。我们远到九州别府，看到各种温泉，如“血地狱”，池里的岩浆是赤色，表层沸腾温度很高。有“水地狱”，泉水高温、水清，如趵突泉之沸腾！回程游历了奈良京都古城，看了岚山古刹如天通寺。在奈良东大寺，还看到唐高僧鉴真和尚之木雕坐像，他是日本的律宗始祖。山上群鹿呦呦与游人有亲昵感。过大阪市由队长带领，参观了大阪的重工业，如造船和造各种大炮炮身的大工厂。曾参观日本的炼钢钢都八幡和专造步枪的工厂，步枪的产量惊人，过名古屋又参观了日本的航空工业。
  我们曾参观几个民营钢琴工厂，都有炮兵航空兵的军官住厂，经他们对我们集体讲解，始知平时生产钢琴，战时能生产海空军用的各类螺旋桨，这几位军官都是穿着军装的专家。
  日本人民从小养成勤奋好学爱科学的好习惯，善于仿造世界先进的产品。我们在东京曾参观一家制造高级玻璃工业产品的工厂，当时该厂已代理德商采斯产品，该厂生产的精密仪器显微镜、军用望远镜、炮队镜、测远仪等与采斯产品相伯仲。
  鉴于我们廿八期同学即将毕业，中华队队长河野悦四郎中校和越次一雄区队长率领我们参观、旅游，时常在旅馆聚餐，一醉方休。记得在箱根旅游时，一位同学竟污言秽语地问河野说：“我们的国家贫困落后，将如之何？”他答到：“国不怕弱也不怕贫，只怕国民没有志气。”这是句好话，象个老师对学生的教导。
  1937年5月，中华队的第三十期入学了，廿八期不久将毕业考试，这时中华队已迁出原士官学校，另驻一地，离原校较近处。6月下旬，我们全期毕业生，应陆军省次官的邀请，参加了在日本陆军省偕行社举行的宴会。6月30日晨9时，日本天皇裕仁驾临士官学校，参加1937届毕业典礼。中华队全队师生列队回到院校，为送走第廿八期应届毕业生参加观礼。我期炮兵科胡庸同学（山西人，又名胡三馀）获全期第一名，得到军刀赏品。规定毕业证书和纪念品，则由校长发给各队长，回各队转发。礼成，天皇回宫。全校人等共享御赐午餐。中华队长河野悦四郎带全队回队部举行了结业式，发给每人毕业证书一张，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金属纪念章一枚，同学录及历届的毕业同学录，附从校长至区队长的照片共一册。我于当晚乘火车离东京赴神户，于7月1日乘日轮“泰山”丸回国。
  （作者现为青岛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