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八年抗日战争结束后，齐鲁大学由成都复员回济，继续开学，我仍任外语组英语副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在1946年下半年，我接前齐大同学杨懋春由美国来信，告诉我美国科罗瓦多州立教育学院研究院有一特设助学金，专供中国学生使用，该院的课程中有一部分有关图书馆学的课目。因此杨同学动员我可以申请，或可获准，我于是去信索取报名资料。过了一段时间，该校寄来报名资料，我按照要求填报寄回，于次春接该校通知，获1947年度助学金，我于8月份去美。
  我于1948年暑假前结束所学课程，毕业并获硕士学位，另外还颁发一可在美任中学教职的证明。
  为了要继续得到点图书馆工作的实践经验，在1948年度我在科罗瓦多州立大学图书馆找到一工读机会，在该馆工作半日，另在该校教育研究院选修两门课程。该院设有图书馆学课程，我选修了两门有关教育心理学和有关咨询的课程。1949年上学期我接国内齐大校当局来信，约我回校工作，任英语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乃于8月中旬回国。
  现在回忆在美两学年的学习生活，虽想起了几点琐碎事情，时隔40余年，对其中的时间、人名、有关数字等均难能有准确的记忆，现简略地追述如下：
  在科罗瓦多州教育学院
  首先略提及该校助学金的性质。该校有一董事（女，记不起姓名），她的儿子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曾来我国参战抗日，在武汉空战中牺牲，我国照例予以抚恤。这位董事将这项抚恤金加上一部分她个人捐款交该校设置了一专供中国学生使用的助学金。这一年有4人获得这项助学金，这4人除我以外有陈书，上海复旦大学教师，另两人李、唐（女，想不起名字），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及无锡教育学院。我们这一学年，保持我国固有的勤奋苦读精神，于一年内完成修读的课程，毕业并获得学位。以后听说唐同学回国后任教育部附设中学校长，陈同学回国后仍任职复旦大学，李同学何时回国任何职务我不知道。这时除以上同学外，有一自费留学的同学晏新民，出国前在重庆读书，时有进步的活动，受到当时当局的注意，因此自费出国就读于本校的大学本科。那时他订有一份纽约出版的华侨日报，系进步刊物，因此那时我便有机会接触这份刊物，了解到国内解放战争进展情况。在那段时间内，晏新民同学的父亲晏阳初博士来本校看望他的儿子，还曾召集一部分中国同学座谈国内情况。晏博士在国内创办的定县平民教育，编写的平民千字课本，在国内外享有颇高的声誉。这时另有一中国同学李春晖，由他校转来本校，他思想进步，常与晏同学在一起，就是他，在我1949年回国后在齐大见面时，帮助我了解到党对国外留学生的政策，他当时在北京高教部工作。
  在这段时期内，还有另一位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刘良模先生来美国，为接济国内大后方流亡学生，进行募捐活动，在本校举办过一次募捐晚会。中外同学及教师多人参加，募捐的成绩怎样，现在记不起来。当时他也举行过座谈会，传达了些国内解放战争情况。有一件事尚在记忆中，就是在这时刘先生教我们中国同学唱了东北义勇军进行曲，就是现在的国歌。新中国建立后，刘先生代表宗教界参加了全国政协委员会。
  在此顺便提到一点课外周末生活。我们常在一起的中国同学，在周末多是参加些有关的学术报告会，有时也参加偶而举行的音乐会，有时看看校内放映的电影，很少参加一般的文娱晚会；有时在周末找一教师家庭，自己做顿中国菜，一方面请教师家人品尝中国饭菜，一方面也为自己打打牙祭；教师们欢迎这样做，多数美国人是爱吃中国饭菜的。
  以下提到当旧中国时代，中国人民在美国难以避免要遇到不愉快的、反感的民族歧视。在很多地方，有的比较高级理发店和旅馆门外挂着不接待有色民族的牌子。对于这种歧视的反感，不是能以佯作视而不见，或退避三舍就可以解决的，它是伤害人们自尊心的，心灵上的伤痕是难以消灭的，难以忘怀的。
  另外，学生宿舍管理员（女）和我的一次简短的对话，使我不能忘记心情上的不愉快的感觉。在那学校里的学生宿舍里，有一套房间可住一家教师，教师的夫人就担任管理员的职务。有一次，我带一校外住的中国同学与她接洽打字的事情（为了节约时间，中国同学多有找人打字的）。在谈完打字的事后，我们就要离开的时候，她突然又说（大意）：你们中国有这样的桌子吗（她指着室内的一张桌子）？我当时回答：不只有这样的，还有不同用途多种样式的。她又问：也有在那桌子上的那种水果吗？我自然回答说：我们有很多种水果。我当时想，她问及桌子的问题，可能因常识贫乏把中国文化混同日本文化了（她只知道在日本进门脱鞋，席地而坐，用的矮型桌子）。但问及水果来，实为无知，她的中心思想是由于轻视中国而发出这样的问题，我对她的反感至今未能忘掉。
  在这里学习了一学年后（1948年7月），我用暑假时间往美国东部去了一次。那时齐大的教务长正在美国，他约我去纽约与他见面，并可在旅途中参观几处图书馆。于是我答应了，并在旅途中参观了堪萨斯城及圣路易城两处大学的图书馆，到了纽约参观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时隔多年，现在想不起有何能追述之事。那时我曾去华盛顿特区去参观那里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该馆藏书属世界4大图书馆之一（其他3馆为列宁图书馆、大不列颠图书馆及北京图书馆），馆中的中文书库藏书亦颇丰富。据这部门的管理人员（中国人）介绍，所藏我国宋、明善本、孤本图书亦为数不少，如明朝的《永乐大典》，该书库所藏竟多于我国内所有者（永乐大典系手抄本，成书于1403年，共22877卷）。此书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遭焚毁，未毁的全部被劫走，以后上海中华书局根据历年由各处所能征集到的730卷，于1960年影印出版。
  在返回科罗瓦多州途中，在芝加哥市稍作逗留，参观了一处博物馆。那时该馆的管理人员董先生（记不起名字）在国内考古界是一知名人士，他引导我参观以后，在谈话中谈及该馆搜藏情况；同时我亦谈及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参观情况。我们不无感触地想到我国的各朝代的珍本图书、名人书画、名窑瓷器以及出土文物等流入到美国者如是之多，在美国各州博物馆，包括大学图书馆内，都可能多少不等地看到；甚至于在国内看不到的在美国某一机构中也可以看到。其原因主要地不外乎明清以来百余年间，我国屡遭外敌侵略，大肆抢掠；再是非法奸商勾结外人，图财盗卖，以致珍贵文物大量地流出国外。如何改变这种盗卖走私现象，是今后值得注意的问题。
  在科罗瓦多州立大学
  1948年8月起我在波得镇科罗瓦多州立大学图书馆半日工作，半日在该校教育研究院选修了两门课程。该校图书馆包括6个学科阅览室和一个中心流通部，馆中并有一历史系的中国史资料室。我主要的工作是编制该室收藏的目录卡，同时在中心流通部工作，如参加期刊装订前的整理，在书库内查找被拒绝的书刊的追寻工作（有目录卡而找不到书）。我复习的时间只是晚上在文学院的阅览室进行。
  该校历史系有一教授（记不起姓名），曾在胡适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期任过客座教授，回国以后，他在大学图书馆内设立了中国史资料室。在搜藏的图书中，我记得有一部《四部备要》，一套《九通》和百余种各朝代史书。
  在这个时期，我参加过一次选修班安排的晚间去参观丹佛市的一职业补习学校。该校的一个特点是：适应各不同单位的作息时间，24小时开放。在那里看到一个英语补习班上课，是为移民和侨民开的；看到几个实验室，有学员在里面操作。另有一个很大的实验室，放着一架飞机，室内有教师向学员作讲解。
  在这所大学里，中国学生自然比教育学院的中国学生多些，但在教育研究院的中国学生很少，我只认识了一滕姓同学，他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在一教育研究机构工作，公费在此读博士学位。旧中国的公费留学生不能按时收到寄款，生活自必俭朴。我们除在图书馆时常见面外，在周末有时去一位孙姓中国同乡家坐坐谈谈，他也是北大毕业，当时在这大学内任中文教师，他的夫人不工作，有一约七八岁的女儿读小学，住一公寓的两间房，在那公寓内另住有两三个中国学生，滕同学与我在星期日的下午有时就在校内或校外郊区散散步。
  另外，在周末我曾访问过几家图书馆同事一般的家庭，其中有一女青年同事，法国人，她在她国内时与一美国士兵结婚，战后随他移民到美国。战争新娘被照顾安排在图书馆工作，同时补习英语，她丈夫复员上大学，她俩的宿舍乃一汽车，带一拖斗宿舍，全部生活都在这一间宿舍内。这种流动宿舍安置在一个郊区偏僻的广场上，这可能反映第二次欧战后美国复员军人的一种生活情况。
  在1949年暑假前，我接国内齐大校方来信，要我返校工作。离美前，我写信给我前在武昌文华图专的同学顾家杰，告诉他我回国的计划。顾同学图专毕业后，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工作，1946年考取公费图书馆学名额去美，先后在丹佛大学及哈佛大学进修。那时（1949年）他也计划回国，因此他回我信时，希望我回国后能了解到政府对国外留学生的政策，以备他作回国就业的考虑。
  1949年8月我离美经香港、青岛回到齐大。到校后不久，适遇到前美国科罗瓦多州立教育学院的同学李春晖同志因公来济。我们见面时，我便向他了解政府对国外留学生的政策，他当时在北京高教部工作，他告诉我政策是“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留学生回国后，先到高教部报到，参加当时举办的学习班，6个月后按专业作适当地分配。我据此即函告在美国的顾同学，及当时在旧金山柏克莱地方进修的齐大同事傅为方同志，请他转告在柏克莱大学、我们熟悉的进修的学员，以便他们做回国就业的计划。顾同学回国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工作，以后任副馆长多年。
  （作者生前曾任山东医科大学图书馆馆长，现已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