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46年8月，我应加拿大基督教圣公会的邀请，去加拿大作为期2年的学习与考察研究。加拿大从它的幅员宽广来说，仅次于当时的苏联，现在应该说是世界上土地最大的国家，它曾经沦为英、法两国的殖民地。1763年被英国独占，1867年成为一个自治领。它的国土西临太平洋、东临大西洋，因此就从《旧约·圣经》内的一卷《诗篇》第72篇8节所描写的理想国度要“‘执掌权柄，（DOMINION）从这海直到那海”这句话称他们的国家为加拿大自治领（DominionofChnada）。庆祝自治领成立的日子便称之为自治领日（DominionDay），随即成为大不列颠联邦的成员国，英国国王也成为他们的国家元首。1926年宣布它在外交上也是独立的，这些情况在它的政治、文化、教育各方面的生活也都有所反映。爱将我在那两年内所“亲见、亲闻、亲身经历”的几件事，据记忆所及，追述于下，供文史研究者参考。
  一、多伦多大学与齐鲁大学
  那时正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也就是我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不到一年，太平洋两岸的交通还没有完全恢复，全靠轮船海运。据说，那时由于太平洋内的鱼雷还未完全扫清，船只还不敢横渡太平洋，而是由上海登轮直向北驶，到将近阿拉斯加时再往南行，在太平洋边上航行了两星期，沿途不靠岸，抵达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佛朗西斯科（华侨通称之为“旧金山”或三藩市）。由于开学在即，时间紧迫，我未在旧金山停留，就乘火车经芝加哥、底特律抵达加拿大的第二大城市——多伦多。
  多伦多并不是加拿大的首府，但多伦多大学却是加拿大最大的大学，而且过去与我的母校——山东济南齐鲁大学（以下简称齐大）有过一段特殊的历史关系。
  加拿大自从成为自治领后，对于发展海外势力可以说是不遗余力，曾派大批传教士到中国各地，其中也包括相当数量的医生、教授到齐大。按欧美的规矩，开办大学必须有个政府批准，得到“特许状”（Charter）后才可以有权颁发学位。当时在中国的教会大学，多半都是在美国得到这种“特许状”的，而齐鲁大学于1916年才将在潍县的广文书院搬到济南，与济南的共合医道学堂合并，也可以说是才初具规模。当美国政府还在考虑是否给这个不重视英语的大学以“特许状”的时候，加拿大联邦自治领的国会却捷足先登，于1924年6月19日给予特许状，由英皇乔治五世御批“恩准”。并且还破例申明采取宽大态度，不要求齐大董事会成员中有多少加拿大人的名额，也不要求齐大每年向加拿大政府提出书面报告。自是以后，齐大有权授予该校毕业生以各种学位，甚至在1931年齐大经南京国民政府批准立案以后，齐大仍按旧制办事，医学院的学生在修毕7年课程毕业时，上午在广智院大礼堂举行毕业典礼，授予教育部盖章的医学学士学位，晚上，还要在医学院礼堂另搞一套，增发一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
  尽管这种畸形的从属关系于1946年1月18日经加拿大安大略最高法院宣布中止，但当我于该年9月到达多伦多时，该大学见到当时还在成都的齐大寄去的证件和成绩单后依然承认我的学历，接收我为该大学的正式研究生。我在两年时间内，修完了规定的课程，交上论文经审批后，参加在多伦多大学举行的毕业并授予文凭和学位典礼。那天，校长和主要教授、导师们都穿上大礼服，大礼服上面都披戴着各种颜色（表示不同的学校）的学位帽或巾，一个个依次上台就座。毕业的同学也都穿着黑色学士礼服，戴着方帽子，坐在大礼堂的前边座位上。等行礼如仪后，学生们一个个上台领取文凭和披戴学位帽。我记得还要跪在校长面前，将自己的双手夹在校长的手掌中，校长口里还念了两句我不懂的拉丁语。接过文凭后，旁边有人将一顶帽子不象帽子、围巾不象围巾的兜布或罩布披在我的身上，并将头上戴的四方帽子的穗子从左边挪到右边，表示得到了学位。这种学位帽（hood）原是中世纪欧洲大学或修道院的学者外出时所穿外套上的头巾或帽子，类似我国从前老人戴的风帽，进到屋子以后就顺手将它脱下背在脊梁上。天长日久就变成一种服式，并由两三块有颜色的布拼成的围巾或帽子，颜色则表示不同的院校，到后来则变成没有实用价值、只显示学位的标志。欧美大学和礼拜堂内遇有大典时，教授、牧师都在礼服上披戴各种式样不同、颜色不同的学位帽或学位巾。有位教徒听见我得有学位，还特地送给我他家祖传的学位帽。“文革”抄家时，被红卫兵发现，把学位帽撕得粉碎。从此，我也就没有学位帽了。
  二、多伦多大学的学院
  多伦多大学创建于1827年，由16个不同的学院组成。这16个学院有的是以学科来分，如文、理、工、医……等，有的直接由大学管理，如大学学院（UniversityCollege）。大学和各个学院都没有大门，也没有院墙，校舍及其他建筑都座落在青树、苍松丛中。校园与皇后公园不分彼此。有些建筑如大礼堂、办公大楼、学生活动俱乐部也直接属于大学本部，但更多的学院是按照主办机关、单位、原创办人的意图成立的、各自为政的独立机构，名义上属于多伦多大学，却可以单独招生，自设院系。学生在这些学院内修毕课程后，由学院发给证书，授予各种学位。这种以若干独立学院组成的大学，似是仿照英国古老的牛津、剑桥大学的模式。
  三、威克利夫学院
  我来到多伦多大学后，便在威克利夫学院学习神学。威克利夫学院创建于1877年，原为培训在英国移民中主持基督教传教工作的人员。该院以欧洲宗教改革的先行者威克利夫（Wy-cliffe约1329——1384年）命名，其目的是要继承这位宗教改革者的主张——简化教会仪式，作礼拜时用民族语言，建立摆脱罗马教廷控制的民族、独立的教会。该学院一直是一所神学院，专设神学课程，它要求入校的学生应具有大学毕业程度或文凭。该院内除课室外设有宿舍、食堂，供学生居住。住在该院的学生，也都算为多伦多大学的学生，可以到大学其他院系选修各门课程。根据学生所习学科多少，可以分别授予大学本科毕业和更高一级的毕业文凭和学位，如硕士、博士等等。威克利夫学院本身又是一所独立的学院，有校长、教职员、校务会等一整套的行政机构。每年除颁发神学本科文凭和学位外，还有权向往年毕业校友或在教会、社会上工作成绩卓著、声名鹊起的人士赠送荣誉神学博士学位。我曾在国内已修毕神学本科课程，故在该院我只选习一门功课，即圣公会公祷书的历史，期末考试还名列前茅，得到一等奖。
  神学院是欧美最早的大学，各种类型的思想都有。威克利夫学院在神学思想上是比较开明进步的，但是若干生活方式上仍保留欧洲中古时期的古风旧俗，如老师、同学参加早晚礼拜。在课堂上课、在饭厅用餐时，都必须衣着整齐，外披宽袖黑色礼服。在饭厅用餐时，还要按班级高低排座次，毕业班、大学已毕业的研究生和教授、来宾坐在饭厅最南端的长桌，称之为首桌，其他同学按班级高低，依次坐在第二、第三、第四的长桌上。吃饭前，应先由首桌中的一名高年级同学或来宾用现代英语祈祷感谢后才可以开始吃。吃的时候又得有风趣的谈话、文雅的礼貌，表现出英国绅士的派头。吃完之后再次祷告后才可以依次离席，还要不慌不忙，边谈边走，缓步依序走出食堂。就这样，还是被认为不够古典化，不够严肃，使得加拿大圣公会（基督教的传统教派之一）又在校园马路的对面，另立一座范围更大、保留传统更多的三一学院，除开设神学4年课程外，还开设有大学本科4年课程。上课、作礼拜、到饭厅进餐也都必须穿着礼服，并且饭前饭后地祈祷。祈祷时，用的不是英语，而是中古时代使用的拉丁文。它虽与威克利夫学院同属一个教派，同属一个大学，但在保留古风旧俗和教义礼仪上却明显不同。
  四、安大略教育学院
  多伦多大学与其他省立甚至国立的学校也都有密切的关系。安大略教育学院和安大略皇家博物馆便是一例。安大略（Ontario）是加拿大10个省份中的一个省，教育、文化、工商业都比其他省份发达。安大略教育学院既是该省师资培训中心，又是多伦多大学内的一个与其他学院相比都要大的师范学院和教育研究院，它的全名是OntarioInstituteForStu-dies-inEducation，分本科和研究科两部分，设社会学系、课程、历史与哲学、成人教育、心理学、特种教育、学校行政等系。我从威克利夫学院转到安大略教育学院后，学习的是教育，所以选习的功课较多。我选课后按时到校听课，但更多的时间是按指定的参考书到该院图书馆看书，和研究生座谈、汇报阅读心得，并由导师指定到市区其他中学参观、调查、写汇报。当时最时兴的一门功课是学生职业指导，根据学生的功课、体格、兴趣、才能各方面，指导学生从事何种职业最合适。同学们都觉得这是一种空谈、不切实际的指导，中学毕业生除一部分财力充足可以上大学外，其余能找到工作就已经不错，哪里还谈得上兴趣与技术。因而“职业指导中心”一直开办着，实用的价值并不大。
  但这个教育学院仍然很有特点：1.重视并关怀毕业同学的工作，每年召开校友会，每个人汇报一年来的工作，对成绩优异的毕业生予以各种名义的奖励，以示鼓励。2.设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可以说是各种书籍应有尽有，除供同学选阅外，也向社会开放，不过需要交一定的借书费。象我这个与母校阔别44年的海外校友，最近接到校友会的通知，承告校友借书证费为每年25元，而普通读者则需交费70元。还从通信中得知该校现有校友15000人，其中3000人分布世界各地，并定有与我国北京师范大学交换研究生计划，可见其重视校友与发展工作。
  五、安大略皇家博物馆
  坐落在加拿大自治领内的安大略省（Ontario）多伦多城的安大略皇家博物院在收集中国各种古迹文物、文化作品等方面是不遗余力的。
  加拿大派遣传教士到我国传教较其他国家稍晚，但在收集购买外运我国文物上却是后者居上。早在1871年，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马偕（Mackey，1844—1901年，他在中国所用的名字为偕睿理）到台湾淡水传教施医的同时，就把所收集到的我国大批少数民族文物以及宗教塑像、书画雕刻等运回到该博物馆。大大引起加拿大重视和注意，认为是研究人种、人文的重要实物。接着另一个加籍长老会传教士明义士（Mengies，1885—1959年）于1910年到河南安阳。当时甲骨文已经出土，本地人认为是“龙骨”，用作药材。明义士来到后，从事收集甲骨和我国古代文物，他经常骑着一匹白马徘徊于殷墟比干墓。据不完全统计，他所收集的甲骨当在3万片以上，明义士也由此成为甲骨专家、考古学教授。皇家博物馆内设有明义士收藏室，仅甲骨文一项便多至3100片，我国商代铜器、钟鼎铭彝之类物品也很多，还有商代以前的稀世珍奇。
  与此同时，另一名加籍传教士怀履光（White，1873—1960年）借着他在河南圣公会任主教的机会，大量收集开封犹太人的许多古迹、文物也送到该博物馆。其中包括有两块开封犹太碑的复制品。这在《中华圣公会河南教区述源碑》中有记载：
  “一九二二年挑经教碑，两块移置本座堂院宇两
  旁，此碑原置教经胡同，教经寺旧址颓垣瓦砾之间，
  几乎淹没，嗣经该教人赵允中等愿将两碑移送会内，
  永久保存，兹碑得巍然无恙，为研究宗教之一助。”
  事实是那一年，怀履光想将明弘治二年（1489年）所刻《重建清真寺碑记》①运出开封，送到加拿大博物院。当地乡绅、群众反对，怀履光才请犹太教人赵允中等人出面请求将碑送至圣公会主教座堂“永久保存”。另外复制两块同样的石刻运往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展览。
  从怀履光所著的下列几本书的书名就可以看到该博物馆所藏中国文物之多。《洛阳古墓考》（约1935年）、《中国竹画——1785年中国的一套墨竹画的研究》（1939年）、《中国的庙宇壁画》（1940年）、《开封犹太人——有关犹太人在开封的人情事略汇编》（1942年）、《中国古代的甲骨文化》（1945年）。安大略博物馆有这么许多中国古迹文物，乃自称是中国以外收藏中国文物最多的博物馆。并称：中国历史自周朝起，经历春秋战国、秦汉以及唐宋元明清、民国上下三千年的历史，每个朝代，不论是帝王将相或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都有实物来作具体说明。当我和中国同学看到这些宝贝沦落异邦，十分痛心时，他们反而振振有词地以中国文物保卫者自居，说：若不是我们费钱费力将这些东西运出中国，替你们保藏起来，现在就不知道这些东西会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而且我们除替你们保藏外，还把现代科学考古研究介绍给了中国，不但对中国有功，且为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或从事“汉学”研究提供了方便。听到了这些千古奇谈，真叫人啼笑皆非。
  我一到多伦多，该馆听说我是从河南来的，就欣然请我当助理研究员，我当时很有顾虑，认为自己是来读书的，艺术、考古我都是门外汉，怕影响学业。以后他们给我解释说这个顾虑是多余的，还说这个博物馆同时也是多伦多大学的一部分，这里也就是加拿大的中国研究第一系，你在这里所作的努力，不但对博物馆有用处，而且你所研究的成果，也可以算作你研究生的功课的一部分，你在这里研究好了，也可以得到相应的学位。以后日子长了，我真是发现就在该馆内，中国这一部分可资研究的题目实在不少。我几乎每日下午都到那里上班，日常工作是编排该馆内所购到的大批我国各县的县志。所谓研究就是把该馆珍藏的各朝代名画古董加以说明，我选了几幅国画，只记得其中有一幅是明代书画家董其昌（1555—1636年）的山水画，将作者的事略从词书上翻译出来，并将画面稍作说明。以后将这些说明凑成论文，向前来该系选读中国艺术的同学宣读一遍，就算是我在该系学习的成绩。
  六、社会见闻二三例
  加拿大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工农业也都很发达，人口又是特别稀少（当时只有1000多万人口），完全有条件、有可能建成一个丰衣足食、美满幸福的国家。但自16世纪以来，遭到欧洲殖民者的掠夺、摧残，本地原来的居民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长期以来，备受战争、屠杀、流放、驱逐，本来就因文化经济落后备受歧视，而今更是民不聊生无法存活。另一方面，为了开发、建设新大陆，又急需大批的劳动力，于是就从非洲绑架、拐卖众多的黑人，即通常称之为“黑奴”，并从亚洲，特别是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诱骗大批华工。英文语中至今仍通用的Coolie和Shanghai二字，略可以反映当时的情况，前者指出卖劳动力的“苦力”，后者“上海”一字用作动词，则指绑架、强迫苦力劳动的意思。当时条件极端恶劣，开垦和修建铁路工作非常艰苦，一般白人大都受不了，从非洲来的黑人则缺乏操作技术。唯有华工既能吃苦耐劳，又有开垦耕种的熟练技术。经过他们披荆斩棘、含辛茹苦，终于修建成功了从东到西的铁路。华工对于美洲的开发，确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加拿大和美国政府则翻脸不认人，以种种借口组织排华，驱逐大批华工出境，并通过法令限制华人及其家属入境。
  1943年，美国正式宣布取消了种种排华的法令，而加拿大却迟迟未采取实际的法律程序，住在多伦多的华侨和对我国友好人士曾组织起来，制造舆论，要求加拿大政府取消排华法律，取消限制华人入境的种种苛例，在当时虽未见到什么实际的效果，但下列一次聚会的经历却使我牢记不忘。
  在一次宴会上，我同坐在旁边的一位女士交谈起来，她问我是否从中国来的基督教牧师后，我接着问她是基督教徒吗？她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不是”。我很惊讶在这个基督教国家，竟然会有人这样坦率地说自己不是基督徒。这位女士接着说：“我是犹太人，在这里与中国人一样是被歧视的，我们应当团结起来为争取平等待遇而努力。”同时告诉我，她姓所罗卫，邀请我于星期五晚上到城北犹太教的“圣花殿”参加他们的礼拜，并说那里的拉比（老师，犹太教的教牧人员）和许多同情者一定很喜欢与我见面。第二个星期五晚上，我应约而去，参加他们的礼拜后，又到殿的底层参加他们“擘饼”茶会。果然遇见了许多友好的犹太人，所罗卫小姐特别为我介绍认识她的男朋友班纳曼。交谈之后，班纳曼主动请我坐上他的车送我回校。到了校门我下车时，他递给我一张名片，并对我说：“你这副眼镜太旧太不时髦了，明天到我那里，我给你配上一副既时兴又合用的眼镜。”我的那副眼镜还是战前在上海配的，早就该再配一副。我乃于第二天坐公共汽车到城东名片上所指定的地点，一按电铃，铃声一响门就自动开了。进去一看，门面虽小，却是一家相当完整的眼镜商店，验光、配镜，并将眼镜玻璃按照镜架的大小形状磨出来，可以说是验光、磨光设备一应俱全，全部自动化。除店主人班纳曼外只请一名助手。验了光，他让过两天再来取眼镜（如不能来，也可以邮寄）。隔一天我又去了，除给我一副当时最时髦的金边眼镜外，另外还有一副平常的金属带框的眼镜。班纳曼对我说：“当你有一天不小心打破眼镜时，不要想你是第一个打破眼镜的人，完全不用惊慌，戴着这副备用眼镜再来找我就行了。这两副眼镜都是免费赠送给你的，我们犹太人和你们一样在这里都是被人看不起的人，完全有必要互相支持，彼此帮助。”听到这些话，我深受感动，真是“同是沦落人，何必曾相识”。过去听说过许多诽谤轻视犹太人的传说，今天在事实面前打得粉碎。回校后对加拿大同学们说了此事，同学们严肃地对我说：他对你慷慨好施，但对我们就会狠狠地敲个竹杠。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中贪婪吝啬的犹太人形象，在他们脑海中牢不可破！哪里知道这也有社会的造因。
  当时，加拿大社会很不安定，抢劫、盗窃等案件时有所闻。报纸上公开劝告居民在出外多日不回家时，千万不要将门厅或洗澡间的电灯开着，造成屋内有人的假象。因为二三天后灯仍昼夜亮着，就是告诉盗窃者屋内无人可以下手了。至于文明乞丐也经常碰到。有一次，我在街上散步，便有一个人前来攀谈，说了一段故事后请我帮他5元钱好买火车票回家，我给了他一元钱，他除了道谢外，还说到家后将钱寄还给我。
  至于以酒消愁的事例就更多了。好几个过去到过中国的传教士都告诉我，他们在中国几十年从来没碰见过一个醉汉，而在加拿大，晚上喝得醉醺醺、躺在马路上的人则比比皆是。据说加拿大是一个实行禁酒的国家。一般旅馆和饭店都不卖酒，只有在特定经过审核批准的地方才可以卖酒、喝酒，这一类特许卖酒的商店当时还有增加的趋势。我所服务的礼拜堂坐落在比较清静的西区所谓高公园附近，本是一个清静的地方，那一年却有人企图在区内开设一个酒店，理所当然地遭到全体信徒的反对。
  七、我们有祖国
  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旅居海外的赤子，无不关心祖国的发展，无不希望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成一个政治上自由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1946—1948这两年间正是国内处在剧烈的转折时期。抗战胜利后，美国和加拿大的传教士又回到中国，不久，他们看得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又都纷纷从中国撤退回国了。他们很担心如果国民党政权倒台，他们在华利益、包括在华的传教事业都要烟消云散。于是加拿大和美国政府都以武器支援国民党政府，以维护他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1946年11月在南京的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美国可以尽情享受各种“通商航海”的利益，加拿大也很垂涎。记得1947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在大学校园的传道学院（虽然名为学院，却不开课，只是一个供教士座谈开会的场所），召开了一个小会。这个小会是由在多伦多的部分从中国撤退的传教士为即将去南京履新，也就是最后一任加拿大驻国民党政府大使戴为世（ThomasC.Davies，托马斯·戴维斯）赴任前举行的话别会。我也应邀参加，我只简单地述说能与新任大使见面晤教非常高兴，并说中加两国都是大国，都是爱好和平从不举兵侵略别国，又都是多民族的国家，完全有理由有更好而亲密的合作关系。戴为世听到大家的发言后，则明确表示：国民党不好，共产党也不好，我们是处在“两坏中的选择”（西方成语），意思就是要全力扶持国民党政权。当时从我国撤退传教士，虽然多数是亲蒋的，但也有一部分有识之士已经看到国民党政权一息垂危，无法扶持。1947年由中国回加拿大的文幼章（JamesG.Endicott）便是其中较有名的一位。文幼章出生于四川一个加拿大传教士的家庭，后来自己也来我国任传教士，在重庆传教，他能说一口流利、地道的四川话。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蒋介石、宋美龄关系非常密切，曾吹捧蒋介石是中国的林肯，还曾一度任宋美龄的英文秘书。但他从切身的经历、实地的考察，看到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腐化无能。所以当他于胜利后的1945年再度来华时，就积极投入反蒋的斗争，支持广大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当他于1947年重回加拿大时就登高一呼发出预言说：国民党政府就要在3个月内倒台。蒋本人若不是被杀，也就要被人民所驱逐。他这一预言在报纸上登出后，加拿大多伦多中国总领事馆发表声明予以驳斥，这一来更引起加拿大人士的注意，邀请文幼章演讲的地方愈来愈多。我也请他到威克利夫学院和我所服务的教堂中来作报告，并放映解放区民主选举的现场记录片，介绍当地群众用豌豆投到候选人背后所设置的碗里，说明在解放区的民主选举的真实情况。
  加拿大政府继续输出武器支援蒋介石，我和文幼章的儿子文忠志②曾邀请部分同学签名抗议加拿大输送蚊子飞机去中国。我曾在多种场合严正申明：中国是个主权国家，中国的事应由中国人民自己来处理，中国的教会也要由中国教徒自己来办理，运送武器去中国是帮助蒋介石政府屠杀中国人民，是不人道的、非正义的举动。1947年7月在美国堪萨斯城举行北美基督徒学生夏令会，时有美国极端亲蒋的众议院议员周以德③（周以德（WalterHenryJudd），1898年生，1925年来华先后在南京、福州、汾阳公理会任医生，日军占领山西后返美，1942年当选为美国众议员。他属于所谓“援华院外集团”（ChinaLobby）。抗日战争胜利后，曾来华访问，备受国民党的热烈欢迎。）在会上大放厥词，要求美国继续支援蒋介石，打败共产党。激起了部分与会者的极大愤怒，要求会议要另请当时在美国旅居的冯玉祥将军来重作报告，介绍中国真实情况。可见是愈来愈多的人想知道中国的真实情况。
  国内形势的急剧转变，全国解放在望，很多人劝我不如在加拿大继续学习或临时找个工作，但我认为我们有祖国，作为一个中国人应当回中国，乃按原定计划2年期满束装回国，回到开封后3天，开封就解放了。注释：
  ①该碑开宗明义第一句就说：“夫一赐乐业（以色列）立教祖师阿无罗汉（亚伯拉罕）乃盘古阿躭（亚当）十九代孙也。”可见这里所说的“清真寺”不是伊斯兰教的，而是犹太教的。
  ②文忠志（StephenEndicott），文幼章之子，时在多伦多大学学习，现任多伦多约克大学教授，经常写文章介绍我国情况。曾一度在四川大学任教，所著《文幼章传》已有汉译出版。
  （本文作者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副主席、山东省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六届省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