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重庆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工作。那时我有个想法，抗战胜利后，要在国内从事工业建设。正巧，当时资委会决定要派遣一批技术人员到美国去学习。1943年，资委会在其内部举行考试，我被录取，由资委会出资，派往美国学习两年。我于1947年初由上海动身，乘船去美国。在海上航行近一个月，到达旧金山，然后乘火车到纽约，由设在纽约的资委会驻美办事处帮助安排我的学习计划。按资委会的要求，我们在美国，以到工厂或工地跟班实习为主。我在美国两年，到过五六家电力公司、发电厂和供电系统实习，还在一家电力设计顾问工程公司学习发电厂的设计。到1948年底，才从旧金山乘船回到上海。在美国期间，跑过一些地方，接触到一些美国人士，其中虽也有少数经理、高级职员和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但绝大部分都是工人、初中级职员和初中级工程技术人员。我们同去的一些留美人员，都借住在普通老百姓家里，或租住在一些廉价的低档公寓内，因此有机会了解美国的一般情况。现在已经40多年了，以下就个人回忆到的一些情况和个人当时的感触，简单回顾如下：
  我是1938年在上海交大读完大学的。当时上海、南京等地都已为日军占领。毕业后，我辗转到了后方，在湖南、贵州、四川等地的发电厂，做过拆迁、安装和生产运行工作。当时后方的发电厂都是一些机器陈旧、容量很小、不过几百、几千瓦的小电厂。到了美国，看到了几万瓦或几十万瓦的发电厂，觉得很是了不起，一心想好好学习，学一些实际的、能直接应用的技术知识。但是进了美国的发电厂后，一般先由厂里的主要技术人员对我进行几个小时的情况介绍，带我到厂房各处参观一周，随后即安排我到各个车间去实习。名为实习，实际上并没有人来带领和指导我，也没有什么系统的学习材料。有时也安排我去跟一个老师傅做一些助手工作，或者叫我去看一些拆卸检修的机器设备。大部分时间，没有人来管我，我是很自由的，可以在车间内随处跑。我只要看到了什么新奇的东西，就到处打听。应该说，大多数美国工人和技术人员对我是友好的，他们竭力设法回答我的问题，尽量满足我的要求。但是他们的许多回答，对我却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例如当我看到机器的一个部件损坏后，问起损坏的原因和怎样修复时，他们简单地告诉我去向原制造厂订购，买一个，并且拿出制造厂的产品目录来，指出部件的系列编号，告诉我按系列编号去订购就可以了。有一台汽轮机的叶片损坏了，要更换新叶片，我对这工作十分感兴趣，要去看他们怎样更换新叶片。厂里的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回说不知道，说这工作是厂里请原制造厂来包修的，并且为了维持现场秩序（我估计是对我保密），还不让我去看叶片是怎样安装到汽轮机上去的。叶片装好了，汽轮机在再起动前，要进行动平衡。我也想学习怎样做动平衡。他们却告诉我，他们用的动平衡仪器，是哪个制造厂生产的，什么型号，给了我一本这种仪器的产品目录，还说你回国后，也买一台这种仪器，就可以做动平衡了。因此我知道，在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里，人与人之间的就业竞争是很剧烈的，他们必须对专业技术知识保密，许多中、初级技术人员和老师傅，他们可能自己确实也不清楚一些较深的技术知识。并且为了做生意，总是不忘记推销他们的产品。后来在我回国后，50年代初期，苏联专家来支援中国，举办了一些学习班和讲座，编写了一些讲义教材，这些我在美国学不到的知识，全部都向我公开了。那时我才深深感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不同。资本主义由于它的本质，人际关系就是要复杂得多。
  我曾到一个设计顾问工程公司去学习发电厂的设计技术。这个公司和资源委员会有业务关系，他们承担设计美国卖给中国的10个5000瓦发电厂。所以我去后，他们表面上接待我很客气、很热心，总经理亲自接见我，给我安排了一间办公室。但谈到设计技术，他们只是让我看这10个5000瓦发电厂的设计资料、设备规范和产品目录。至于为什么要这样设计，为什么要选择这些设备，设计中对于安全、经济运行是怎样考虑的等等，电厂的专业问题，一点都没有指导我，也没有让我看什么设计规程、设计守则等技术资料。他们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派人派车送我去参观了五六个由这个公司设计的容量为3至5万瓦的发电厂，展示他们的设计成果。由于时间仓促，走马看花，我对这些厂的总体设计和具体细节了解很少。总之，他们对待我，不是指导我怎样做好电厂设计，而只是从业务关系角度，对我进行一些宣传，希望今后能和资委会继续发生业务而已。因此我在这个公司的实习，收获也是不很多的。
  我在工厂内看到过几件事，对我印象很深。
  1.当我在底特律一个发电厂的电气车间实习时，有一个星期一的早上去电厂，人们告诉我在高压开关室内，有一个老工人吊死在那里。我问起情况，原来这个老工人，在上星期五下午发放工资时，厂里宣布他被解雇了，下个星期不用再来上班。于是他根本没有回家，就在高压开关室内自缢身死。星期六、星期日两天周末，没有人进开关室，直到星期一早上才被发现。据了解，这个工人家境较困难，那时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复员军人很多，就业比较困难，竞争剧烈，被解雇后，感到没有前途，就走了绝路。我看到这件事后，好几天一直心绪不宁，也不知道这位老工人的家庭以后是怎么样了。
  2.在另一个发电厂，有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安排在厂内实习。美国的大学毕业生，进厂后要去各个车间轮流实干一年以上，经考核合格，才被正式录用。我在电气车间，有时和他在一起实习，他工作很努力，在休息时和我闲聊，他问我二次大战已经结束了，日本已经投降，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还在内战，自己人打自己人，老百姓吃亏。他又说在美国有很多有钱的中国青年，都是中国大官僚的子弟，他在大学读书时，就有两个中国留学生很有钱，阔气得很，不好好读书，花天酒地，整日玩。他说，据说中国现时在闹革命，看来就得把这些大官僚的命革一下。在我看来，他对中国情况，并不太了解，但看得出是个思想进步的青年。有的老工人跟我说，不要和他多接近，他的思想左倾。有一次在工作中，他不小心损坏了一台电气仪表。我当时认为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后来几天我没有看到他，问别人时，才知道已被解雇了。理由是他弄坏了贵重仪器。那时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到处迫害进步人士。我想这个青年，一定也是这臭名昭彰的“主义”的牺牲品。
  在美国两年，总的感觉是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但是他们对中国的情况则知之不多，或者有些误解。我在工厂遇见的一些美国工人是这样，在社会上碰到的一些美国人也是这样。我在宾州的雷亭和在南方TVA（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实习时，都借住在当地居民家，和房东相处得都很融洽。感恩节晚上，房东还请我吃饭。当然我也要送些小纪念品，例如由中国带来的小玩意儿之类。在南方公共汽车内，白人和黑人还是分坐在两个车厢内，我就坐到白人车厢内，白人也主动拉我坐到他们的车厢内。有些习惯、风俗和观念，美国人就和我们不一样。例如在一个电厂内，有两个工人，是兄弟俩，同住在一个郊区。弟弟经济情况较好，自己有辆汽车（那时二次大战刚结束，私人有汽车的还是较少的），哥哥则乘公共汽车，还要走一段路来上班。后来弟弟同意让哥哥搭他的汽车，但每星期要付多少钱，付的钱比乘公共汽车还要贵一些。哥哥不太愿意，谈了几次才统一意见。我当时认为既是兄弟俩，何必那么认真，弟弟支援一下哥哥是好事。但许多工人认为应该付钱，这是买卖，哥哥不能无偿占有弟弟的劳动。我认为这也是中美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分歧。我在上海乘船去美国时，因为是初次出国，担心吃不惯西餐和晕船，因此带了一些中国的酱菜、榨菜之类的食品，放在舱里桌子上。白人服务员来收拾房间时，说这种东西，味道难闻极了，怎么能吃？不征求我的意见，开了窗户，都给扔到海里去了。这都说明中美习俗和价值观的不同，不可避免地会有许多生活上和观念上的分歧，但只要处理得当，并不会妨碍人民之间的友谊。
  在国外稍久，常常惦念着国内的亲人和家乡，因此也都愿意和中国人在一起。我在底特律时，当地中国人不多，但每到星期六晚上，大家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一家中国餐馆，吃顿中国饭，聊天摆龙门阵，至少可以多听听乡音。对国内的新闻时事都十分关心，不少人都想着早日回国。在国外愈久，愈加想念祖国，愈加爱国。现在许多老华侨到中国来寻根，就是这个道理。
  1948年是美国第33任总统的选举年。我刚好在美国，亲眼看到了美国一向认为自由民主的典型的大选。从那年6、7月份开始，美国的两大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另外还有些小党如进步党等），就开始在党内竞选该党的总统候选人。8月以后，两党推举的总统候选人，各自开展竞选旅行和演说，要和选民直接见面，向选民宣传他的政纲和当选后要做些什么好事。当时民主党的候选人是在任总统杜鲁门，共和党的候选人是纽约州州长杜威。竞选十分剧烈。杜鲁门在8至10月三个月内，旅行了3万英里，作了竞选演说300多次，和600万选民直接见了面。他利用32届总统民主党的罗斯福在二次大战期间，在世界上和国内树立的威望，大肆宣扬民主党在位期间的政绩，同时攻击有的共和党人曾提出的史塔生等禁共提案。宣称当选后要废除1947年通过的反民主的塔夫脱——哈特莱法。还提出要降低房价，扩大社会福利和全国卫生计划，还说要把工人的最低工资从每小时45美分提高到75美分，好话讲了不少。从报纸上的照片看到，他在竞选旅行和演说时，和普通选民亲密联系，一点没有现任总统的官架子。11月2日举行大选投票。我曾到我住处附近一个投票点去参观，选民们排队依次投票，秩序井然，一点没有骚乱。当时我对这样的选举，感到既新鲜又认为确能代表民意。选举结果，杜鲁门比杜威多200万张选票，当选为美国第33任总统。
  但以后4年的政绩，实际是怎样呢？回顾一下历史，杜鲁门宣布对新中国进行全面封锁，他悍然发动了朝鲜战争，还向新中国进行原子讹诈。竞选演说中宣扬要为选民做的好事，都因战争加大了财政开支，一般没有下文了。实际上选举前的竞选活动，不论杜鲁门还是杜威，每个人都要花上千万元。没有大资产阶级做后台，杜鲁门能自费旅行百万英里吗？选举前我在工厂内，曾问过一些工人们准备投哪一个的票。许多蓝领工人都对选举缺少兴趣，不积极，认为不论哪个上台，对他们都是一样的，所以很多人不想去投票。我后来从报纸上知道，全部选票不过4800多万张，显然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合格选民没有去投票。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一次“自由世界”一向引为自豪的、代表着“自由与民主”的美国总统大选举。
  以上拉杂写了一些我的记忆，因为已事隔40多年，可能有记错之处，如有不当，尚请鉴谅。
  （作者系山东省电力工业局原副局长、总工程师，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