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40年代，我在四川乡村建设学院教学，该院为我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校址在柏克莱）申请到了奖学金。我于1948年秋从重庆飞抵上海，再乘船经香港、菲律宾、夏威夷到旧金山。加州大学就在旧金山附近，我在加州大学昆虫系做研究生。在系主任E.O.Essig教授的关怀下，为我确定指导教师，安排所学昆虫学课程，重点是研究害虫生物防治。这个留学机会来之不易，为此，抓紧时间读书研究。为了学习业务中关于介壳虫的问题，曾用好多个小时的汽车路程到斯坦福大学，向当时世界最有名的介壳虫专家学者G.F.Ferris教授当面请教，承蒙他指教并赠送他的著作，获益很深。1949年暑假，我在加州大学河边害虫生物防治实验站实习一个多月，该站是当时美国害虫生物防治最有名的中心站。我在那里学习利用寄生蜂、瓢虫这两种天敌昆虫防治柑桔树上的介壳虫。指导教师对我和蔼热诚，学习饲养天敌，释放利用天敌的技术性操作，这种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学习，远远超过书本，在那一望无际的柑桔园实习害虫生物防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实验站用一种瓜作介壳虫的寄主，繁殖介壳虫，再用这些介壳虫作寄生蜂的寄主繁殖寄生蜂，然后把寄生蜂释放到柑桔园防治柑桔树上的介壳虫。还有利用马铃薯发芽繁殖蚜虫，饲养瓢虫，再把瓢虫释放到柑桔园防治介壳虫。这种简便易行的方法对我启发很大。在实习期间不仅对技术性操作细心钻研学习，一些劳动性工作，我也同工人一起动手去干，不使实习环节有遗漏之处。为了增广见闻，我于1949年春在旧金山参加了留美科协组织，定期交流学习情况，或请权威学者作学术报告。在加州大学学习期间，星期天有时也到旧金山去看看，了解美国的社会风气，游览城市风光。这是40多年前的事，有些已经印象模糊。现仅将记忆较深的一些事件和情况，陈述如后，这也仅是我留学生活中的一鳞半爪。
  1.自诩民主实则种族歧视。1948年秋我初到美国时，由柏克莱乘公共电车去旧金山，在我身旁有空位子，而上车的美国白人宁肯站立拉着扶手也不愿坐在我身旁的空位上。当时我想是否嫌我衣冠不够整洁？但那时我刚穿上新买的西服，从服装上看并不比他的差！我百思不解其中缘由。后来问中国同学才知道，只因我是黄皮肤，他不屑与我接近，以免有损他的尊严。岂有此理！我心中愤愤不平了好久。
  在加州大学时，指导教师把我们都是研读昆虫学的3个人（一个美国白人、一个印度人和我），安排在一个实验室里，除听课外，平时自学，做小实验等都在此实验室内。我们3人第一次见面时，彼此都说了自己的姓名、国籍和要学习的专业。从此每天见面时都互相打招呼。但我总觉得那位美国白人同学很冷漠，问他问题时他也是敷衍了事不真诚。当时我认为是相处不久彼此还有些生疏，过了十多天仍然是这种态度，使我想起了乘电车的遭遇，我就问那位印度同学，美国同学对他是否比对我热情？他说不然，一样冷漠。这就充分证实了种族歧视的普遍性和严重性！从此我对那个美国同学也不屑一顾，你既然看不起我，我也有我们的民族尊严，绝不向他示弱。相反，我同那位印度同学则经常讨论昆虫学和日常生活中的问题，相处得很融洽。有一门昆虫生理学课程，我们3人都选读了，该课程讲课告一段落时，教授出了考试题。考试结果，我们3人的成绩以那个美国白人最差，他立刻来了个大红脸。叫他瞧瞧我们有色人种的智能并不比白种人差，白人又有什么可骄傲的资本呢？那时我也了解到已经获得美国籍的有色人种，除有较大贡献者外，美国白人对他们仍然卑视。好象美国白人生来就高人一等，他们口口声声地宣扬民主、人权，却原来是欺负其他人种的“民主”，这种帝国主义作风，使人难以容忍！而且白人对有色人种还故意侮辱，曾记得加州大学学生们开什么游艺会等一类活动时，白人不只一次地拿中国过去落后的东西取笑，诸如扮演穿着破烂衣衫的中国人拉人力车，车上坐着白人昂首挺胸，翘着二郎腿开口大笑。有的扮演中国缠足的老太婆，走起路来东倒西歪，丑化我们的妇女。白人观众则神气十足，开口大笑，当时我心中很不是滋味，但也无可奈何！这都是国民党反动政府20多年来政治腐败，对国计民生毫无改进，无国际地位，中国人被视为劣等民族，我们留学生也抬不起头来。只有埋头读书，以争日后之短长！
  白种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也是很明显的。在40年代末，美国有的大学的新技术专业不招收黑人。在不少的大中城市都有贫民区，而这些区居住的人绝大多数是黑人。他们住的多数是铁皮搭盖的房子，即便有的住楼房也都是破烂的，水电及卫生设备极差，环境污染不堪，与一般白人居住条件相比，可谓地狱天堂之别！想不到自诩为讲人权讲民主的美国，竟是在玩弄欺骗的伎俩。
  在我回国之前，曾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美国北方、东方、南方参观，更广泛地了解了美国。1950年春夏之际，我在华盛顿参观美国国会大厦、白宫、林肯纪念堂等，这些地方都公开卖票，凭票参观。我叫了一部出租汽车代步。那时美国的汽车司机和餐厅服务员就时兴索要小费，我在参观完上述场所后也给了司机小费。当时我虽然是个穷学生，出于对司机劳动的尊重，给他的小费还是比较多的。而这个白人司机居然嫌“少”，我身边钱也不多了，没有再增添，他竟口出不逊，说中国人穷鬼！我当面受这种侮辱非常气愤！这是我又一次亲身遇到的美国的种族歧视！
  2.美国式的“文明道德”。旧中国绝大多数人认为美国的道德文明是完美无缺的。即便在新中国也有一些人对美国无限崇拜。百闻不如一见，我1950年约4月间，在纽约乘地铁时，站台上到处是烟头纸屑，车厢内地板上也是汽水瓶等废物满地，连车厢墙壁上也涂得乱七八糟。乘客大声喧闹，车厢内烟雾弥漫，使人透不过气来，我目睹这种现实不胜惊讶！所谓精神文明已“尽善尽美”的美国的一个有名的大城市，交通重要车站竟是这样污秽不堪入目吗？尤有甚者，晚上乘地铁遭扒手掏腰包，流氓拦路要乘客给钱，也是司空见惯的！在那时美国各地的抢劫、凶杀等犯罪案就已很普遍，现在则更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
  3.参观美国的历史博物馆。美国的大、中城市乃至于小城市都有规模大小不同的历史博物馆。1950年4月间我在纽约参观过一个博物馆，陈列的文物属于它本国的并不多，因为它建国才两百多年，确实没有多少可供陈列的文物。相反，世界其他国家，尤其取自中国的文物如素陶、彩陶、瓷器、青铜器、玉雕、象牙雕，以及好几个朝代的服装真是淋琅满目，美不胜收。我看过这些文物之后不胜感慨！我国自鸦片战争之后，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在英帝国的威逼下签订了南京条约，甲午战争后，在新兴帝国主义日本的压力下，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尤其在侵华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把珍贵文物抢劫一空，并将世界驰名的名园付之一炬！他们陈列的我国文物就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抢夺的罪证！陈列的文物中有慈禧太后的画像及其用的玉玺，当时我不胜惊奇！这样的文物如果不是帝国主义抢劫而来，它是不会在国外出现的！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经过清朝和国民党反动腐败政策的统治，民不聊生，国誉扫地，自己虽有教育救国之志，但如何进行教育工作，当时思想异常怅惘！
  4.参观美国的大学。1950年4、5月间，我从旧金山出发，参观美国各地的大学，我看了一些名牌大学，如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乃尔大学和耶鲁大学等。这些大学的校园规模、房舍建筑，特别是仪器设备的先进，图书馆藏书之丰富，同当时我们的大学比是好得多。特别在哈佛大学参观标本馆的植物部分，有些植物标本色泽鲜艳好象是新采来的，细根上还带着小土粒。看完后陪同我参观的人问我，这些标本好么？我说好极了！他说这不是真的植物，而是德国一位专家用玻璃制的，真令人叹为观止！与此同时我也参观了比较一般的大学，如佐治亚大学、马萨诸塞州农业大学。这两所大学的校园规模、教学设备等，并不比我国当时的大学好，特别是后者在建筑、设备等方面就不比当年我读书的金陵大学好。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金陵大学已经有了一座相当规模和藏书的图书馆，而马州农大在我参观时还没有单独的图书馆，只是在一座教学楼里有几个房间的藏书作为图书馆。当时正逢学生上昆虫学实验课，用的解剖显微镜也不是很现代化的。
  5.美国的富裕和人际关系。旧中国时人们认为美国是最富裕的国家，在30—40年代美国的洛克菲勒财团、杜邦财团等等。他们的财产何止百万千万，然而他们还不满足，仍然千方百计地赚钱，在各种公司、企事业、交通等方面采用垄断手段，大鱼吃小鱼的办法扩充他们的财富。美国的富裕是两极分化，既有百万富翁，也有成千上万食不果腹、靠救济度日、露宿街头的贫民，还有衣服破烂、沿街伸手讨乞的乞丐。我在旧金山都看见过。这与号称富裕的美国极不相称。在美国人际关系中，情谊是很淡薄的。已婚的儿子和出嫁的女儿回家看望父母时，头一两天父母供给食宿，再多就要交伙食费，对于这样的无情无义真是大惑不解。我曾与美国白人说，他们这样做，淡薄了亲人的情谊。他们说这是传统，你们中国人家庭观念强，是封建思想的表现！他们的人生观就是所谓自由、快乐和金钱，为此他们可以不讲任何伦理道德，甚至可以六亲不认，杀人越货。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回国，即开始刁难，诸如到移民局签证、买船票等故意为难。约在1950年4、5月间，直航中国的客船已停航，我早已决定回国，也及早探听回国交通情况，当时虽无客船，但有直航天津的货船，而且货船上有少数铺位出售。我即从各方面早托人买货船铺位，有幸买到一个铺位，约于5月中下旬从旧金山开船。船上共有回国留学生11人，彼此谈谈在美国的学习与生活感受，以及获悉的新中国的情况，一路颇为痛快！船经冲绳岛以及日本的其他港口都停航装卸货。在日本靠岸后两天，我们上岸观光，临时由美国宪兵作我们的领队。他以战胜者的姿态，领着我们在东京大街上横冲直撞，过马路时不管红绿灯，他指挥汽车停下，让我们先过，大煞了日本过去到处逞凶的威风，我们都拍手称快！在日本时我们就电告天津留学生接待站，船到天津时接待站的同志对我们非常热情，此时便感觉到在美国遇到的冷漠，在祖国怀抱中的温暖，不觉热泪盈眶，初步认识到新中国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接待站对我们携带的行李全未检查，即安排了住宿。在天津住一两天，在大街上观光一番，我们即去北京，住高教部招待所，食宿由国家供应。在此住一个多月，学习《共同纲领》，高教部派人辅导，随时讲新中国的一些政策，以及当前国内外形势等，使我们对新中国有所认识，并初步解决一些思想问题。与此同时根据个人所学专业并征得个人意见安排工作，我是山东人，愿为桑梓服务，于同年8月即来山东农学院做教学工作。
  在山东农学院执教近40年，我历任山东农学院、山东农业大学副教授、教授兼园艺系副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改兼植物保护系副主任、主任等职。同时还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1954年曾任山东省科协第一届委员，写了些科普文章。1956年与昆虫学工作者创办了中国昆虫学会济南分会，被选为理事长，出版过临时性昆虫刊物。1956年出席山东省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1977年任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理事。1978年任山东农学会常务理事，该会出版《山东农业科学》，连任数届编委。1979—1983年任山东植物保护学会副理事长，该学会曾数次举行全省植保学术活动，推动农作物病虫防治工作。1983—1989年聘为该学会顾问。1980—1983年任山东省农牧科技成果评审委员会委员兼植保组长。1980—1985年连任山东省农牧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兼植保组长。1984—1985年任山东省泰安地区农牧中级职称评委会副主任兼植保组长。1976—1978年任《山东农村主要病虫图谱》领导小组长，领导编写了果树、农作物等主要病虫害图册，已由山东科技出版社于1978年陆续出版了18分册。1978—1980年任副主编，参加全国植物保护专业教材《农业昆虫学》的编写工作，于1982年由北京农业出版社出版。仍以副主编参加该教材的再版修订工作，并于1988年修订完稿。1980年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果树害虫的编写工作，负责编写了十多种果树害虫条目，于1986年完稿。
  我于1987年退休，回忆在山农大执教近40年，除为本科生授课外，还培养了3届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介壳虫类研究）。培养的植物保护人才除台湾省外，遍布大陆各省、市、区。50和60年代的毕业生绝大多数都有高级职称，有的担负起教学或行政领导重要职务，有的在科学研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有一位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出席了科协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并获得有突出贡献者奖杯。我今已满头成霜，身心衰竭，垂垂老矣，不胜感慨！但有幸育多士，聊慰我衷肠！
  （作者系山东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原主任、民盟山东农业大学支部原主任委员。已退休，现为山东省植物保护学会名誉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