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44年冬国民党政府农林部在全国招考公费赴美留学生，在重庆举行笔试和英语口试。我报考了我原学的植物病理学专业，被录取。于1945年夏初出国。出国前经过多次体格检查，而体检的重点竟是沙眼和“香港脚”（主要指灰指甲）。据说其他国家的赴美留学生，不检此两项就可办入境手续，而我们这批留学人员，如这两项检查之一不合格，美驻华使馆就不签发护照。这反映了当时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人民也必然受屈辱和低人一等，还没离开国门就受到歧视。这激发了个人要自强不息，在美国要抬头做人，要时时处处为中国人争气的决心。
  到达美国后我学习的中心内容定为烟草生产和烟草病害，围绕这个中心进行了基础学科和实际操作的学习和实践。我为什么以烟草生产和烟草病害为学习重点呢？原因之一是出国前已从事烟草研究工作；而更重要的出发点是振兴我国烟草科学，改变当时我国烟草事业和科技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所垄断的状况。1913到1914年间，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烟草垄断组织英美烟草公司，先后在山东二十里堡、河南许昌和安徽凤阳试种烤烟成功，终于建成3个廉价原料基地；同时在山东潍县和坊子等地，设立烤烟试验站，控制了山东省的烤烟生产技术和推广。到抗战前几年，英美烟草公司已垄断了我国整个烟叶市场。我是山东潍县（现潍坊市）人，对英美烟草公司残酷剥削当地烟农见闻较多。每年到收购季节该公司一再拖延开磅日期，压低价格，迫使烟农因负担不了已到市场、旷日持久等待收购时的食宿等费用，被迫接受低价。“据统计，山东每磅烟叶的收购价格，到1934年已从过去最高的5—6角，逐渐降至1角。当时烟农已经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有含泪出售。1935年该公司收购量已占我国主要烟产区全部烟叶产量的60％，在有的地方达到90％。这不仅使该公司达到了就地获取廉价原料的目的，并且确立了在我国收购烟叶方面的垄断地位。”这种局面是使人不能容忍的。出于发展和振兴我国烟草事业，改变被垄断、被剥削、被控制的局面，独立自主地发展我国烟草和烟草科学的目的，所以我选择了烟草为学习中心，这是当时的志愿和心情。这表明留学时学习的目标是明确的而非盲目所从的，但同时也反映了当时自己认识上的幼稚。殊不知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原想的为发展中国烟草事业略尽绵薄的愿望，是无法实现的。
  到1945年抗日战争已进行了8年，国土大部沦陷，人民物质生活极端困苦，科学教育和研究等相当落后，当我到美国后，发现我国与它相比，在许多方面差距很大，在自然科学尤其是农业科学，认为更值得学习。自认为应充分利用留美时日，学到回国参加建设的本领，这激发起自己勤奋学习、艰苦奋斗、锲而不舍的学习精神。
  在到达华盛顿特区后，我向总指导教授康乃尔大学植物病理学系系主任提出了自己的学习计划。经同意后依次到美国雪茄烟、烤烟、白肋烟和烟熏烟4大类型烟草主产区，学习各类型烟的栽培管理、病害治理和调制技术。其间在以白肋烟为主产州的肯塔基学习时间较长，在烟草病毒病和抗病育种知名专家、肯塔基大学教授魏劳（W·D·Valleau）博士指导下学习烟草病害和育种方法。再到康乃尔大学选读高级植物病理学、植物病害防治原理、昆虫学研究设计和遗传学等课程。读完一学期，又先后到美国农业部研究中心学习烟草播种和烟草病害，到洛氏基金研究所学习组织培养和昆虫传播病毒试验，最后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植物病理学研究方法（包括植物病毒提纯和电子显微镜操作技术）及烟草属野生物种和远缘杂交论著。无论在学校或研究单位所遇到的指导教师，都是热情、友好和关心的。在业务传授上没有保留，既注意提高我的理论水平，又指点我实际操作，相处很好。其中魏劳教授对我帮助更多，在美期间他介绍我参加了美国植物病理学会为正式会员，并出席该学会的学术讨论会，把我写的论文推荐到植物病学报上发表。回国后经常通信，凡我需要的科技资料和烟草品种种子，他都无私地寄赠。另外我回国时还承加利福尼亚大学帮助向美国农业部办理申批手续，带回烟草属野生物种46个和当时美国种植的4大烟草类型的品种数多个，为我国提供了种质资源，便于我国开展遗传育种工作。我与导师们交往是相互尊重的师生关系。我接触的一些美国学者多数治学态度严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对求教者也很关怀，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治学与诲人态度，成为自己学习和力行的榜样。有了这种既是导师又是朋友的关系，对于开展学术探讨和科技信息交流都是有益的。希望现在留学国外的同志们，也应珍惜和发展这种正常的学人之间的关系。
  正是由于在肯塔基大学学习过的缘故，山东农学院和肯塔基大学农学院才建立起院际合作关系。1980年肯塔基大学教授宣树基博士来华讲学，专题是从烟草提取医药注射用高级蛋白质，也可用作食品，次级的蛋白质可作牲畜饲料，去蛋白质的烟叶可制作无毒卷烟。中央农业部要我与宣会见探讨合作此项研究的可能。与宣会晤时因有历史渊源，便一见如故，顺便谈起山东农学院与肯大农学院合作事，我委托宣带口信给该院院长巴恩哈特（Bainhart）教授。宣返美不久我就接该院长来函表示同意。对于两院合作领域，几经函商取得一致意见。1982年我函邀巴恩哈特院长率团访华，议定了合作备忘录初稿。1983年我率团到美回访把备忘录肯定下来，合作先从双方人员交流为我院培训教师开始。规定我院每年派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2人，访问学者2人，因前者留美2年，后者留美1年，所以我院每年经常有6人在该院学习和进行合作研究。规定两方人员来往的国际旅费由各自负担，到达对方后所有费用由接待一方负担。据此我院每年6人的学习生活费约5万美元全由该院支付；该院来我院讲学及率领学生来华学习中国农业和访问的教授，在华费用由我方支付；但该院学生来访的全部费用则均由学生自己承担。合作实施7年以来，对我院（校）师资培养提高作用很大，也促进两院业务学术交流和友谊。这一合作的实现与我留美时和该校有良好的历史关系是有关系的。
  当年在美国时所接触的美国人包括我的一些房东，绝大多数是友好亲善的。因他们对中国了解不多，对中国有许多问题要问，这也是向他们宣传我国的机会，使他们多知道中国的真实情况。与他们交往是本着不亢不卑，以一个中国人的代表保持自尊心的，总的印象是多数美国人是友好的。
  当时在美国亲见亲闻令人愤慨和憎恶的是种族歧视。在美国北部表面还不大明显，但在南方则司空见惯。种族歧视是歧视有色人种，除了白种人所谓“white”外，黑种人、黄种人等有色人种即所谓“colored”，都受到歧视。当时中国和美国是盟国，中国人在表面上一般还不受歧视，突出而具体表现在对待美国黑人上。例如黑人和白人分别有各自的礼拜堂，有人说在美国有黑色上帝和白色上帝两个上帝；黑人的子女不准同白人的子女同校，分别有自己的学校；在火车站候车的连椅上印有只有黑人坐（coloredonly）和只有白人坐（whiteonly）的字样，黑人随便坐不行，白人则不屑坐黑人坐的连椅；在长途汽车到达中间车站暂停休息时，白人可进入站内休息室休息，而黑人只能停在室外；乘坐公共汽车排队候车时，黑人往队首站，白人则站队尾，汽车到达时依次黑人先上车，但他们上车后必须先从最后一排座位起按次向前坐，自然后来上车的白人就坐在汽车的前排了；即便一列火车的车厢也挂有只有黑人坐和只有白人坐的牌子。凡此种种真可谓肤色区分森严，不能越雷池一步。对黑人的更大的歧视表现在白人的就业机会多，黑人失业的机会多，白人和黑人的工种相同，但同工不同酬，白人的工资比黑人的高，因此白人的居住和生活条件，一般比黑人高，黑人比白人受教育的机会也少。从美国种族歧视上反映了在40多年以前，美国鼓吹宣扬和侈谈的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的虚伪性。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已近一年，在留学期满回国之前，我们这批留学人员中只有极少数申请继续留美读学位，因为国家需要科技人才，绝大多数都抱有按期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强烈愿望。当时对国内的政治形势知之甚少，只想到国内业务工作条件简陋，事业经费拮据，生活仍很艰苦，预想到工作开展会障碍很多和极为困难；可是绝大多数留学人员想到自己是中国人，为建设自己的国家，必须迎着困难上，应艰苦奋斗，用自己所学的东西，回国后为推动科技进步和发展做贡献。我在写的留美学习一年的总结报告初稿中，曾对自己的学习结果的评价是：把留美期间学到的科学理论和实际操作，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能与中国的农业实际结合起来，在生产中能发挥作用，才算是学习成功。
  我回国后毅然应山东大学校长之聘，到了青岛刚复校的山大农学院农艺系任主任教授。那时青岛市周围已全是解放区，有的朋友认为我不该应聘去青岛，因1938年我在大学毕业前夕曾向往奔赴延安，苦无指引未得实现，对去青岛我是没有顾虑的。同时我是山东人，山东又是我国主要产烟区，回老家从事重点所学的烟草生产、科研和教学工作，山东是最理想的地方。也正如在国外所预料的相符，当时山东大学刚复校，五院之一的农学院只有一个位于城阳的碉堡战壕纵横的农场，教学科研设备条件一无所有。为开展烟草科研工作，我曾兼任了国民党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烟产改进处技正，要到几百元的研究费，但报销时该处却规定那么点经费，须以试验人工费报销；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刻了20几个假人名的图章，完结了这笔帐，一气之下再也不与该处搞合作研究了。
  1949年青岛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我原设想的工作才逐步开展起来变成现实。1950年夏山大校委会聘任我为山大农学院的行政领导。院系调整后周恩来总理任命我为山东农学院院长。除“文革”期间靠边站时间外，我任山东农学院院长和山东农业大学校长长达34年。学校主要培养农口各专业大学生外，还为国家和省举办了多次烟草专业培训班和援外烟草技术人员专业班，为我国烟草技术行政和烟草科研人员，培育出不少人才。现在他们中许多是烟草生产和科研的骨干。1956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投资，在山东农学院建立起烟草研究室，从事烟草病害和抗病育种研究工作，并为招收研究生作准备。
  1958年农业部要我负责筹建中国农业科学院烟草研究所，不久任命我兼任该所所长。除“文革”期间外，兼任工作直到1986年新领导班子调整，现改任该所名誉所长。我对所的工作自认为是认真负责，全面担起建所和研究规划制定和组织实施，曾受中国农业科学院书面肯定。尤其在文革以前，在中国农科院的领导下，烟草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成一个立足山东、面向全国的烟草农业研究中心，工作中一批科研干部成长起来，做出了许多研究成果。自认为无论是办院、校，培养高级人才和烟草专业人才，还是建办烟草研究机构出人才出成果，自己是竭尽全力，贡献了点滴力量。
  在担任院、所行政工作的同时，自己也争取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在书籍方面已独译出版了《植物病理学》，主编出版了烟草专著7本书及主编了中国农业大百科全书中的“嗜好类作物”。独自和与人合作已发表的论文、论著及出国考察报告等共60多篇。在教学方面先后讲授过普通植物病理学、农业植物病理学、植物病毒学和烟作学。
  建国后我先后7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考察，到过亚、非、欧、美4大洲的16个国家。并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中国共产党十二大代表。自己的工作与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信任相比，做得太少贡献更小，因此深感惭愧！于是虽届耄耋之年，目前仍主持着全国科研课题，以补不足。自己的信念是，生命不息，学习不止，工作不止，为人民服务不止。
  忆当年看今朝浮想联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国已经建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中国人民被剥削受屈辱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建国前后历次出国我受到的和所抱的态度，大不相同。以前是挣扎着抬头做人，争取公正平等，警惕遭到歧视；现在是人民中国的一员，受到一个伟大国家的人民理应受到的尊重和友谊。现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逐渐为国人所认识，科研投入正在增加，科研手段正在加速改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正在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科技人员和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正在逐步改善。全国“八五”科技计划和十年规化设想，业已奠定，大量的紧迫的科研和教育工作，需要去完成。因此衷心希望全国同行的同志们齐心协力，为科学和教育兴国贡献聪明才智！衷心希望留学国外的同志们，学成尽快回国参加祖国的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为实现全国小康水平，进而为实现改革的第三个目标做贡献。
  （作者系山东农业大学校长、中国农业科学院烟草研究所名誉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