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名沈子廉，1901年出生于山东曹县沈店村一个农民家里，父母都是勤劳善良的农民，幼年时的我，生活在一个团结和睦的大家庭里。在我9岁时，不幸父母同时染上伤寒病，相继去世。从此失掉了父母之爱，在伯父的照料下与哥嫂们一起生活。
  9岁入本村初小上学，课余时间放羊、拾柴或干些家务活。升入曹县高小后，我学习越发勤奋，因为成绩优良，每天可以得到8个铜元的奖学金，依靠这项奖学金才得以完成高小学业。16岁时，考入山东省立菏泽六中。县教育部门对我这样家境贫寒、学习较好的学生，每年资助20元的学费。在上中学的4年，我刻苦努力学习，为人诚实忠厚，深得校长和全体师生的喜爱。
  中学时代的我，时常想到病魔夺走了双亲的生命，年老的伯父正受着肺心病的折磨，眼见家乡贫困落后，老百姓患病不能得到治疗，死亡率很高，尤其是外国人把我们中国人说成是“东亚病夫”。这种令人心情沉痛的因素，激励着我立志要学医，以发展医学来救国救民，希望将来能和全国医务工作者一道，奋发图强，争取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
  我19岁时，立志学医的愿望实现了，我考入了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在医专两年的学习期间，得到曹县县政府每年资助25元的助学金，母校菏泽六中校长丛禾生先生也从自己薪水中资助50元。尽管有所资助，我还是十分节俭，不肯枉花分文，以便省下点钱买成书，充实自己的医学知识。学习期间，生活很艰苦，我住宿在山东会馆里，冬季空空的屋子象冰窖一样寒冷，双手冻僵了，两只手捧着煤油灯罩，借这一点微弱的光热暖和一下，再继续学下去。两只脚长了冻疮，血肉和棉布袜子粘在一起，难以脱下，夜里只有一条薄被子，冻得瑟瑟发抖，难以入睡。一日三餐在校内小饭铺里，每顿饭只吃两个窝窝头，喝一两碗稀饭。艰苦的生活，锻炼了我的意志。两年完成了医学基础理论课的学习，以优异的成绩在该校前期毕业。
  1922年，山东省招考官费留学生，我满怀信心地奔向济南参加考试。考试后迟迟不见发榜，后来才知道应考的学生有的是达官贵人的子弟，有的是与当时有权势的官僚有关系，他们暗中活动，致使负责考试的人员左右为难。后来研究决定，索性以考试成绩为标准，择优录取。在300余名考生中录取了8名，我名列第四。山东省政府以每月百元的官费保送我到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学习。
  1923年，我怀着喜悦和自豪的心情，离开祖国踏上了德国土地。我当时身穿一套棉布哔叽西装，生平第一次穿上皮鞋。在异国，和中学时的同学何思源相见了，他一见我这般打扮，惟恐被外国人嘲笑，就立刻领我到街上买了一身毛料西装和一顶帽子。尽管重新打扮了一番，仍然免不了被德国同学评头论足，当然，我是不屑一顾的。从此，我这个23岁的留学生，开始了既紧张又艰苦的留学生活。
  在当时的旧中国，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在政治上干涉，经济上掠夺，我们青年留学生焦虑不安，不甘心祖国处于内忧外患、贫穷落后的局面，满怀报国之心，立志以科技、教育振兴中华，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之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留学机会。我以顽强的拚搏精神，如饥似渴地、不知疲倦地学习，就连星期天也不肯休息。我在生活上也十分勤俭，开始时足足吃了3个月的干面包，喝了3个月的白开水，省下一些钱购买书籍阅读。
  经过5年的刻苦学习，终于在1927年暑假毕业于柏林大学医学院，通过严格的考试，以优秀的成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当时我是第一个得到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外国人也刮目相看。这一事实，也一定程度上批驳了一些洋人鄙视中国人愚昧落后的谬论，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人民勤劳勇敢，聪明智慧，有高尚的民族精神。旧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备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其根本原因是没有一个好的社会制度，没有一个先进的执政党的领导。记得我在德国毕业后，与几个同学去德国西部参观游览，在参观克虏伯炮厂时，经理对我们中国学生说：“你们中国人口很多，物产也很丰富，中国人能吃苦，也很聪明，只因现在没有好的领导才落后了。将来你们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那时我们就得派留学生到中国去学习了。”他这一番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是第一次听到外国人对我们祖国的赞美。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在鼓舞着我奋发图强。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国家终于有了好的领导，有了好的社会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繁荣昌盛的景象。回首往事，面对现实，那位德国炮厂经理的预言得到了验证。
  我在德国毕业后，曾有德国商人约我留下与他合伙经营医药生意，这当然是赚大钱、个人发财致富的门路。但我不为此所动，我志在学成回国为发展祖国医学事业尽力，使祖国走向繁荣富强，早日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所以，我断然回绝了。
  1928年，我由德国回到奉天（今辽宁）。在黑暗的旧社会，我虽有医学博士学位，同样遭到毕业即失业的命运。幸有同学和亲友的帮助，在沈阳私人行医为时4年。1932年应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的邀请回到济南，担任了山东省立医专学校教务长兼妇产科教授。学校缺少教材，我用了几年的业余时间编译了《妇科学》、《产科学》、《难产百症》等教材，填补了当时缺少妇产科教材的空白。
  1937年7月，日本侵略者发动侵华战争，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形势逼迫下，我随山东医专迁至四川万县。抗战后期，学校一些倾向进步的学生掀起一场学潮，校长尹莘农宣布要开除十余名学生，并要叫宪兵逮捕这些学生。当时身为教务长的我，意识到这是校当局迫害学生的罪恶活动，激于义愤，挺身而出抗议，我说：“学校这样干，我辞职不干了。”接着几位教授也声明辞职。校长尹莘农迫不得已取消了他的罪恶决定，一场保护学生免遭迫害的正义斗争胜利了。
  1945年日本投降，我率领学生百余人迁回济南，学校改名山东省立医学院。
  1948年秋济南解放了。当时学校正值暑假，多数师生离开了学校。我和崔祝生到师生家里讲明党的政策，很快便把师生召集回校。从此山东医学院回到人民手中。1950年秋，我调济南市立医院任妇产科主任。后调济南红十字会助产学校任校长。1954年调山东省卫生厅工作。曾先后担任省、市政协委员。1960年调山东中医学院，后离休。
  在工作岗位上，我先后编写翻译了《产科学》、《难产百症》、《眼科学讲义》、《妇科病的激素疗法》、《衰老与疾病》、《人奶治疗癌肿和其他疾病》等书籍，共约100余万字。为发展我国的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做了一点贡献。
  我是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老知识分子，新旧社会的对比，使我感慨万分。我十分感激党对我的关怀，并为我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使我能把掌握的医学知识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祖国和人民。我虽已届耄耋之年，欣逢盛世，心情无比舒畅。愿在有生之年，继续为祖国的医学事业竭尽全力。（作者系山东省中医学院教授、民革成员。本文由王立登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