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于1949年初到英国与我爱人孙桂毓相聚，老孙是1948年去英国，在伦敦读学位的。我本有机会去美国，老孙认为两口人，一个在英，一个在美，隔着千山万水，又都是在异国他乡，还是在一起的好，于是他放弃读书的机会，找到一个住院医师工作，这样我就到了英国。他工作的地方在布莱克普（Bl-ackpool），布莱克普是个小城市，地方很小但很美，在海滨，人少，非常安静也干净，城乡没有差别，似乎乡下更漂亮美丽。我住了约一个月，到利物浦去学习，在利物浦大学儿童医院小儿内科跟一位库珀教授学习。不久他们医院需要一位小儿内科住院医师，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愿不愿干，我真是求之不得，立刻应允。这样老孙又回到伦敦去读书，等他读完学位后，我又去了伦敦医学院著名儿科医院学习，是一进修班，半年期限，是专门培养毕业后的儿科医师，学员来自世界各地的儿科医生。我们2人如此交替的一个工作一个学习，倒也平静。英国地域不大但建设得很好，如当时40年代就有地下铁、自动电梯，及电动楼梯、煤气管道、自动购物、自动购邮票等等设施。1949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年代，英国受战争的影响也是很严重的，它又是个工业国，农业生产很差，一般的人生活是很艰苦的，除主食面包不定量外，主要的副食品都是定人定量配给，如每人每周2两咸肉，2两茶叶，半斤糖，4两黄油，1—2个鸡蛋。当然也有自由市场，可以买到称心如意的东西，只是价钱太贵，只有富人及贵族才买得起。我们在医院工作时，吃住都在医院，住的较舒适，还有人照顾。吃的也好，一天喝7次奶茶加糖，三餐饭菜也够丰富的，对我们来说生活是很好的。我们在医院工作只能做一名小住院医师，工作忙，这对我来说倒无所谓。因我毕业不久，什么都是从头学起，从头做起，但对老孙来说，他已经是一名主治医师，又从头做住院医师工作感到很委屈。中国人在英国的很少，在英国读书费用是很贵的，有时听一节课就需一英镑。英国人也很骄傲，觉得中国很落后，甚至觉得中国人连青霉素也没有。中国人毕竟是个勤奋的民族，所以中国人干活是倍受欢迎的。而且英国医生不足，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读医年限长花费多，学医的人少；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战后医生缺少。总之，在英国医院里找个住院医师的工作是很容易的。但我们的目的是想多学习一点，不想总当个住院大夫赚点钱，作为廉价劳力为他们工作。当时我们在伦敦，每逢周末，常去中英友好协会，各学科的中国留学生在这里相聚，也常看到《人民日报》及《人民画报》。我们一直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社会里，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生活感到愤恨、厌倦，但对共产党也是一点不了解。当从《人民画报》上见到祖国在各方面的建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再受外国人的压迫时，真感到无比的兴奋与快慰。
  记得我小时候在北京，家住王府井附近，每天很喜欢和母亲一起去东单菜市场买菜，每次去时总看见成排的乞丐，大人小孩都是赤身裸体地披着一条破麻袋，向来往的人乞讨，我很可怜这些人。这一景象在我当时幼小的心灵里留下很深的印象，总想什么时候这些人都能有饭吃有衣穿该多好啊！我家离王府井大街很近，上小学时常经过这一大街，街上有许多外国洋行（法国人开的公司），门口有安南人站岗，有的洋行（英国人开的公司）是包着一头白布的印度人站岗，他们都趾高气扬地欺侮中国人，有时也喜欢逗逗我们小孩。我一方面怕他们，一方面也恨他们。更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中国人要怕这么少的外国人而受他们的欺侮呢？我小时候也常见一些阔老出入北京饭店，非常有钱，衣着豪华，我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有的人那么有钱，而有的人却吃不饱饭？这太不公平了。还有，我住的胡同对面是北京三条胡同，那里日本人特别多，因为日本人当时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总听大人说日本人最坏，欺侮中国人，日本人又用日本货骗中国人的钱。离我家不远有一日本人开的中原公司，全卖的日本货。一天夜里遭到爱国者的击炸，大家都非常高兴开心。所有这些在我的心里深深种下了爱国的思想，把外国人赶出中国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让穷人都有饭吃有衣穿，这是我当时的愿望。我当时虽然很年青，但总想要国家富强起来，必须靠自己，总要有一代人吃苦奋斗，为了下一代能过上好日子。想法虽幼稚，但爱国心是很深的。由于北京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辱，社会不安，我们家就搬到武汉。“七·七”事变后我和弟弟去了重庆，在南开中学毕业后，去贵阳湘雅医学院读书。抗日战争时期，日子是很苦的，我们每天上课，白天及有月光的夜晚都是提心吊胆，怕日本飞机来轰炸。我们南开中学后面的竹林就落过炸弹，我们躲在防空洞里，有的同学没来得及躲就被炸死了，所以我们对日本人是非常憎恨的。当时国民党也真腐败，民不聊生，当官的只顾自己捞钱，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民党还到处抓壮丁。当时想什么时候我们的国家能富强起来，不受外国人的欺压，人民能安居乐业，能吃饱穿暖呢？这种盼望国家强盛的思想从小到青年时代就早已产生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回到长沙又到南京，我留在南京中央医院当医师，和老孙结婚。当时生活也很艰苦，物价一日三涨，我们应该每月5号发薪，但到月底才给我们钱，这时钱已贬值了，一个月的薪水买不了一双鞋，只能买一只，假如攒到下个月就连一只也买不到了。每天吃的是霉米饭，白水煮白菜，生活不安全，无保障，人心惶惶，群众都纷纷起来组织反饥饿、反内战等游行。我们因为是学西医的，西医的知识确实国内不如国外。所以老孙就想出去再去充实一下自己，多学习点知识。我们当时认为只有知识才能救国，在亲友的经济帮助下，他去了伦敦大学眼科研究院读书，我暂时留在上海工作，和我母亲在一起，我去英后的生活学习情况如前述。
  如今，身处异邦的我们，从《人民日报》、《人民画报》上看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祖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抗美援朝战争时，英国人是嘲笑我们的，认为我们是个落后的穷国，八年抗日战争，接着又是解放战争，这么一个弱国怎么能和强大的美国相对抗？当抗美援朝胜利后，英国人对我们国家的看法一下子变了，认为我们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真是了不起，所向无敌。记得有一次共产党的代表团长伍修权及李德全等同志在伦敦作报告，鼓励我们回国服务，祖国需要人。听后我们都很激动，决心回国。同时，《人民日报》上刊登国内医生的缺乏，办了3年制医学班，甚至两年制的医学班，还有4年的、5年的。本来学医都是6年、7年，甚至8年才能学完，看到这些更说明我们回国后是有发挥自己专长的地方，所以很高兴，很兴奋。我们的去向问题在当时是费了一番思考的，有人劝我们留英国，当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国家取胜，国际地位提高了，我们也由三等公民升到二等公民了。英国是在我国解放后较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但一直未建立外交机构，而国民党的外交机构已撤销，我们的护照已作废，所以我们就成了无国籍的人，这对我们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侮辱，也是我们受不了的，所以我们决定离开英国。当时老孙的哥哥孙桂藉在台北是立法委员，他劝我们去台湾，兄弟之间彼此有个照应。我们也真是为难，因国民党的腐败现象已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们深深地领受过了，让我们望而生畏，所以我们决定不再受那通货膨胀、民不聊生之苦，决定不去台湾。老孙的姐姐在香港，劝我们留在香港，但香港地小人多，穷富悬殊，有钱人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穷人过着帝国主义压迫下的奴隶生活，当地的统治者比英国人还更凶狠一筹，所以我们也不愿在香港工作，看不惯那种生活。同时我的家人及亲友都介绍解放后祖国的成就，我们就决定回来了。回国后见到祖国在各方面的建设，人与人的关系较旧社会大不一样了，为了祖国的建设，人人都在埋头苦干，人人平等，没有外国人的趾高气扬，没有人吃人的现象。正如我曾感觉到的，要想使祖国富强起来必须依靠自己，要靠一代人吃苦努力与牺牲精神才能富强起来。现在看来一代人是不行的，要有几代人的努力才行。我们1951年5月回国后到现在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小儿科的事业，儿童健康成长，人才的培养，尽到了自己的力量，这是我感到欣慰的。同时党也在各方面给了我很大的荣誉、鼓励与支持，同志们给了我无微不至的照顾与温暖，我感到生活无比幸福，也愿把余生精力贡献出来，做到周总理教导的话：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
  （作者系山东医科大学教授，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