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是1947年去美国进修的。当时有个“美国医药助华会”（ABMAC），在中国有5个城市被指定为医学中心，为美国医药助华会培养医药人才，这5个中心是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和兰州，总部设在上海。我是被兰州医学中心选送出国的。美国医药助华会在中国的总负责人是前国民党政府卫生署署长刘瑞恒，出国前都必须经过刘瑞恒批准签字。美国医药助华会负责去美国的来回路费（乘船或飞机均可），以及日常生活费用和进修学习的费用等。生活费用每月为170美元，省吃俭用还可以维持生活。
  我是坐船由上海出发，途经日本横滨和美国檀香山到达美国西海岸旧金山，历时20多天。在横滨下船上岸后，乘汽车约半小时左右即到达东京。当时日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仍被美军所占领。在东京，美国军人，尤其是美国军警（MP）到处可见；在大街上美国军警骑着摩托车频繁地巡查。当时日本很穷，乞丐也常见到，如船在横滨停靠码头时，在船的周围，乞求要钱的乞丐在水中游来游去，乘客在船上往水里扔硬币（分钱），乞丐即刻潜入水中把钱捞上来；很多乘客往水里扔钱，以观赏乞丐游水、潜水和捞钱的技能。在东京市面上，也常看到日本市民遇到美国军人就鞠躬，以示顺从。这与日本军人在中国横行霸道，欺压中国人民，形成鲜明的对比。日本人效忠天皇也很突出，见有不少的日本人行走至皇宫附近时，向皇宫鞠躬。日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现在的几十年中，已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其所以有这样的成就，除借助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发财致富外，与其自身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其中也有不少的好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檀香山的风景秀丽迷人，侨居檀香山的以日本人为最多，其次为中国人。中国人开设的商店处处可见。在市区内可听到从遥远的山区传来的用唢呐等中国传统乐器演奏的中国传统乐曲，在异国听起来非常亲切。
  在出国前，美国医药助华会根据每个人的专业和要求，已在美国找好了适当的进修单位。最初我在美国底特律（Detro-it，汽车城）的一家医院（HermannKeeferHospital）工作学习，它是一个结核病医院，有一千多张病床。开始做实习观察员，后来看我业务水平和英语水平还可以，就叫我做住院医师工作，负责病人的诊疗和管理以及向上级大夫汇报病情和参加讨论等。
  在该院工作学习期间，结识了不少的美国同事和在该院学习的其他中国留学生，并结交了不少的朋友。有些美国同事是很友好的，不但在工作学习过程中相互帮助，在业余时间也相互交谈，一起娱乐，如研究照像技术，交流经验等。但也有些美国人轻视中国人，我就不与之来往。最令人气愤的是个别中国留学生崇洋媚外思想严重，作为中国人在国外相逢本应更加亲切，但他不愿与同胞交往，反而见到美国人眉飞色舞，或装做美国人的样子，献殷勤，讨好美国人，丧失中国人的尊严，而不知耻，实在令人可恨！
  在医院工作学习期间，医院提供给我个人一个单间宿舍，备有电话和盥洗室，较为方便，每天早晨有黑人女服务员打扫卫生，态度和蔼友好。在该院学习的一位朝鲜留学生见我写的中文信，甚为惊讶，说我很有学问，了不起，因为在朝鲜只有有学问的学者才会写中文。
  最令人难忘的一个美国朋友是杜儒德医师（Dr.Struthe-rs），他是个儿童心理学专家。他是我在齐鲁大学念书时一个老师（E.B.Struthers）的弟弟。他们夫妇俩为人善良，待人厚道。他们没有孩子，住在安阿伯（AnnAbor），邻近米其根大学（MichiganUniversity），距底特律很近，相距几十公里，同属于米其根州。每到周末他们夫妇俩开车来接我，与他们共度周末，有时我去他们家里住上一二天，并有时与其他齐鲁大学同学在他们家中包饺子，请他们夫妇俩品尝中国饭的滋味，他们很感兴趣。有时他们带我到自助餐馆吃饭或到他岳母家玩。他岳母家除岳母外，尚有两个小姨子，都未结婚，但都有工作，在一起无所不谈，很是开心愉快。底特律离加拿大边界很近，靠近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有个尼亚加拉大瀑布（NiagaraFalls）。该瀑布约有十几米高，几十米宽，瀑布击石声震耳欲聋，围绕大瀑布有一大片雨雾，并现有彩虹，甚为壮观。来此一游机会难得。
  离开底特律后，我到纽约市康乃尔大学医学院进修。康乃尔大学本部在纽约州的依斯柯（Etheca），而医学院在纽约市。医学院的教学医院有两部分，一部分在纽约医院（NewYorkHospital），为医学院本部所在地，另一部分在纽约市立医院叫伯尔尤医院（BellevueHospital），它是一个公共医院，收费较低，为一般收入较少的平民百姓看病住院的地方，所以病人和病种均较多，是一个医学教学的好地方。该医院约有病床三四千张，分3个部分，作为3个大学医学院的教学医院：第一部分属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第二部分属康乃尔大学医学院，第三部分属纽约大学医学院。我在纽约市立医院第二部分学习，主要偏重于临床心血管疾病，参加临床工作和临床讨论会，并参加纽约医院院本部的总查病房以及各专题讲座等。进修班学员约有10名左右，大多数为美国私人开业医师。按美国政府规定，私人开业医师需要每隔数年进修一次，以更新知识提高业务水平。教学人员均为主治医师或副教授以上的医师，教学是认真负责的，受益非浅。
  在该医院工作学习过程中，得知医院的医师，除住院医师外，主治大夫以上的医务人员，都进行私人开业（在上午查病房以外时间，业余时间），不一定都有自己个人的诊所，但都有自己的病人。即便是住院病人，除公立医院大病房病人外（如纽约市立医院），也是作为私人医师的服务对象，收取一定数额的酬金。美国医师都比较富有，医师与律师统称为自由职业者，按收入情况，在美国属中等水平。
  在纽约市学习期间，除结识一些美国人外，也结识了不少中国留学生的同行。他们思想各异，极少数人思想反动，很明显是国民党的密探或特务。有一次，他们曾劝说我到电视台说亲国民党政府的话，理所当然地被我拒绝。
  当时在美国医药杂志上常有征聘医师的广告，我写了3个应聘申请书，都回信请我去赴任，其中有一个较好的医院就在纽约市。但我想到美国南方去看看，因而我应聘到阿拉巴马州离亚特兰大市不远的一个医院做住院医师。与另外一个中国留学生同住一个房间，每天忙于急诊，月薪为300美元。在此期间，我曾有机会到南方港口城市新奥尔良（属路易西安那州）一游，并参观了过去买卖黑奴的地方。非洲黑人被运到此处，当牛马拍卖，然后被转运到美国其他地方，甚是悲惨！鞭打黑人的鞭子和其他刑具也在展览。在美国南方，种族歧视更为显著，重体力劳动者，如在田野做农活的绝大多数为黑人；学校是按黑人和白人分开的，黑人不能上白人学校，当然白人也不上黑人学校；即使坐公共汽车，也是黑白分开，白人在前部，黑人在后部，我们中国人要坐前部，不能坐后部，坐错了位置是不允许的。我在新奥尔良市还参观了吐伦大学（TuloneUniversity），它以研究热带病著称。
  我还到过美国其他城市，如洛杉矶、芝加哥、波士顿及盐湖城等，参观过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米其根大学、尤塔大学和吐伦大学等。在芝加哥曾参加过一次全美医学会年会，除中心会场外，还有各专题座谈会，以及论文展览和医药器械展览等。参加的医务人员很多，多为夫妇两个一起参加，既参加学会，又到处旅游，当然是自费。
  我在美国居住一年半时间，先后在3个地方学习工作，接触了不少的美国人和中国留学生，也遇到了不少值得一提的事情：例如所见到的中国留学生，包括我在国内的同学和同事，他们思想各异，其中少数人在美国与美国人结婚，也有个别的人，虽在国内已大学毕业，还想在美国再念一次大学，以获得美国大学文凭为荣。美国的社会治安是不稳定的，在马路上抢劫时有发生，杀人强奸亦不少见，尤其是在夜晚偏僻地方，妇女不敢独行。
  在我回国前，在旧金山暂住数日，是为了等船。为了省钱，我与另外一个回国同事在青年会宿舍里同住一间屋，因为闲着无事，每天都出去逛大街买东西。有一天中午回宿舍后发现被盗，屋门及箱子都已被打开，屋内零乱散放着被盗而尚未拿走的东西，清点后发现丢了不少的东西。如手表、照相机、衣服及衣料等，价值三四百美元。到附近警察局报失，亦无济于事，只是登记而已，以后也毫无音信，说明美国社会是极不安宁的。
  种族歧视在美国是显而易见的。从表面上看北方比南方好些，但实际上并无差别，种族隔离也是很明显。如在纽约市也有黑人居住区，例如赫拉姆区。黑人生活较艰苦，居住条件差，也比较脏，卫生条件差，生活也不安全，盗窃、打架、斗殴时有发生。白人居住区是不准黑人住的，白人也不到黑人居住区住。对黄色人种也百般歧视，在与美国人交谈中也体会到。甚至在白人当中也分等次：盎格鲁——撒克逊族（Anglo—Saxon）是最高等的，其他族的人，尤其是东欧人是次等的。
  美国是金钱万能社会，有了钱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到，也受人尊敬。例如在纽约市第五条街有一个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Center，石油大王），它是一个楼房建筑群，包括数栋六七十层的大楼和一条街道。该街道每年要有一天关闭，不准车辆通过，以示私人所有。没有钱办什么事都很难，更是令人看不起。在美国偶尔也可见到讨饭的乞丐，尤其是在地铁常可遇到。
  在美国移民中，东方人也不少，包括有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菲律宾人和印度人等，与白人相比，大部分都是从事廉价劳动，即使是从事同样的工作，报酬要比白人低。例如在芝加哥有一个私人医院，名叫“芝加哥美国医院”，是当时一个较有名望的外科医师名叫索尔克（Thorek）开办的，他专门聘请一些东方人做为他医院的住院医师，来为他工作。他利用这些东方人的心理，愿意到美国留学，而用廉价（低于白人的工资水平）为他服务。华侨在美国开饭馆和洗衣房的较多，叫作“筷子餐”和“手工洗衣”。
  美国的风俗人情当然与中国不同，但性开放也太离奇。有一次我由北方到南方旅游，乘坐“灰狗”（Greyhound）长途公共汽车，途经一个汽车站时上来一个女性乘客，上车后即坐在一个男性乘客旁边，2人并不相识。开车后经过一段时间，2人开始交谈，不久就拥抱接吻，2人打得火热，车上的其他乘客佯做看不见。再经过一段时间后，车停另一个车站时，那位女性乘客下车，与那位男性乘客互相说声再见而离去。由此可见，性开放已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
  总之，美国的物质生活是比较丰富的，中等收入的人较多，生活较富裕。但两极分化也很严重，穷的很穷，富的很富，不少的人是借债度日。例如不管买什么东西，没有现钱付款或仅付少数钱，其余未付部分欠着，在以后的岁月里按期付款，长期或永远陷入负债的痛苦之中。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美国物质生活虽然较好，但精神不愉快，总觉得受压抑。美国再好是美国的，而不是中国的，再加上在异国作客离乡背井，心情不畅。作为中国人，还是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才行。在我回国之前，北京和天津已经解放，全国也很快就要解放，有不少的人（包括美国人和中国人）为我回国担心，并问我：“你不怕共产党吗？”我说：“我不怕。”其实当时对共产党毫无认识，但对国民党认识得很清楚。我当时的想法是：国民党腐败透顶，中国的恶运应已走到尽头，国民党应当下台让位于共产党，并希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会逐渐变得富强起来。我就是抱着这种希望回国的。
  我仍然是坐船回国的，途经菲律宾的马尼拉和香港，最后到达上海。当时上海尚未解放，在上海遇到了当时的山东大学医学院（现在的青岛医学院）院长潘作新，他邀请我到山大医学院工作。当时青岛快要解放，在上海有人劝我不要去青岛，还是回西北兰州为好。我说我不怕，坚持要去青岛，但我必须先去南京一趟，看看我的姑母，过一二天后再回上海与潘院长一起去青岛。但到南京后第二天早晨南京即解放，回上海去青岛已不可能。在南京一住就是一个多月。后经友人介绍认识了山东白求恩医学院教务长方春望同志，他是为白求恩医学院请教师的。我即应聘乘敞篷火车与其他上海请来的不少同志一起来到济南。来济南后负责白求恩医学院（后改为山东医科大学）的临床内科学的教学工作，具体工作单位在华东国际和平医院（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立医院）。我先后任山东医科大学副教授、教授、医疗系主任和临床部主任，并同时兼任山东省立医院内科副主任、主任和山东省立医院副院长。
  开始内科为普通内科，并不分专业，病床仅有五六十张，全院病床也只有一二百张。以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与支持下，内科逐渐分成五六个专业，即循环、消化、呼吸、血液、内分泌和保健等专业，内科病床也逐渐增加到150余张，全院病床也逐渐增加到六七百张。同时我还主编了《内科学》一书（1963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供全国大专医学院校学生使用；1979年主编高等医药院校教材《内科学》循环系统疾病部分（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1987年主编山东老年大学教材《老年卫生保健》（山东科技出版社出版）。在科研方面，我对山东省高血压病发病率及其发病诱因进行了调查研究，并获卫生部1979年二等乙级科技成果奖和1985年山东省卫生厅科技成果二等奖。此外，还研究了中药葛根素（含抗β一受体成分）对急性心肌梗塞患者梗塞范围的影响和治高血压病的效果，于1986年获山东省科委科研成果二等奖。培养了不少的医务人才（包括硕士研究生），遍布全国，尤其对提高山东省医疗水平有一定的贡献。
  我除参加日常的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外，对干部保健，尤其是高级干部（包括中央领导干部和省领导干部）也做了些工作。此外，我还赴朝参加了抗美援朝工作，任中央卫生部组织的国际红十字会第十三医疗大队队长；也参加了中共山东省委组织的反细菌战，到胶东一带进行调查，并任调查队副队长。党和人民政府给我的荣誉也很多，我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曾历任数届济南市和山东省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以及中华医学会理事、山东分会常务理事和内科学会主任委员等。也做了一些与上述各职务有关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作者系山东省立医院原副院长，现已退休，任山东老年人保健咨询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