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于1934年从上海医学院（今上海医科大学）毕业后，曾在上海、苏州、安徽等地从事小儿科和传染病临床工作。在十余年的医疗实践中，看到各种寄生虫病在农村中广泛流行，特别是北方的黑热病和南方的血吸虫病蔓延成灾，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农民死于这些疾病。还有盛行于夏秋间的疟疾，危害也很严重。因此，我立志于寄生虫病的防治研究，希望有朝一日能把黑热病等寄生虫病消灭掉。但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要消灭黑热病等疾病，仅是一种空想。抗日战争胜利后，由我的同学、当时的安徽省卫生处处长蒋曾勋的推荐，我于1948年初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公费赴美留学，专攻寄生虫病学。这是40多年前的事情了。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约我写稿，爱将当年出国的经历和在国外的学习生活情况，凭记忆所及，作一叙述。
  留美期间
  我于1948年2月，搭西北航空公司的客机，从上海启程，途经日本、阿拉斯加和加拿大，抵达美国的明尼阿波利斯，再换机直飞纽约。第二天，由世界卫生组织驻纽约的留学生管理处介绍，到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校报到，并办理入学手续。该校位于纽约市曼哈顿区168西街，与毗邻的医学院和附属医院共属哥伦比亚医学中心。我的导师是公共卫生学校的副校长兼寄生虫学系主任布朗（H.W.Brown）教授，他是美国著名的寄生虫病专家。他为我制定了为期一年的学习计划，内容以寄生虫学和寄生虫病为主，并安排了预防医学方面的几门必修课程。每星期大部分时间在公共卫生学校上课或作实验，余时则在该校附设的热带病门诊部实习，学习新的诊断和治疗方法。
  到纽约后，我先住在青年会的宿舍大楼，几天后便在139西街640号公寓内一户人家，租到一间配有家具并附卫生设备和暖气供应的卧室，厨房公用，可以自己做饭，既适合个人的口味，且又省钱。那里的交通也很方便，从寓所往东不远，就是百老汇大街，地下铁道四通八达，乘车十几分钟，即可到达我的学校门前。在我住处往西约百米，走出路口，面前便是著名的赫德逊河，河畔树木参天，道旁花草遍地，环境幽美，是我常去散步的地方。我的二房东西夫（Siff）先生，精通摄影技术，在一照相馆工作；他的太太原是一家公司的打字员，已经退休，生有一子，在一机械制造厂当工人，分居在外，周末常来探亲。一家3口对我都很友好，我们相处非常融洽。
  当时我虽已年近不惑，学习的劲头不亚于年轻时代，每次上课都仔细听讲，因为我的英语基础较好，教师们所讲的一般都能记录下来。晚上再把当天的笔记加以整理，并阅读参考资料，常到深夜才能入寐。我对实验室工作也很认真，都能按时完成，写出报告。由于勤奋学习，我每次的考试和测验成绩均名列前茅，受到布朗教授和其他教师的称赞，同学们对我也很钦佩。周末两天无课，我至少抽出一天时间复习功课。星期六晚上，学校常举办师生联欢舞会，我对跳舞虽无多大兴趣，但几乎每次都去参加，目的是借此机会互相交谈，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增进友谊。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留学生同学会有时也组织学术讨论会或举行联谊晚会，邀我参加。星期天同学们常约我同去观看足球比赛，或作郊游，进行野餐。美国同学大都自备汽车，我由他们接送，极为方便。当时纽约市场，已有黑白电视机供售，我在同学家里初次见到，收看了体育、戏剧和歌舞节目，感到新奇。
  我班上的同学大都是美国人，少数来自南美、东欧和北非，中国留学生除我外还有2人，一是麦文奎，广西人（1950年回国后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任防疫处处长，后升卫生厅副厅长），同我时有联系。另一人为王金茂，台湾省人，原是台大教授，我与他比较投机，常在一起叙谈，交流学习心得，1949年5月我们在纽约中央公园分别后，至今音讯阻隔。从《参考消息》上获悉，他回台后出任台湾省卫生处处长，我曾于1973年9月写信向他问候，由中央广播电台转播，不知他听到否？
  留美期间，我除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外，1948年暑假期内，由布朗教授介绍，到密歇根大学的生物学实验站进修。该站设在密歇根州北部与加拿大毗邻的席博伊根，面临道格拉斯湖，周围丘陵起伏，林木苍郁，景色宜人，而且气候凉爽，夏季气温常在30℃以下，为一避暑胜地。每年6至8月，美国各大学院校的著名生物学家和寄生虫学家大都来此度假避暑，并进行学术活动或举办动植物学方面的各种讲座。我选读了伊利诺斯大学托马斯（L.J.Thomas）教授的蠕虫学和约翰斯霍普金大学奥托（G.E.Otto）教授的原虫学两门课。此外，我还见到美国寄生虫学界的元老科特（W.W.Cort）教授，并向他请教。他曾于20年代来我国进行钩虫病的调查研究，返美后写有专著。他同我多次谈到关于他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给他留下美好的印象。
  我从席博伊根经底特律回纽约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学习，直到1949年2月，读满了硕士学位所必需的学分，经世界卫生组织安排，又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和传染病控制中心，专门学习医学贝类学和昆虫媒介的防治方法，并参观美国最大的田纳西河水利工程，对其防蚊灭蚊设施进行考察。在此期间，我先后访问了华盛顿、亚特兰大、路易斯维尔、纳什维尔和孟菲斯等城市，饱览了美国东南部的初夏风光和各地的名胜。我于5月中旬重返纽约，适逢哥伦比亚大学举行年度的毕业典礼，会场设在校园的广场上，参加的师生和来宾不下千余人，应届的毕业生包括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的研究生，都在前排就座，校长艾森豪威尔出席大会，并讲了话。他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担任美国欧洲远征军总司令，对解放法国和最后击溃希特勒法西斯侵略者有功。战后他当上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并由共和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在1952年的大选中获胜而进入白宫。我的硕士文凭就是由他签署的。
  我在美国留学将近一年半的期间内，我们的国家正经历着一场重大的历史转变。在我出国之前，国民党当局早已撕毁国共“双十协定”，内战日益激烈，解放军由于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越战越强大，总的形势朝着有利于解放事业的方向发展。到美国后，我时刻关心着祖国的未来，从报纸上和收音机里，不断传来关于解放军取得胜利的捷报。特别是在1948年秋冬的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中，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已被歼灭殆尽，更令人欢欣鼓舞。接着解放军又于1949年4月突破长江天堑，先后解放了南京和上海，从而结束了国民党20余年的黑暗统治。我过去曾看过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关于访问延安等抗日根据地的报道，也听到抗战期间投奔新四军的几位上医同学的介绍，他们一致称赞，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人民，不谋私利，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的是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我深信共产党掌握政权后，必将为我们的国家带来无限的光明与希望，使我们知识分子报国有门，学有所用，因此决定早日返回祖国，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当时有部分教师和同学，竭力劝我留在美国工作，尤其是布朗教授对我的期望更为殷切，一再找我谈话，要我留校教学，从事科研工作。但是，优厚的待遇，舒适的生活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并没有动摇我回国效劳的决心，他们的挽留都被我婉言谢绝。
  五国之行
  我在离美之前，根据我国寄生虫病防治任务的需要，打算回国后首先解决黑热病的问题，然后再开展疟疾等其他寄生虫病的防治研究。为此，我写了一份报告，送交世界卫生组织，争取他们的支援与协作。由于在美国并无黑热病和疟疾的流行，缺乏现场实习的机会，我要求世界卫生组织为我继续提供4个月的奖学金，让我取道欧洲回国，以便在意大利、希腊、以色列、埃及和印度的黑热病和疟疾流行地区，进行实地考察，进一步学习防治方面的先进技术，作为归国后开展工作的借鉴。我的申请在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官员的支持下，迅即获得批准，乃于1949年6月初，开始了我对欧、非、亚5国的访问。
  我从纽约启程，飞越大西洋，经冰岛、英国、荷兰而抵达日内瓦，走访了设在国联大厦的世界卫生组织办事处，他们对我的旅程作了进一步的安排与落实。日内瓦位于日内瓦湖畔，风景秀丽，我停留了两天，游兴未尽，即飞往意大利，向罗马卫生研究院的院长密西洛里（A.Missirolli）教授请教。他是著名的疟疾学家，当时正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在意大利试用滴滴涕来扑灭传播疟疾的按蚊和传播黑热病的白蛉，这是滴滴涕问世以来首次大规模地用于控制昆虫传播的寄生虫病。他专为我讲了几次课，详细介绍情况，并派他的助手陪同我到现场进行观察，学习用滴滴涕在室内作滞留喷洒的方法与推广经验。我在阿布鲁齐的病区见到凡经喷洒滴滴涕的地区，白蛉均被消灭。这些经验对我回国后开展灭蛉工作，加速消灭黑热病的步伐，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在罗马还游览了古罗马、罗马帝国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名胜古迹，并参观了罗马教廷所在的梵蒂冈及其博物馆和著名的圣彼得等大教堂。古欧洲的宏伟建筑，精美的雕塑艺术和各种名贵的文物珍品，使我大开眼界。约20天后，我由罗马飞往雅典，见到希腊卫生研究院的昆虫学家海琴尼古拉（E.Hajinicoula）教授，参观了他的实验室，并在雅典以南的疟疾和黑热病流行区进行考察。同时还游览了当地的名胜古迹，最吸引人的是希腊古代的历史遗址和残存寺庙的高大石柱。
  7月初，在从雅典至以色列的飞行途中，地中海上空突然乌云密布，风雨交加，飞机上下颠簸，乘客都很惊慌，幸时间不长，迅即雨过天晴，平安到达特拉维夫。出机场后，即乘公路汽车到了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在希伯来大学受到寄生虫学系正副主任阿德勒（S.Adler）和西奥多（O.Theodor）教授的热情接待。他们2人是世界上研究黑热病和白蛉的权威，我在那里逗留40余天，阅读了他们历年来所发表的学术论文，不下百数十篇。并在西奥多教授的指导下，观察了他所收集的白蛉标本，学会了他当时新提出的白蛉分类和蛉种鉴别方法。阿德勒教授经常同我讨论有关中国的黑热病问题，对我回国后应开展的调查研究项目，作了不少的指示和建议。当时以色列建国不久，中东（阿以）第一次战争经联合国的调解，刚告结束，耶路撒冷的市容显得萧条，生活用品相当紧张，但是我住的一家饭店，服务条件尚好，餐厅供应还比较丰富。耶路撒冷一向被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奉为圣地，教堂林立，且拥有不少传说是耶稣基督当年活动的遗址古迹，可惜那时都不开放。
  按计划我要访问的下一个国家是埃及，但当时以色列与周围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边界都被封锁，交通断绝，无法来往。由于世界卫生组织的事前安排，并取得了联合国阿以战争调解委员会驻耶路撒冷办事处的同意，我于8月中旬一个早晨，乘坐联合国的一辆吉普车，从耶路撒冷出发，沿着地中海岸向北行驶，顺利地通过了以色列与黎巴嫩交界的哨卡，下午到达贝鲁特，在这美丽宁静的滨海城市住宿一宵，翌晨即搭机飞往埃及的首都开罗，下榻在尼罗河畔的赛密拉米斯饭店。
  埃及卫生部对我的访问很重视，由部长亲自接见，且在报纸上作了新闻报道，登有我的半身照片。当时埃及政府正在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试用硫酸铜扑灭河中螺蛳。我在一位秘书的陪同下，参观了他们的防治实验区，并在开罗附近的病区进行考察。埃及血吸虫病不同于我国的日本血吸虫病，它主要损害人的膀胱，虫卵由尿排出，以河中的螺蛳为中间宿主。当地居民向有在河边小便的不良习惯，这是造成该病流行的主要原因。埃及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古国，在开罗市内的博物馆，陈列着从历代帝王陵墓内发掘出来的珍贵文物，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我在开罗东郊还瞻仰了举世闻名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首像。
  在埃及停留10天后，我于8月下旬飞往印度的加尔各答，途经卡拉奇，机场上的气温高达40℃。印度是世界上黑热病流行最严重的地区，过去有许多英国和印度学者，对此病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取得很多科学资料。我在加尔各答热带病学院申笈多（P.C.SenGupta）教授的指导下，学习黑热病的免疫学诊断和并发症的治疗方法，并在门诊部实习，每天都能见到数以百计的黑热病病人，其中有不少皮肤型黑热病患者。因系初次见到这种病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该院正举办热带医学进修班，我旁听了申笈多教授所讲的黑热病课程。此外，我还访问了全印卫生研究院的医学昆虫学家史密斯（R.O.A.Smith）教授，他曾经是由英国皇家学会所组织的印度黑热病研究组的成员之一，由于他的黑热病人工传播实验获得成功，为进一步确定白蛉是黑热病的传播媒介提供依据而闻名。他给我详细介绍了印度白蛉分布情况和主要传播媒介的生态习性，并由他的助手陪同我在郊区农村中进行调查，获益匪浅。我在加尔各答时正值雨季，天气闷热，时而倾盆大雨，时而云散日出，路上行人都打着伞，挡雨遮阳，一举两得。
  我在印度学习一个多月，至此全部完成了我这次出国求知的任务，于9月底由加尔各答乘飞机，经仰光和盘谷，到达香港。真巧第二天是1949年的10月1日，从北京传来了在天安门广场上隆重举行开国大典的特大喜讯，我在收音机里听到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发出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豪言壮语，令人激动万分。我为自己能在这千载难逢的时刻返回祖国而感到幸运。
  我在香港因船票难买，等了20余天才在香港大学曹曰昌教授帮助下，登上开往天津的轮船，于10月25日抵达天津，受到交际处的热情接待。3天后，我乘车赴北京，向卫生部报到，商讨我的工作问题。领导上初拟安排我到医学院任教，地点由我挑选，京津沪杭均可。当时我想，为国家培养人才，确是当务之急，而且留在大城市里当教授，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好，但是心里总是惦念那些受黑热病折磨的广大农民，明知下乡工作要过艰苦生活，我还是坚决要求到黑热病流行最严重的地区，从事防治研究工作。那时恰巧山东省卫生厅的崔义田等几位老厅长在北京出席全国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他们为了解决山东的黑热病问题，正迫切需要我这样的专业人员，我因此应邀来到山东。为了尽快解除黑热病这个严重病灾，我从1950年初就深入病区，长期住在农村，不怕艰苦，工作条件因陋就简，先后在临朐、泰安等黑热病重流行区，开展调查研究和防治实验，从而提出了适合我国农村推行的查治病人和扑灭白蛉的方法，并培养了大批防治人员。在全省普遍进行防治，取得了显著效果，使病人逐年减少，终于在1958年在国内首先达到基本消灭黑热病的要求，为全国树立了一个典范，对其他流行省区的防治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与指导作用。自1961年开始，我又和所内同志们一起，对危害我省人民也很严重的丝虫病和疟疾，加强防治研究。经20余年的努力，分别在1983年和1988年基本消灭了这两种疾病，使我省的寄生虫病防治研究工作跨入国内外的先进行列。世界卫生组织和来访的外国专家都给予高度评价和赞扬。
  （作者王兆俊，系山东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全国政协三、四、五、六届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