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在1939年毕业于齐鲁大学生物学系，并留校任助教，继入齐大医科研究所寄生虫学部读研究生，1944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并升任讲师。
  齐鲁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教会大学，不仅仪器设备精良，图书资料丰富，更拥有许多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中外专家教授。我在齐大学习、任教近20年间，主要就教于张奎博士和温福立博士（美国人）。两位老师对教学、科研的热爱、勤奋、严谨的科学态度，坚韧不拔的探索精神，既严格要求又亲切关怀学生的师表风范，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深深地感染了我，对我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有着深远的影响。
  我在老师们的培养下，不仅具备了讲师职称、硕士学位和多年的教学、科研实践经验，而且是我在国内外发表了多篇用英文写作的科研论文等有利条件。当时我希望能出国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于是我开始先后向美国第堡大学与西北大学研究院，申请奖学金。我首先收到第堡大学的复信，同意授予一免缴学杂费的奖学金（其他费用自理）。在美国的高等院校，尤其是私立大学，学杂费是一项较大的费用，今蒙免予交纳，是较难得的机会，但如是我必须以半工半读的方式来克服生活费用的困难。我经反复考虑，终于欣然接受该奖学金。
  我由中学生成长为大学教师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相继发生，日本帝国主义残杀我国同胞，掠夺我国土，激起我的无比愤怒和爱国主义激情，振兴中华，是我的理想，报效祖国，是我的志向，用我的知识为中华民族的昌盛服务，成为我毕生教育生涯的目标。同时我对国民党反动政权，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贪污腐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镇压群众与和平民主运动，以及1945年日本投降，又夺取抗日战争胜利果实，把中国推入内战深渊，使我真正看清了国民党政权的狰狞面目。我象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一样，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热烈期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
  1947年初，我由沪启程，乘客轮赴美。由于我在齐大悠久的岁月中，与英美外籍教师长期接触，加之该校各专业一般的教科书皆采用英文课本，各专业课程和实验的生物名词和学名，教师都用英文与拉丁文讲授（我任讲师后亦如此），因之我掌握了丰富的生活与专业词汇，再结合英语基础语法，在听、说、读、写等方面，基本上不存在语言的障碍。因而当我抵达旧金山时，对新的环境并不感到陌生，顺利地换乘火车安抵芝加哥，住入国际留学生大厦。该大厦为美国洛氏基金委员会为世界各国在美国芝加哥留学生资助建立的，哥特式建筑，生活服务设施以及辅助性条件十分齐全，交纳费用比较低廉，住有欧、美、亚、非、拉世界各国留学生，亦有少数美国大学生。然后我到第堡大学报到入学。该大学建立于1898年，为一较古老的、设备、师资等条件较好的私立大学。我入学后只能适当选读最低额的学分课程，因我必须留出适当时间做些按小时计算付给报酬的零工，以获得生活费用。在学校，研究生的课程同样十分紧张，平时测验、小考或要求写报告不断，学期终了还有期考。零工一般在餐厅（馆）洗涤餐具或打扫卫生等。其间我既要努力学习，又得认真工作，生活安排得比较紧张，但经适当调节，一切进行顺利。当在学期中间时，我突然收到转来的西北大学复信，同意授予我一奖学金，包括需向学校交纳的一切费用与最低生活费，从秋季学期开始。该奖学金待遇优厚，机会难得，这使我喜出望外。因每月有最低生活费的保证，不需再半工半读，可集中时间攻读博士学位，因此，我立即作复，表示感激并接受该奖学金。我在春季学期结束时，即向第堡大学说明情况申请退学。继之暑假来临，我为争取利用假期时间，经努力，获得了一个按月计算报酬的、保养与修剪大面积草坪的临时工作。该工作一般人认为较辛苦，要求也较严格。芝加哥的夏季相当炎热，但在国内，我随老师及其他同学们，较长期在炎热暑假、在严冬寒假，以及节假日或稍有空余时间即下农村搞钩虫病及其他肠道寄生虫的调查研究，经受过艰难困苦，这对我来说是并不在意的。该工作明确规定，每日工作8小时，上午8时至下午4时（中午午餐与休息约1小时，包括在工作时间内），每周工作5天半（星期六下午与星期日休息）。主要是浇水——用自动化喷水机，按一定的路线来浇水。再就是驾驶10马力的拖拉机，后端挂一轮转的推草机，按一定的路线，保留一定草杆的长度，进行推草，要求把草推割得如绿色地毯般的平整，并随时注意在草坪中有无杂草生长，如有，即随时拔掉。推割到一定面积时，取下推草机，换上耙草器，将推割下来的碎草聚拢成堆加以清理后，再将草推运到垃圾箱中。上述工作完全由我一人来处理操作，如是日日不断轮作，渴时我喝些自来水，每次收工时，工作服都湿透了汗水。我如是干了两个月，所得收入除付每月的生活费外，稍有节余，为日后补贴之用。
  西北大学创建于1851年，是一所古老的私立大学，该校现模大，师资力量雄厚，学科齐全，仪器图书先进丰富。校本部在芝加哥近郊的小城——爱文司顿，医、商、法等学院设在芝加哥。
  我在秋季始业时，到爱文司顿城西北大学报了到，办理了入学手续，搬入该校研究生宿舍，继之我去会见我的博士论文导师——贝纽斯博士。他热情与我谈了对我的学业安排并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他告诉我完成博士学位学业必须读满规定的学分数，并提出修课程的建议。他征求并介绍我的博士论文的题目与主要内容的意见，他说攻读学位的进程，完全取决于我本人的时间与能力，学校每年有3个学期（春季、夏季和秋季始业的）。并介绍系内有定期的书报讨论会，校内有不定期的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学术报告会和在美国举行的有关本专业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可以自愿或争取参加。我表示完全同意论文题目和主要内容，并感激他为我的安排，他随即安排我在一实验室里开展我的学位论文工作，可以在那里备课、学习。我会见贝纽斯教授回到宿舍后，很兴奋，我有了一位热情的指导教师，我将满怀信心，继续开始新的学习了。
  自此，我每天在宿舍餐厅进早餐，吃的是价格最低廉的每月预交全月餐费的、定量的“份饭”。餐毕匆匆去学校。中午，在研究生组织的“午餐互助组”吃午饭，亦每月预交全月餐费，由同学轮流采购食品并负责餐前准备和餐后清洗整理等工作。每餐吃1—2个“热狗”，再夹上几片生菜叶子，一杯咖啡，这是最便宜的午餐。参加该互助组的同学，有的是半工半读的，也有的是上层社会家庭的子女，他们都很俭朴，以自食其力为荣。20多位男女同学围桌边吃边谈，虽清苦，都很愉快，我晚餐就在学校附近的自助餐厅就餐，照例买最便宜的吃。学校给我的生活费并不宽裕，虽总是精打细算，“一分钱掰成两个花”，仍不免常超出当月的预算，所以常在实验室里，嚼个面包，喝自来水就是一餐。晚上10点左右始返宿舍。
  美国教授上课总是鼓励学生提问题，发表意见，启发学生独立思考，调动学习积极性，教室里学术讨论、交流的气氛很活跃。这种教学方法和国内很不相同，促使我加倍努力学习，努力阅读有关文献和参考书籍，认真备课，更自觉地独立思考，积极参加讨论。由于我长期跟随张奎、温福立两位教授深入农村，调查研究，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所以经常在这方面用简洁、礼貌的语言发表一些意见。学生们，尤其是研究生们所提的问题，教授们常会回答不出，但他们常坦白地说，不能肯定，让我想一想下次再回答你，或干脆说不知道。在实验课中，我不论对实物解剖或显微镜观察中，都能获得良好的预期结果，绘图精确细致。我感到中国留学生在有比较的情况下，不仅有相当聪明的头脑，并有相当灵巧的双手。
  对于听课、作业、测验、考试等各项学习环节，每位教授都有各自的安排与评分标准，但要求严格。我勤奋学习，因之在作业、测验、考试以及实验报告与实验绘图等方面，经常获A或A+（研究生成绩必须获B以上，否则即为不及格）。
  论文工作，我每学期有总的计划，每月都有阶段性进度，每月都详作实验记录，按时去图书馆借阅参考文献，定期向贝纽斯教授汇报工作进度和存在的问题，及时取得他的指导。他亦常到实验室来，主动询问我的工作情况，及时提出意见，他主要教我严谨从事，大胆开拓，我以勤奋、坚持、求实的精神来激励自己。我在国内有张、温两位老师指导，完成学业、硕士学位毕业论文与从事科研的良好基础与锻炼，加之实验室有较优越的设备和实验材料、药品等条件，我争分夺秒，抓紧一切可利用的时间，长期养成的午睡习惯也完全改掉了，并经常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加班加点，以争取超额完成进度。遇到疑难问题，则更是苦心孤诣，废寝忘食，因之，论文工作也进展顺利。
  我还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会议，除系的书报讨论会外，并争取参加或列席校内举行的专业学术会议和在美举行的国际专业学术会议，那都是机会难得、高学术水平的会议。我在悉心听讲中遇有问题，在主持人报告完毕的适当时候，我经常发言提问，在这类会议中，按程序和主讲人都十分欢迎听众的提问，以展开讨论。尽管我在语言方面基本没有阻碍，但在讨论中，尤其遇有创新的或理论性强的内容，我就往往感到词汇掌握得不够，语法的运用力不从心了。我通过这类会议，既开阔视野，增进新知，同时亦得到锻炼与提高。
  据我留学的实际经历，我认为要去留学学习得到提高与收获，并取得好成绩，除了留学期间的勤奋努力之外，在国内首先要基本过好语言关（不仅是生活方面的，更重要的是专业方面的），再就是在专业教学（包括实验）与科研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实践经历与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有一次，贝纽斯教授在实验室工作完毕后，邀请我去学校附近的一家高级餐馆进午餐。我随之进入后环顾四周，餐厅不大，但十分幽静、高雅，在那儿就餐的都是些教授，几乎没有学生模样的。我始明白为什么同学们称之为“教授餐馆”，男女侍者服装整洁，彬彬有礼，随之进来的几位教授，不约而同地择一餐桌就座，各点各的菜，各吃各的。贝纽斯教授除点自己的外，特为我点了整份西菜，餐具精致考究，使我得到一次较高级的享受。他们边吃边谈起学术方面的问题，我就边吃边听他们的交谈。餐毕他们各自付餐费与小费后，相互道别，各自驾车返校。
  在芝加哥，我的亲戚和齐大老校友亦很关心我，在周末或节假日经常邀我到他们家中吃饭，有时还特为我做顿家乡饭菜，在异国不仅关怀国家局势，怀念家人，对家乡的饭菜亦是念念不忘。他们先后特邀我去高级饭店就餐，去音乐厅欣赏著名音乐家的演奏，到大剧院观看著名演员表演的舞剧，使我偶有机会进入上层人士社会中，领略其气氛，得到一些美的享受。无庸讳言，美国的生活水平比我国高出许多，上层社会生活更具诱惑力，但这些都不能打动我向往祖国的心，我心中时时挂念着令我魂绕梦牵的祖国。
  我经常收到我妻子的来信，告诉我国内的形势，她不断鼓励我努力学习，早日归国为国效劳。
  1948年暑假来临，我已读满所需的课程与学分，准备乘假期内结束论文的实验全部内容后即整理实验记录、资料卡片等，开始论文写作工作，约计到年底前后完成，然后再申请论文答辩。贝纽斯教授对我说：“如果你在论文完成前还没有把握，还要问我正确与否时，就不够申请论文答辩的资格。”
  但自此，我妻子给我写更多来信，由于国内解放战争捷报频传，她受到很大鼓舞，她告诉我，当前国内形势一派大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日益壮大，国民党反动统治崩溃在即，我们渴望的独立、民主的新中国即将诞生，切望我早日速归，争为祖国做贡献！
  妻子的来信给我很大鼓励，也令我思绪纷繁，辗转难眠。
  美国的生活条件优裕，我不为所动，但它优越的教学科研工作条件，对一个科学工作者确有很大的吸引力。在美一年多的岁月中，我在专业上有很大提高，收获很多，如果在美多留些时日，必将有更多的收益。但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我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带来的苦难，日夜盼望贫弱的祖国繁荣昌盛，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过去目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黑暗统治，而现在自由民主繁荣昌盛的新中国诞生在即，建设新中国的宏伟事业将展翅腾飞，我怎能不动心！
  但是，博士学位，这是最高的学位，我敬仰在科学事业中贡献卓越的先哲们，羡慕学识渊博的师长们，我渴望在学术上有较高造诣；博士学位，我梦寐以求，更何况，它离我并不遥远了！然而，论文的写作工作约计须到年底左右才能完成，以后才能申请进行论文答辩，获博士学位尚需时日，虽时间不太长，但祖国的发展变化迅速，返回祖国迫在眉睫，时不我待，何去何从，何取何舍？我苦苦地思索着。终久我认为，早日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使祖国早日繁荣富强，更为重要，是第一位的。有无博士学位无损于报效中华，无损于为新中国贡献力量。民族的振兴，祖国的需要，高于一切，晚归不如早归，不能拖到下学期以至下学年，一定要在秋季开学前回国。我经深思熟虑，做出了上述决定，我向贝纽斯教授谈了我的决定：申请辍学，放弃学位论文的完成。
  贝纽斯教授十分惊讶，深表惋惜，诚恳地挽留我，我婉言谢绝了他的盛情好意。
  我将决定也告诉了在芝加哥的亲戚与学长们，他们都以相同的心情劝说我，挽留我，我亦感谢他们的心意，婉言谢绝了他们。
  我毅然办完了离校手续，在1948年秋，告别了西北大学，提着当年赴美时的两只皮箱，踏上了海轮。
  汽笛一声撼长空，海轮启碇，载着我的眷眷爱国之情，拳拳报国之志，提前回国。
  回国后，我返齐鲁大学任教，升任副教授。
  1949年10月1日，久盼的新中国诞生了，在那天，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她象一个坚强的巨人，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建国后，我满怀喜悦的心情，积极主动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50年代初，济南市发现流行性乙型脑炎，我出任该中心研究室副主任，领导开展济南市蚊种调查、消灭蚊类滋生地的工作。
  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武器，由于风向等气候因素，可能波及我省沿海地区。在省委领导下，我积极参加了胶东半岛非正常医学昆虫分布、滋生的调查工作。
  1952年夏，院系调整时，省调委会为发挥我的专长，准备调我到医学院校或科研单位，但因多种因素，我暂放弃了自己的专业。根据党和人民的当时需要，随同齐大生物系、化学系、物理系及部分天算系的师生调入山东师范学院生物学系（该系并不需要我所学专业寄生虫学），我为创建该系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
  1956年起，我在省卫生厅和省防疫站领导下，兼任省钩虫病调查防治组组长，开展了培训医务技术人员，带头赴我省农村进行钩虫病的调查研究工作。
  学校陆续为我配备教学与科研助手，进一步开展教学、科研工作。
  1956年，我即为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系培养研究生。1978年起，开始为山东师大生物学系培养研究生，同年升任教授。
  1990年，国家教委为表彰我从事高校科技工作40年，成绩显著，向我颁发了荣誉证书与奖品；1992年，为表彰我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国务院特向我颁发了政府特殊津贴和证书。
  1953年10月1日，我在北京被邀光荣地登上天安门前左方观礼台，参加国庆大典观礼。
  50年代及60年代初，我曾先后4次荣幸地受到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集体接见。1979年10月在北京，荣幸地受到邓小平同志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集体接见。
  建国以来，我仅为国家做了点滴贡献，党和人民却给了很大的荣誉。我感到无尚光荣，无限幸福，无比自豪。我深刻体会到，只有在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祖国，我们知识分子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才能真正有所作为。
  现在，我已78岁。退休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人老当壮，我将尽力多做工作，在报效祖国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民盟济南市委名誉主委、六届山东省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