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于44年前去美国留学。
  1931年1月，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文学院讲授中国语文、翻译和新闻学等课程。教学之余从事写作，至1941年已出版《下场》、《流浪者自传》、《翻译论集》和《生活的艺术》译著11种。1942年3月，我被提升为教授，兼任文理学院副院长。
  我在圣约翰大学执教期间，对外国文学，特别是英美文学，发生浓厚的兴趣，渴望能有机会去美国留学深造。自费留学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父亲作为基督教会牧师，收入微薄，负担9个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已是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只能寄希望于奖学金留学了。
  1947年初，美国在华教会大学联合董事会在上海招考留美生，应考的条件是未曾出国留学的教会大学的教授。1947年3月，40余位教授参加考试，结果是，12位教授，包括我在内，被录取。
  我于1947年8月乘美国轮船“戈登将军”号离开上海去美国。我航行数日后抵达美国西部的旧金山，在旧金山游览市区后，乘横贯美国大陆的火车直达纽约市，沿途曾在芝加哥和峡谷等名胜古迹进行短暂的游览。
  到纽约市后，我就去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报到，办理有关英美文学硕士研究生的注册手续，然后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房间，解决食宿问题，开始安顿下来，精神饱满地准备投入紧张的学习生活。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选修有关英美文学的课程，听几位比较著名的美国教授讲课，获益非浅。我除了听课之外，把绝大部分的时间用在图书馆参考室图书资料的阅读上。我根据主讲教授指定的课外阅读书目，钻研大量的参考书，写读书笔记，为将来硕士论文的撰写打下广泛而牢固的基础。研究院的硕士生一般需要两年的时间才能完成选修课程和论文写作的全过程；而我由于工作需要，必须争取在一年半内赶回圣约翰大学继续执教。因此，我计划在秋季学期、春季学期和暑期学完修毕全部硕士课程并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学习生活是很紧张的。
  在学习生活中，我需要科学地安排日程表。我每日三餐多数是在宿舍里自己做，上午8时至11时半和下午1时半至5时是在课堂听课和在图书馆阅读参考书的固定时间，雷打不动。晚上是自由支配的时间，可以用来写信，阅读报刊杂志，和同学或朋友谈话。
  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我特别注意自己的健康情况，尽可能做到有劳有逸，劳逸结合。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逗留13个月中，我除了因牙疾就医之外，从未因患病去过医院或诊所。
  我曾利用星期日和假期游览纽约市区，也曾去美国东部的波士顿、美国首都华盛顿和名胜尼亚加拉瀑布城观光。我还曾乘假期之暇，用一天的时间去靠近美国边境的一个加拿大城市游览。
  由于我从十几岁起就读的中学和大学都是美国教会开办的学校，因此半殖民地的教育使我受到亲美崇美思想的毒害。直到我在美国留学期间，我才有机会亲自观察美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我开始批判和消除我的亲美崇美思想。我逐渐认识到：美国虽然很富有，科学技术发达，经济繁荣，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一等强国，但是它并不是一个遍地都是黄金的人间天堂。纽约市的华尔街是美国资产阶级兴旺发达的象征，豪华的私人别墅是富翁享受舒适生活的场所。然而，在垄断资本主义统治下的美国社会，贫富不均，既有大腹便便的亿万元富豪，也有更多生活无着的失业者、无家可归者、流浪汉和乞丐。纽约市的哈尔兰姆黑人贫民窟和高耸云霄的摩天大楼形成鲜明的对比。虽然美国的黑人已经获得解放，但是黑人和印第安人被压迫和被虐待的事件还是司空见惯。同性恋、贩毒、吸毒、酗酒、凶杀、抢劫，也是美国经常出现的丑恶社会现象。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约一年，通过课堂听课、课堂讨论、在图书馆对参考书的钻研、与指导教师的个别讨论，以及最后几个月的硕士论文写作，我的英语水平和外国文学知识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我的课程考试取得了优秀成绩，以“中外文化和文学的交流”为题目的硕士论文获得了导师的好评，在硕士论文答辩会上顺利通过。
  在取得文学硕士学位之后，我婉言谢绝了留在美国工作的聘请，决心回国为祖国的文教事业继续竭尽绵薄之力。
  1948年9月，我原本计划乘美国“总统”号巨轮返国，但不巧，当时适值轮船船员大罢工，因此我于10月初改乘从纽约港驶至上海港的货船离开纽约。那艘货船驶经巴拿马运河到太平洋各港口卸货、装货。船上除了船员之外，只有包括我在内的12位旅客。在数星期的航行中，我有机会在巴拿马城、越南的海防、新加坡和香港等地游览观光，这实在是意想不到的收获。
  我于12月中旬回到上海，以万分激动的心情迎接祖国的解放。
  在留美期间，我增长了知识，扩大了视野，提高了思想认识水平，使我回国后更满怀信心，精神饱满地投入为祖国文教事业继续服务的工作中，决心在我国高等学校的教学、行政和科学研究中做出成绩。
  1949年1月，我在圣约翰大学继续执教，任文学院代理院长和新闻系代系主任。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我在圣约翰大学任校务委员、文学院院长兼新闻系主任。1952年圣约翰大学在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停办。我于1952年按照教育部的安排，应聘到青岛山东大学外文系任教授。除教学外，我曾兼任外文系代系主任、校图书馆馆长、《文史哲》杂志编委和英语、外国文学等教研室主任等职务，1978年起兼任山东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和学位委员会委员。在1952年至1966年期间，我除了担任行政工作和开设英语课程之外，比较集中地在外文系和中文系讲授外国文学课程，并进行外国文学研究。我曾在《文史哲》和《山东大学学报》（语言文学版）发表了关于菲尔丁、萧伯纳、莫里斯、惠特曼、斯托夫人、孟德斯鸠、司汤达、席勒和塞万提斯等英、美、法、德和西班牙等国的重要作家的学术论文十余篇，并在《世界文学》和《译林》等杂志上发表翻译的英国短篇小说3篇。我还应约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撰写美国文学作家的条目。
  在译著方面，我于1976—1979年参加山东大学外文系英语翻译组的《二十世纪欧洲史》上下册一书111万字的翻译，并担任全书的校订工作。该书于198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获山东省高等学校1984年度优秀科研成果译著一等奖和山东大学1986年度优秀科研成果荣誉奖。我翻译的英国现代卓越作家威廉·莫里斯的空想社会主义长篇小说《乌有乡消息》已于198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1986年再版时由该馆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四辑，该书获山东大学1986年度优秀科研成果翻译书籍一等奖。我的专著《萧伯纳研究》一书已于1989年2月由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委员会评为第五次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我于1951年在上海参加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1954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63年在济南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1979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1956—1958年曾当选为山东省青岛市人民代表。
  我于1978年被评为山东大学科学研究先进工作者，现任山东省高等学校外语教学研究会理事、顾问，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理事、山东省翻译工作者协会顾问、山东省外国文学研究会顾问、山东省比较文学学会顾问。
  1978年至1989年，我在山东大学外文系主要负责指导“英语语言文学”专业中主攻英国文学的硕士研究生，并兼任山东大学美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到1987年7月，我已完成在圣约翰大学和山东大学执教58年的任务。
  （作者生前系山东大学外文系教授、中国民主同盟山东大学支部原副主任委员、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理事。现已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