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48年秋，我和两个同学一起去英国利兹大学研究生部学习，我在制革化学系，他们2人一个在医学院外科，一个在英国语言学系。
  利兹大学位于英格兰北部的约克郡的工业城市利兹，该城及其周围以毛纺织工业和制革工业比较发达而著称，在英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利兹大学是一所古老大学，学生有几千人之多，设有文、理、工艺、工程、农、医几个学院，其中的纺织系、制革化学系及染色化学系的历史较久远，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名声。这几个系还有其他几个系是由于工业上的需要而建立的，与工业界联系较多，得到各自工业界的重视和支持。随着英国科学和工业的发展，利兹大学系科之设立也在变化着。例如在1950年初，利兹大学就已决定增设有关合成纤维的系科，而在我们到达利兹大学时，才知道从纺织系中组织一些教授和科研人员另建立了生物大分子结构系。该校授予的学位是学士、硕士和博士，但在本科生中也有若干名学生不读学位，只要求一张大学毕业证书，这部分学生是不能进入研究生部深造的。另外，也有极个别学生是专科生，只得一专科证书以便就业。学校对科学研究工作十分重视，甚至有个别系科如生物大分子结构系只招收研究生和进行科研工作。
  大约在当年的9月底10月初，留英中国同学会利兹分会约我们3人参加一次聚会，这时才得知原来在利兹大学的中国同学只有7人，其中2人学纺织，1人在化学系，1人学耐火材料，1人学制革，1人带有夫人并生有一小孩，在土木工程系。新到利兹大学来的却有5人，除我们3人外还有2人来自英联邦国家和属地，这就把利兹大学中国同学的人数增加了相当大的数目。虽然大家是初次见面，交谈却很热烈，颇有“他乡遇故知”之感。
  我在利兹大学的两年中，除第一年听了3门课之外，其余时间都是在做学位论文。取得学位的关键之一，甚至说至关重要的一项是能否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当然是在其他条件已经具备的情况下才能走到这一步的。
  英国的大学教育对学生来说是“放手”的，但也是严格要求的。进入大学学习并不十分困难，但是要完成学校所要求的条件，自己不主动、不努力是不行的。我听说过有人没有拿到学位，也看到过因课程不及格而被开除的本科生。我想用“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句话也许能够概括英国的大学教育传统。也就是说，学习的好和差，收获的大与小，似乎由学生担负全部责任，教师只是启发、引导而已。讲课是提纲挈领，不一定有一本固定的教材，讲授的若干内容是教授个人的实践或科学研究的心得、总结，也包括生产实际中若干行之有效的、可以公开的过程，还有学术刊物登载的论文等等。课后只好由你自己去找资料、查期刊、个人钻研，而同学间的交流却极为罕见，找教师也不容易。至于学位论文，则更是个人主动性发挥的天地，导师只是启发、引导、提醒。论文题目可以由学生自己提出，对于论文的目标、意义、实验方案和手段、预期结果等都由学生自己提出，经与导师讨论后定下来，此后就由学生自己去进行了。隔一段时间导师和你讨论一下你所进行的结果，有时甚至你还要主动地找他才行。论文结束时，自然要写出书面的东西，论文的格式、编排、论点、叙述文式等等也是学生先写好，交给导师去修改，有时是要返工的，甚至不止一次。论文答辩是一关，学位论文在答辩日期前一个月已寄给主考人，而答辩的整个过程是主考人提问，你来回答，提问的内容不只限于你的论文范围，也涉及所学学科的各个方面，提出的问题既有原理也有实际，既有大的和主干性的，也有具体和细微的。所用时间一般是2小时，有的还要长一些，口头提问，当场回答，不用纸笔，口说为凭，被考人的精神状态可想而知了。等到答辩完毕后休息一小段时间，主考人和导师从考场出来（答辩时导师不在场）宣布结果，向你表示祝贺并给予一定的鼓励时才放下心来。一方面要感谢主考人对你的启发和帮助，使你获得了对某些问题的深入认识，一方面感谢导师的辛勤引导。在上述情况下，可以说一切取决于个人的勤奋、努力和钻研。就我所知，当时在利兹大学的中国同学，主要的活动地点是实验室、图书馆和住所，阅报时间一般只限于午饭后（一般是在学校食堂吃简单的午饭或者吃点三明治）到去实验室前的短时间内。值得说明的是，学位论文题目可由学生个人提出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想做什么题目就可得到采纳，要以导师对题目的兴趣和经费两者来决定，缺一不可。如果学生所提的论文题目涉及生产上的关键，能否如愿，由于未曾有这方面的经验，则不得而知了。
  英国的大学每年有3次假期，圣诞节、新年与复活节放假两次，时间较短，暑假是一次较长的假期。在假期中，学校的一切活动几乎完全停止，教职员工和学生不是回家就是外出旅游。对于外国学生来说，经济情况好的，旅游是完全可以办到的，离英国较近者，也可回家小聚。但对中国留学生，就只有各行其是。我自己由于经济条件所限，除圣诞、新年假期中留在住所外，其他两次复活节和一次暑假的活动是去几家制革厂、植物鞣剂厂和学校参观访问，去一植物鞣剂公司的下属中心实验室作短期实习。因为在我的奖学金中包括着导师安排的参观和实习用旅费可以报销的规定。当然，这几家工厂是各有其特点的，学校则是设有制革系的大学和专科学校，中心实验自然也与制革化学密切相关。这些虽属走马观花，但也开阔了眼界，看到各工厂的特点是怎样形成的，学到一些书本、课堂未涉及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给外国学生看的都是可以公开的，但是真正实现他们的各自所长并不那么轻而易举。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单位的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都曾在我到达该单位时与我有一简短的交谈（到达各单位的日期、时间都是事先约定的）。虽然属于礼貌性的接待，对一外国学生来说也是有所感触的，特别是这些负责人都是利兹大学制革系的毕业生，与学校还有着相当多的联系。
  在我去英国之前，当时山东大学化学系主任刘椽教授（解放后曾任山东大学总务长、郑州大学校长助理）曾约我于英国回来时仍回化学系工作。青岛解放后，刘椽教授也曾写信给我重申前约，同时还托我代邀他人到山大化学系工作，这样我和徐国宪教授于1950年秋到化学系来了。因为我在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学校教书，个人也比较喜爱教书和科学研究工作，又有上述的相约，所以在英期间就想带点书刊回来以利工作。在英国，书是相当贵的，科技书更贵一些，一本千数页的专著要花掉我月奖学金的1/10到1/7。为了买书、买资料，只有尽可能节省一些日常费用，买点有价值的旧书，买些英国政府出版的价格低些的书和德国制革工业的资料；一些新出版的、我认为必要的专著，自然也不能不买点。到回国时，大约积累了几十本书和资料，约占我行李的一少半，以至青岛海关人员检查我的行李时，颇感奇怪。当我拿出学校的证明时，他们才恍然大悟。
  英国的大学一般的备有极少数学生宿舍，大约只容纳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几，所以进住学生宿舍的竞争非常激烈。这一方面因学生宿舍的收费比较低，一方面是国家对宿舍另有补贴，一日三餐，伙食较好。大多数学生特别是外籍学生都散居于学校周围的民房中，因而出现了以出租给学生住宿为生的许多房东，除住宿外日供早、晚两餐，室内设备也较简单。我于1949年秋有幸住进学校附近的一所宿舍，该宿舍共住有20来个学生。原因是这所宿舍的舍监曾在海外工作多年，以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希望外籍学生多和英国学生接触以便“了解”英国。因此这所宿舍内住有外籍学生5人，黎巴嫩、黄金海岸（现在的加纳共和国）、尼日利亚、澳大利亚、中国学生各一人，占有比例是相当大的。我发现学生中的相当一部分是退伍青年军人，由英国政府提供奖学金到大学学习。这部分学生曾在国外住过一段时间，外籍学生容易和他们接近。但是有的英国同学对于英国政府为英联邦国家和属地的学生提供奖学金的用意很不理解。有一次就有人发表这样一种疑问：为什么英国政府为英联邦属地的学生提供奖学金而不使本国学生获得更多奖学金的机会呢？在场的那位黄金海岸的非洲同学说：“你们政府为什么不把从我们国拿走的黄金归还给我们呢？”这一下使得在场的英国学生哑口无言。我也曾听到过这样的议论：“英国政府为其属地学生提供经费，让他们的青年来英国上大学，结果是这些学生回国后反而进行着推翻英国统治的运动。我真不明白政府为什么干这样的蠢事。”自然也有许多英国青年学生是有头脑的，从来不在外籍学生面前谈论这类的问题。我在10个月的学生宿舍生活中，感到当时英国的大学生还是努力学习的，生活也比较俭朴，自己洗衣服是经常的事，有个别人为了搞点收入也经营些不太费时间的生意。对外籍学生来说，由于都是青年也比较容易互相交谈，例如在当时英国举行大选，我问过一个英国同学对大选的看法。他回答的大意是，不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取胜，只要对他的私人爱好不予干涉就行。在英国，事先没有约好，你是不能去人家家里拜访的，甚至在同一宿舍中，不得允许也不能进入别人的房间。记得在宿舍中发生过一次激烈争论。引起争论的原因是宿舍委员会（学生组织）在某人不在房内的情况下进入他的房间，某人认为这是对他个人隐私权的侵犯，应当向他道歉，并且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争论的结果是双方势均力敌，虽然最后以表决方式对宿舍委员会的这次行动给予了支持，但是仍有相当多的人投了相反的票。由此，可以看到英国人对隐私权的重视。
  1950年夏，我的学习期满，达到预期结果，7月中旬乘船回国，同船有30多位中国同学，经近一个月到达香港，也是到达航行的终点。我们这30来人是比较多的一批留英回国中国学生，到香港后就自然分散了，或经陆路，或经海路，各自奔赴祖国各地，为祖国建设尽各自的力量。
  我回到山东大学化学系后，除担任教学工作外，于1952年开始兼任系主任一职，除“文革”期间及稍后几年靠边站外，到1984年夏才不再兼任系主任职务。1985年学校报请国家教委同意给予我化学系名誉系主任的荣誉。1987年退休了，但仍继续承担着未完成的研究生培养工作。我在山大从事科技工作40年并有少许成绩，国家教委于1990年颁给荣誉证书以资纪念。回顾留英归来后，参与新中国的高等学校教学工作40年中，殊少建树，所幸是喜看50年代的30位青年教师按要求去校外进修，于80年代初都已取得副教授、教授的职称，有的已成为某一学科的学术领导人，在国内外享有一定的声誉；80年代初又有十多名教师出国深造且早已回校服务；化学系逐步成长壮大，现已扩建为化学学院，确是“今非昔比”。更值得庆幸的是亲历祖国的繁荣昌盛，心中的豪情喜悦难以言语来表达。个人深感从英国归来服务祖国的选择是正确的，是走了一条中华儿女应当走的光明大道。
  （作者系山东大学化学系原系主任、民盟山东省委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