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49年1月，我在南京前中央医院担任小儿科护理督导员。一天，我接到医院的一个通知，还附有一份体格检查表，通知我立即在医院检查身体，准备送我到英国去留学。我感到十分意外，也感到惊喜，好象是在做梦，这是真的？
  查完身体后一切都合格，我到院长办公室去，向院长报告结果。院长说：这是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Council，简称B.C）给的名额，去英国进修护理，下一步等着英国文化委员会要会见你面谈。
  隔不久，南京英国文化委员会通知我去见面。会见我的是英国人斯克特先生。他询问了我的学历和工作简历，最后说，他将把医院推荐的材料送到英国，等候英国的意见。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解放了南京，当日就接管了我们医院。紧接着在5月解放了上海。上海解放后，我很快接到上海的来信，通知我去上海面试。
  在上海面试的场面是严肃、隆重的。一个大会议室，房间里的光线很暗。一张很大的长方会议桌放在会议室中央，桌子的两边各坐着十几位人员。我走进会议室，他们叫我坐在桌子的一头。然后，桌子两边的人便开始轮流用英语向我提问题。虽然问话时态度很和蔼，但我感到空气很紧张。在座的提问者全是男性、年长者。他们从我的学历问到我的工作以及我所在医院里的一些专家人物。几十只眼睛对着我提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当时我虽感到气氛紧张，但并不胆怯，对答如流。
  从面试室出来之后，见等候面试的还有几个人。那日受面试的一共有四五个人，全是医生，只有我一个是护士，且是女性。经过面试的几个人议论说，里面的考问者很多都是上海的医务界名流。
  面试后，一位英国女士，象是秘书的样子，对我说，这次给奖学金的机构是英国的中英研究基金董事会（Sbft-Sino-BritishFellowshipTrust），每个出资的人限定他的钱是资助某一个专业的学生。这次资助的只有两个名额，一个是骨科护士，一个是骨科医生。这两个名额都给了我们医院。因为我们医院当时的院长是个英国留学生，所以有医护名额时便优先照顾我们医院。
  上海面试之后不久，我便接到了英国接受我去进修的通知。我院的那位骨科医生，也接到了同样的通知，我和这位医生都是40年代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毕业生。这时中央医院已被解放军接管，军代表挽留我们不要出去，留在国内为人民服务。我们说机会难得，出去学点知识可以回来更好地服务。最后得到了批准，而且批准我们在出国期间留职留薪。临行时开了欢送会。很快地，我们就离开南京奔赴上海办理出国手续，给我签证的是卫生部长崔义田。
  当时去英国要从香港乘船，而去香港要从天津坐船去。从上海去天津一行共5个人，2女3男。4个人全是SBFT奖学金学生，只另一位女士是去美国的，与我们搭伴同行。
  离开上海时，上海的B.C便开始向我们支付旅行费用了。在天津，我们住在一家较大的靠近船码头的饭店里。在饭店里，又碰见一位协和同学自费去英国进修骨科。他因有期限不能等船太久，乘飞机先走了。
  在天津等船约一周左右，终于上船了。这是一个4000吨位小船，船随风浪颠簸起伏，令人头晕恶心，很不舒服，很快到达香港。下船后好几天还觉得两腿摇动，据说这叫“海腿”（sealeg），因为船摇动太剧烈之故。
  在香港码头，有B.C人员来接，住在一个留学生招待所里，遇到了很多中国学生，有的是要出去的，有的是刚从英国回来。在招待所逗留了约一周，由B.C人员帮助办理签证上船手续，并且又支付了从香港到英国的费用，最后送我们上船。
  这个船名叫CORFU，是1.8万吨位，上船后被告知到达英国要航行31天。在船上我住的是学生经济舱，在船甲板上第一层，两人一个房间，同屋是一位中国女医生，是到英国去结婚的。舱内有通风管道，条件很舒适。
  开船之后不久，我很快发现自己在国内学的英文在英国人面前不好用了。英国人说话很快，我们在协和说的是美国英语，美国人说得慢。而且有很多词的用法英国人和美国人也不同，后来在英国医院里遇到不少这方面的问题。
  航行31天，觉得时间很长，刚上船到处走走看看很新鲜，过上两天便不新鲜了。这个船很大，有电梯、餐厅、托儿所，地下室存放行李，烫衣服很方便，到处也很干净。在船上也不觉得摇晃，有时还看电影，跳舞。一天三餐吃得很好，吃饭也成了消磨时间的一项活动。也没有什么书可读，心里想着不知英国医院是什么样子，能否适应得了。船上有小卖部，大家都去买毛线织毛衣，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消遣。在船上闲谈得知，这一趟航行要500英镑的费用，这在40年代是很大一笔款项。1982年我再度去英国学习访问时，乘飞机从香港到伦敦也只有500英镑，只用了17小时。
  这船一路驶来，一开始在太平洋上航行，首先到达新加坡，然后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过斯里兰卡、印度孟买，进入阿拉伯海。到亚丁，进入红海，经苏伊士运河出赛德港进入地中海。再经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不多远，便到达终点英国南方的汉姆郡（Hampshire）南安普敦（South—ampton）海港下船。一路之上，只有在经过两个海峡时风浪很大，船随浪动上下好几丈高，必须要睡倒，否则晕动难以支持。船在大城市口岸停泊时要上货，停的时间长，旅客可下船游览。在新加坡、孟买、斯里兰卡等城市，旅客们都曾下船观光。船在苏伊士运河入口处，准备进入运河前，有短暂停留。此时有旅行社组织旅客从此处换乘汽车在沙漠中驶过，到达赛德港口与大船会合，以便观看沙漠中的海市蜃楼的景观。因为在运河上船行很慢，所以汽车可以比船提前到达赛德港。我不敢下船乘车，怕误了船，只靠在甲板船栏边欣赏运河两岸的沙漠风光，船在运河中运行从早8点到晚8点共12小时。当船达赛德港时，下船乘汽车的旅客早已在港口等候，没有掉队的。
  这次下船之后，“海腿”的感觉不明显，这是由于船大，簸动小的原故。在码头上，仍是B.C工作人员来接待，把我们接到一个留学生招待所。点名之后，发给每人一份旅英须知材料，并通知每个人所要去的地方和交通路线。我们在招待所小住一夜，次早，按指定地点，各奔前程。我要去的地方是汉姆郡奥鲁顿镇（Alton）的翠罗氏骨科医院，与我在同一医院工作的医生则要去利物浦大学。
  翠罗氏骨科医院（TreloarOrthopaeoicHospital）是本世纪20年代伦敦市长翠罗氏募捐建造的。这是一所在当时最近代化的骨科医院。所开办的骨科护理进修班是一个国际性进修班，招收全世界各国护士。这个班的服务对象也是世界性的。此地在伦敦之西南，去伦敦乘火车只需1小时。
  到了医院后，先到护理部报到。一位护理部副主任带我到学生宿舍楼，住在一个单人房间里，我把行李放下，稍为安顿，便随副主任去拜会主任。初次会面，她们对我的印象是我的英语很好，看着中国人说英国话，感到非常有趣。最后主任向我交代说，外国的学历英国是不承认的，所以对我要按护士学生对待。因为不承认毕业的资格，所以学习完毕也不能参加考试取得文凭。我完全没有异意，因为这是人家国家的规定。所以我穿的工作服也是未毕业的学生制服，和未毕业的学生做一样工作，也住在学生宿舍里。英国的制度，无论是毕业护士，还是未毕业的学生，都是每人住一个单房间，但毕业护士的房间大，设备条件好一点。
  英国的护士分为3个等级：高年护士长、低年护士长和护士学生。护士学生早上7点上班，低年护士长7点半上班，老护士长8点上班。上班来，各级人物的工作也不同。学生上班后就是作病房的清洁卫生，拖地板，擦窗台，整理床铺。低年护士长来到班上就是作病人的护理、整理牵引、卧位、皮肤护理等。老护士长一来，大家都鸦雀无声，排成一队，陪着她挨个检查每一个病人的牵引、石膏、体位、健康情况、床铺整洁，顺便巡视环境的卫生。巡视一周之后，老护士长宣布解散，大家立即分头行动起来。每人都有重点工作，如洗澡、洗头、重点病人护理、手术病人准备、打针、发药等等。学生则以给病人作清洁卫生为主，低年护士长则以治疗为主，重点护理手术后病人及重病人和病情复杂的病人。老护士长则安排病人的治疗如拆石膏时间，以及一切对外联络事宜及管理方面的工作，并随时帮助护士解决困难问题。还有一级人员是清洁工，负责用吸尘器拖地面，并跪在地板上打油，还负责厨房、厕所的卫生清洁。每日还有专人（都是男性）开着一个电动车到每个病房收垃圾。
  各级护士除工作内容和上班时间不同外，住处也分开，餐厅也分开。老护士长住在一个楼里，有她们的公共休息室。低年护士长也有自己的住宿楼和休息室。护士学生因为人多，所以宿舍房间多，休息室也大。各级护士的制服也不同，学生是浅蓝白条布连衣裙外加白布围裙，腰间束一条白色腰带。毕业注册护士和学生的制服一样，但腰间束一条深蓝色腰带。当了护士长则换成深蓝布连衣裙外加白围裙，低年的护士长，腰间束白腰带，高年的护士长束深蓝色腰带。
  我刚到之后，穿的是学生制服，上的是学生的班。因为我到英国是来学习的，什么都乐于学习，乐于做，并尽量做好。但没过多久，医院就把我的腰带从白色换成深蓝色的了，而且换到低年护士长的宿舍去住，在低年护士长餐厅吃饭。与低年护士长一样，7点半上班了。英国医院还有个就餐制度，就是高年或低年护士长都给学生分餐。在午餐或晚餐时，高、低年护士长因为人很少餐厅很小，坐在餐桌旁有餐厅工作人员给每人送一份饭菜到桌上来。而学生则很多，所以把饭菜放在一个大长桌上，由高年或低年护士长给分菜、饭。学生排成队，拿着盘子，一个一个到护士长前，请护士长放上饭和菜。有上百个学生在大饭厅吃饭，开一顿饭的时间也只有十几分钟，很快。常常在给学生全分完之后，桌上还剩有饭菜，学生可以再来要一点，直到桌上的饭菜吃净。护士长轮流值班给学生开饭，在学生坐好开始吃饭之前，护士长还要带着学生向上帝谢饭。所有以上的低年护士长工作，在到了该医院之后几个月内我都做了。更重要的工作是在一年之后，还叫我去代替休假的老护士长。所谓老护士长都是50多岁的护士长，在一个病房里工作了一二十年，似乎闭着眼睛都能够知道病房的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而低年护士长则是来自全国以及世界各地的进修护士，这些护士来进修之前都是岗位上的护士长以上的护理负责人，所以大多数也都是30岁以上的人了，这些人在本院却安排为低年护士长。当老护士长不在时，她们中的一个就代理老护士长工作。除了这两位护士长之外，其他护士全是学生，有一年、二年、三年级的学生，担任简繁不同的护理任务。医院有5个大病房，每个病房60张床，分成两个大组，每组有一个大病室20张床，几间小病室放重病人。除了这300张床之外，在海边还有60张床，为进行海水浴治疗的病人用。这360张床全是骨科手术病人使用的，病人则是从初生到16岁的大小儿童。
  我是1949年7月到达英国开始在翠罗氏医院学习进修的。因为我是SBFT的研究生，所以SBFT提出，我的一切生活费用由该机构提供。但是医院说不需要，他们按护士待遇付给我工资，这样我就在医院拿工资，没有接受SBFT的生活资助。转过年来1950年夏天，我已经在5个病房都轮转实习过了。英国的制度是每个护士每年有一个月休假。这个夏天有几位老护士休假，护理部派我去代理，这是对我极大的信任。病房里也没有第二个护士长，全部病房的管理担子都要担起来。老护士长向我交班时，手续很简单，她们只交给我两把钥匙，一把是库房的，一把是厨房冰箱的。冰箱很大，全是孩子们家长每星期一次来探视时带来的食品，这就算交了班。60个孩子脸都长得差不多，年龄也差不多，因为病房是按年龄和病种分的，也没有床头牌，我要在一两天内便叫出每一个孩子的姓名，我当时也没觉得有困难。记得有一天晚上，在低年护士长体息室里，大家正在休息、闲谈，有一位低年护士长说：“lu，你去从你的冰箱里给我们拿点饮料来吃，好不好？”我说：“钥匙就在这里，你自己去拿吧，我不能去拿，这是犯规的事。”这个人笑着问我：“你不能做点犯规的事吗？你是中国的大使。”当时我想的是：这人怎么这样贪吃，想出这样不该做的事。现在我想想，也许当初她们是在考验我。
  护理进修班是每年11月到来年11月的一年学习班，每周上两次课，由英国联合考试委员会委托该医院授课。院长、副院长都是全国著名骨科专家，由他们2人上课。护理则由进修班的教员、骨科护理专家上课。我是7月到的，所以就插班听了一半的课程，到11月才从头听，第二年11月再参加考试。一开始，护理主任就曾告诉我英国不承认外国护士的学历，所以我只能听课，学习，不能参加考试。可是到了1950年9月间，护理主任问我在中国毕业的护士学校的地址，她说，我要把你的学习课程和分数单调来，我觉得你应该参加考试并取得这个文凭。协和的分数单寄到不久，我接到英国护士会的通知，叫我去取注册证书。这就是她们承认我的学历是合乎她们要求的，并承认了我是她们的国家注册护士（Srn—StateRegisteredNurse）。有了这一资历，我便可以参加11月的骨科护理全国会考了。当我到护士会去取注册证明时，给我证明的一位女士说：“你是没有在英国管辖的领土上的护士学校训练而取得这一资格的第一个中国人。”
  11月考试完毕，很快就到了圣诞节。我们一同来的4个同学约好在伦敦见面，这是我到英国后第二次去伦敦。第一次是去取证书。有一年没说中国话了，同学一见面，中国话脱口而出，完全没有忘。在圣诞前夕，我在伦敦的朋友家中接到一个电话，是医院护理主任打来的，她很兴奋地对我说：“祝贺你，你考试通过了，成绩不错。”
  我在英国得到了一张英国国家注册护士证书，一个刻有南丁格尔的注册护士的银质证章，一张英国骨科学会和英国皇家残疾、康复学会联合考试委员会颁发的骨科护理专科毕业证书。
  1951年初，与我在国内同一个医院工作的骨科医生也在利物浦大学进修骨科毕业，他也通过了考试，取得了FRCS的骨科最高学衔。他毕业之后，到我的医院来拜访我并参观医院。医院副院长接待了他。在参观过程中，副院长了解到他也取得了FRCS时，他对我们说：“中国送了两个头脑来。”
  在我这一期的学习班上，一共有6个进修生，我来自中国，一个来自爱尔兰，一位来自加拿大，其他都是英国综合性医院的护士长。英国的规定，凡是在专科专修毕业并在该专科医院工作时，每月可提高工资5英镑。英国护士学习专业的机会很多，当倦于某一专业时，就另换一个专业去学习，又学知识，又换环境，还提高待遇。
  我在这个医院交了两个好朋友，一位是班上的同学，一位是营养师。她们每逢假期就带我到她们家里去作客，使我多看看英国人的家庭生活。我这位同班同学是她家里的独生女，父亲是普次茅斯军港的一个警察，母亲是家庭妇女，会缝纫，常给军港加工服装。我经常到她家去，他们拿我当自己的女儿看待，让我称呼他们是“MummyDaddyNoⅠ”（干爹、干妈）。他们也常常带我去走亲戚，这家是我假日经常去的地方。
  进修班结束了，几个同学合资给我买了一个瑞士小闹表。临别之时，大家手拉手站成一个圆圈，为我唱了一首英国惜别好友歌，“She＇sajollynicefellow”（她是一个有趣的好伙伴）。
  护理主任根据我的意愿，给我联系好了在我学习班毕业之后到另外一家医院继续学习理疗和体疗。然而1951年正值抗美援朝之际，每天在广播里听到打仗的消息，我心中惦念着国和家，放弃了学习，提前与同一医院来的医生一道回国了。
  往事如过眼云烟，瞬息逸去。然而，追想起来，许多人物、事迹仍然历历在目。留不住的时光，忘不了的往事！这些值得记忆的人生片断，将永远不会逝去。（作者系北京积水潭医院原副院长，现已退休，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护理系兼职教授，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