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见闻琐忆

知识类型: 析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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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三辑》 图书
唯一号: 150020020220002318
颗粒名称: 留日见闻琐忆
分类号: K250.652
页数: 10
页码: 47-56
摘要: 本文记述了秦寄萍到日本留学,1936年卢沟桥事变中日关系非常紧张,回国参加了东北军五十七军六六七团第一期新兵队开始了革命生涯的情况。
关键词: 留学 日本 秦寄萍

内容

我是在卢沟桥事变前一年到日本上学的,那是1936年,中日关系已经非常紧张。我去日本留学,当时的想法主要是到那里镀镀银,将来回国找个好的工作。
  去之前,我已打听明白,那时中国钱七八角可兑日本老头票一元,和在国内上学花钱差不多,当个穷学生,一年也就是三四百元上下,省吃俭用,不用打工,也马马虎虎的够了。那年我22岁,是个从未出过门的青年人,就置办了西装、皮箱,硬着头皮跟着同乡王某东渡扶桑了。
  到了东京,我们住在浣桥区户塚町的一个公寓里,我和同乡曹韶鸣合住一间,不过四叠半的塌塌米,这是为了省钱才这样办的。在室内放置了两张桌子和椅子。我们不习惯睡在日本的草席上,便在壁橱里铺了被褥。这和日本人不一样,他们睡觉把被褥铺在地上,第二天早上再把被褥放在壁橱里。我们干脆就睡在壁橱里。这样睡了好久,未被发觉。但是有一天终于被公寓里的老太婆发现了,她向我们提出了警告,说壁橱不是睡觉的地方,我们唯唯诺诺。事情过去了,事后也未再提起过,我们两人一上一下,照睡不误。这时我进了东亚学校补习日语。
  日本这个国家,火山多,地震也多,有名的东京大地震,几乎把整个城市全毁了,因此,高层建筑较少,老百姓大都是住木板盖的房子,当然也怕火灾,但是即便有地震也无关宏旨。我们初到日本,感到地震特多,不过稍小一点的地震,我们不知道,日本人提醒我们才知道。有时正上课,地震了,我们毫无察觉,这时老师就指着天花板上的吊灯说,你们看,地震了。我们看见吊灯有些摆动,才知道真的是地震了。夜间睡觉,有时震级大些,我们在地上滚动,书从书架上掉下来,便知道震级不小。有经验的日本人都跑到院子里,我们才知道有危险性,也跟着跑出去躲避。据说怕房门受了震动,锁舌错了位,人跑不出去,万一有了火灾,人就会烧死在室内。于是有较大的地震时,我们都往外跑,以防危险。不过在东京一年多,却没遇见过因地震而烧死的。当然,日本地震频仍,是不可不防的。
  在公寓里,中国人聚在一起,就易喧哗,非常不安静,因此惹得同寓的日本人歧视和蔑视。尤其在星期日的时候,中国留学生彼此免不了相互探望,如果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一致,不免发生一些争论,声音就会越来越大,影响别人的学习和生活。因此,惹得同寓的一些日本人不满,他们常骂中国人为支那人、“五月蝇”,即讨厌之意。中国在1936年,正是受日本人欺凌之时,自己的国家不强盛,居外人员受欺凌也无人管,只好忍气吞声。另一方面,中国人到处不讲公德,受人辱骂恐怕也是难辞其咎的。
  中国人对日本人的飞扬跋扈、趾高气扬的样子,也是早就领教过了,所以,“日本鬼,喝凉水,翻了船,沉了底”的诅咒语谣,也不是无因的。但是东京的凉水管子,大约是消了毒的,常看到挂着“饭良水”的牌子,喝了是无碍的。
  日本人虽然自号文明,但也有丑陋的一面,如美国驻日大使新到东京上任,就在东京站上被流氓用利刃割破了手腕,为的是窃取大使手腕上戴着的手表,无奈技术不高,仅仅刺破了一层皮,这也把欢迎的人群吓坏了。当然干坏事者免不了受到应有的惩罚,最后还是被捕了。这一事件,当时在报纸上被当作丑闻登载了。
  无独有偶,日本人又出了洋相,这次不是盗窃外国人的,而是日本人偷窃日本人的。日本人笃信佛教,很多日本人,不管是穿日本和服还是穿着西装的,只要走过日本庙宇或神社门前时,总是面朝着庙门,低下头,用手掌拍3下,这样就完成了仪式,然后离去。在庙里边神像供台前摆着一个大柜子,上边开着口,凭朝拜者往里边掷钱,施主们慷慨布施,而柜内的钱也越积越多。有一次,一个偷儿溜进庙内,把这些本来属于和尚的钱,竟偷了出来享用。这件事闹大了,报上大字刊出,连续报道,竟成了头条新闻。恐怕这也是不光彩的,最后也破案了。
  还有一种乞儿,他们衣冠楚楚,用斗笠半遮着脸,吹着一种叫“尺八”的乐器,挨门挨户吹,户主一听见,就赶快出来布施。他们得布施后,也不说话,立刻再到别的家去。据说这是效法伍子胥的故事。伍子胥,名伍员,当年为了报父仇,曾吹箫乞吴市。从中国传到日本去的东西太多了,伍子胥的故事便是其中的一种吧!他们学了伍的样子,不认为乞讨是不光彩的事。
  说日本女人最无地位,这也是真的,她们对男人出门进门时,总是马上到玄关门口跪接跪送,这些现象,我们经常见到。见人打招呼总是弯腰鞠躬,口里问好,很有礼貌。可男人就不这样,他们的态度倨傲,语言粗鲁,令人可憎,不似女人那么温柔有礼。我们偶尔送点小礼物,她们也是连连道谢,如果再见到你,也提起这件事道谢不止。我们房东太太就是这样,我们都称呼她是大婶,她有几个孩子,其中老二是个女的,大约十八九岁,很美,由于我们经常出入家门,因此也混熟了。她对我们中国留学生很有好感。她有时和我们聊天,也提到日本男人非常粗野,对女人根本不知道体贴,男人或长子总是一家之主,霸道极了,女人只有顺从,绝不会起来反抗。西洋人对女人表面上好象尊重,其实玩弄女性的多,例如《蝴蝶夫人》这个电影就说明了一切。
  我在业余时间学拉小提琴,一来是初学,拉起来难听,二来环境是幽静的,拉琴的声音刺耳,即便放上弱音器也不行,声响还是很大。为了不影响大家,只有当客人全部外出时,才可以拉琴。这时二妹便通知我说他们都走了,可以练琴了。我真心感谢她的好意,便问起她的名字,她在我的一本拜耳钢琴集上写上了“青地菊代”4个字,字迹娟秀。我说日本女子都是叫什么子,为什么你不起个叫什么子的名呢?你看有水之江泷子、小夜福子不都是有子字吗?菊代说那倒不一定都带子字,其实名字不过是个记号而已。
  菊代会拉风琴,拉得很好听,问她喜欢什么曲子,她说喜欢托赛里的小夜曲和福斯特的歌曲,对日本夜静心寒曲子也很喜欢,她有时也给我们拉手风琴听。
  东京的交通十分发达和便利,那时有高架电车、平地的汽车、电车,另外还有地下铁道。有公营的,也有私营的,如王子电车就是私人经营的。
  高架电车、地铁,还有火车站前都设有投币式旅途指导,你只要看准你往哪里去,投上车票钱,马上就出来一张车票,既省时又省事。拿新宿车站来说,一天上下乘客五六十万人,多采用投币式的售票办法,就解决了许多问题。乘坐出租汽车也不算贵,它可以送你到家门口。司机在挡风玻璃上,挂着一个“空车”字样的牌子,在马路上飞奔,如果有人招手用车,他马上把车开到你跟前请你上车,并随手把“空车”牌取下来,非常方便。银座是东京最繁华的地区,入夜以后,总是车如流水马如龙。灯火辉煌,亮如白昼,靡靡之音不绝于耳。当然,不只是银座,还有新宿、浅草等地,也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地带。资本主义畸形发展的舞场、酒吧夜总会也非常兴旺,人间丑事也难与君子道。
  街上流行众多的吃茶店,这倒是一个好去处,它与酒吧不同,专门播放一些世界名曲,你可以花上一角钱,坐在那里听听音乐,吃点水果,喝点咖啡等,休息休息。还有一种娱乐性的地方,就是到处开设一种“麻雀屋”(打麻将的地方),里边摆着若干桌子,上边铺着绿毯白布,放着麻雀牌,4人一桌,如果三缺一,这时店主还可凑一个人,陪你打4圈。4圈完了,谁输了,谁就交3角钱的使用费,输家多了,就数人分担。因为没有钱的输赢,不是赌博,往往就故意造大牌,常见有清一色。十三老么大三元,四风全出现,店东就把这些胜者的姓名写在纸上,再贴在四周墙上,煞是好看。因为这里只是娱乐性质,所以人们都常来坐坐。
  街上,特别是神田一带,书店很多,差不多的书这里都有得卖,除了中国的《水浒传》、《西游记》翻译书外,还有唯物史观、辩证唯物论等,当局也并不禁止。其他如《茶花女》、《少年维特之烦恼》、《悲惨世界》等书各有好几种翻译版本。他们都是开架式的经营方式,到书店看书是不要钱的。除书店林立之外,经常还有书法比赛和珠算比赛,参加者多为中小学生,无怪乎师中国之日本人,在吸收中国文化方面,青出于蓝,堪称翘楚。
  洗澡处离居处很近,每次5分钱,便宜得很,还可以刮脸。那些地方只有镜子和冷热水,每人给一个箩筐,放自己的衣服。这里的服务员都是女的,我第一次去洗澡,脱衣服时还很不习惯,当然以后也就好了。
  他们到处设有盖纪念印章的地方,你只要买一个本子,到处可盖印戳,以资纪念,当然这些都是免费的。
  那时在日本的自费留学生,经济上并不都是有保障的,拿我自己来说,一时接济不上就发生经济困难,如果房租晚交,就要听房东老太婆的唠叨。对她的唠叨我们只好听着,反正我们是到这里来学习的,就应该好好抓紧学习机会,不能受到外界的干扰,但是也时常有留学生被房东驱逐的事情。为了避免以上情况的发生,我们只好在每月的开支中,先把房租留出来,保证安心学习。
  在日本留学期间,我经常遇到断炊的困难,只好去牟友民处吃饭。牟友民是我的表兄,又是同学,先我去了日本他和一位郭姓同学搭伙,自己做饭,这样既省,吃得也好,我常去打抽丰吃白食。他住小池袋,我住早稻田,路远,车费也多,不划算,于是我又找了个叫凌丛义的同学,借钱吃饭,才克服了困难。因常与饥饿打交道,深知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在学习上也孜孜以求,勤奋艰苦。我记得那时晚上学习到10时左右瞌睡不止,怕影响学习,于是就喝一杯咖啡,这样就又清醒了,而且特别兴奋,再继续苦读下去,直到次日凌晨3时才睡,每日只睡3个小时。就这样一连3个月,终于考上了铁道专科。看来人生不吃苦,是难以享受到成功乐趣的。
  1936年春天,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我接到我弟秦亢青来信。信中述及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如何参加民先组织,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曾数次参加游行示威,并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大刀水龙的镇压和迫害,他也挨了水浇和棒打。当时他是北平大学农学院的学生,他的来信,给我很大的鼓励,使我受到了一些启发和教育。因此,我常接触我班的罗姓同学,他常借给我书看,如蒋光赤的《少年飘泊者》和《短裤党》等书,我从中也吸收了一些进步思想。
  有时和日本同学在一起谈起排日抗日的事来,他们的认识和论调也不完全一致。有的认为日本是侵略者,欺负人,特别对中国更甚;有的则认为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是强国,而中国则是弱者,弱肉强食,这就是公理;还有的认为,日本文化,大抵来自中国,可是日本数典忘祖,对中国的态度,只是少数军阀所为,而日本人民大多数还是希望和平,与中国人民友好相处的,有的愿意和平,认为与中国做生意是好事;也有的认为中国是冒险者的乐园,可以走私赚大钱,靠的就是日本有飞机大炮,物质条件优越。等等论调,不一而足。
  我们都知道甲午之战和八国联军进北京都少不了日本人的份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代替了德国占领青岛,要求中国廿一条都是日本人干的。往近里说有“九·一八”事件和成立伪满,在华北各地勾结汉奸,到处闹独立等等。在日本国内,一些人认为中国留学生到日本来只是花钱的,人越多,他们的市面越繁荣,所以他们欢迎中国留学生到日本来,他们对我们一般还是有礼貌的。但是他们对进步学生都不欢迎,特别是对有反日思想的学生。日本有一种便衣警察,其实就是特务,他们的名字叫“刑事”。这些人不时到中国留学生住处,讯问、侦察,如果是公派的留学生,他们认为这些学生不反日,和他们是一流的。如果是自费的,他就常来住处骚扰,打听你的行动,询问是谁供给你的等等,经常不请自来。因为我们都了解这一点,所以敬鬼神而远之,和他们虚与委蛇。“不问政治”便成了我们的挡箭牌。
  在1935年底,上海沈钧儒、史良、沙千里等7人,因救中国,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求荣,以致被捕,酿成“七君子事件”。蒙古上层反动分子德王公开投降日本,配合殷汝耕大汉奸向中国进攻,中国危亡就在旦夕之中。1936年11—12月,傅作义部在绥远一带奋起抗战,屡屡打退敌人进攻,进而收复了百灵庙,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这时中国人稍微舒展了一口气,全国上下无不欢欣鼓舞,都自发地行动起来。有的捐款,有的投笔从戎。在日本的留学生也不例外,为了支援傅作义的绥远抗战,也进行了募捐献金活动。
  我曾向一位“满洲国”留学生许壮国募捐过款。我俩感情极好,彼此不分谁是什么“国籍”,反正都是中国人。许对我说:“我是东北人,可是现在都成了满洲国人了。我们到日本上学的人除个别的甘心当亡国奴的外,都怕日本人知道援助绥远抗战的事。你这次募捐危险性很大,如果被刑事知道了,对我们和你们都会添麻烦的,向东北满洲国人募捐不如由我来办,我知道谁好谁坏,然后将款交给你,别写名字就行了。”我觉得这样办很好,于是就告诉了罗君。以后就这样继续进行下去了。
  罗君思想进步,常和我们几个人谈谈,发表一些言论,当时我们接触不到进步书刊,只有以《大公报》为准,那时常以《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来教育和提高自己。
  1936年,西安事变(亦称双十二事变)发生,在日本也不能不有所反映。留学生中,有的就得意扬扬,有的就痛哭流涕。蒋被释放后,那些拿官费留学的人破涕为笑,竟开起庆祝会来。日本人也故意在报纸上把张学良兵谏写成张学狼兵谏,或简称学良二字而无姓,来对张少帅进行侮辱。
  日本政府对抗日言行,深恶痛绝,向中国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国民党政府当然更加变本加厉地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所以国民党大使馆就对公费留学生施加压力和怀柔,使学生就范。但自费留学生却不听你大使许世英的那一套,到处请愿、示威、集会,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媚日卖国的真相,使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求荣的丑恶面目在群众面前暴露无遗。
  1937年7月7日,驻北平附近宛平县境的日寇,以寻找失踪的一名日军为藉口,悍然在卢沟桥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挑衅,向宛平城开炮,中国的吉星文将军部下首开抗日战争的第一炮,揭开了伟大的民族抗战序幕。从此全国遍地燃起了抗日烽火,中国人民开始了可歌可泣的抗日武装斗争。
  这时我们在日本留学的学生,也受到影响,常被日本刑事“来访”和干扰,今天调查这个明天又调查那个。而房东老太婆却又以中国人在这里很安全,不需要回国等论调,进行欺骗。这是谁都明白的,不回国就是当亡国奴,当汉奸,背叛祖国。我们一方面和这些刑事、房东周旋,另一方面也为安全回国做准备。
  这时我们已秘密听到居住在千叶县的郭沫若已经化装回国了。我们本是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的,但后来受到了郭事的启发,我们几个亲朋好友终于布置了迷阵,掩护我们自己,逃脱了魔掌。我们把平时的摆设照旧放置,衣物也排列整齐,和平常一样。那时菊代往甲府去了,我们就打着去甲府观光的幌子,坐火车到大阪,再由大阪乘船平安地到了青岛。接着又回到济南家中。
  我们全家团聚了,当时由于战时的关系,全家又赶着回到了故乡山东日照。这时已经是1937年年底了。翌年,1938年4月,亢青以民先的关系找到了赵书扬同志,他介绍我们参加了东北军五十七军六六七团第一期新兵队。这个团的团长是万毅,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的领导是谷牧,赵志刚、李欣等都在六六七团。在这个团里还有张翼、陈先、吕志先、陈冰、文菲、王冰等。从此我们生活、学习、战斗在一起,开始了革命生涯。
  (作者系人民邮电出版社原社长,现已离休,本文由郑素文整理)

知识出处

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三辑

《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三辑》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本书记述了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写的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三辑的情况,主要内容为记述我国许多知识分子为了振兴祖国,造福人民,满怀救国之志,远涉重洋,赴异国留学,老一辈知识分子在海外留学的艰苦生活,旨在以生动、翔实的“三亲”资料,向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励人们为改革开放、早日实现小康目标而努力学习,勤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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