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40年，经过当时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语义学家瑞恰慈教授的推荐，我获得洛氏基金会的研究生奖学金。瑞恰慈电告我到哈佛大学留学。就这样我离开了昆明，转道越南，漂洋过海，负笈远游。在骄阳似火的盛夏，抵达美国的哈佛大学，开始了我的留学生活。
  我认识瑞恰慈，是因为我大学毕业后参加了中国正字学会的研究工作。这个学会是由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英国学者瑞恰慈教授和清华大学美籍教授翟孟生创办的。该会的目的是在中国试验推广英语，而英语教学正是我的专业。
  讲20世纪的英美文学批评，必然要提到瑞恰慈这位著名学者、剑桥大学教授，他著作甚丰，建树卓著，所写的《文学批评原理》和《实践批评》等名著，在欧美文学界享有盛名。《实践批评》一书是瑞恰慈在英国剑桥大学教书时，针对学生评论文学作品的水平和实际事例，写成的文艺批评论著。它是一部新颖的、开创性的著作，阐述了一些人对文艺评论的无知、评论的错误和应当怎样进行文艺批评。
  我能到哈佛大学深造，心中非常高兴。这不只是因为自己有了可以深造提高的机会，而是学好本领，可以更好地为国家服务，也有利于进行国际间的文化和学术交流。
  我在哈佛大学进修，主要是跟瑞恰慈进修语义学、文艺批评和哲学。在他每周的亲切、严肃的指导下，在同学们（中间多数是教授、副教授）的小组讨论中，我对瑞恰慈的论著，如《文学批评原理》、《实践批评》、《科学与诗》、《意义的意义》、《修辞的原理》、《柯尔立治论想象》、《孟子论心》等一部一部地阅读研讨，随时向瑞恰慈求教，获益良深。
  与此同时，我在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攻读心理学。我修读了教育心理学、学习心理学和各流派心理学，其中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这是当时和以后很时髦的理论。弗洛伊德的一种所谓“情欲错综”的学说，以性心理解释家庭中父母子女间的矛盾。我用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中国家庭的实际做比较，阐述了弗洛伊德的家庭主要矛盾是所谓“杀父奸母”错综的学说，是站不住脚的，写了批评论文。
  除了以上的学习活动，我经常参加哈佛大学各单位所举办的学术报告，如哲学方面有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的报告，有关于汉学方面的报告，有关于文化人类学方面的报告等等。
  我在哈佛接触到很多美国学者和中国留学生。我最先接触的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和中国史学家费正清教授，他在国际上和美国学术界颇有影响。他对只身远涉重洋来美的我，十分热情，帮助我安排一切。哈佛大学的留学者中，与我常来往、关系密切的有周一良、林耀华、邓思禹、郑德坤、冯秉铨等，这些来自燕京大学的青年，后来都成为有卓越成就的学者。
  我在美国留学期间，正是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中国的留学生都十分关怀祖国，想为抗战尽上点力。我同哈佛大学学生会主席周一良一道，发起过一次中国思想演讲会，请瑞恰慈讲《孟子》、赵元任讲“中国学”等，目的是用宣传中国文化来宣传抗日。我们有时还到波士顿的教堂讲演，讲中国人民艰苦的抗日战争，以引起美国人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当我在《纽约时报》上看到这个消息时，对大敌当前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心中非常气愤。在留学生的时局讨论会上，我严厉指责国民党反动派当前不以团结为重，而是残害自己的同胞，实在是反动！
  1941年下半年，我的学习基本结束，在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面临一个抉择，是留在条件优裕的美国，还是返回战火纷飞的祖国？我选择了后一条。回国，要毅然回到祖国，有些朋友劝我留在美国，再读3年拿到博士学位，同时留在瑞恰慈教授的工作室，从事研究工作，努力成为著名学者，对自己的前途大为有利。瑞恰慈教授也问过我：“是留下继续进修，还是回国？留在这里经济上没有问题。”我郑重地回答他我还是回去的好。我当时的思想是：“国内同胞都在同仇敌忾，奋发抗战，我却长期留在异乡，岂能安心！”瑞恰慈赞赏我的勇气和志气，同意我回国。
  1941年底，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夕，回国途中战云笼罩，太平洋上已没有邮船来往，我和几位回国的中国同学搭乘一只荷兰货轮，取道印尼、新加坡、缅甸回国。等我回到昆明，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交通断绝，我托一家外国运输公司代运的行李物品，包括瑞恰慈教授赠送我的书籍，全部丢失。
  我回到昆明后，仍到我和几位师友创办的英语专科学校任教。1943年应聘到国立云南大学任教。1942年初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授予我教育学硕士学位。
  （作者系山东大学原校长、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民盟山东省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