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1945年夏天到次年秋天，我们一行二三百人到美国去住了一年。去时说是要往工矿场地实习，而不是去留学。据说当时美国提出来要在“经济援外”法案（FEA）项下拨出一笔款来，从中国选派一批正在工矿界工作的科技人员到美国去学习一点工业窍门，以便战后在中国进行经济建设。美国所以提出来要这样做，也许是为战后推销它的工业产品。我国答应派人去主要是借此可以学点技术，我们是在国内先经各工作单位推荐，然后经统一考试择优选送的。
  那时还没有长途旅行客机，也没有客船，我们是搭乘运兵回国的船去美国的，这要比普通客船拥挤多了，大家都睡在4层的软铺（吊床）上，很象是图书馆里装满了书的书架子。那时战争刚结束，人人心中都很愉快，特别是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战胜国的国民”的自豪感。美国兵士也都把我们看作战友，感情也很融洽。船从印度加尔各答出发，经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大西洋，航行了20多天到达美国纽约。在船上没有什么事可做，我们就尽量多学习点有关航海的知识，并且也多利用机会和美国兵士谈谈，借以练习英文。船一进纽约港，就有好几条小船，站满了女兵，她们唱着歌欢迎“我们船”凯旋。船靠岸以后，美国兵先列队下船，有些兵一下船就跪到地上亲吻国土，以表示“打了胜仗活着回国来了”的心情，我们看了也深有感触。美国兵当天下午就下完船了，我们第二天才下船，由一个专列把我们从纽约码头一直载往华盛顿，又乘专租的无轨电车，到乔治城大学住下。经过一个月的海船颠簸，又加上几小时的火车旅行，大家精神有些疲惫。来迎接我们、并在今后要管理照料我们的，是一位曾在中国办过学的艾教授。他叫我们当中一个人站到椅子上领着大家唱了一个义勇军进行曲（新中国成立后就定为国歌），这样一唱，大家的精神马上就来了。
  我们这批实习人员（以下简称“同学”）听说在我们之前已有一批，而在我们之后看见还有一批，各二三百人。也曾看见从印度也去了一批，中印合起来共一千多人。这么多人在美的生活旅行、联系实习厂矿、实习情况的督促检查，再加上医疗保险和到美及离美的迎送，都是由一个国际训练公司（英文名叫InternationalTrainingAdministration简称ITA）来负责管理。他们共有职员40多人，管一千多人的事，效率算是很高的。
  我们由ITA安排，先在乔治城大学校园内上了一个月的“定向学习”课（orientationcourse），每天请社会名流来讲美国情形，从上街坐无轨电车怎样坐法、路线图到买票及转车怎样转法，投币式自动电话怎样打法，图书馆怎样利用，美国的工商管理体制，美国的工业标准等等讲了很多题目。对我们以后在美国怎样生活和学习有很大帮助。
  那时战事刚结束，军人还都未复员。到华盛顿街上一看，到处都是女兵或女职员；男人或男兵也许都在城外或别的城市，我们就给华盛顿取了个别名叫“女儿国”。听说各大学里也都仅剩下几个年老的教授和少数女学生，许多男学生和年轻教师或者是投军打仗去了，或者是做和战争有关的工作或研究去了。到1946年春夏季，在伍军人的复员已基本完成，各校恢复常态。有些本来读不起大学的人，也因受退伍军人的优待而到大学里读书去了。我们是去实习的，不入学校去学书本上的知识，而是由ITA介绍到厂矿去学习。记得很多人被介绍到矿上去学开采，有人到冶炼厂学冶炼，有人到无线电厂学做真空管（现在叫电子管），还有人到好莱坞去学电影摄制。
  在华盛顿期间，有几件事可以一叙如下：
  （1）买钢笔。抗战末期，物价高涨，自来水钢笔也较贵，有人钢笔坏了也不买新笔，也有人虽有钢笔但出国前把笔留在家中给家人用，希望到了美国之后再买好的。我有一支旧钢笔，我想路上也许用得着就把它带上了。当我们初到华盛顿时要填许多表，有移民局的户口登记表（姓名、年龄、从哪国来、打算住多久、将来往哪里去等等），还有ITA的许多了解情况的表（所学专业，服务单位，在美希望学什么技术等等）。我们填表时都是一个带钢笔的人周围坐上好几个没带钢笔的人，把笔递来传去，轮流使用。我那支钢笔已经很破旧了，为应急需我到学校门口的药铺里（美国有许多日用小百货商店，内中卖点零食、牙刷、牙膏、简单的文具、阿斯匹林、红药水等药品，但都挂牌叫药铺），花3块美金买一支最起码的钢笔以应燃眉之急。过了几天，大家把大街上的商店位置弄熟了，很多人花20多美元买了金杆钢笔带上。大伙坐在一起时，一看一排金钢笔确实壮观。又过了约一星期，他们都先后每人买了一支普及型钢笔带在身上，而金钢笔则收存在箱子里不拿出来用了。我问他们原故，他们说，看看美国的教授们还都是带普及型的钢笔，而带金钢笔的则多是爱摆阔气的小伙子，所以自己的金钢笔只好收起来很少拿出来用了。
  我们初到美国时，正值圆珠笔（又名球尖笔）刚发明不久。广告上把它宣传成“原子笔”，说可以常久使用不需灌水。刚投入市场的时刻价钱确实昂贵，我们有的人就花25美元买一支带上，那确实很气派了。但这种笔的价钱很快下降为普及型，60美分一支，买一支还送一支，它虽然不如金杆的名贵，却可以使用了。
  （2）游览休息遇“故知”。我们到华盛顿时，该市已实行5日工作制，即每周工作5天休息2天。这两天休息我们就用来参观游览动物园、博物院、公园、名胜等。初到时，我们都是十多人一同出去，人多了可以互相照应壮胆。但几次之后即发现这样不好，因为出去前你等我，我等你，把人聚齐很费时，十几个人一起在街上走也不方便，以后自动地改为三三两两一块出去，较为方便。
  有一天，我和一位同学到某处去，我们在电车上有时说两句话，发现有位美国女郎侧耳听我们讲，后来她就主动地问我们：“你们是否从中国来的？”并说她父亲曾在苏州某学校教书，她生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时跟家长回到美国，已有8年没听到人讲“家乡话”了，现在听到我们讲“家乡话”很觉亲切。她还把她家的地址告诉我们，约我们次日到她家吃饭，和她家祖母等见见，说说中国话。次日我们按时去了，一进门她即把摆好了唱片的留声机开动，叫我们听一个中国歌，我们一听，原来是义勇军进行曲。唱完之后，她把唱片翻过来，又唱了一遍，那还是义勇军进行曲，是用英文译词唱的。她还说，战时很多人喜欢这个歌，买这种唱片的人很多。我们饭后又谈了许久才归。遇见她实在难得，因为在美国的许多华人习惯说广东话，普通话往往讲不懂。
  （3）学开汽车。因为我打算到野外去做勘探工作，不会开汽车是很不方便的，必须及早学会开汽车。据说到一个汽车驾驶学校里学10小时就能学会。第一件事是自己先到警察局的交通大队要一张交通法规来学习。学熟了就去参加考试，警察局给一套是否题回答一下，答完交卷后当场批阅宣布是否及格。如及格，下一步便是检查身体，不查你是否有什么病，而专查几项：如是否有精神病或精神失常；再就检查是否色盲和视力是否正常。我本来眼睛近视，抗战八年没换过眼镜，自知眼镜已经不合用了，到美国不久我就另配了一副眼镜。我对那警官说，我已另配了一副新眼镜，一两天就可取到。警察即在要发给我的“准予学驾汽车”的“学习证”上签了字，并盖上一个图章，上面写到“一定得戴有合适眼镜才许学开车”。他并对我说：“等你拿到新眼镜后，叫你的眼科医生在这学习证上签个字才能生效。”我当时对美国办事手续之简便非常佩服，倘若是在中国，警官一定是说：“等你拿到新眼镜后，你再来，我再给你在学习证上签字。”美国的办法就简便多了。
  所谓之汽车学校是私人“个体户”开的学校。他在汽车里面装了两套方向盘、离合器及脚闸等。学习时学生坐在左边，老师坐在右边，如学生有错误动作，老师马上可以纠正。学习时就在大街上学，这样一开始就得练习注意街上的来往车辆及行人，还有红绿灯等等。这样比先在操场里或空地上学，然后再学上街要直接得多。我学了8小时老师就推荐我到警察局去作“路考”。幸好就毕业了，取得了华盛顿市的驾驶证，此证在美国全国都有效。我为什么学得比较快呢？这是因为我上完了第一课时，我就感到每次学一小时（学费是4块美金，汽油费、汽车折旧费、学费、安全保险费等都包括在内），练习的时间实在太少了，要想学熟练恐怕是不容易的。从那以后，每次乘公共汽车或电车，我就作些模拟动作。见前面有红灯了，我用脚做踩闸的动作；公共汽车拐弯了，我即用手假装做搬闸和移动方向盘的动作。这种模拟动作使我很快地熟练了，老师看我进步很快，曾问我：“你真的以前没学过开车吗？”
  我1937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即到北京鹫峰地震台跟地震学家李善邦学作地震。抗日战争爆发后，地震台失陷，我即随李善邦改作物理探矿，这次去美也是以学习物理探矿的名义出去的，遇到有地震台的城市也去参观访问。到美一打听知道美国大学里基本上没有物理探矿的课，物理探矿工作都是放在各物理探矿公司里，各家有自己的公式及方法，还彼此保密。你到某一家公司去学，只能学用它的公式及常数。你如觉它的公式或常数可以改进，可提出，经采纳之后还可给以奖励，但在未被采纳之前，不得擅自改变。经ITA的介绍，我到联合地球物理公司（UnitedGeophysicalCompany）的第15野外队去学习用反射法作地震探矿（探石油）。我先在它的野外办公室内当计算员，摇计算机计算（那时还没有电子计算机），并做绘图工作（绘曲线及剖面图等）。以后又到野外，从测量布设测点、钻井准备爆炸点，到布设仪器，进行爆炸到观测记录都实习过了，以后又到Schlumberger和LaneWells公司学习测井，即用电阻法和放射性法测量石油井壁岩石的质度，判断地下有否含油层。
  学校的任务是教学，它准备好了教学条件来教导学生；而在场矿实习则不一样，场矿的任务是工作或生产，教学不是它的主要目的。实习的人得自己找机会来学来看，要在工人面前表现得你很肯干好学，证明你是个可造之材，他们就乐于教你。
  除了学习之外，要把自己看成是个“文化大使”，要学习、了解美国的人民、风俗、习惯；也帮助美国人民了解中国的人民和风俗、习惯。有些事情两国习惯不同，也没法说谁对谁不对，只是着眼点不同而已。例如中国人岁数习惯是带个“虚岁”，有人曾问我这是不是不准确，或不诚实，或者有什么别的用意。我曾向他们解释说，西方计算岁数是从出生的那一天起，中国（以前）计算岁数是从胚胎算起，即卵子受精时，从一个小生命刚一开始时算起。他们就觉得中国的算岁数法也是有道理的。
  （作者系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教授，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