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于1940年8月至1946年底在美国留学和工作，总共6年多。
  去美国之前，我已在国内大学毕业后工作了10年。我是1931年由厦门大学植物系毕业的。但实际上从1930年起，我就接到了厦门的聘书，任植物系助教。1932年至1934年我又考入岭南大学研究生院学习，获理学硕士学位。之后，我先后在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和岭南大学任讲师和副教授。
  我青年时代就决心献身祖国的农业科学，故自号“泽农”。我生长在海滨，看到人们在海边采集海藻食用，便萌生了把海藻变成象陆地上的庄稼一样在广阔的海洋里种植的设想，使人们能够丰衣足食。
  搞海洋农业，把海藻生产纳入农业之中发展，在当时的情况下，条件很不成熟。主要是对海藻的分类研究尚没取得较大的成功，更谈不上对海藻生态环境、增殖等的研究了。
  有一件事促使我下决心认真搞分类研究，并出国深造。从我毕业到留学的10年，我利用课余时间，沿我国海疆南下北上，调查我国海藻资源的种类及分布，制作标本，进行分类研究。足迹所至，南至海南岛、东沙群岛，北至大连等。我在厦门采集到一种海藻，但没有把握，不知是否是一个新种，便写信向日本的海藻专家冈村金太郎和美国的嘉德纳（N.L.Gar-dner）请教。他们两人的看法就不一致。嘉德纳认为是新种，冈村金太郎认为是旧种。我经过分析，采用了冈村的意见。从这件事上，我也悟出，海藻分类的工作远远没有做完，在这种情况下，搞海洋农业是不可能的。我必须先搞基础工作，把分类搞好，进而学习有关海藻生产及与环境关系的知识，才能去搞海藻的农业生产。
  经过20多天的海上航行，1940年8月，我来到美国进入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读研究生，攻读博士学位。我进入的是植物系，导师是泰勒（W.R.Taylor）教授。读研究生的第一年，我学了3门课：海藻分类学、湖泊学和植物生理学讨论。第二年就完全用来写论文了。
  去美国留学，我抱定的是“速去速回”的原则，当时国内正在抗战，前方将士为国拼死御侮，全国人民亦陷在战乱和困苦之中。我只想到美国学到有用的知识，回来发展我国的海洋科学事业，造福人民。我觉得倘贪图美国之舒适环境，不抓紧时间学成归国，就对不起国人。
  有此决心，所以我在美学习工作，争分夺秒，不曾稍歇。我读博士学位时，开始也像他人一样白天工作，晚上休息。后来觉得时间不够用，就晚上再到实验室。开始时工作到夜里12点，后来逐渐延长至凌晨一二点，再后来就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上8点。别人来上班，我就回去睡觉。睡到中午12点，吃过午饭后，再到实验室工作。这样我一般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这种工作方式持续了一年多。
  由于我在国内有10年工作和研究的基础，所以在美国的学习比较顺利，我1942年5月就完成了博士论文。我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香港的红藻》，后来曾分成几部分发表在美国的有关学术刊物上。
  4月底，我接到了美国国务院的电报，要我到华盛顿去谈一个问题，就是我国东沙群岛的有关情况。
  我向学校请假后就去了华盛顿，我先到了中国驻美大使馆，向有关官员做了汇报。他们对我说，美国是我们的盟国，美方需要了解的情况，你知道的就报告给他们。
  美国国务院向我了解的是东沙群岛的环境特点。原来，美国正在研究利用东沙群岛做基地向日本进攻的可能性。我便将我去调查海藻资源时了解到的情况报告了美方。他们询问的主要情况是东沙群岛的地形、高度、气候、动植物、潮汐等，我均根据我掌握的情况加以介绍。后来听说，美国有关方面研究后认为东沙群岛面积太小，遂放弃利用。
  从华盛顿回来以后我完成了答辩，获得了理学博士学位，研究生学习结束了。
  我原先准备来美国读完博士学位后即返国工作。但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参战，中美交通断绝，我就不能回国了。于是我的导师泰勒先生就为我申请了密执安大学的拉克哈姆（Rack-ham）博士后奖学金，使我可以在有较充裕的物质条件保证下得以继续学习和研究。
  拉克哈姆奖学金很优厚，一年（10个月）约3000元美金，等于当时美国的助理教授的工资，但名额很少，连我共2人。
  这种博士后还有一个特点，学校对你的学习和研究不加任何干涉，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想法去做，并且愿意到什么地方去做都可以。
  选择什么研究课题，在哪里做，这涉及到我今后的工作方向。我当时进行了认真的考虑，当时摆在我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继续搞海藻的分类研究，在美国搞这一门的人不多。以我的基础和水平，下下功夫，一二年以后完全可以独树一帜，成为这方面的权威。另一条路是实现我原先的志愿——搞海洋农业。这就需要对海洋有更深的认识。象搞农业要对土壤、肥料、气候等了解掌握一样，搞海洋农业也必须学习有关知识。
  我决定走第二条路，因为海洋农业是我十几年前就决定下来的方向，利用博士后提供的经费来从事与海洋农业有关的研究和学习。这样我就选择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斯克里普斯海洋所，1942年6月到了该所。
  当时的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规模还不大，是只有不到100人的研究所。所长是斯法特鲁普（H.V.Sverdrup）教授，挪威人，以后加入了美国籍。我与他相处得很好，他在各方面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我在该所担任博士后研究学位的一年中，选读了两门课：海洋化学和物理海洋学。这都是为以后搞海洋农业打基础的。
  1943年5月，我做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学位，战争仍在进行，我不能回国。正好在这时，美国渔业部派人与研究所联系，委托研究所开展琼胶和琼胶原藻的研究。斯法特鲁普所长征求了我的意见，我表示同意。研究所就聘请我代表研究所主持这项工作，一直到1946年我离开研究所回国。
  琼胶，青岛叫冻粉，是细菌培养基所不可缺少的原料，是重要的战略物资。琼胶生产一直是日本的专利，它的产量大，美国所需都是依赖它。太平洋战争开始时，日本停止向美国出口。这样美国政府决定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就把工作交给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所里又决定由我搞。我当时正想广泛地学习研究海藻的生产，就愉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
  琼胶的主要原料是石花菜，所以我首先要在美国的东西海岸调查这种资源到底有多大？除了石花菜，还有什么可提取琼胶的？
  除了调查，我还布置了试验，研究石花菜的增殖以及光合作用等。
  研究石花菜的增殖工作，一是在陆地上做试验，同时在10米深的海底布置了一个试验。为了下海底观察研究，我学会了潜水。据说，我是第一位潜入海底研究海藻的科学家。
  我每月下海一次。潜水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曾有科学家死于此。但我为了获取第一手材料，完成试验，便坚决去做，美国的报界对此都做了宣传报道。
  我在拉呼亚（LaJolla）期间，还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在海边采集标本时遇见两位十多岁的小孩子。他们问我在做什么？我告诉他们在采海藻标本。他们接连问了很多问题，我一一给他们解释，他们很满意，随我回到实验室，帮我做标本，我们由此就建立了初步联系。到了70年代末我去美国加州大学访问时遇见了其中的一位，现在斯丹福担任卡尼基植物生物学研究室的研究员，是当前著名的植物光合作用专家。80年代我到美国参加一次藻类学术会议，又遇见了另一位，现在是著名的藻类学家。这两位我从前的“小朋友”，现在都已成熟，成为著名专家，迄今还念念不忘我对他们的启发，把我称为他们的第一位启发者（Firstmentor）。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海路恢复，我本想立即回国，但研究琼胶的课题未做完。到了年底可以回国了，但是美国海员罢工，中美交通中断，我只得又在美国工作下去。
  1945年秋天，国民党政府农业部的代表去美国考察，到了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对我的工作很感兴趣，回来后即推荐并由政府同意，聘我回国担任台湾水产研究所所长。我正急于回国工作，就接受了这个职位。
  后来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了，童第周教授决定回到山大任教。他与我是多年的同事朋友，很了解我，就向校长赵太侔推荐我到山东大学工作。赵同意了，委托童写信邀我，这时已是1946年初。
  我回信告诉他已接受了台湾水产研究所的职位，很抱歉不能去山大了。童调查了一下台湾水产研究所的情况回信告诉我该所原由日本人创办，日本投降后，人走所散，局面很糟，起码三五年无法工作，不如来山东大学工作等等。
  我接受了他的劝告，即以海员罢工无法回国为由给南京农业部写信，辞去所长职务，接受了山大的聘请。
  山东大学原聘我担任筹备中的水产系主任，但我觉得此职以搞鱼的科学家担任为好，于是写信给童教授。童教授不久回信，说赵校长同意，但要我替山大物色一位合适的系主任。童教授还把生物系分为动物系和植物系，让我担任系主任，我就这样担任了山大植物系主任。
  我既决心回国后致力于发展我国的海洋科研工作，就处处留心如何借鉴外国的长处来发展我们自己。首先我认为，中国必须有自己的海洋研究所。于是1946年夏天，我写信给童第周，陈述办海洋研究所的意义。童也同意，便以我们两人名义给赵太侔校长写信，建议山东大学成立海洋研究所。赵请示教育部同意后，即决定设立，并任命童第周兼所长，我兼任副所长。
  赵太侔校长还拨了12000美元，让我在美购买实验及教学仪器以及书籍等。当时我所在的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还有美国东郊的坞斯后（WoodoHole）海洋生物研究室都将他们重复的存书送给我们，总共装了4大箱，邮运费也是由他们负担的。
  到了1946年底，美国海员罢工结束，我就束装回国了。
  现在常有人问我，当时是否能留在美国？为什么选择回国而不留下？
  首先，当时如想长期留在美国是很容易的。我在美已任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我的成果（在美时发表的论文，下文再谈）已受到学术同行的重视。我在美国的后期，密执安大学、华盛顿大学都邀请我去工作。当时申请加入美国国籍也是很容易的，我决定回国后，向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所长斯法特鲁普教授辞职并辞行。他一开始不同意，竭力挽留我在那里工作。我向他陈述了中国的情况，表示了我要为自己祖国贡献知识和才华的决心。他听后很感动，转过来鼓励我回去建设自己的祖国。他说他早晚也要回去，他的祖国在挪威。我说你已入了美国籍，还回去做什么？斯法特鲁普教授说，战争期间我为了工作方便才入了美国籍，但这并不妨碍我回挪威。
  斯法特鲁普教授是一位热爱祖国的科学家。1948年他也回到了自己的祖国挪威工作。
  1946年底，我回到祖国，来到设在青岛的山东大学，在新的环境中开始了海洋科学研究的新征程。
  我留学美国的6年多时间里，共完成了二十几篇学术论文，分别发表在美国的权威学术刊物《科学》、《科学美洲》、《经济植物学》、《植物学报》上面。有的论文收入了《胶体化学理论和应用》一书中。
  主要论文题目如下：
  《美国的琼胶工业》（1945年）；
  《巨藻胶体形成一种特别程序的工业》（1945年）；
  《海藻胶体的命名》（1945年）；
  《褐藻胶人造纤维的比较》（1945年）；
  《用于纺织工业的褐藻胶》（1946年）；
  《美国的经济海藻及其产品用途》（1946年）；
  《藻胶、海藻有用多糖体》（1946年）；
  《北美的海藻资源及其利用》（1947年）；
  《石花菜的光合作用》（1946年与人合作）。
  这其中，《藻胶、海藻有用多糖体》，是一篇篇幅大的论文，它所阐述的理论、确立的标准，美国至今仍在使用。
  此外，我还为《化学百科全书》写了《琼胶》及《褐藻胶》两篇篇目文章，为《大英百科全书》写了《琼胶》一篇文章（1947年）。
  回想我的留学生活，已是40多年前的往事了。解放前，我想发展海洋农业，造福人民，但在那个时代，由于政府无能，国家贫穷，只能是一种想法，而无法实现。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的海洋科学从小到大，如今呈现出繁荣兴盛的局面，科研成果层出不穷。即以海洋农业而言，现在的发展早就超过了我当年的愿望。目前，我国的海带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紫菜居世界第三位，经济类海藻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看到这一切我十分欣慰。
  解放以后，我参与创建了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担任了研究员、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职务。亲眼目睹了海洋研究所从小到大，如今成为全国最大的综合性海洋科研所。
  对于我对中国海洋科学做的工作，党和国家给了我很大的荣誉。我现在是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山东省归侨联合会主席、山东省科协主席。
  目前我还担任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实验海洋生物学开放实验室名誉主任。
  我还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从1980年开始，我担任国际海藻协会理事。1986年至1987年，我任国际藻类学会主席。1987年始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名誉科学博士。1991年始任世界水产养殖学会的荣誉永久会员。
  在国内学术团体方面，我先后任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秘书长、副理事长、理事长，现任名誉理事长。兼任中国水产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海洋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环境科学学会顾问、中国海洋研究委员会主席、中国藻类学会的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等。
  1980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今我虽已80多岁，但仍要只争朝夕，为祖国的海洋科学事业的发展，为国家的兴旺发达贡献出全部力量。
  （作者现为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本文由苏永生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