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曾先后三次脱离学校转入私塾读书。这三次，以其中第二次在私塾读书时间较长，而且就济南南关一带说，虽有几家私塾同时存在，但都不如我所在的这家办学历史久、从学人数多、影响比较大而较为知名。这里写的，就是我在这家私塾就学两年整的学习生活回忆。
  这种私塾，当时都叫它是“野塾”或“散馆”。随着时代的演变，这种私塾在数学内容上有了一番变动，人们也有叫它是“改良私塾”，并且也竟有个别塾学在自己的门边挂上个“改良私塾”的牌子。
  1934年（民国23年），我小学毕业后，因为家长要培养我能写会算，够得上到大商店学徒的条件，所以选择了一家认为满意的塾学去学习。
  这家塾学设在济南南关得胜街东首路南胡同内。大门西旁用红纸写着“郃阳百世堂支”的字样。塾师名叫支元兴，字晓东，排行第四，人都称他是支四爷。那时他年近60岁，据他自己说，他先为生徒，后为人师，将一生的时光，均消磨在“子曰”、“诗云”的塾房里。别人也说他前清无功名，民国来亦未曾在社会上供职，从20几岁便在家设馆教学。因为他教的时间久，教学内容和方法不甚刻板，所以南关一带，同时存在的几家私塾，都不及从他学习的人数多——从学人数，经常保持在20人以上。
  塾房设在他家后院北屋里。这座北屋是海青房两间。一间一窗，土墙土地，因已老旧，房顶与四壁皆为炉烟熏黑。窗前有白石榴一株，院约丈半见方，尚有南屋两间，女厕一所。
  塾房迎门设大方桌，老师便在桌之右方设座。桌之左上方墙面挂巨幅墨拓“至圣先师”全身像，我们每逢上学下学，都要向这圣像行90度的鞠躬礼。行礼不能草率应付，否则要被斥另行，甚至于像前罚站。
  塾房靠四壁安着许多桌子，样子不同，尺寸不一，都是由学生从自己家里搬来的。年龄大的同学坐桌前方，面向壁，年小的坐桌侧，这样大的小的同学平均结合排座，由大学生分担一些“小先生”的责任，于塾房秩序、于功课，都起到一定促进作用，省却老先生一些力气。
  我们这20几个同学所学的功课，根据家长不同的要求，可大体分新、旧两个类型。
  有大部分同学是按老的一套学习的。即所读的书，仍从《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或代以《弟子规》、《龙文鞭影》）读起，一直读到《四书》、《五经》，并兼习尺牍、唐宋诗（读本为《唐诗三百首》、《千家诗》）。这些同学因同时要几本书兼习，又要兼带复习旧课，所以到背书时，都要托看一大罗书，放在老师面前桌上，回过头去，一样一样地背。在背诵诗的时候，还要合着韵律、拖着长腔；诵读其他课文，也都习惯地用一种类似诵经的调子读。
  塾学强调背诵，几千字或上万字的经书，仍要背通本。为了节约时间和试探背诵的熟练程度，总是由老先生提段去背，提到哪里，背到哪里，稍有生滞，便令重温。重温仍不透熟，轻则把一罗书给抛到地上去，重则要吃手板子。一般地说，15岁以前年龄的同学，是不开讲的，背诵自己所不明白的死东西。这种特殊的锻炼，应该是塾房里独有的硬功夫。这种做法，在科举时代，为了考取功名，趁着年幼记忆力强，倒是一套很重要的“基本功”。
  另一种属于新的、所谓“改良”类型的教学课程，便不再让读上述那些书了。才入学的蒙童，读的是当时学校里用的那种国语课本，还认些字块，但是不学算术。老先生教学字块是带讲解的，比如学个“刀”字，总让学生拿着字块，这样大声地喊：“刀——切菜的刀！”记得有一次市教育局的督学去查学，老先生便特意叫上一个姓胡的小同学，如此表演了一番，很得那位督学先生赞许，老先生也乐得逢人便说这件得意的事。
  不过对于阿拉伯数字作算术，老先生是极其反对的。老先生曾发过这样的议论，他说：“放弃祖辈相传的算盘不用，反去学人家的洋算学，那真是舍本逐末了”。
  对于象我这样上过学校的年龄大些的同学，便学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等所印行的尺牍，以及比较浅近的文言体的短论一类的课本。此外，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兼读《幼学故事琼林》、《东莱博议》或历代选文。如《古文观止》、《古文释义》之类的文章。在读这种选文时，老先生特别重视其中《前出师表》、《后出师表》及《陈情表》这三“表”，老先生称这三篇为“忠孝表”。从意义上说，老先生认为这“表”可以概括历代载道古文的写作精神，是“以文敦教”最好的典范；从应用上说，老先生认为，读透了这样的文章，可以写信，可以撰拟公文，还可以发表议论，又可以写出以情感人之诗。简直是文章中的万能篇什了。
  至于作文，我们这两种类型的同学，则大体是一致的，那些深读经书的同学，也不让他们根据所读经书的内容命题写“八股”，我们都学作“家书”，作“酬世函件”或“议论”、“游记”等类的文章。今就我记忆所及，把老先生给我个人出过的作文题目写在下面：
  （1）平安家报一封副题是：禀双亲，言公务繁冗，仲秋节不想返家省探……
  （2）旱魃为虐说
  （3）盂兰会盛况记
  （4）喜雨记
  （5）三国人物孰可为百世法？试举其言行事实而论之。
  老先生出题作文仍延用老办法。将题目写在一张小纸条上，将学生叫到他身边，先让学生把作文题念一遍，然后把要求交代一番，或略作启发。倘逢巧一个题目由几个同学共同来作，便在交代、启发后，传抄题目。在发作文时，同样让学生站在他身边，看着批阅过的作文本子，逐句讲明：为什么这里划上圈，为什么那里批上杠子。不仅错字得由学生自己改，就是有毛病的句子，他只标出，也让自己改。改好誊清（另誊在抄书本子上）让学生把它熟背。
  写作文还有一个统一的要求，即不管作哪等题目的文章，统用文言文。关于这一点，老先生的见解是：“白话文”一词是费解的。试问：“既是嘴头上的白话，哪里再可作书面之文？”他还说：“读书作文章，就是学着写规规矩矩的文章。”他给“文言”下了这样一个界说——“文言”者，是唯一表于文章之言词文句也。有多少次，他大斥提倡写语体文为“不学无术”，为“标新立异”，认定是“屑小行劲”，是“行于一时、贻害百世”的事情。
  同学中有个写了语体文的，老先生便把他的作文本子抛到地上去，怒叱他不听话，非改过后不给批阅。可是这位同学又偏偏不会写文言文，只好在原来写的语体文句子里胡乱添上些“焉、哉、乎、也”一类的字，重新抄到作文本子上，才勉强被老先生接受批阅。以后这位同学被取消了作文的“资格”。
  另外，我们还有共同的功课，那就是练习写大小楷，练习打算盘。
  对于写大仿，老先生只许临摹颜、柳、欧、虞等家的楷书。见有写翁方纲、华世奎甚至写曹鸿勋的，他也不反对，但是非常厌忌写篆、隶、六朝碑。他对写篆书的批评是：转（篆）吧，转吧，转糊涂了，连自己姓什么也认不得了。对于隶书，则认定是一种投机取巧、吓唬人的字体，老实向学的人是不屑为的。对于六朝方笔画的字体，按他的说法是一些不认字的石匠，硬刻生造的一些横七竖八、少腿无臂的东西，认为是书法中的邪道。
  他认为我国最上乘的书法家，王羲之以下，只有一个柳公权，其余等而下之。老先生的字便是一笔挺拔的柳字。他常为别人写春联、喜对，有时也写写牌匾。当时济南南门外大街上一些商店的匾额，请老先生写的不少。其中济南名食品“赵三糖炒栗子铺——“惠茗斋”三字的匾额，便是由老先生命名并挥写的。
  每天功课程序是这样的：早晨读书、背书、以小楷抄书，即放早学。午饭后返塾即磨墨写大、小字。写完盘毕（看写的字叫“盘”），继续读书背书，其余时间，或学习打算盘，或有时静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听老先生发发议论。
  老先生教我们打算盘是很有意思的。一般在10岁以后才学算盘，在学完加减“九九歌”以后，便列队学习打账。打账时，让十几个学生按身材高低站一竖行，各将算盘托在胸前，老师戴上铜卡花镜，一手执教鞭，一手拿着他自造的账本子。说一声“开始吧”，便象当时各店家午夜盘账一样，一人疾口念账，几个人抱着算盘便乒乒乓乓地打下去。告一个段落，停下来，让同学从后面开始一一报答数。报对的没话说，倘错了，便吃批评，屡错的，便要吃教鞭了。我打算盘本领很差，怕批评挨打，所以每当停下来的时候，便偷偷地看我后边打得好的同学的答数，或请他低声把答数说一说，作个对照，错了便改过来。可是，站在前边的同学便不能这样，所以因屡错而挨打的，往往都是站在前面的几个小同学。
  在私塾中受体罚是常有的。我第一次——八九岁入塾跟一位姓楚的塾师念“学庸”时，挨手板之外，还曾跪过琉渣。同学中有个姓齐的孤儿，他是挨打最狠的一个。他调皮一些，脑子又笨一点，往往因为背不过书，藤竿或木板就常常从他身后击到光脑袋上去（那时还不兴留头发）。他每逢去背书，稍有生滞，便闪着身子用双手抱头，甚至还喊着：“老师，饶过我！”这些动作，常常引起同学大笑，甚至连老先生也忍不住地笑了。
  对于打学生，老先生也曾发过议论。他曾这样说：“教必严。不严，无以对你们的父母兄长；而严必打。循循善诱，当然高明，但要看是谁。对牛，不能弹琴，只能给他皮鞭子。”老先生发这样的议论时，我还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当时是打过人之后，托着他的水烟袋，坐在他的座位上发的。当时他还咬着牙，不时地把穿着圆口礼服呢便鞋的脚在土地上跺着。
  我在这个塾学共待了两年，学来的本领是能写简短的应用函件，能写一笔规矩的字，也会打算盘了，确实学到了可以到大商店学徒的资格，可我并没有到商店去学徒。现在与几位当时的同学，谈起这一阶段的塾学生活情况，大家都有个相同的说法，即：学到一点有用的东西，可是过了一段受罪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