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包柜头子及其大、小把头对外工的剥削真是敲骨吸髓，毒辣凶狠。因此包工制的发展，必然使广大外工的生活更加贫困化，劳动条件更为恶劣。
  七七事变前，淄博外工的工资本来就很低，工人的生活已十分困难。七七事变后，随着被剥削程度的加深，实际工资的不断下降（主要原因是物价飞涨，工资增加甚少），工人生活降到生存条件以下，大部分工人家中缺粮少吃，只好以“三糠”（谷糠、麦糠、高粱壳），“三叶”（榆叶、槐叶、柳叶）充饥。穿的更谈不上了，有的井上井下一身衣，有的全家共盖一条被，有的衣不蔽体。不少工人一家人挤在一间破房子里，夏不能挡雨，冬不能挡雪，也有的流落街头，没有住处。
  不少外工被生活所迫，不得不逃荒要饭，卖儿卖女。淄川大奎二村矿工逃荒要饭的49户，占该村矿工总户数的32％；卖儿卖女的22户，占该村矿工总数的15％。
  由于井下生产缺乏安全保护设施，再加包柜、把头不管工人死活，一再追加煤的产量，伤亡事故频繁发生。据统计，1915年至1945年淄博煤矿仅透水死亡的矿工即达1818人，其中绝大部分为外工。1939年至1945年透水淹死705人，这7年淄博共产煤1，885万吨，每万吨煤透水死亡达0.37人。1935年5月13日，鲁大公司淄川炭矿北大井发生了一次最大的透水事件，淹死矿工536人，震惊中外。
  因事故造成轻伤的工人那就多了。据日本官方公布，1936、1939和1940年淄川炭矿轻重伤矿工如下表：
  从上表看出，1940年重伤人数为1936年重伤人数的2.62倍，这是日帝资本家和包柜采取“以人换煤”的血腥政策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煤矿是许许多多骇人听闻的不幸事件产生的场所，而所有这些不幸事件都应当直接归咎于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37—538页）。
  那些侥幸没有伤亡的外工，也由于恶劣的劳动条件和贫困的生活，普遍患有矽肺、哮喘和关节炎等职业病。其中尤以矽肺病患者最多。不少人因丧失劳动能力被赶出矿，终被折磨致死。那时淄博煤矿外工早衰早亡的情况极为严重，很多人刚过45岁就因丧失劳动能力而被赶出矿外，有的被折磨致死。
  伤亡病残给矿工及其家属带来巨大的灾难。洪山煤矿一位干部回忆他家庭的遭遇时说：解放前，他一家7口人，爷爷、父亲、叔父都下井当工人。父亲积劳成疾被资本家、把头赶出矿外，不久含恨而死，死时才29岁。爷爷因生活所迫，上吊自杀。后来叔父又因井下事故身亡。婶母、母亲为生活所迫，忍痛改嫁。他11岁就被逼下井拉煤养活奶奶，一家7口人只剩下祖孙二人，相依为命。
  淄博煤矿的包工制度是在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帝国主义、外国资本家一手扶持发展起来的。它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帝国主义、外国资本家们从扶植发展包工柜中收到了很大的好处，经济上掠夺大量的煤炭，榨取高额利润；政治上达到“以工人统治工人”，“以华人统治华人”的目的。
  包工制是外工与资本家之间插入的一个中间剥削制度，包工柜是它的高级组织形式，这就加重了外工的剥削，使他们的生活更加贫困，灾难更为深重。
  1948年3月，淄博矿区解放，这个残酷统治剥削工人的包工柜也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