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日本侵略军在华北一手操纵建立的“新民会”，是为其贯彻殖民统治政策，妄图长期霸占中国，统治和奴役中国人民这个总目标服务的。临沂的“新民会”组织也大致如此。
  要详细了解“新民会”在临沂的组织及活动概况，必先知其前身一一“宣抚班”的一些情况。
  在侵华日军的各级部队（如师团、旅团、联队、大队）中，都设有“宣抚班”这个组织。所谓“宣抚班”，名为对中国人民教化安抚，实是日本侵略军推行“剿抚兼施”方针的工具。
  1938年4月21日，日军侵占临沂城。驻城日军系山本旅团部，该部队附设的“宣抚班”番号为993“宣抚班”。
  “宣抚班”的人员中，日人华人参半。日人大都是知识分子，如当时驻临“宣抚班”班长中山幸夫，就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生。华人多系通日语的东北人。这些人员虽无军衔，但服装和各类供给均同于日军，薪饷相当于日军的中下级军官。
  “宣抚班”内的正式职员（包括班长），对内统称为“班员”，对外则称“大日本军宣抚官”，所佩带的白地红字袖章上，都标有这样的职称。正式职员的日人，都有领导和监督华人职员的责任。
  “宣抚班”的临时职员，统称“雇员”，系在地方上视需要而雇用的人员，大都干些书写和勤杂工的活。
  “宣抚班”和其所在的部队一样，均有严密的组织领导系统。如驻临“宣抚班”直接归属兖州木村部队的“宣抚指挥班”领导，再上是济南蕃田部队“宣抚班”，最高是北京多田部队“宣抚班”。
  驻临日军“宣抚班”，设于城内旧南门大街中间路西（今老邮电局对过）。班长中山幸夫，统管全班；总务金川义雄；宣抚宣传宫〓五郎、浅草守、刘万珍、郭有田、李文生、张化民、田殿文、韩建初。以上俱是正式班员，即“宣抚官”，华人职员全在宫〓的领导下担负“宣抚”任务，主要是为日人当翻译。“宣抚班”内另有雇员十数人。
  驻临日军“宣抚班”的主要活动：
  一是专设物资股，搜刮民财，供敌军需。日军初进城中时，城内及附近村庄的绅民百姓早已逃往他乡，日军日常所需肉类、菜蔬、柴草、马料奇缺，故而在“宣抚班”下专设物资股，择郁荣臣为股长，依仗敌寇势力，胁迫各乡、村伪政权（初为各乡、镇、村的“维持会”，后为各级伪政府）及其办公人员，横征暴敛，强取豪夺，媚寇资敌，使日军暂避军需之难，得以休养生息，从而逐步推行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反动策略。
  二是进行“宣抚”、宣传，欺骗绅民百姓回城。他们把城里的上层人物作为“抚慰”的主要对象，通过各种渠道，查出他们居住的村镇，施以威胁利诱，哄骗他们回城。如后来任维持会长的刘爱亭，伪区长钱广湘，清末民初的中将参军统领钱广汉等，都是当时的主要宣抚对象。在这些上层人士回城的影响下，一些商界人士、城市居民也不堪忍受弃家舍业、颠沛流离之苦而陆续回城。日军“扫荡”时，“宣抚班”人员随军“宣抚”，日军在各村烧、杀、掳掠之后，他们即对伤病群众进行伪善的治疗和“慰问”，乘机进行恫吓，规劝其老实当“皇军”的顺民。继而扶持农村上层人物出面组织各区、乡（镇）伪政权，以成上下一统，为其竭力效劳。“宣抚班”除随军宣传外，还利用节日、集日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在各学校设置日语课程，放映电影，排演节目等形式，宣扬“中日亲善”、“东亚共荣”，奴化人民意志。
  1939年春，华北各地的日军“宣抚班”，相继改组为“中华民国新民会”各级总会。所谓新民会，是打着“领导新国民运动”的幌子建立起来的，以中国机关的姿态出现，因而更加富有欺骗性。其纲领中就曾规定过这样的内容：新民会“乃唯一永久且举国一致之实践组织体，与政府表里为一体”。亦即日帝经常宣称的那种所谓“‘翼赞’政府的组织”。因此，县以上每一级日伪政权都有相应的新民总会，如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同级新民会称“中华民国新民会中央总会”，伪山东省公署同级设“新民会山东省总会”，伪沂州道尹公署同级设“新民会沂州道总会”，伪临沂县公署同级设“新民会临沂县总会。新民会宣传中还强调所谓“建国精神之发扬”，“民族协和之实现”，“国民生活之向上”，“宣德达情之彻底”，“国民动员之完成”，“藉此以实现建国之理想，而期创造道义之世界也。”从新民会担负的任务看，日本侵略者试图通过它贯彻其施政方针，可见新民会确是一个不掌握政权的实权机构。
  新民会沂州道总会、临沂县总会均建立于1939年春，同设于一处办公。初设成隍庙南（今老地委址），后迁南关基督教堂，再迁东关经文中学，最后迁城内北大街（今地委党校址）。新民会系政会合一组织，由各级伪政府首脑兼任总会长。历任伪沂州道尹王久思、曹若山、周庆余、王峰青都兼任过道总会会长，历任伪临沂县长吴志清、安仲祺、江楚杰、刘义、吕秀林、韩文龙也都兼任过县总会会长。新民会内负实际责任的：中方任职人员称事务部长（中央总会设事务总长），日方任职人员为参事（习称顾问）。实权控制在日人手里。任过沂州道总会事务部长的有贾纪明（未到职，由组织处长刘震中代理）、吕秀林、刘希周（原任总务处长）。道总会下设总务、组织、训练三处，但处以上负责人员始终未配齐过，机构不够健全。任过临沂县总会事务部长的有郑文国、陈经奎等，日人参事先后由中山幸夫、伊藤民治等担任。县总会下设总务、厚生、教化三科（一说总务、组织、训练三科），王思敬、刘万珍、田殿文分任科长。新民会的工作人员分部员、雇员、临时雇员三类，部员需经中央总会训练后方能担任，雇员亦要经省总会训练，临时雇员则由当地负责训练。
  县总会以下设立分会：有的以地域命名，如新民会临沂县册山乡分会（区不设分会）；有的以职业命名，如新民会临沂县商业分会、理发业分会，在伪军组织中称保安队分会。入会会员要求极不严格，以地域分，由每乡以花名册进行登记，规定凡15岁以上男女均需登记入册为会员，在各职业分会中所有职员、兵士皆为会员。其实行的基本上是一种“全民入会”制度。
  新民会日常担负的任务和“宣抚班”基本相似。主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关系民生各类物资的控制和配给，凡登记入会者按人配给一定数量的物资，如煤油、火柴、食盐、食糖等，以防这些生活急需物品流入解放区。因此，有很多人只知登记购买所需物资，但却不知自身已成为新民会会员。二是对各界人士进行奴化教育，在城乡利用节日、集日、山会更加频繁地向人民大肆宣传“建立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并派出翻译到中、小学校担任日语教员，教中、小学生学习日语；对青年和学生进行军事训练，以为日本培养“第二代国民”等等，以此迷惑人心，麻痹人民的斗志。新民会在日寇统治时期，为统治和奴役中国人民，确实与日伪各级政府表里一体。
  日寇为了侵略战争的需要，还在新民会中设立情报机构，配备了情报人员，竭力搜集我方党政军情报。伪沂州道新民总会事务部长刘希周，兼任敌伪综合情宣部长，道总会组织处下设有情报股，县总会也配有相应的人员，为敌特机关提供情报。新民会的情报组织和人员直接由日顾问室控制和派遣。
  1943年冬，中央新民总会发起组织“联合协议会”，号称民意机关。从地方到中央，逐级选举代表，到京举行联合协议会全体会议。临沂县选举的代表是张秋帆，临沂城南关人，留美学生，战前任临沂中学英文教员，日伪前期任模范小学校长、县教育科长，当选代表时任临沂中学校长。其人尚有才学，很会讲演，道、县新民总会于他启程赴京时组织一次较大的欢送会，会议闭幕归来又召开一次报告会。不久，张即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受酷刑致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王洪九一改汉奸身份而成为国民党临沂专员兼第十挺进纵队司令，胁迫伪军拒降顽抗。在王洪九的策动下，新民会也随之更换门庭，改为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