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宣抚班”所到之处，首先组织“伪治安维持会”，委任伪会长，负责当地行政事宜。
  2.在铁路沿线的“宣抚班”则首先组织“爱护村”，保护铁路，防止破坏。凡是铁路两侧10里以内的村庄，都被划为爱护村。每天早晨，爱护村长要送一份情报，如没有什么情况，则在条子上写“平安无事”。送来的情报有专人登记。
  3.组织青年、小学生、小学教员受训，进行奴化教育，灌输亲日思想。例如1938年龙山车站“宣抚班”（“宣抚官”百桥淳印）就曾组织龙山镇的20余名青年受训。1940年海阳县第4“宣抚班”（代理班长土井日出雄）曾组织海阳县城里的30余名青年受训，名为青年团；又组织城里小学的学生为少年团，并给少年团发了服装；另外还组织各村小学教员开办暑期教员讲习班。1939年兰村车站第42“宣抚班”分班（“宣抚官”大桥规矩雄）曾组织兰村镇、普通镇、七级镇，挪城镇、沙岭镇的20余名青年受训达两个月，由日本警备队上田少尉任教官，我担任翻译。
  通过奴化教育，有个别意志薄弱而又缺乏爱国心的青年走上了背叛祖国的犯罪道路。例如兰村镇受训青年陈孟恩，又名陈惠臣，后来当了即墨县第七区的伪区长。同时，也有一些有正义感和民族自尊心的青年，不畏强暴，在日军召开的大会上作抗日宣传。例如1938年，龙山车站警备队（船井队）和龙山车站“宣抚班”共同召开“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大会”。大会议程有青年团长的发言，“宣抚班”通知青年团长周鼎臣（龙山街人，小学教员）作发言准备。在开会头一两大，周鼎臣问我：“张老师，我想在大会上说几句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话，你看行不行？”我说：“船井队有个翻译官是日本人（姓名已忘记），开会他不能不来。可是，他的中国话说得不太好，我建议你在讲话时不要说普通话，要么说文言，要么说土话，这样他就不容易听懂了。”在开会那天，会场戒备森严，架上机枪，船井大尉、百桥“宣抚官”、日本人翻译官都在场，轮到青年团长发言时，周鼎臣慷慨陈词。由于他过分紧张和激动，话还没说完，便跳下讲演台来。百桥“宣抚官”看出周鼎臣的行动和表情不对头，便到台下来问我：“他说了些什么？”我当时在台下正和日本翻译官闲谈，没听到周说了些什么，便随便说了几句，应付了过去，总算没发生问题。
  4.通过各种形式搜集情报。（1）在“宣抚班”的办公费中有一笔“情报费”，可临时雇用一些地痞、吸毒者当“宣抚班”的密探，到各处刺探情报。他们没有固定工资，按送来的情报价值付款，重要情报多给钱，一般化的情报就少给钱。
  （2）各爱护村长有事无事每天要到“宣抚班”送条子一次。（3）查店。我在兰村车站“宣抚班”时，车站前的各客栈每晚要往“宣抚班”送店簿，日本“宣抚官”大桥规矩雄看过店簿后，便叫“宣抚班”雇用的听差去各客栈叫人，向旅客打听消息。有时旅客不说或者说没有游击队或八路时，大桥便殴打旅客。（4）检查信件。我在兰村“宣抚班”和即墨县金口“宣抚班”时，对邮局的信件有时进行检查，检查后盖上“检阅济”的章方可发出。在检查中，如发现内容有问题即予扣押。当时特别注意来自重庆的信件。通过以上各种形式搜集来的情报，汇总后送交日本警备队和“宣抚指挥班”。
  5、另外，“宣抚班”还做了以下工作：（1）宣传拥护以汉奸头子王克敏为首的北平政府和以梁鸿志为首的南京政府。在事变后的前几年，以宣传国民党蒋介石如何不好为主，后来才有了反对共产党的宣传画，画面上画一青面红发魔鬼，在画面下部印有“赤魔不死，大乱不止”的字样。在对群众讲演时也宣传共产党有共产共妻，盅惑人心，欺骗群众。（2）在警备队“讨伐”或大“扫荡”时，“宣抚班”要随军做“宣抚”工作，有专人背着传单和大盒牛奶糖，有时间召集群众开会，散发传单，还发牛奶糖。（3）在“宣抚班”的办公费中还有一笔“医药费”，各地“宣抚班”都有简单的医疗设施，为群众免费医疗，收买人心。（4）奴化教育。“宣抚班”还开办日语学校和对小学生进行日语的奴化教育。例如：1939年兰村站“宣抚班”曾在车站办日语班。在即墨县城里小学、即墨县金口小学、海阳县城里小学都有日语课，我曾任日语教员。（5）发放春耕贷款。1941年，海阳县“宣抚班”曾向各村发放春耕贷款，以笼络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