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37年12月博山沦陷后，原来的商会会长张焕宸退居幕后，推出我这个马前卒子充当了8年的代理会长。现将自己亲身经历的史实回忆如下。
  一、博山县商会的成立与演变
  晚清时期，博山地区传统的煤矿、玻璃、陶瓷工业和围绕这三大行业发展起来的商业资本已具相当规模。其中较大行业有了自己的行会组织，但还缺乏统管这些行会的机构。当时有个进士出身的石金声，当过劝业道、黄河道道台，在地方上声势显赫，当时盛传“姓石一半，强起捐监”，极言石家有势力。石金声同族石冠英，武庠生，干过湖南省桃园县把总，卸任回家后，经营福兴栈炭店。因为石家有势力，他也有些身份，可以走动官府，参与地方政事，就成为炭行的代表人物。石冠英看到济南等地已有商会组织的建立，为提高自己的地位，扩大商民的发言权，应付当时所谓“一官二井三商”的不利于商人的局面，同悦来公司总经理杨子材（外地人）倡议成立博山县商会。这个倡议符合其他行业的共同需要，县官也很赞同，遂在光绪三十二年四月成立了博山县商会，由各行业公推董事20人，石冠英任会长，杨子材任副会长。这时的商会，包括除矿业外的所有行业，成了地方上的一大财源。商会因此举足轻重，商会会长成了一县里头面人物。商会对所属商号发有木板印制的执照挂在门头上，标明该号为商会业户，见官可以不下跪。商号维护商会，除按时交纳会费外，还顺从地接受临时摊派各行业并为商会会长石冠英集股成立了会金银行，使他坐享其利。吴大洲治死石金声后，石冠英失去了靠山，在任会长13年后，到民国9年（1920年）卸任。接着会金银行也行改组，变银行为银号，增股为6万元，由张焕宸当县官时的幕宾、潍县举人王来青（同时又是大成煤矿协理）接任总理。
  石金声死后，地方上有张、徐两派势力崛起，一派是进士出身，当过河北省肥乡县、昌黎县县知事的乡绅张焕宸；一派是省议会秘书长、北京政府参议员徐兰生（贿选了一票，得8，000元）。他们两派联合，在县知事的支持下，借口石冠英阻挠轻便铁路的修建，由徐派王勋第一名，张焕宸第二名，联合了十数人要告石冠英，经张派人物王来青从中说合，石冠英答应下台了事。石下台后，张焕宸不便出面任会长，遂操纵各行业推选福泉酒店（张焕宸是房东）经理钱杏阜任商会会长。1921年改组为11个行业，即炉、窑、炭、杂货、银钱、鱼、酒、布、皮毛、药、铁业等。不久，张焕宸以代表德庆和杂贷店的名义，并伙同另一股地方势力的代表、博山二区区长、炭业公会会长梁锡三，分别出任了商会会长和副会长。张焕宸上任后，徐、张两派矛盾突出了，徐派靠上县官张肇瑞，企图借官场势力撵张下台，张派骂徐为贪官污吏，徐派骂张为土豪劣绅。后来张焕宸纠集地方士绅与工商界代表50余人到省里告状，告张肇瑞贪赃枉法。这一状告准了，省里当着告状人宣布，要撤张肇瑞的职。告状的一伙回博山后，四处张扬，还扎了一个瘸腿的纸人（张肇瑞瘸腿）挂在县衙外迎壁墙上，两边贴着张焕宸拟的对联，上联“肇瑞招匪类”下联“洗清洗不清”。待到张肇瑞撤职出衙时，张派把纸人和对联当众焚烧，如行丧吊，甚至哭儿叫孙，极尽侮谩诟骂之能事。从此张焕宸声势大振，地方士绅与工商界捧为“黄罗伞”。
  张焕宸立足已稳，值阎锡山部委任梁锡三为游击司令不久，被韩复榘派来的县长缴了原博山保卫团的械，梁锡三出走了。1933年8月，张焕宸依据南京政府颁布的《商会法》，把董事制改为委员制，并增加了运输、矿业两个同业公会（矿业公会名义上参加商会，实际上独立于商会之外），排斥了梁锡三的副会长，换成了清一色的张派班底，由13个同业公会选出执行委员15人，监察委员7人，候补执委3人。由执委中选常委5人，主席1人。主席（习惯叫会长）由张焕宸连任。5名常委：一是张焕宸同族张皆平（学界，后经几个财主少爷钱鼎周、孙宝楠等集资成立公记银号，张皆平任经理）；二是张派杂货业巨商李训庭；三是张焕宸亲信王来青；四是顺从张焕宸的炭业公会会长张风亭；五是张派乡绅、福源酒店经理赵善甫。商会职员也大都与张焕宸沾亲带故。张任会长时间最长，本人高高在上，坐等上门拜谒，处事由代表人出面跑腿，先是夏侯洪如，后为张皆平。在经济上，除商会月支、受礼等项外，1929年各行业又集股10万银元为张焕宸成立了博来银号，挂名总理，按年分得红利。张每年实分2，400多银元。沦陷期间股东不分红了，张焕宸按月支取一至二百元所谓“糕点费”。
  旧商会的活动，一是向各行业公会收取定期会费和临时摊派；二是协助地方政府搜刮民财，摊派营业税等苛捐杂税，正税上交，副税自肥，帮助税官们共分赃款；三是接官应召，送往迎来，商会设有“支应局”（即以后的招待处），照应过路军队，每逢三节向官府送礼，勾结官场势力；四是发行“钱票”（纸币）的商号承保盖章，调解工商业户之间的债务纠纷；五是银钱业设有交易所，每天早晨决定银元与铜元的兑换率，叫作“关上行市”；六是参与地方政治，以及地方上所谓“慈善”事业的摊敛。商会可谓百事管，同时又是一棵摇钱树；商会会长钱势皆有，大有油水，地方权贵所以都在觊觎争夺，其原因就在这里。
  二、博山县治安维持会
  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博山前，国民党博山驻军谷良民师以焦土抗战进行讹诈。工商业户特别是煤矿业生怕在日本人未到之前先遭受毁灭之灾，只得忍痛筹款。大成煤矿当晚就从矿井内取出埋藏的大宗银元和中、交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送到商会，经商会以“开拔费”的名义送与谷部，与此同时，县长王荫桂早已携带家属细软逃之夭天，博山形成了既无驻军又无官府的势力空间。地方士绅几番到张焕宸家计议，筹组“治安维持会”来接管权力。轻便铁路经理李又溪、丁良臣，瑞阜、瑞兴银号经理郑子宾等，乃大汉奸、悦升煤矿总经理丁敬臣的党羽，权欲熏心，跃跃欲试。他们在青岛早已有叫李又溪干维持会长的密谋策划，所以在张焕宸家开会时，李又溪自告奋勇当维持会长，又怕没有地方势力的支持不好办，于是拉上了商会常务董事张皆平出任维持会副会长。张焕宸既不愿自己出面，又不愿失去控制，所以就同意了这样的暂时安排。
  1937年12月下旬，日军冈骑部队沿胶济铁路张博支线大昆仑站至西河煤矿的运煤铁路先到达西河丁敬臣的悦升煤矿暂住，李又溪、丁良臣、郑子宾等便以博山维持会的名义前往西河迎接。12月30日凌晨，由这帮汉奸引路，日军从容开进博山城，城里的老百姓纷纷向四乡奔逃。维持会的一伙走狗，卑躬屈节，为侵略军安排住地，供应肉蛋蔬菜等食品。就在当天晚上，日军枪杀了到“谦益祥”大粮栈抢吃的300多名饥民。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北关大血案”。
  日军进驻博山后，三五成群，沿大街小巷砸门找“花姑娘”，一两天内，城里有数名妇女遭其蹂躏。维持会的汉奸们害怕这厄运降临到自己的妻女身上，赶紧雇了一帮妓女，由乌龟头崔某管理，在城里的一个地方“慰劳皇军”。未逃走的妇女，为免遭伤害，有的用胶布粘在鼻子上，表示有花柳病；有的剪去长发，女扮男装。就这样，人称男美子的商会常务王退之，还被兽军赶着撕裤子。一时商店关门，工厂停工，老百姓闭门锁户，十室九空。
  1938年1月3日，汉奸们急匆匆地粉墨登场，公开打出博山县治安维持会的招牌，代行伪博山县公署的职权。会长李又溪（又名李复祺），副会长张皆平。重要成员有郑子宾、丁良臣。秘书长赵瑜堂（矿业公会律师，丁派人物），警务科长刘京岩（东北人，会说日语，亡命徒），交际处长施笑风（福源煤矿经理，安清道义会头目，外地人，后当日军翻译），财务科长李星阶（丁派人物，外地人，利和煤矿经理、矿业公会副会长、日产销公司董事），工商科长张风亭（炭业工会会长、商会常务董事，外地人），建设科长刘子明（沦陷前博山矿务局长，外地人），另一建设科长为当地人蒋瑞麟（后任伪县公署建设科长），总务科长李钧甫（原在轻便铁路挂名支薪，地头蛇人物）。维持会在原县公署内住。李又溪、张皆平等不断到张焕宸家议事，凡是关系商会的事，必须张焕宸点头才能行得通。
  维持会成立后，代替日军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使日军用极少兵力维持占领地区，腾出更多兵力继续侵略。他们搜刮民财以资敌用，首先从大资本家孙宝森开刀。维持会派政务警把孙抓去，下了大狱，交上4万银元才放出来。资本家程玉坤以及矿商大户、银号大户、窑货商大户等怕同样吃亏，都顺从地交了款，一般商号也要交两三千。我家那时还没有商号，冲着张焕宸的面子，要我父李伯清交了2，000元（我代理会长前）。听说他们计划勒索10万元，实际上敲诈10万以上，而入账的仅有6万多元，其余则入了维持会汉奸们的腰包。维持会绑架“财神票”后，又以没有货币流通为借口，征得张焕宸同意，以商会名义印发了2万元“临时流通券”归维持会使用。这项流通券终究归商会负担，后来分两次兑现收回。1938年5月，附近的抗日游击队一度收复博山城，枪毙了维持会警务科长刘京岩，还杀了一个以北京来的和尚（据说是个日本特务）。游击队惩治汉奸特务的行动，大灭了这伙民族败类的威风。后来维持会由县公署住地迁到赵家后门一户炭店内，靠近宪兵队，依靠其“主子”保命。
  维持会成立不到一年，1938年底改组为伪县公署，李又溪成为第一任伪县长。不久，伪省公署就派曲化如接替李又溪。曲化如干到1944年，调任潍县伪县长。博山一伙走狗给曲化如送行时，矿业公会副会长程少鲁碰头大哭，如丧考妣，出尽了洋相。老百姓说“这是走了他后老子”。也有的说程少鲁是戏班出身，“做啥象啥”。
  三、日伪时期的博山县商会
  八路军和游击队几番对维持会的严厉惩罚，震慑了这伙汉奸走狗。八路军博山县长张敬焘焘致信警告其父张皆平：“再当汉奸，拿头来见！”吓得张皆平赶急溜往青岛，不敢再干维持会了。在维持会难以维持的情况下，1938年8月，日军驻博守备队长张焕宸家促其恢复商会组织，张焕宸毕恭毕敬满口答应，立即召集各行业负责人20余人在他家开会。在“大势已去，谁来了给谁为民”的遁词掩盖下磋商了伪商会的组成问题。当时博山工商界的上层人物，有的逃往青岛；有的寻找借口不出头了，如丁淦浦、赵善甫、韩福庭、王来青等；有的当了日本产销公司董事，如俞子京、朱耀如、程少鲁、赵仲如等；与日本帝国主义早有勾结的官僚大矿商庄树庭、丁敬臣之类，则认贼作父，自甘前驱；有的则坚决地站在人民一边，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张焕宸老奸巨猾，既舍不得丢掉会长之权，又不想落个汉奸骂名。日寇要他恢复商会，他曾对我说“皆平该回来”。本意是要张皆平代理会长，临时屈就于我，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假惺惺地说：“看来我是脱不下来，我不能出去，我顶着名，你去干吧。”张焕宸是我的姑夫，平日是我家的靠山，他自然也拿我这个妻侄当亲信。那时候我年轻自信，经过张焕宸的一番夸奖和鼓励，很想试试身手。于是我也不顾后果如何，就高兴地应承下来。在上述会议上，张焕宸提出了由我出头代表他干，当然各行业负责人都表示同意，当时还决定由积极为敌效力的矿业公会副会长程少鲁，运输业公会会长战明符，炭业公会会长王退之，杂货业公会会长张云亭组成了常务委员会。
  程、战二人负责对外，张、王二人负责内务，协助我处理商会一切事务。商会财权，掌握在张云亭手中。仍由老职员赵咸亭、赵春农、张仰如分任庶务、会计、文书之职，新添王荣斋、丁有善跑外。
  伪商会的班子组成之后，我代表商会开始了活动，卑躬屈膝，讨好日伪，来往应酬，酒席不断。遇上矿业公会、运输公会等献媚敌伪，每次必要我参加，几乎每天出进聚乐村饭庄。开始我还三天两天一趟张焕宸家，日子久了，去的也少了。外边都叫我李会长，我也以正式会长自居，同张见面，也有点身价，与前不同了。外人说我架子大了，脾气大了，特别是交上宪兵队、警备队之后，谁要看不起我，我就给他点颜色看看。东方煤矿俞子京，在青岛通过张皆平的引线，要买永和煤矿梁弼卿的股份。我听到张皆平、俞子京来博山住在太尉庙后东方煤矿营业部，没同我打招呼，我跑到东方营业部进行干预，使这伙人很僵。他们向我解释，我说：“先不能立合同，里边还有问题。”把手一挥，我就走了。接着他们托程少鲁向我赔情，我还坚持“博山人的财产，先让博山人要。”结果把他们的交易给砸了，我收买了梁弼卿的股份。虽然如此，我仍然是张焕宸手中的傀儡。张焕宸始终有两根线牵着我：一是我弟李又津，二是张焕宸的贴心人张云亭。张焕宸为了拉住张云亭，将张姓祖传的珍贵文物交张云亭保存，以示信任。商会内部的实权，也叫张云亭掌握。张焕宸用钱，由张云亭送上门。我到商会，张云亭盯着我；晚上回家，又津盯着我。在外面，看来是我作主，实际上是又津作主，我犟不过他。张云亭与我有不同意见，往往通过又津压我。张云亭、李又津断不了同张焕宸密谋。我结交宪兵队翻译赵允台后，常同赵一起去张焕宸家，名义上是赵去拜望，实际上也是给点压力，要他把商会财权放松一点。先前给日军送礼时都由张云亭陪我一同去，甚至到赵允台家秘密给宪兵队送礼张云亭也一同去，防我有克扣。后来张云亭见我有时烦气，即不跟着去了。他们并且向我讨好，效法给张焕宸集资成立博来银号的办法，由各商号集股成立了义丰银号，叫我任总理，又津任经理。各殷实商号煤矿等都到义丰无息存款，供义丰多出放贷款，名赚钱。又津已是博来银号经理，为了便于掌握，义丰即设在博来旁院。隆昌煤矿矿主张竹侪为拉上我越界采掘黑山日营矿区，就通过张焕宸要我担任了隆昌煤矿经理，张竹侪任总理，张焕宸的孙子张志永顶名协理，营业部也设在博来银号旁院。隆昌经理之职，实际上也是又津代行，此外我家还有与人合资的义昌德窑货庄、济南义兴茶庄、偏坡地釉厂等，也是又津掌握。所以社会上流传“程王丁丁孙，不如一个李又津。”（程玉坤、王庭光、丁淦浦、丁星五、孙宝森为博山有名的财主）我乘国家危亡之际，依仗敌伪势力，到处捞摸，商民冷嘲热讽，虽然指名李又津，实际上指的是我。
  伪商会成立后，伪县长曲化如曾有让大汉奸丁敬臣一派人物李星阶主持伪商会的企图，这实质上是外来势力排斥地方势力的权力争夺。“七·七”事变前，以同兴煤矿总理庄树庭、悦升煤矿总理丁敬臣等为代表的外来势力把持矿公会，一直独立于张焕宸把持的商会之外。事变后，庄、丁靠上日本人，成为铁杆汉奸。庄任伪山东省建设厅长，丁成为日本产销公司常务理事、悦升煤矿董事长、伪矿业公会会长。丁派人物李又溪并担任了博山县维持会长。庄、丁等还想趁机将商会一起抓到手中。1943年伪县长曲化如找我谈话，要改选商会，征求我的意见，要让庄丁派人物、博山维持会财务科长、伪矿业公会副会长、利大合办矿经理李星阶干商会会长。我立即报告张焕宸。张在其家召开了各行业负责人会，说明此事，商议对策，除矿业分会未参加外，一致都说不能换。会后到处放风，表示抵制，也没有正式答复伪县长。改选商会之说，自行消灭。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派土匪王连仲当博山县长。王连仲到张焕宸家拜访时，我也在场。张焕宸表白他的“清高”时说：“8年期间，我没有出门。”王连仲当场吹捧他有“气节”。而我这个替死鬼却无地自容。此时此刻，我才恍然大悟，张焕宸玩的原来是这套把戏！
  四、博山县商会在日伪时期的主要活动
  伪商会虽然在维护工商业苟安求存方面也做了些糊弄日本人的事，但它是在日本人支持下存在的，全部活动是适应侵略者需要的，所以说它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和帮凶。主要活动有以下几项：
  1.接办“招待处”。
  在军阀混战年代，博山地方上就有以商会为主成立的“支应局”，后改称“招待处”。招待过路军队，供应粮草军需，安排军队驻地和军官住房等，用款由商民分摊。七七事变前协商分摊的比例是“商三民四矿二特别一”，即商会三成，城区居民四成，矿业公会二成，轻便铁路一成。历史上几次较大规模的招待有：吴大洲的护国军，张宗昌的孙宝传、王翰铭军，阎锡山的西北军，韩复榘的谷良民军，沦陷后潘树勋伪军等。其他小股过境者就无可计数了。至于当时接应官长，酒筵迎送，行贿送礼，都是找商会开支，招待频繁，几无宁日。1938年8月，经张焕宸同意，博山县维持会招待处交于商会接办，由我负总责。第一区长宋永符，矿业公会副会长李星阶、程少鲁担任助理，杂货业公会会长张云庭、炭业公会会长王退之、炉料业公会会长吴聘三担任内务监理，由职员郝岱东、王荣斋、王友典、丁友善做具体招待工作，还有两名工友担任外勤。招待处设于大街南首商会院内。
  日伪时期招待处的主要任务：一是采购供应日伪军、警、宪及日本居留民会的蔬菜肉蛋等副食品，天天购送；二是为日伪军、警、宪、特、翻译、顾问、队长等家属安置公馆住房；三是日伪之间相互馈赠，甚至生活用品均由招待处开支，日伪宴请商会人员，也由招待处负担；四是为伪县府警察局在押的所谓犯人送监饭，每顿两个高粱窝窝头；五是轮番宴请宪兵队、产销公司、伪政府、伪军警等日伪人员。8年时间，招待处为供应日伪不知摊派了多少钱。商人与老百姓迫于淫威，叫拿多少就得拿多少，谁敢不从。分担招待花费的比数是：商会七成，区镇三成。以后区镇摊不下去了，全由商会摊派。至于在送礼、宴请、采购供应中，主办者乘机中饱，雁过拔毛，自不消说了。
  招待处虽然卑躬屈膝，效忠日伪，但稍有不周，即祸事临头。一次日伪出发“扫荡”，要招待处派人往八陡运物资。招待处现找民夫需要时间，伪县长曲化如恶性发作，将招待处职员郝岱东打了40军棍。一个老年人，怎禁得如此毒打，郝卧床数月不能行动。土匪队、“剿共军”潘树勋部来博驻防，住在北亭子吕祖庙内。潘到商会拜客，我去回拜，庙户程道江照应茶水之际，突然一声枪响，程惨叫一声，其大腿上中了一颗过梁子弹，吓得我钻到潘酋身后。潘说是走了火，实际是“杀鸡吓猴”，如有慢待，以程为例。经招待处出钱，把庙户抬到医院治疗，幸未丧命。
  2.布置工厂商店恢复经营，支持建立伪政权。
  维持会成立后，配合日军宣抚班召集各行业负责人，迫使工厂开工、商店开门，并要各煤矿负责人具结，保护矿山设备，筹备开工，如不开工，即行没收。在日伪逼迫下，商店只好半开半掩，晚开门，早收市，不少经理藏起来，让职员中亲信出面照应。商会建立后，张焕宸要我同几名常务委员一同去见日军守备队长，表示“效忠皇军”，敌酋要我等“工厂大大的开工，商店大大的开门”。回来后我们赶紧召集各行业负责人会，为日帝宣传了一番“中日提携””的论调，劝告工商业者安心经营，我还威胁他们说：“大家若是同意我当会长，就敞开门，正式营业，出什么事找我，不然我也不能干，有事你们去找日本人。”各行业主任回去都开了本行业的会，下了门板开了工。随后维持会变成了伪县公署，相继成立了伪警察局。惯匪伊可春一伙从前属游击队吴鼎章部，后投降日军，编为警备大队，商会俱努力支持，不予慢待，伊匪部进城后，住在神头大庙。全部给养加炊事用具。都由商会招待处供给。尔后找房子、修房子、安置住处，所有花费，无一不是出在商民身上。伪县公署刚成立时的经费，全由商会招待处筹备。后来伪县公署的经济来源，除征收土地税外，更多的是按工商业户装出装入的货物，收取火车捐。不仅如此，日军在家庙胡同家庙中设置的一个个站不起身的木笼监牢，也是由商会出工建起来、用来关押中国人的。逢年过节，征得张焕宸同意，还要向敌伪献媚、送节礼，初时每次送伪县长1，000元、伪警备队大队长1，000元，伪警察局长500元，以后逐渐加码。送宪兵队的礼，比伪县长多，通过翻译赵允台交，并另有赵允台一份。各商号除负担商会摊派外，还要负担镇保公所的摊〓，给附近的伪军警下级送礼。伪保长等也借故勒索，层层盘剥。矿业公会除负担商会送礼外，还要再给伪县长等送厚礼，为的是矿上出了事故好仗势压人。1943年伪警察局长王文泗借成立消防队为名，要商会筹款，打算从中捞摸。凑巧，商会存有沦陷前胶济铁路寄存的救火车和消防工具可以借用，但王文泗坚持要摊款买新的，矿业公会勾结日本势力，借口产销公司不同意，王文泗才不得已答应使用旧器材，成立了消防队。该队只有20人，班长赵振环，副班长徐文炳，地点在报恩寺小学，经费由商会筹备。消防队成立后，救过几次小火灾，伪警察局却乘机敲诈，勒索酬劳金。
  3.结交日本宪兵队作靠山，扩大伪商会的活动余地。
  在日伪军、政、宪、特的多头指派下，又加其相互之间勾心斗角，矛盾重重，伪商会有时也是难以应付。运输业公会会长战明符，那时特别活跃。他因“安清道义会”的关系，早就认识了宪兵队的翻译、朝鲜人赵允台，由此靠上宪兵队。通过战的引线，我也巴结上了赵允台。我和赵、战三人并结为“盟兄弟”。通过赵又很快巴结上宪兵队长、伍长等，我经常出入宪兵队，因此伪县公署、伪警备队、伪警察局的汉奸们，不得不稍有顾忌，我也觉得腰板硬了点。如伪警察局长王文泗与“三本”中队长崔冠英为捧其干儿、优伶许翰英，要商会向各商号派戏票，由于赵允台的撑腰，我顶着未办，王文泗恼羞成怒，放风要派人于黑夜对我行凶，有赵壮胆，我也未怕。但是“盟兄弟”也要送钱，送金货、皮货。我曾联合至友为赵允台出资买马车承运货物赚钱，每逢有相托之事或通过赵向敌酋说项，都要送礼。我与赵接触，多在晚上，地点在家庙胡同矿业公会小屋或大成煤矿营业部楼上。两人无话不说，如敌人派系斗争如何应付，要查封哪家五金行，赵所知道的都能透露。除了不能疏通的所谓重犯之外，一些沾风捕影和旨在敲诈勒索的被害者，受工商业户或亲朋所托，都能向赵摸底与计议花钱保释，曾经保出了一些人。
  我在结交宪兵队和为工商业户、亲友说项中，所用的钱都是商会和关系人的，我个人也从中得到不少好处。吃请之外，还接受了不少礼品，有金首饰，也有食品等。传说谦积恒号向我家送“金茶壶”是没有的事，该号曾送我重礼是实情。
  4.成立商会及同业公会“新民分会”。
  日军侵占博山后有随军宣抚班进行奴化宣传，搞特务活动。北京伪政权成立后，相继成立了各级新民分会，博山也成立了“博山县新民总会”，宣抚班撤销，合并于新民会。伪县长曲化如兼任博山县新民总会会长，日人三木、菊池、狩野先后担任顾问。该总会成立后，伪县长召集我与程少鲁等人谈话，一方面宣传什么“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王道乐土”，以及反共谰言，一方面强调经济封锁，搜集经济情报，如商号家有与解放区发生贸易联系者，即以“资敌论处”。要我等向工商业户宣传，并成立商会及各同业公会新民分会。同时在乡、镇、保、甲也成立分会，医院、学校甚至妓院中也要成立分会。我同程少鲁立即召开了各同业公会主任会，宣布成立了商会及各同业公会新民分会。商会新民分会会长由我与程兼任，各同业公会新民分会会长由各同业公会主任兼任。当时宪兵、特务、伪警察查老币查货物出境，搞得乌烟瘴气，商会一再警告各商号，一旦查住，商会没有办法。博山新民总会成立后，我同程少鲁去参加了几次会，我靠上宪兵队后，就不去新民会了。但程少鲁还是常去巴结，因为他靠伪县长靠鬼子顾问，如同我靠宪兵队一样，惟求亲近，深恐疏远。
  5.成立“煤炭购买所”。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煤炭产销的机构是山东矿业与产销公司，凡属民营矿产煤，全部由产销公司统治。博山陶瓷玻璃业所用的煤炭，一向由各大山煤矿供应。1940年，日帝由于侵略战争的需要，用煤紧张，山东产销公司对优质煤加强控制，停止地销。日本翻译、福源煤矿经理施笑风，宣抚班特务、宝业煤矿经理康子敬看到有机可乘，即勾结产销公司博山支店石下清，策划筹建出售小山煤的机构。博山炉窑两行能源断绝，跑到商会告急，商会也感到事态严重，一则劣质煤不宜炉窑烧用，二则如施、康诡计得逞，他们必然借机操纵，使煤价上涨。张焕宸也说，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两人得手。我约同矿业公会副会长、产销公司董事李星阶、程少鲁与产销公司反复交涉，说明如果炉窑停工，后果不堪设想，最后达成协议，炉窑仍用大山煤，民用改为小山煤，由商会成立“煤炭购买所”，按月编造煤窑用煤计划，向产销公司批购，批到哪个矿，由用煤户直接去购运。产销公司多数批到大成煤矿，大成答应按批购数可以多购一点，基本满足了炉窑生产的需要。
  6.办理出境货物“通行证”。
  日帝实行经济封锁，禁止向根据地运送商品，博山城区的杂货业、布业、渔业、铁业、烟酒业、药业等商号，失掉了农村这个广大市场，收入大减。商会摊派，直接成了问题。据此理由，我找上赵允台，通过赵向宪兵队交涉，送了礼，结果答应由商会出具证明，除西药外，可以少量放行。商会刻制了“博山县商会”的印章，印制了“本城×××为正式商号，出售××货物，请验照放行”的凭证，持之可以公开出境了。证明由商号填写，商会盖章。一担货物开上几种大路货，掩盖着下边的药品等物，也就混过去了。拿个执照，无非是应付鬼子罢了。
  7.成立“感化院”，毒化人民。
  日本侵略者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推行强化治安，博山四、五两区和博莱边界一带屡遭浩劫，但人民的抗日烈火，越烧越旺，对被捕群众，敌人也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对未被杀害的人，企图通过所谓“感化”，瓦解其斗志。1940年8月，宪兵队联络员盐炳同伪县长计谋，拟由博山“安清道义会”头子施笑风主办“感化院”，由商会出经费。通知商会后，张焕宸不同意商会出钱而由施笑风办。我几次找赵允台，要其向敌酋交涉，最后宪兵队同意由商会出钱由商会办。办成后，张焕宸任“感化院”院长，我代理。“感化院”组成人员，有伪县长推荐的当过日军宣抚官的李鸣泉（任体育教练），张焕宸推荐的史会仙（又名史芝房，任文书），具体负责院里工作。警卫由伪警察局消防队派伪兵轮流值班。财务管理由窑业公会会长石靖明、炉业公会会长吴聘三负责。宪兵队决定被“感化”人员的留院时间为2至3个月，因人不同，由我到宪兵队去领。“感化”期满，发给结业证，取保回家。“感化”内容千篇一律，什么“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东亚新秩序”、“中日亲善”以及反共滥调等，由伪县公署教育科长王柏桓、“安清道义会”施笑风、伪民教馆长刘燕谟、商会常务程少鲁、战明符等一帮汉奸走狗轮流放毒，有时博山道院院长马季平还去讲什么“普渡众生”。这种讲话，每天一次，另外每天还有两次体操。“感化院”还把这些假话编印成《忏悔录》、《觉悟说》，由伪县长曲化如、伪商会会长张焕宸题词、写序言，装印成册，结业时每人发一份，并作为下一期“感化”教材。第一次交该院70余人，其中有小脚妇女3人，由我领着从赵家后门到北亭子路上跑了一个，经同史会仙商议，瞒着此事。第二次、第三次领的人数就少了。自1940年8月到1941年7月，计被毒化100余人，因经费难筹而停办。
  8.出资办学校。
  在博山，只有几处残缺不全的小学，任凭伪政权摆布，有好多失学儿童不得上学。伪商会一伙常务委员，一方面为了个人子弟学文化，另一方面为了减轻罪责，沽名钓誉，自办了一处中学，合办了两处完小，扩大了一处完小。这些中小学的教育是在伪政府汉奸文化统治下进行的，对学生灌输一些奴化教育的内容，起了毒化学生思想的作用。1939年夏的一天，我乘黄包车逛大庙，南神头有几位老年人说：“神头村这么些孩子没处念书，李会长也不给想个办法。”就在这几位老乡亲的抬举下，纯粹为了沽名钓誉，征得张焕宸同意，我找到该村日营发电厂的日军打着“中日亲善”的旗号，要该厂出资兴办学校，条件是电厂职工的儿童优先入学。日军慨然应允，但议定与商会合办，校址设在大庙内“三公祠”，设备由电厂负责，经费双方各半。这一次为占用“三公祠”，商会出钱修庙、塑神，共用4，000余元，办成一处6个班的完小，校长岳公明。小学办成后，张焕宸出名，史会仙拟稿，在“卧奶奶”神像旁立了一个为日营电厂“歌功颂德”的石碑，博山解放后才砸了。
  七七事变前，博山有“洗凡中学一处，事变后即停课，不少学生参加抗日斗争去了。沦陷时期，工商界某些大户倡议恢复这所中学，为工商界子弟上中学提供方便。经过常委会研究，征得张焕宸同意，报伪省府备案，在南亭子办起了范泉中学，成立了以工商界为主的董事会，我任董事长。初次招生50人，发展到3个班，校长是地方士绅王亚民（后任伪镇长）史会仙帮办。该校办到日帝投降为止。
  成立“流浪儿童收容所”和“残废栖流所”。
  日伪时期的博山，一方面是酒楼戏院，烟馆妓院，醉生梦死，灯红酒绿；一方面是城乡疲敝，饿殍遍地。1943年是博山大歉年，加上敌人五次强化治安，造成无数饥民，一到荒春，草根树皮，剥食一空，有些饥民，卖儿鬻女，逃荒要饭，常有人饿死路旁。伪警察所对到城里逃荒乞食者一律赶出城外，对城里的流浪儿童，要商会设法收容。商会在北亭子西院设立了一处“流浪儿童收容所”，商会拿钱并派人管理，收容儿童120余人，以后减为60余人，每天两次窝窝头，路远的住下，路近的晚上回家。冬季还置备了一部分棉衣分发。收容所只办了6个月，因经费拮据，余下十几个儿童，遣散回家，收容所停办。被赶往城外的乞食者，有些住在神头大庙和红门庙内，有些仍露宿街头。大庙与红门庙为经常住军处，商会深恐来了军队无法安置住地，各商号也感到乞丐盈门，很不便当，因此商会利用柳林泉下轻便铁路弃置不用的原来办公用房，略加修整，成立了一个“残废栖流所”，收容栖民游丐。他们白天四处行乞，晚上归此住宿。翌年除残废与无家可归者外，均陆续回乡。
  以上是博山沦陷8年期间伪商会的几项主要活动。
  8年来，我代理博山县伪商会会长，做了些对不住人民的事。1945年8月博山第一次解放时，人民政府宽大为怀，要我仍任商会会长，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使工商业户照常营业。在解放军转移时，政府为我安排去处，要我跟着转移，无奈我中毒太深，竟躲起来未走。后来，我又先后潜逃到重庆、青岛、武汉。1953年我回到博山投案自首，获得宽大，未受处分，并参加了劳动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