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汪伪政权自1939年冬筹组成立起，到1945年秋垮台时止，前后总共只有五年半的时间，它是在中华民族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入侵之际，在沦陷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时由粉墨登场的汪精卫组成的伪政权的出现有损于中华民族之尊严，有害于沦陷区人民的生存，在中华民族史上留下了可耻的一页，所以有必要把当年的情况，如实写出来，作为一份反面教材，以告诫后人。
  我是前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的私人秘书。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时，因陈氏历来主张联俄抗日，日军就把陈氏逮捕，监禁于告老士打酒店，翌年春把他押解至沪，作者亦随同至沪。陈氏于1944年春病故于上海。我因与汪伪政权的人几乎都相识，并在1944年以后在汪伪政权内工作过；同时又和日本支那派遣军报道部、日本大使馆的情报部有来往，所以对汪伪政权成立之经过和内部情况，都是比较了解的。现就我的记忆记述如下。
  汪伪政权的产生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由于蒋介石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日军在两年内不费力气地占领了我国沿海和沿铁路线的大部分城市。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也从南京迁到武汉，又从武汉迁到大西南的重庆，妄图在那里苟延残存，等待国际形势的有利变化。日本由于本国资源的兵力匮乏，要吞并整个中国已感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它一面实施武力进攻，一面着手在蒋介石集团内部找一代理人，以便在日占区另组伪中央，协助日军统治沦陷区的人民。它雇佣了一批浪人在蒋介石集团内部做“拉出来”的工作。当时的对象有两个：一为何应钦、一为汪精卫。何应钦当时是蒋政权的国防部长，历来是亲日的，曾代表蒋介石同日本签订“何梅协定”，他是日方最理想的代理人。但是由于蒋政权内亲英、美派的阻挠，蒋介石不便派何应钦出来干此勾当，于是日本只好去找汪精卫。汪当时是国民党的副总裁。就资历和声望论，并不低于蒋介石，1927年在蒋介石背叛革命时，他还担任过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但他既无兵权，又无国际背景，故只好屈从于蒋介石。他素对蒋介石不满，久想取而代之。日方早已窥知汪的心意，故派影佐大佐到香港和河内找汪的亲信曾仲鸣（汪的私人秘书）。几经磋商，双方同意汪组织的伪和平救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中央政府（但在作战时期为便于领导便在华北又设立了华北政务委员会，代替中央行使一切权力）。和平政府成立后，德、意、日和满洲立即予以承认，并派大使驻南京。然后和平政府就与日本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结束两国间的战争状态。这样汪伪政权就应日本的需要而产生了。
  1939年秋，汪精卫在蒋介石的默许下，带着他手下的一批亲信，从重庆到了河内，与日本代表影佐大佐商谈。有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和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事宜。当时跟随他从重庆前往河内的人，有其得力秘书曾仲鸣、发言人陶希圣及其他两名工作人员陈春圃和林柏生。但曾仲鸣在河内时，就被蒋介石的特务所暗杀。据可靠消息，当时蒋介石之所以命军统特务杀害曾仲鸣，是为了欺骗人民，想以此来表示他是不赞成汪精卫搞所谓的和平运动的。而蒋之不杀汪本人，仅杀其秘书，这只能证明汪蒋是一丘之貉。待汪精卫与影佐谈妥赴南京时，蒋又派特务收买了汪之发言人陶希圣。陶当时已定为汪政府的宣传部长。蒋所派之特务曾以5万元法币之代价收买了陶希圣，并命令其立即离开上海前赴香港，否则要叫他步曾仲鸣之后尘。这样，汪精卫在伪政府成立前就丧失了两个要员。
  汪精卫到了南京，就开始拼凑其伪政权的班子，除陈公博、褚民谊从香港跟他来南京外，他首先找了任援道。任当时是日人扶植起来的伪南京市长兼伪和平军总司令。汪当时答应在南京伪国民政府中给他一个部长职位，并保留他和平军的司令职位。汪之所以要找任援道合作，这是因为任援道自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军队占领上海、南京一带后，就在上海、南京组织了傀儡地方政权，所以任的资格比汪要老，汪在日方的压力下，不得不前往求教。（任援道原系北洋军阀张宗昌的部下，抗战爆发前，约在1932年，就赴日本与日本少壮派军人鬼混在一起，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南京后，派军用飞机把他送到上海，并在南京筹组伪军，担任汪政权以前的伪南京市长）。
  汪政权名义上是“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中央政权，但实际上，它只是华中日占区的一个行政机构，它的政令所能达的地方只是苏、浙、皖三省和粤、鄂、赣的某些城镇。就是在上述四省的城镇里，也要通过日本的占领军，才能发号施令。华北五省名义上亦属“南京国民政府”管辖，但华北日占领军在北京设有“华北政务委员会”，管辖华北五省之政务，根本不受汪政权的支配，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和督办（相当于部长），悉由华北日占领军任命，汪政权无权过问。有时汪政权的某一部或会（如教育部、水利委员会）送一指令给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教育督办公署，请其执行一项有关教育的全国性措施，后者从不履行，更谈不上请示汇报了。内蒙古则与东北一样，有它们自己的政权，与汪政权毫不相干。
  尽管这样，汪政权仍摆出中央政权的架子，国民政府下面设有立法、行政、监察、司法及考试五院。立法院由陈公博任院长，行政院由周佛海任院长，监察院由姓朱的任院长，考试院由江亢虎任院长。除行政院外，其它各院内部都不设部、会，仅设参事、秘书两室，负责草拟条文和办理文牍，各室下设科，办理具体事务。
  上述五院负责人，除陈公博外，均非汪精卫原有班子里的人。周佛海原系蒋介石的宣传部长，汪伪政权的组成，主要是靠汪周合作，没有周佛海的合作，汪精卫难以拼凑起一个中央政权的班子。汪精卫除邀请任援道与周佛海合作外，还邀请了社会党领袖江亢虎任考试院长，邀请了青年党的赵毓松任行政院的铨叙部长，并邀请了国家社会党的褚青来和赵正平分别任交通部长和教育部长，所以汪精卫常称南京伪国民党政府为“联合政府”，因它除国民党外，还有社会党、国家社会党及青年党等参加。
  行政院下设有内政、外交、财政、交通、经济、教育等部及水利等委员会。外交部长初为姓徐的，后一直为褚民谊担任。当时世界各国，除日本承认汪伪政权外，别无他国。德、意两国虽亦承认汪伪政权，但都没有派大使或公使驻南京，所以汪伪的外交部实属虚设，从未办过一件外交。内政部先由陈群任部长，后一直由梅思平任部长，所谓内政部实是鸦片贩卖部。该部所管之鸦片专卖，每月有大笔财政收入，供汪伪政权军事与行政开支。财政部长由周佛海兼任。财政部内最大的机构为统税局，负责人为邵式军。邵之父曾为日本某亲皇之友，故颇受日方之器重。陆军部长为鲍文越，原系蒋介石住苏北军队之负责人，后投奔汪伪。海军部长为任援道。宣传部长为林柏生。交通部长为褚青来，该部后改称铁道部，由陈春圃任部长，褚青来改任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教育部长为赵正平，赵还兼任上海大学校长。经济部长为陈君慧，陈系汪精卫之妻陈璧君之侄。社会部长为罗君强，罗系周佛海之部下。政治保卫部先由李士群任部长，李被日本宪兵毒死后，由台湾人王自强任部长。铨叙部长为赵毓松。上面系汪伪政权行政院下所设之部、会。
  汪伪政权主要是靠日本侵略军的刺刀而存在的，但它也有自己的部队，名叫和平军。最初的一支和平军是任援道在日军侵占上海、南京后在江浙一带招募建立的，开始仅几千人，以后逐年扩充，最后到5万人，名义上为10万人，但各师都不足名额。汪政权成立后，任所率之部队就改称第一方面军，任援道担任该方面军的总司令。后来汪伪政权又成立了第二方面军，以陆军部长鲍文越兼任第二方面军总司令，由鲍本人投奔时所带来的数千名蒋介石的部队扩建而成。鲍的投奔，外间传闻是奉蒋介石之命，因这样蒋介石在苏北一带的残部才可以不致完全为日军所消灭。
  任援道所率之第一方面军，驻扎在杭、嘉、湖三角地带，亦有一部驻扎在苏北与新四军接壤地带。第一方面军共有三个师及两个独立团。其参谋长为一姓黄的朝鲜人。其第一师长为任援道之长子任祖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汪伪政权除拥有第一、二方面军外，还有陈公博领导的警卫师，下设三个团，第一团团长韩尚英（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生）。该师约有5，000人，配备较好，其任务为协助日军警卫南京及各政府机关。
  在上海有周佛海领导的财政部税警团。税警团又分两个团，人数共约3，000人，其任务名为缉私，实为保卫财政部在上海的机关。
  行政院下还设有海军部，部长为任援道。这个部除拥有几艘日方交还的原蒋介石军队的旧炮艇外，一艘现代军舰都没有。
  上述这支和平军的主要任务为协助日本占领军进行“扫荡”和守卫封锁线，其经费很少，装备又很差，没有什么战斗力。平日借搜查游击队之名，经常抢劫村民财物，连鸡鸭也要，所以沦陷区人民（尤其是农村居民）莫不恨之入骨。
  汪伪政权内部的派系斗争
  汪伪政权的第二号人物为陈公博。陈在青年时曾参加过共产党，在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时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劳工部长。在四·一二蒋介石叛变后，就以国民党左派自居，与顾孟余等拥护汪精卫为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此后即成汪派重要成员，以汪派喉舌自居。汪伪政权成立后，彼即任立法院长兼伪上海市市长，直到1944年冬汪在东京病死为止。汪病死后，陈即继任汪职，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和立法院长。上海市长一职则让给周佛海。汪伪时期的陈公博与武汉时期（指1927年春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在武汉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兼劳工部长时）的陈公博已是截然两人，这时的陈公博已是一个甘心充当日寇傀儡、与全国人民为敌的可耻民族叛徒。在生活上也已颓废堕落到终日与鸦片烟为伍，以玩弄女性为乐的下流人物。
  汪伪政权的第三号人物是周佛海。周原系中国共产党发起人之一。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即投靠蒋介石，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里任宣传部长。抗战爆发，南京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后，彼即赴香港，在香港与汪派勾结，计划与汪筹组傀儡政权。汪伪政权成立后，即任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掌握汪伪政府的财政大权。他手下有两名得力助手，一名是梅思平，他是汪伪政权的内政部长兼禁烟（指鸦片烟）督办。所谓禁烟乃鸦片专卖也。因此，汪伪政权中，很多人都想干这件事，唯周佛海始终不肯把这份差使让给其他人。汪周两个派系时常为此事而闹得不可开交。结果每次周派只好答应将专卖鸦片所得之款多分些给汪派而了之。周氏手下另一名得力助手是罗君强。罗原系蒋介石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中的一名小将，自投奔汪伪政权后，经周佛海推荐即任行政院社会福利部长，后改任安徽省长，最后任上海市秘书长兼代市长（市长为周佛海）。此人抗战胜利后被逮捕，但国民党只判他无期徒刑。解放后仍关押在上海市监狱，1955年曾蒙准保外就医，以后情况则不详。
  汪伪政权的主要班子是公馆派。公馆派是汪精卫从重庆出走时所带的人，加上随后在香港相继参加的人所组成。这派的首领是汪妻陈璧君，其主要成员有陈公博、褚民谊、陈春圃、林柏生、陈君慧和汪伪特工头目李士群。李士群原为蒋介石国民党的一名小特务，曾在苏联学习过，回国后就参加了戴笠的军统，但一直爬不上去，所以“七·七”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西迁时，他就没有跟到武汉和重庆，而留在上海租界内。当汪精卫从河内到南京筹组伪政权，时他就投奔汪政权，并颇为汪妻陈璧君所器重。陈氏痛感蒋介石特务对汪的威胁，所以陈璧君把军统看做眼中钉，认为务必在日本占领区内把它消灭了。但自己又无能力，因在汪精卫的班子中无人擅长特工，欲借手于日本宪兵队的特务，又不大方便，也不甚可靠。当李士群来投降时，就欣然相迎，如获至宝。由于李士群是特工老手，且一直在上海为蒋卖力，潜伏在上海的原国民党特务，他了如指掌。所以他任汪伪的特务头目后原国民党潜伏特务的破坏活动就减少了许多，汪伪政权的安全也就比较有些保障。这样，李士群就成了汪氏的亲信，终日侍候在汪的身旁。不久汪就把他提升为江苏省长，省政府设在苏州。后来因为他倚仗陈璧君的势力，在大规模走私方面得罪了周佛海和上海日本宪兵队，终于在1943年夏被日本宪兵队毒死于上海。传闻这件事是周佛海系统的梅思平出的主意，借手上海日本宪兵队沪西分队的一名曹长干的。
  上海人民听到李士群被日人毒死的消息时，莫不拍手称快，因他实在作恶多端，民愤极大。李士群之死，对以汪妻陈璧君为首的公馆派来说是一个打击，但这件事是日本宪兵队干的，所以陈璧君也无可奈何，装作不知。相反，这件事对周佛海系统来说是个不小的胜利，该派早就把李士群视为眼中钉。
  任援道既不属公馆派，也不属周佛海派，表面上表示中立，全仗日本人的势力在汪伪政权中保持其地位和势力，但暗中却是和周佛海派通气的，因周派的内政部长梅思平，把该部的鸦片专卖权分给了任援道一部分，从而使任援道每月坐得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
  在本质上公馆派与周佛海派并无任何区别，不过在策略上和手段上，周派对日本少壮军人的“武运长久”多少有点怀疑，特别从1944年日军在南洋开始走下坡路之时起，就开始暗中派人与重庆和新四军接触，想在日本失败时有一个较为体面的下场，不至被作为汉奸而受到应有的惩治。
  汪伪组织与日军的关系
  汪伪政权初成立时，日本东条内阁曾通过设在南京的支那派遣军司令部，委派影佐大佐任汪伪政权的最高顾问，向汪伪政权传达日方指示并实施监督。在汪伪政权的各部、会都设有日籍顾问，受影佐统率，对各部、会进行指导和实施监督。惟自1940年汪伪政权与日本签订所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后，日方对汪伪政权的指导与监督权部分由影佐移交给新设立的日本驻南京的大使馆。大使是曾任东条内阁的外务大臣谷正之。谷正之是日本元老重臣的幕僚，在对华政策上不完全与少壮派一致。但少壮派的势力当时尚能压倒和左右一切，所以他在南京任大使时，只能向元老派提出一些建议，如主张从大陆撤兵，以便拔出日本在中国所陷入的泥足，从而以全力对付美国。
  当时日本驻南京汪伪政府的大使馆，除参事、书记官外，没有几个人，大部分使馆人员都被抽调到南洋去作战了。参事官的主要职责为行使原汪伪政府各部、会中日本顾问的职责，因后者已全部抽调到南洋作战。大使馆的太田参事官负责指导与监督汪伪政权之经济财政事项。岩伟一参事官负责指导汪伪政权之宣传与文教方面的事项。参事官下设书记官数人，负责日常联络与具体工作。书记官中资格最老的是清水董三，他是著名的“中国通”，能讲流利的北京话，对中国的历史、人情风俗颇有研究，“七·七”事变前长期住在上海，任日人在上海所设之同文书院教师。他有一个助手叫池田笃己，曾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能操流利的汉语，是日本的共产党员（托派）。中日战争爆发后被征募到南京来任大使馆的通译官，此人地位很低，但权力不小，汪伪政权的部长们都不敢不听他的话。
  在谷正之未到任前，日本当时驻蒋介石国民政府之大使重光葵曾就任汪伪政府之大使，但为时不久，因其在任内被一朝鲜刺客炸断了一条腿，所以他不久就回日本了。
  至于对汪伪军队的指挥与监督，其权操于日本支那派遣军司令部的参谋部。例如：对任援道的伪第一方面军，除派有一名朝鲜军人任该方面军的参谋长外，还派有日军参谋（尉官级）数人，到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任顾问。
  对南京警察与保安队之指挥与监督则由日本南京宪兵队派人行使。日本宪兵队派出之人员一律称“联络员”，大都是曹长或准尉。这些人在部队里的级别很低，相当于我国之上士，却都能对南京警察总监李讴一发号施令，后者虽属少将级，但亦只好俯首贴耳，唯命是从。至于驻地方的汪伪和平军，一律由日军驻当地的部队长指挥调动。
  自1943年日军在南洋作战节节失利后，大部分在汪伪政权中任顾问之日人都调往南洋，所以自那时起，在南京就没有几个日本顾问了。
  在日本大使馆中，代表大使谷正之与汪精卫接触最多者是一等书记官清水董三，他是一位著名的“中国通”。他下面有一名三等书记官叫岩井英一，此人出身于上海同文书院，能讲流利的汉语，他是日本海军方面的情报员，常驻在上海日本总领事馆内，负责策划一些反对汪精卫的活动，因日本海军欲另觅一傀儡，取汪而代之。在当时亲日派之华人中，有陈彬和（上海伪申报社长）等人为他摇旗呐喊。汪对岩井虽恨之入骨，但亦无可奈何，因上海系日本海军之势力范围。当时这些人虽在他们各自所办之报纸上不时发表一些抨击汪伪政权之文字，但略知内幕的人知道这不过是狗咬狗的一出闹剧而已，并不能代替沦陷区之民意。
  汪伪政权的最高顾问，开始时只不过是日本少壮派军人派到中国来找傀儡的许多特务之一，除南京汪伪政权的影佐外，还有华北伪政务委员会的顾问，内蒙伪政权的顾问等。这些顾问原来都是影佐一类的特务，待他们找到合适的傀儡，组织起伪政权后，就被任命为各有关伪政权的顾问。在南京除影佐外，还有日本海军派出之特务（如岩井英一）一直在找一个适当的受海军支配的傀儡政权，以取代汪伪政权。但海军方面的这种活动，一直受到陆军方面之反对和破坏。所以，象岩井英一这样的特务终搞不出什么名堂来。最后，日本陆军暗中唆使日本大使馆，把岩井调离上海，赴广州任领事。这样汪伪政权总算苟延残喘地度过了它最后的几个月。
  谷正之是日本元老重臣的一名策士。早年留学英、法，精通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的经济侵略政策，反对日本少壮派赤裸裸的武力入侵。所以，他在任汪伪政权大使的几年中，态度比较消极。特别当希特勒在欧洲战场上失败后，他曾多次主张把日本驻在中国本土的几十万大军，全部撤到关外或日本，并以此数十万大军作为日后东山再起的老本，但均为冈村宁次所反对。谷正之在本国元老重臣的支持下，曾数次与冈村抗争，并数度请示东条，但均未获批准。
  日本投降后，谷正之亦作为战犯被监禁于东京战犯监狱，但不久即释放。1950年曾参加过一次国际会议，以后就再没有听到有关他的消息。他下面的几个参事官战后都继续在外务省任职，因他们都是职业外交官，且都是英、美、法等国留学生，清水董三则在外务省所设之外交官训练学校教书。
  汪伪政权的地方（省一级）行政机构
  汪伪政权共辖有四个省及两个直辖市。这四个省就是广东、江苏、浙江和安徽（后改称淮海），两个直辖市是上海市和南京市。广东省长为陈昌祖，他是陈璧君之弟。陈昌祖病故后，由陈春圃接替。江苏省长为李士群，李被日人毒死后，由任援道接替。浙江省长为傅式悦，傅调他职后，由项致庄接替。安徽省长原为高冠吾，安徽省改为淮海省后，省长由罗君强和林柏生先后接替。南京市长一直是周学昌。上海市长先为陈公博，后由周佛海任名义上的市长，而由罗君强代拆、代行。
  汪精卫死后的南京伪政权情况
  1935年当汪精卫在南京任国民党的副总裁时，有一次在会议上遇刺，子弹一直留在肋骨间没有取出。1944年秋突然感到伤处剧痛，支持不住。当时南京上海没有合适的外科医生给他动手术，所以其家属决定把他送到东京去治疗，由其妻陈璧君及当时任宣传部长之林柏生护送到东京。到东京经海军医院之外科大夫检查，认为系留在肋骨之间子弹在作祟，非立即取出不可。惟以年事已高，须在医院静养一段时间才能动手术，所以直到11月底才动手术。在子弹取出数天之后，他就病死在东京海军医院，遗体由专机送回南京，葬于紫金山麓下。
  汪死后国民政府主席一职由陈公博继任。但只有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把大部分精力用于和重庆蒋介石拉关系，以期抗日胜利后，免受汉奸的惩处。当时恰好有一化名姓张的军统特务（广东人，本来和陈公博有一面之交）在上海，自称系军统高级特务，奉军统头目戴笠之命，来上海南京活动。陈知道后，信以为真，立即以上宾相待，并准许他在上海、南京设电台，直接与军统总部联系。传闻戴笠答应只要陈公博协助军统在上海之活动，并日后把汪伪和平军交戴笠在江浙一带的忠义救国军统率，则军统允其将功赎罪，不咎既往。陈信以为真，全部答应。但到了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军统特务已在上海、南京满天飞的时候，这位化名姓张的特务就翻脸不认帐，陈公博等知道已上当受骗，便不得不搭机赴日，期望得到日本的保护。但当时的日本已成战败国，一切要听命于盟国总部。结果盟军总部应蒋介石之要求，把陈公博、褚民谊、陈璧君、林柏生、陈春圃、陈君慧等全部公馆派的人送回南京，囚于苏州监狱，不久，除陈璧君外全部正法。周佛海这一派在汪精卫到东京治病时，就开始和重庆拉关系，并同样是通过军统进行的。从那时起军统就派有专人潜伏在周派所辖之税警团和上海警备司令部，同时周又暗示其子周幼海（共产党员）向苏北新四军拉关系。新四军军委曾派新四军军校教育长冯萌东（即冯少白，当时化名为洪隆、冯衣等）来沪与周佛海商谈有关向新四军靠拢和协助新四军在上海购买一些必需物资等事项。据冯萌东说，周佛海的态度较好，特别是在收购一些必需物资方面比较肯协助。这事主要是通过统税局局长邵式军办理的。凡由彼经手之物资（特别是新四军急需之西药及医疗器械）均可顺利通过封锁线，进入新四军之防地。邵式军在抗战胜利前夕，由冯少白亲自陪往淮阴新四军总部，以后他即在解放区工作。
  抗战胜利前夕，任援道亦曾设法向新四军拉关系，新四军方面亦派冯萌东和他谈判。经过几度谈判后，新四军答应，只要任援道把他的部队向新四军靠拢，并把全部未用枪械如数交新四军，则可不咎既往，并得保留其财产。如任援道愿在新四军工作，新四军亦可委以适当之职务。传闻当时双方已达成了协议，并交换了电台的呼号与密码。就在这时，蒋介石发表了二项任命：（一）任命周佛海为上海地区治安司令；（二）任命任援道为南京地区治安司令。蒋介石的亲信顾祝同并派了参谋数人到任援道的司令部监视一切。在此情况下，任援道就无法履行他与新四军达成的协议。唯事后据新四军方面的人说，任援道的部队在撤离苏北一些防地时，事前都通过电台通知新四军，这样就避免了一些冲突，他并把贮藏遗留下来的枪械的地方告诉了新四军。任援道在日本正式投降后就潜赴香港，以后一直在澳门。
  汪伪组织的特务机构
  汪伪政权自成立之日起，就设特务机构，其任务是在沦陷区破坏抗日组织和迫害爱国人士。主持特工的头目叫李士群。他的特工总部不设在南京，而设在上海沪西区愚园路76号，与日本沪西宪兵队处于同一区域。它不仅是汪伪的特工总部，而且是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课的一支别动队，专门协助日本宪兵队搜查电台和破坏爱国组织。
  在李士群下面有两个得力助手：一名万里浪，原蒋介石军统的行动组长；另一名叫胡钧鹤，原系国民党中统特务，在苏联学习过。这两人都是共产党的叛徒。
  这个特务组织的活动重点在上海，它的主要对象是：（一）注视与重庆和与共产党有来往的人。（二）破坏一切爱国团体并逮捕领导人。（三）绑架上海有钱的人，并进行勒索。（四）进行大规模的走私活动，以汪伪政权的特工总部名义，与日本一些浪人勾结一起，将粮食及其他物资从上海经过日军封锁线，运往蒋管区，从而牟取暴利。为此，李士群经常与日军地方部队长发生磨擦，并终于为日本宪兵队的一名曹长所毒死。死时他仅30岁左右。
  李士群的势力在上海猖獗时，上海有不少爱国人士死于愚园路76号。有的活活被狼狗咬死，有的则死于骇人听闻的酷刑下。为了制造恐怖气氛，特务们时常在上海闹区掷炸弹，使许多路过的无辜人惨遭杀害。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在上海大世界外面所掷的炸弹，死者不下数十人。
  李士群死后，汪精卫就派王自强任政治保卫部长。王系台湾人，原任汪伪政权的训练总监。对特工是门外汉。不过万里浪和胡钧鹤两人继续留在部内，万里浪任第一局局长，其管辖范围为南京以北的日占区；胡钧鹤任第二局局长；其管辖范围为南京以南的日占区。
  唯当时的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愈来愈不利于日本的变化，日军在南洋一带开始走下坡路，太平洋上日军的交通线几乎全部被盟国的海军所封锁和切断，日军自己也知道它的“武运”不长了，所以，也无暇顾及汪伪政权的活动。在日本投降以前的一年中，这个特务组织的主要活动集中在和戴笠的忠义救国军拉关系，妄图胜利后摇身一变，成为忠义救国军的骨干。但历史的发展，并不按特务们的如意算盘进行。抗日胜利后，王自强就逃往台湾，不久被人暗杀。万里浪在全国胜利后被逮捕枪决，胡钧鹤也被判无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