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46年1月间，吴化文任84师师长，驻在山东兖州时，曾与人民解放军在兖州发生了激烈的攻防战斗。从这次战斗中，他憬悟到解放军不仅会打游击战，而且攻坚力量也在迅速发展。他深知自己并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目前无非是利用他的实力，来对付解放军，一旦他的部队拚完了，自己也就完蛋了。今后究竟何去何从，他开始考虑了。
  1946年7月，蒋介石电召吴化文晋京“面授机宜”。吴于7月12日抵京，住在南京鼓楼新村他的部队驻京办事处内。因蒋介石要在18日接见他，他就利用这段空闲时间，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拜访了南京几个重要权贵，请客送礼，搞到了一批美式重机枪等设备；同时，他与办事处处长王一民，密谈了二个夜晚。吴向王授意，要赶快设法另谋出路，以保全实力（这方面的情况王一民事后对我说过）。原来在此之前，王一民已经衔吴之命，早与民盟主要人物章伯钧、王寄一等有所联系。但吴化文总觉得与他们的关系不够密切，唯恐出事，不敢推心置腹。他俩反复研究后，决定去找老长官冯玉祥先生请教。
  其时，冯玉祥住在南京上海路112号，吴化文由王一民陪同，不带一个随从，悄悄地乘车到了冯的寓所。王一民在外客厅等候，由吴自己到冯先生内室密谈，冯夫人李德全亦在座。密谈中，冯先生电话通知李济深先生，并写了名片，介绍吴去见李先生。为了避免蒋介石的特务注意，王一民陪同吴化文步行到了鼓楼头条巷一号李济深寓所。吴化文和王一民与李先生密谈了半个多小时，三人对目前的形势有一致的看法：认为解放区日益扩展，共产党深得全国人民的拥护，国民党已大失人心。最后，他们还谈到如何进行“联共弃蒋”的问题，但由于初次见面，不可能谈得十分具体。
  次日，民盟章伯钧、王寄一约吴化文到他们设在湖南路11号的密室商谈。那次参加商谈的有章伯钧、陈铭枢、王寄一、吴化文、王一民共五人。
  吴化文在南京时期，经过几次与民主党派密谈后，又与中共领导人取得了联系，吴回兖州后，由王一民往返南京兖州间，传递文件，继续进行秘密洽谈。
  嗣后，吴化文派他的161旅参谋长董子才到曲阜和解放军鲁南军区傅秋涛政委接洽。当时，傅政委曾指出：兖州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如果吴先生能立即起义，向人民靠拢，其贡献是不小的。董子才回去后向吴汇报，终因吴顾虑重重，而且家属多在徐州，犹豫未决。
  1946年冬，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派胡成效与吴化文联系，继由董子才陪同华东军区刘贯一部长秘密到兖州与吴见面。刘部长向吴化文指明：蒋介石发动反人民的内战，是不得人心的，是一定要失败的！在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中国的前夕，一切旧军队只有不失时机地投向人民怀抱，才是唯一出路等等，剀切地晓以大义，使吴心有所动。接着，吴派董子才与解放区华东军区联系，要求保证他保存现有实力。中共方面表示可以同意，但吴部必须停止与解放军作战，将大汶口驻军撤回兖州。
  吴为了保全实力，答应撤回大汶口的驻军。仍派董子才先与大汶口外围解放军“一纵”叶飞司令员联系，然后向吴的驻军115旅赵广兴团传达撤出大汶口的命令。
  1948年春，吴化文奉令调鲁西一带。同年7月间，兖州李玉堂部被解放军围困，李急电蒋介石和徐州“剿总”司令刘峙求救，蒋介石写了亲笔信派飞机送交吴化文，限时到达解李之围。但吴部迟迟未到，李玉堂部已突围南窜，大部被歼，兖州解放，吴部仓皇北撤，至大汶口附近，所辖181旅被解放军围歼，旅长徐曰政被俘。
  吴率部回到济南后，方知抱首鼠两端的应付手段，终非善策，他从徐旅长被俘中吸取了沉痛的教训。
  还在1947年冬，吴化文的家眷住在徐州马市街河北巷一号时，吴妻林世英的四弟原立（在燕京大学读书）受党的派遣，从北京来看望他的姊姊。几天以后，她知道原立是中共地下党员，这次是来援救她一家时，她既吃惊又激动，姊弟俩终于成了志同道合的同志，天天商量趁机打动吴化文的心，但吴总是不表态。
  1948年7月，林世英的表弟李昌言、三弟方凡及李如纲、王士平等（均系中共地下党员），都在林世英的掩护下，以亲戚关系，在吴的周围活动。他们控制了两辆汽车，出入哨卡，随时与解放军取得联系，并且还在吴的公馆里，秘密设立了地下电台。
  党的地下工作者，千方百计地采取各种措施，对吴化文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吴的态度一天比一天明朗化。有一天，吴把李昌言找去，对李说：“我已知道你的身份，你安心工作，我负责掩护。”从此以后，地下工作进行得顺利多了。为了及早完成策动吴化文起义的任务，防止多变，地下工作者采取隔断吴化文与王耀武一切联系的办法，对吴说明，这样做完全为了他的安全。因此，凡是王耀武或军部有电话来，统归林世英接话，问到吴化文时，林即回复：“已到前线去视察了。”以搪塞他们。
  9月17日，吴化文由王士平陪同与解放军纵队司令员宋时轮将军会面，具体联系起义和接防等有关问题。吴与各师旅长取得一致意见后，乃于9月19日夜半，全军各旅在战场通电起义。
  当时，我军担任济南西地区的防线，自济南城北沿河泺口至城南八里洼到长清地区。守军除第84师两个旅和我的独立旅外，还有整编第二师的211旅、青年教导总队、人民先锋总队、保四旅等兵力。而在几百华里的包围圈内，王耀武结集正规军和地方保安团队等共有11万多兵力，大部分都是美式装备，弹药充足，凡是重要据点，都筑有钢筋混凝土的伏地碉堡，挖掘了外壕、陷井、架设鹿寨和铁丝网等。但被困在济南的国民党部队，对固守济南城却没有信心，官兵厌战，士气消沉，悲观失望的情绪，笼罩着整个防区。
  8月间，王耀武召开团长以上的军事会议，说杜聿明来济训话，结果杜没来，王耀武就要吴军长介绍防御经验，吴军长因事先无准备就随意说了些“城守廊、山守坡”等，东拉西扯，敷衍了事，王乃命令散会回防，散会后，吴化文对所属的几个团、旅长说：“旅长到军部去玩玩。”我们就一起到军部打麻将。大家对王耀武在会上的部署愤愤不平，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平时正规军耀武扬威，要打仗了，却把我们杂牌军推上头阵，去为他们卖命！”“打什么仗呀！打也不过多挨几天！”人人感到日暮穷途。
  营长以下的官兵，厌战情绪更加严重，他们修筑工事时消极怠工，处罚也不顶用。后来，他们看到被解放军释放的潍县、兖州战役中被俘的中下级官兵和眷属，不但受到解放军优待，发给路费，还派车送回济南。他们深为感动，三三两两地在背后议论，有的说：“日本人投降了，为什么还要打仗？”有的说：“中国人为什么要打中国人？”有的甚至说：“解放军来就来吧，反正他们是‘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
  自从潍县、兖州战役节节败退以来，特别是84师一个旅在大汶口被全歼后，我军士气一蹶不振，悲观厌战的情绪更加明显。而上级催逼加强防御工事，急如星火，各部队不得不派兵四出强拉民夫，强征工料，强拆老百姓的门板、砍伐树木、勒索粮食给养等，闹得村村鸡飞狗吠，昏天黑地，老百姓既恐怖又愤怒，他们诅咒说：“王耀武莫瞎忙，耀武扬威不会长。”真是“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当时，解放军攻打济南的口号是：“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在济南城里，也发现了这样的标语，我们感到国民党末日来临了。
  9月12日晚间，吴化文打电话对我说：“震寰，八路军快打济南了，这次我们不能打硬仗，要保存实力。”我当时听了，感觉到话里有意思，就回答说：“知道，当遵照军长旨意执行。”
  9月16日，中秋节的头一天，人民解放军攻打济南的炮火很猛烈，形势紧迫。我们盘踞在孤城济南的守军，听到隆隆的炮声，思想都非常混乱，我也在心里激烈的斗争着：跟蒋介石、王耀武坚决同八路军打，不是毁灭就是被俘；不打么，又不行。拖着队伍往哪儿跑？而且跑肯定跑不出去，何去何从？我陷入了极度的苦恼与痛苦之中。此刻虽时届中秋，皓月当空。但在我的眼里，却是月光晦暗，风雨将至，瞻念前途，不寒而慓！
  就在我思想激烈斗争的时刻，17日夜里，吴化文突然来到我的旅部，神色极不自然，他示意我把传令兵等都退出去后，东拉西扯、心不在焉地和我扯谈了几句，才吞吞吐吐地说道：“震寰，看来八路军（当时我们不叫解放军）这次决心要拿济南了，我们不能白白牺牲呀！也要给八路军有个回旋的余地，我们总要想个办法才好呀！”吴军长的话虽很含蓄，但我已看透了他的内心所向。这时我猛然想起二年前我向陈毅军长表达衷曲的那封信，感到现在条件已成熟，机不可失。突然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一听，是王耀武的声音：“震寰！绍周在你那儿么？”我知道绍周是吴化文的号，立即回答：“在这儿。”吴化文一听是王耀武找他，神色非常紧张。原来最近一段时期，吴化文在中共地下工作的同志帮助部署下，与王耀武避不见面，连我们也很难找到他了。当时，吴化文接过电话听筒，勉强同王耀武敷衍了几句后就回说：“好好，我马上到古城去看看。”就搁上电话筒要走。
  古城在济南以西，长清以东，那儿防守的是整编二师的一个团，也是吴化文指挥的。这时候，我察言观色，已知吴化文的言外之意。所以我送吴化文上汽车时，就向他说：“军长的意图，我明白，必要时，我绝对服从。”吴含笑说：“好！好极了！”说着，就紧紧地握住我的手。
  9月19日晚上，吴军长来电话，要我派一个十分可靠的人到军部去参加重要军事会议。我回答“派旅参谋长高来宾去参加。”他仔细查问我：“你同高是什么关系？”我说：“高来宾是抗日战争前济南第三路军军事教育团一队的学生，我是二队队长，两人关系向来很密切。”吴又问：“高来宾为人如何，能否保密？”我告诉他：“高来宾为人忠诚，他曾被日伪军俘去，投入北京监狱，受尽苦难，誓死不屈，直到抗战胜利才出狱，此人可靠。”吴军长才答应让他去参加。
  高来宾去开会后，过了好久未回，吴军长又来电话问我：“高参谋长来否？”我回说：“还没有回来。”吴军长即以郑重的语气对我说：“会议已决定：为了使济南人民的生命财产少遭损失，减少我军与八路军双方官兵的伤亡，我军决定今晚武装起义，你是否同意？”我坚定地回答：“我绝对同意。”吴军长就说：“好！你立即通知前线：我军与八路军已成了一家人了，停止抵抗。”我回答：“执行命令！”我们正说着，高来宾回来了，他神情惶急，告诉我开会时的紧张气氛。他说：“军长要我们立即行动……。”我说，军长来电话，会议决定我知道了。我立即与高来宾参谋长商量了一下，认为吴化文今天这一步是完全走对了。国民党政府已岌岌可危，天下必将属于共产党无疑。我们决定在共产党“爱国不分先后”的统一战线政策下，弃暗投明。然后，我俩分析了本旅军官的思想情况：现有的一个团，两个团是有把握的，有问题的是第一团，因一团郭团长和副团长、团附及第三营营长等都是王耀武派来的亲信，要他们战场起义，恐怕比较棘手。我们商议决定由高参谋长去解决一团的问题，先向他们阐明起义的利害关系，如同意起义就没事，否则，立即命令一、二两营长把郭扣押起来（一、二营是我们抗战八年的基本队伍）。我们商议后，高参谋长马上出发，我也立即把王耀武派来的副旅长扣押起来，把第二、第三两个团长召来，向他们阐明当前的战场形势以及我们不能再跟着蒋介石同归于尽的道理，然后向他们宣布我军已决定战场起义，他们都表示服从命令。我就叫他们回原防地。遵照军部紧急军事会议决定的起义命令行动，8时许，高参谋长也按照我们商定计划解决了一团问题回来了，他说：“我到前线，正好郭团长值班，我与他讲不到三句，就拔出手枪对准他说：‘我旅决定战场起义，你如同意，我们就一起干，否则，旅长命令就要处决你。’他吓得脸色发黄，连声说：‘我，旅长还不知道我？我绝对服从。我一面对他进行思想工作，一面派人把副团长、团附和三营营长扣押了。”这样，我们把起义前的部署全都准备妥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