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当了冯玉祥的新兵
  1926年11月28日，冯玉祥部进军陕西省，将军阀刘镇华部击溃，解了西安之围，入城后，安抚百姓，军纪严明，宣传北伐革命，军民受到很大的鼓舞。
  那时，我每天推车进城卖柴，亲眼看到冯玉祥的部队与老百姓亲如兄弟，不仅秋毫无犯，还帮助穷苦百姓挑水、担柴、打扫环境卫生、下田干活等等。这与北洋军阀的官兵每到一村，即如狼似虎地到处拉夫、要粮，欺压老百姓甚至奸淫妇女的情景，成了显明的对照。当我听到冯军在街头宣传北伐革命战争是为了打倒祸国殃民的军阀，为了救国救民，解放穷苦老百姓的道理后，我第一次受到了革命的教育，对冯玉祥的北伐革命军产生了亲切的感情。
  1926年底，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军长宋哲元）所属的第三师第四团招募新兵。农村青年，兴奋地奔走相告，踊跃应征。我想，这是我们穷人出头的好机会，就下决心放弃买卖烧柴生意，瞒着亲爱的父母亲和兄妹，偕同村里青年十余人，一起去报名应征冯玉祥的革命军，当上了冯部第四方面军第三师（师长甄寿山）第四团（团长牟文卿）的新兵。
  我入伍后，被编在新兵连一班任副班长。我一心想学好打仗本领，以期将来能在战场上立功，争当一名好军官。
  1927年春，我被保送到第三师师部教导团军事队，学习军事课程典范令等，并被编为一班班长。军事队是培养下级军官的，学期一年。除了讲授军事技术方面的课程外，还讲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政治课，培养学员树立为革命而当兵的思想。
  在学习期间，我们曾配合第四团追剿武功县内著名的土匪（头目的外号叫“党拐子”）。这是我第一次投入战斗，从实践中，我认识到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付出相当的代价。如果没有坚定不移的“救国救民”的意志和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决心，革命战争就很难取得胜利。于是，我把在店里当学徒时的取名“何子斌”改为“何志斌”，并在左臂手腕上用针刺了一个“志”字，以自勉为革命当一辈子文武双全的军人，矢志不渝。从此，我在冯玉祥西北军的熔炉里，学练军事本领。是年冬，我在军事队毕业，考试成绩名列第7名，被委任当司务长。不久，又派我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洛阳军事学校学习。经过军校严格的训练，我在典、范、令、战术学、筑城学，以及刺、劈、打等军事技术各方面，都有所提高，并能做出较好的示范。对孙中山遗嘱中所期望的革命理想和振兴中华的重任，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冯玉祥公开反蒋
  1929年1月，冯玉祥因军队编制问题与蒋介石闹矛盾。一次他自南京来洛阳，集合各兵种学校的军官佐学员等数千人训话。我看到他同士兵一样，穿着一套布军装，一双布鞋，身材魁梧。他一上讲台，就开门见山地说：“蒋介石搞独裁，政治上不民主，搞一党专政；军事上扩展自己的嫡系部队，排挤和缩减杂牌军，不给我们西北军发饷，不发武器弹药，企图逼着我们穷散、饿散！我们西北各省，都是地瘠民贫的穷山窝，陕甘两省旱灾，百姓穷苦，我们官兵吃的是杂粮，中央不发饷，我们吃什么？穿什么？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吃的是大米、白面，又不缺穿的，还有饷金可发，这太不公道！太不民主！……”冯先生越说越气愤，声音也越来越激昂。他伸出拳头向前一击，大声地说：“我们要打倒独夫民贼蒋介石！打倒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府！”言辞非常激烈，会场气氛极为紧张。我们屏住气，肃静地听着，心里很受感动，对蒋介石专制独裁，排除异己的行为深为痛恨。
  从冯先生那次给我们讲了“反蒋”的训话后不久，我们洛阳军校就奉令向陕西省朝邑县后撤，编为教导师，我被编在第一团（团长李尚镜）第一连任连长。
  1929年5月，冯玉祥决心单独出兵，讨伐蒋介石。但由于韩复榘、石友三等几个将领被蒋收买，韩、石等率西北军10余万主力防阻冯军南进。但冯玉祥仍坚持原反蒋计划，命宋哲元为讨伐军总司令，孙良诚为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总司令部进驻洛阳。我们教导师也开到洛阳，和蒋介石部队在中原地区打了起来，双方战斗激烈。讨蒋军初战顺利，后因宋、孙受了蒋介石的挑拨，致使前线军事受到影响，导致我军败北，撤回潼关以内。
  1930年春，冯玉祥与阎锡山联合讨蒋，战于陇海津浦沿线。我们教导师奉命开到郑州（讨蒋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改编为独立第一军第一师，我仍为连长，负责到河北衡水等县征新兵。到了秋初，讨蒋军与蒋介石激战于河南中原战场，冯、阎军初战胜利，战绩很大。但由于张学良东北军入关，大壮了蒋军声势，又因冯军几个主要将领率部倒向蒋介石，致冯、阎讨蒋军再次败北。冯玉祥的部队由河南撤退到晋南。我的新兵连也调到晋南绛县。不久，退到山西的西北军，奉令改编为陆军第29军，军长宋哲元，辖第37师（师长冯治安）和第38师（师长张自忠）。我被编在第38师112旅（旅长黄维纲）223团（团长彭国政）第一营第一连任连长，驻扎在绛县火柴厂训练部队，着重对士兵进行反蒋的思想教育，准备拥护冯玉祥山东再起，打倒蒋介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我东北三省，我们以收复失地为军人天职，为了加强部队的战斗力，对士兵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誓死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加紧军事技术训练，以增强杀敌本领。在1932年全师军事检阅中，我连的刺枪技术，被评为全师第一名，受到师长张自忠的表扬。在阳泉的表演中，又受到军长宋哲元的亲自检阅和奖励。
  在张家口保卫冯玉祥
  1930年秋，冯玉祥倒蒋失败后，隐居山西汾阳，1932年冬移居张家口。我们223团，奉令由山西阳泉附近桃坡调防张家口，负责地方治安，实际上是保护冯先生的安全。
  当冯玉祥先生来到张家口时，我们团连长以上的军官，都赶到火车站去迎接。冯先生从客车后面的一辆煤车上走下来，他照旧穿着一件棉布大衣，笑嘻嘻地向我们打招呼。我们就跟在他们一行人的后面，送他到张家口土儿沟一幢小洋房里。为了保密，当时对外不宣布冯玉祥在张家口。我连奉命保卫冯先生，负责守外围，内围有手枪队负责。为了不使外人注目，白天不派外围警卫，只派几个便衣在附近巡逻。到了夜间，才派外围警卫，并站双岗，附近四周警卫也由我连负责，整夜由指定连排长带队轮番巡查监视，严密守卫。
  在我连负责警卫的几个月里，冯玉祥先生曾叫我去他的住所谈话，他关切地询问我的家庭和我连士兵的生活，还仔细问连队训练的情况。冯先生平易近人，一点也没有“部长”“总司令”的大官架子。他的和蔼可亲使我开始时的紧张情绪在欢悦的气氛中消失，慢慢地轻松自在起来。斯时，我忘了是在向最高上司作汇报，好象在同自己的家长拉家常。冯先生特别问我：“你们训练时有没有假设目标？”我说：“有，是日本侵略者。”他严正地说：“对，日寇现在侵略我东三省，我们军人有责任收复失地，保卫祖国。”接着，他指示我说：“你们在野外训练时，要以日本领事馆为目标，树立真正的敌情观念，但不要攻进领事馆的里面去。”
  冯玉祥组成民众抗日同盟军
  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帮助下，在张家口集结东北义勇军等部队，编组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先生任总司令。当时，方振武、吉鸿昌佟麟阁、高树勋等将领一致联电冯先生，表示愿在冯总司令领导下团结抗日，复我失地。冯总司令命吉鸿昌组织抗日同盟军总部，积极作抗日准备。此时，同盟军的实力为第一军（军长佟麟阁约万余人；第二军（军长吉鸿昌），约6，000余人；第六军（军长张凌云），约4，000余人；第十六军（军长李忠义），约7，000余人；第十八军（军长黄守中），约5，000余人；第五路军邓文部约7，000余人，骑兵挺进军孙良诚部6，000余人，抗日救国军方振武部约2万余人以及察哈尔自卫军张砺生部约7，000余人，总计兵力8万左右。我们团扩组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彭国政），我也升任为一师一团一营营长。
  6月22日，冯总司令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邓文为左副指挥，李忠义为右副指挥。22日，又特派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率领大军克日北进，收复察东。冯总司令并于大军北进之前，通电全国，以表抗日复土的决心。略称：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得寸进尺，直以灭我国家奴我民族，为其决无变更之目的。握据政府大权者，以不抵抗而弃三省，以假抵抗而失热河。迩者，长城全线不守，敌军迫攻平、津，公言将取张垣，不但冀察垂危，黄河以北，悉将不保。当局不作整军反攻之图，转为妥协苟安之计，方以忍辱负重自欺，以安定民心之词，自欺欺人。……数月以来，仅依各地民众之责望，出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率领志同道合之义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以求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电文气壮词严，爱国抗日之情，跃然纸上。当时，我反复诵读，心情非常激动，决心在冯总司令的领导下，奋战杀敌，收复失地。我期望在战场上一鸣惊人，所以，自号“震寰”。
  当时，我营的任务，仍为保卫冯总司令的安全，我的营部就驻扎在冯总司令办公室对面的围墙外。冯总司令有时从便门进出，便门就在我的营部门口，因此，我在便门周围，更加严密守卫。
  自从冯总司令组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后”，蒋介石、何应钦等既恐慌又震怒，为制造武力镇压抗日同盟军的口实，由“中央社”捏造冯玉祥“联俄投共”、“破坏军令政令之统一”等种种谣言，由北平军分会任命庞炳勋为察省“剿匪”司令，率40军等沿平绥路北进，以武力威胁民众抗日同盟军。冯总司令立即通电全国，反对以兵力压迫民众抗日之义举。并表示决心“于血泊中求挣扎”，“为民族生存而奋斗”。
  同时，冯总司令运筹帷幄，积极指挥所属进军出击日寇，卫国保家。特别是北路军总指挥吉鸿昌将军，率前方将士，浴血抗战。于7月7日夜围攻多伦。10日晚吉鸿昌将军组织敢死队奋勇攻城，经激烈巷战，肉搏三小时，于12日收复多伦名城。捷报传到总司令部时，冯总司令极为高兴，特地来到我营部，告诉我们吉将军在前方英勇杀敌收复多伦的消息。他还同班里的士兵一起吃饭，给士兵们讲解抗战必胜，日寇必败的形势，士兵受到很大的鼓舞。此后，在张家口的三个月内，冯总司令几次深入到我营各连，与士兵同甘共苦。官兵们毫无拘束地围着冯总司令，谈家常话，亲同手足。在闲谈中，冯总司令向士兵们讲解为什么要成立“民众抗日同盟军”，他严正地说：“现在国难当头，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侵占我东北三省，而蒋介石不抗日，眼看着日寇长驱直入，那要我们军队干什么？军队就是要保家卫国，就是要驱逐日本侵略者收复失地。他接着激愤地说：“蒋介石不抗日，察绥人民要抗日！中国人民都要抗日！所以我们要成立民众抗日同盟军！我们同盟军就是以收复失地为职责，要拯救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他还说：“如果蒋介石抗日了，我们才可以同他合作。”全营官兵听了这番话，极为激动，从而也加强了我们保卫冯总司令的责任感。大家一致表示：“我们誓死跟总司令抗日到底！”
  护卫冯玉祥到山东泰安
  正当吉鸿昌将军连克多伦等重城之时，7月31日，北平军分会增调入察部队，除原有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各部11个师外，又增调王以哲等5个师共5万大军，另派飞机两队，开赴察哈尔包围张家口，实行经济封锁，迫令冯总司令解散“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在蒋介石的重兵围困压力下，不得不于8月5日被迫通电宣布“忍痛收束军事”，并表示：“抗日雪耻之念，愈挫愈坚，一息尚存，此志不渝”。6日又通电全国，宣布自即日起将察省一切军政交宋哲元负责办理。我们就于是日挥泪降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大旗。
  1933年8月14日，彭国政师长率领我们一师保护冯将军和随从人员撤离张家口。当冯先生离张家口时，宋哲元、秦德纯等陪行，下午抵北京。傅汝霖代表汪精卫，刘健群代表何应钦，何其巩代表黄郛等到站迎候。傅汝霖遵国民政府旨意，促冯先生去京就全国林垦督办或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职，遭冯先生拒绝。
  在向山东泰安进发的沿途中，全师官兵甲级备战，以防蒋介石、何应钦中途武力暗算。行军中，我营官兵整天整夜不睡觉，一直到丰台，形势极为紧张。火车到了沧州，我们才稍稍松了一口气。但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所以部队仍然处在战备状态。到达济南时，全市悬旗，鞭炮齐鸣，群众热烈迎送。到了泰安，冯总司令住在普照寺，我们奉令驻扎在城内和火车站及普照寺的周围。我营负责保卫冯先生的外围警戒，驻守在火车站；魏风楼营负责内卫。在守卫中，冯先生要我们继续训练部队，并命守卫的二营士兵辟地种大白菜、萝卜等搞生产自给，冯先生还经常派人来营里视察，了解士兵生产、生活、思想及纪律等情况。
  在这段时间里，我经常受到冯先生的直接教导，受他的影响也很大。特别是冯先生常常告诫我们的“三忘”，我是铭刻在心的。他说：“我们的目标是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人而忘己。要使全国同胞个个都明白有国而后有家的道理和急公好义、奋不顾身的美德；以及舍己为人，爱人如己的善良行为。”冯先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身体力行的。他那救国救民的崇高思想，一直鼓舞着我们，成为我们行动的准则。
  被编入韩复榘部
  1934年初夏，我们师突然奉令整编为陆军第三路军指挥部（总指挥韩复榘）的手枪旅（旅长吴化文）第三团。我营被编为三团一营一连，我任连长。一个月后，我们三团又奉令将士兵全部遣散回家，军官集中到第三路军军事教育团受训。为什么突然把我们团的士兵遣散呢？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冯先生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蒋介石就以冯先生不服从中央军令政令之罪，命令韩复榘解除冯先生的武力，而遣散了我们全团的士兵。
  我团被遣散后，我去第三路军军事教育团受训，被编入军官第一队。我想在这里学些军事知识，学好本领，将来可为国效劳。所以在教育团我苦练军事技术，钻研军事学。1935年我被调任团副部上尉副官。
  在团内，我充分利用时间，读完了《三国志》和《西汉演义》等史书。由于我勤奋好学，军事技术也较好，团部调我任第五中队上尉分队长，负责训练由各县民团大队调来的排连长，对他们进行抗日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军事技术方面的训练。
  1936年春，军事教育团实行军官考试，我的器械体操、单杠、双杠、超越障碍浪木、木马等五项，都得了满分。特别是木马纵横跳，两节跳，马头倒立，弹腿下横跳尤为突出。我的熟练技术为全团数十名军官和700多学生所叹服，比赛后我荣获第一名，受到团长表扬，还奖给我金壳怀表一只、俄国毛毯一条、日本纯羊毛冬衣一套、西口精制羊毛皮大衣一件；又提升我为特科队少校队长。1936年秋，团部调我到第二队任少校队长。
  蒋介石枪毙韩复榘
  1937年秋，日本侵略战火蔓延到山东境内，当时掌握山东军政大权的韩复榘，有正规军五个师和一个手枪旅，还有其他兵种约10万人，加上全省各县每个县大队（即民团），合计有教10万武装力量。但当日军从北侵入山东境内时，韩复榘只命少数部队在济南黄河北及泰安稍抵抗了一下，即命令后勤和我们军事教育团学生（都有枪支）向河南漯河撤退，其他武装部队也纷纷向鲁西南后撤。韩复榘就这样放弃了山东大好河山，使山东同胞在日军铁蹄蹂躏下，遭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痛苦，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
  1938年春，我们听说蒋介石对韩复榘轻易放弃山东国土极为“震怒”，在河南开封召开第一战区和第五战区军事会议时，蒋面斥韩复榘擅自撤退放弃山东，并予以逮捕，押解到武汉行营，交付高级军事法庭（由军政部长何应钦担任审判长，行营主任何成浚、军法总监鹿钟麟担任审判官）审判后枪毙。
  韩复榘被枪决后，第三路军就乱了套。各师师长被蒋介石收买去另封大官。蒋另任沈鸿烈为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为副总司令，我们军事教育团由童玉振为团长，归孙桐萱司令部。
  改组后，孙桐萱副总司令接见我们教育团各队队长，问我们韩复榘被枪毙后教育团官兵的思想动态。我把教育团学生意欲各奔前程的思想情况如实反映，孙桐萱同意我们自择出路。
  投奔鲁南抗日游击司令张里元
  于是，我们教育团的学生和教官等800多人，经各自商议后，除少数的去延安投奔共产党，少数的去鲁西北跟随范筑先专员打游击外，大部分师生去大后方黄埔军校。我因鉴于国难深重，时思效命疆场，并久闻鲁南专员张里元，坚持在敌后抗日，很有声望，就与5个志同道合的教官和队长一起由山东曹县奔赴临沂抗日前线，投奔鲁南第八抗日游击司令张里元。
  张里元是鲁南行政专员一向抗日爱国，当韩复榘撤兵放弃山东后，他丝毫没有动摇，抱着守土有责，誓与城共存亡的决心，坚持在敌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进行英勇的抗日游击战争，他的战斗业绩，至今为鲁南一带人民所传颂。
  张里元当时50岁上下，山东定陶县人，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当过冯玉祥的国民革命第二集团总司令部的军法官。抗日前任山东沂水县县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任山东省第三行政专员，济南沦陷后，兼任山东省抗日第八游击司令。
  1938年3月间，我们翻山越岭到了临沂，正是日寇疯狂地向临沂进犯的时刻。国民党第59军（军长张自忠）、40军（军长庞炳勋）和第八抗日游击司令张里元，三军配合向进犯的日军板垣师团反击，战斗相当激烈，毙伤大量侵略军，给日军严重打击。接着，在台儿庄大会战，狠狠地杀伤了来犯的日军有生力量，在华北战场上谱写了一曲震惊中外的凯歌。就在这次临沂会战中，张里元司令接见了我们，委我为抗日第八游击司令部独立营营长，高来宾为副营长。
  同年秋，我营奉令由蒙阴十二连城开往临沂西南张家沟村驻防。某日，日军百余名由临沂开往枣庄。那时，正是青纱帐季节，我营官兵依凭有利地形，埋伏在公路旁的爱曲村（临沂西南），以猛烈火力射杀敌人，当场打死打伤日军20余名，击毁汽车一辆，我营也伤亡6名（阵亡连长孔庆全一名、士兵五名），这是继台儿庄大会战胜利后，我营在鲁南第一次伏击日寇并获得胜利的记录。这次伏击，大长了我营官兵的士气，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捷报传开后，附近老百姓欢欣鼓舞，纷纷抬来酒肉，慰劳伤兵，还开了一次军民联合祝捷和追悼阵亡官兵大会。
  与八路军合作
  我营在爱曲村伏击日寇获得胜利的消息传开后，驻扎在张家沟附近兴明集的共产党八路军第四团（团长张光中），特派政治部主任朱道南来慰劳我们。朱主任向我营官兵讲了话，他说，只要我们国共两军密切配合，并肩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消灭日军，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听了他的讲话，全营官兵对八路军有了新的认识。
  第五天，我亲自去兴明集八路军四团团部回拜，受到团长张光中、政委李乐平和政治部主任朱道南等热诚接待，并留我午餐。席间，张团长与我谈了今后两军如何合作抗日的策略，我们谈得很欢畅。
  1939年国共破裂后，张里元司令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军令，是阳奉阴违的，他继续在暗地里与八路军徐向前司令和共产党山东省主席黎玉等首长经常联系，配合得较好。到1938年冬至1939年间，八路军经常派郭子化来我第八抗日游击司令部联系，进一步引导张里元部队与八路军密切协作，共同对敌。为了表示诚心合作，八路军把第四团（团长张光中）划归第八游击司令部张里元司令指挥。所以当时虽在国共破裂的情况下，而在鲁南我们两军相处仍很融洽。
  1938年1月23日，国民党政府任命沈鸿烈为山东省主席。1939年4月30日，沈鸿烈提出破坏抗日的三个反共口号：“宁匪化勿赤化”、“宁亡于日，勿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对共产党八路军制造种种磨擦。其时，张里元司令为了培养抗日部队的骨干力量，在费县办了一个干部学校，政工人员都是聘请共产党人担任的，学校办得出色。沈鸿烈知道后，就向上级控告张里元在费县办的干部学校是“戴红帽子”的学校等等。张里元为了不让国民党抓住辫子，干脆解散了干部学校，把原在干校的政治教官都派到我第二旅旅部建立了一个旅政治部，共产党员刘其人任旅政治部主任。有一天，张里元对我说：“沈鸿烈说共产党部队不抗日，叫我们打共产党，消灭八路军，可是共产党是和我们一致抗日的，为什么要消灭八路军？我们非但不打共产党，而且要更进一步与八路军紧密团结，共同抗日到底！将在外，军令有所不爱，他们要诬告我，就让他们去告吧！”
  以后，因沈鸿烈继续施加压力，张里元不得不请共产党把调来二旅搞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调回八路军。
  沈鸿烈命吴化文消灭张里元部
  1938年秋冬，为了建立游击根据地，张里元把司令部由费县转移到沂水县城里。沈鸿烈闻讯后，就命令国民党第四师（师长吴化文）开到沂水县，要消灭张里元部。当吴化文师进至沂水八里洼时，吴就通知张里元（吴化文与张里元都是冯玉祥的旧部属），大意说：沈主席因你与八路军有勾结，要我率部米消灭你部，我不得不来，希望派员来妥商善后等语。张里元因我也是冯玉祥的旧部，就派我为全权代表，去八里洼吴化文部谈判。
  那时，我的身份是张里元司令部的特务团团长兼沂水县保安团副团长，加以我又是西北军的后起军官，曾于1934年吴化文任手枪旅旅长时，我担任该旅三团的连长。现在吴化文新四师师部的参谋长、参谋等，又都是我的师生，与他们关系比较好，所以当我一到吴化文的师部，就受到吴师长和参谋长诸位老师、同学的热情接待，吃饭、打牌玩了几天，吴师长对我说：“震寰，你回去对里元说：只要把司令部撤离沂水城，我就算完成了使命，可以向沈主席交差了。”
  我回到沂水县，向张里元司令复命后，张当即命部队撤离沂水县城，开往沂水西南依汶庄一带。
  部队到沂水西南地区后，张里元为提高官兵的政治军事素质，聘请了共产党员童陆生为副司令兼训练处处长，共产党员狄井芗为政治室主任，派我为军事室主任，高来宾为副主任，对士兵进行抗日救亡教育和军事训练，以加强部队思想、组织、军事建设。在这段时间里，我与童陆生、狄井芗等共产党人朝夕共事，亲密无间，他们躬行言教，艰苦踏实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任鲁苏战区抗日游击第一纵队一支队长
  张里元司令因我在日军夏季大扫荡中，英勇伏击日军的战绩，对我特予青睐。1940年初，张命我在沂水西南李庄一带，协助他收容在日军“大扫荡”中被击溃的由地方武装组成的“七旅十八支队”的散兵，以及山东省保三旅、保九旅等部剩下的官兵约数千余人，编为国民党“鲁苏战区抗日游击第一纵队”，另以我团官兵为基干，拨数百人编为纵队的补充支队。张里元专员兼纵队司令，司令部转移到山东省莒县的上芦沟村，下辖三个支队和直属特务团等部队，及参谋、军需、秘书等处室。纵队成立后，张司令即命我率补充支队至鲁西定陶等县，招募抗日新兵。在我率部由鲁南到鲁西的沿途行军中，须经过八路军的防地，我当时有顾虑，如果八路军不让我通过，遭到阻击时我该怎么办？我心里很是踌躇，却万料不到，当我的部队行将越过八路军的驻地时，八路军的守军负责同志闻讯后，派员赶来热情的接待我们说：“你们辛苦了，我们欢迎你们。”让我们顺利地到达目的地。八路军这种以友军对待我们的深情厚意，我内心极为感动。
  我军行至鲁西南武县境附近，突遭日伪军截击，即在近郊展开遭遇战，激战约一小时。我士兵奋勇冲杀，打得敌军狼狈逃回县城，日伪军伤亡十余名，途有遗尸，我支队无伤亡。我军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了附近村庄，老百姓欢欣鼓舞，赞扬我们：“打得好！打得痛快！”从此，我支队与驻地八路军加强联系，在八路军全力支援下，我部在鲁西定陶、曹县、菏泽等县一带广大地区，展开游击活动，在三个月时间内，转战鲁西、苏北一带数千里，打击敌寇扫荡，使日伪军龟缩在县城内，不敢出城窜扰。
  1940年秋，我奉命率补充支队去日照县接任第一支队长职务，建立海滨根据地。我们由沂水县境翻山涉水开到日照县西北境内的丰台村，把支队部设在日照西北的汤家沟，部队分驻在日照县街头一带村庄。为了加强支队官兵的战斗力，我把招来的新兵加以整训后重行改编，支队部下辖五个大队和直属连队与各处室，编制如下：
  鲁苏战区抗日游击第一纵队第一支队支队长何志斌。
  第一大队 大队长齐太来，辖三个中队，驻萝花前等村；
  第二大队 大队长刘振纲，辖三个中队，驻蕉叶子等村；
  第三大队 大队长洛百田，辖三个中队，驻王家滩（海口）等村；
  特务大队 大队长董顺卿，辖三个中队，驻街头镇等村；
  便衣大队 大队长张晋书，辖三个中队，驻河山店以南等村；
  直属特务连 连长张廷林，辖三个排；
  直属教导队 队长张兰田；
  直属迫击炮连 连长孙风翥；
  直属情报队 队长刘作舟，下设情报数处；
  直属谍报队 随支队部驻防；
  直属警卫班
  直属通讯班（包括电台）随支队部驻防；
  政治部 主任孟松岩；
  书记处 处长张惠民；
  军需处 处长林玉润；
  医务处 处长巩云龙；
  副官处 主任徐久绅。
  此外，为了加强抗日必胜的宣传和活跃支队官兵以及当地百姓的文体活动，特组织了京剧团、篮球队等，经常在附近各村镇对外演出、比赛。
  部队整编后，于1940年冬，决定支队部移驻两城镇，卡断日照城到诸城县的公路，给日伪军以精神威胁。为了统一官兵思想，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支队部在两城成立短期教导大队，任命张兰田为大队长，抽调班长、分队长和中队长等军官，进行抗日救亡教育的短期轮训；同时，为了整编部队的纪律，颁布了抗战非常时期的“四杀条例”：（1）不利抗战，破坏团结者杀；（2）抢掠人民财物，扰民害民者杀；（3）强奸妇女，杀害无辜者杀；（4）临阵畏缩不前和临阵脱逃及贻误战机者杀。我命政治部把四杀条例向支队官兵反复宣讲，使官兵个个熟记，号召全体官兵严格遵守军纪，违者不论官佐士兵一律严惩不贷。
  “四杀条例”公布后，部队纪律大为好转，士气大振，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同时，我意识到，我支队要在敌后站住脚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狠狠打击敌人，必须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和友军紧密合作，以加强战斗力。当时，我与中共八路军抗日救亡目标一致，必须首先与八路军取得密切联系，所以，特派日照县石臼所税务站田站长，秘密去日照县城南与共产党日照县抗日民主政府负责人刘鸿若商谈两军如何配合共同抗日的问题。我提出了两点建议：（一）石臼所、日照县城、相公庄、沈町四个据点之日伪军，由我支队负责包打；八路军重点在泰石公路以南开展武装斗争；（二）为不分散抗日力量，避免误会，双方防区以泰石公路为界，各不相扰，集中力量，对付日寇。刘鸿若同意我的建议，此后三年中双方和睦相处，共同信守这一秘密协议，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刘鸿若这位当时我未曾见面的友军负责人，想不到12年之后于1951年我们在杭州见面了！我俩谈起当年在日照县共同信守协议合力抗日的这段往事，相对感奋不已。
  歼灭日酋少佐其胜次
  日照县县志办公室印的《日照今古》1984年第2期，刊有《何志斌与一支队》的文章，开篇云：“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40年至1943年，在日照县境北部及西北部活跃着一支抗日部队一一鲁苏战区抗日游击第一纵队第一支队。这支队伍在深明大义和富有民族正义感的支队长何志斌的领导下，屏弃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命令，团结友军，共同御敌，在艰苦严竣的局势中，在民族危难的时刻，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我读后感慨万千。这虽然已是40多年前的事了，但当年我支队在日照县人民密切配合下，打击日军的战争岁月，至今仍然萦回难忘。
  1940年到1943年，我支队驻日照县西北境时，除了与共产党的日照县抗日民主政府密切配合外，还主动与国民党军111师加强合作；同日照县的抗日爱国志士刘淑芳（现在四川）以及各阶层的民主人士也取得了广泛联系，得到了日照县各乡镇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加以士兵经过整训，严肃了军纪，我支队内外团结一致，抗日的情绪大为高涨。官兵们纷纷要求出击日伪军，争取建立战功。
  在日照县的三年中，我支队利用各种形式，扰乱袭击敌据点，并以小分队伏击小股敌人，先后出击日伪军数十次，约计毙伤日伪军数百名。1940年11月底我亲自指挥便衣武装大队和第一大队兵力，在日照县城北七里河、时家村一带诱敌外出，设伏围歼。城内日军发觉有游击队活动，立即出动与我军激战，及发觉已被我包围，乃狗急跳墙，施放了毒瓦斯，借机突围，狼狈逃回城里。是役打死打伤日伪军20余人，我亦伤亡官兵30余人（其中中毒者20余人）。
  1941年正月间，我获知日照县城敌人戒备松懈，就趁机派出武装便衣队20余人，袭击日照城东关，与汉奸伪军部队交火，打死伪军小队长一人，毙伤日伪军10余人。同年春，日照、诸城的日寇侦知我支队正忙于搞地方治理，在两城镇没设重兵，便策划联合行动，长途奔袭两城镇。我得悉情报后，立即将支队撤出两城，占领两城西岭有利地形，待来敌进入伏击圈时，我令部队以猛烈火力予以打击，敌见我有准备，不敢恋战，仓促撤兵，我乘机命令部队尾跟追击。此役，共毙、伤日伪军70余人。
  我支队继续在泰石公路沿线各据点，夜袭敌伪军，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十数次，闹得敌伪昼夜不得安宁，连青岛的日伪报纸，也有意无意地透露日照县出了个“何老虎”。当地老百姓也以一支队声名大振而感到自豪，都亲昵地称呼我部为“何支队”。
  为此，日军蓄意要消灭我支队。经过策划后，秘密地纠集日照、诸城一带的日伪军，并以飞机三架以及从青岛调来的日海军炮舰数艘配合，围攻两城。敌机轮番轰炸，两城民房数十间被炸毁。事后，我们亲自去受灾区挨家慰问，每户送银元40元作为救济，并帮助他们重建家园；同年7月22日，敌人又气势汹汹地合击两城镇我支队，我立即命令部队连夜撤出两城，移驻高家沟，并指挥部队在敌来的公路上各派一个大队伏击进犯之敌，经激烈战斗，诸城、日照的日伪军相继大败而归。但日军仍不甘心，为了改变被动局面，将在日照的井上部队长调走，又从黑龙江调来了屡为天皇立下“战功”的少佐部队长其胜次，企图扭转败局。因此，日照城内的日伪军又嚣张起来了。
  为了狠狠打击日军的侵略气焰，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利用日酋其胜次的骄横轻敌的弱点，设计诱其外出，以绝对优势之兵力，出其不意的伏击歼灭之。
  1942年2月25日夜，我们一面发动民众破坏日照县城北至县城的公路，一面组织由精干官兵组成的12个加强排（每排35人，配轻机枪一挺），连同迫击炮连、特务连共600余人组成伏击队，隐蔽在日照县城北张家楼村附近的高地，窥视敌人动静。果然，日寇得到情报后，即于26日拂晓由日酋其胜次率领日照城内大批日伪军出城扫荡，被我便衣大队一个班诱至预定方向张家楼村西开阔地带。敌中我计，进入包围圈内，我即亲自指挥伏击队与敌人展开激战。一声令下，十数挺机关枪同时开火，刹时间枪声大作，硝烟弥漫，当场打死十几个鬼子兵。其胜次几次组织冲锋，都被我军击退，鬼子兵又伤亡十数人。其胜次恼羞成怒，悍然挥刀率队冲近我军防御阵地。敌人的子弹从我头上穿过，我的贴身警卫员传令兵赵德全等三人倒下了。我怒火冲天，喝令阻击队排枪齐发，集中火力射击其胜次。这个骄横不可一世的日酋少佐其胜次，身中数弹，从大洋马上摔下来，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其余日伪汉奸见日酋已被击毙，纷纷狼狈逃命。约一小时后，日照城内及石臼所的日伪军分乘三辆大卡车，赶来增援，并抢去了其胜次及其他鬼子兵尸体。战斗的预期目的已达，我就率部撤出阵地，凯旋回防。
  是役，日寇伤亡40余人，伪军伤亡20余人，我一支队也伤亡30余人。老百姓闻我军捷报，高兴得奔走相告，踊跃前来劳军，祝贺我支队所取得的胜利，连敌战区日照县城、石臼所以及涛雒一带的老百姓，也都派了代表到支队部慰问犒赏。同年秋，日伪军围攻我驻河山店一中队，被我设计反包围，毙伤敌人20余名，俘获了日寇伍长樱井菊雄。从此日伪军再也不敢外出“扫荡”了。
  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
  我支队在日照县经过数十次与日伪军作战后，弹药消耗殆尽。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以我支队不积极执行他的反共指令，与日照县共产党八路军搞和平共处，大为不满，就以拒绝补充我支队的弹药与军需给养等相要挟，使我支队在生活、弹药和救护药品供应上陷入困境。但我并不因此屈服，决心自力更生，设法自筹军费，以保持自己的实力。一方面我命各地的情报站动员商人从日伪据点采购弹药及军需物资；一方面命部队搞生产自救。1941年春，我派军需处人员去胶州请来两名晒盐技术能手，指导士兵在王家滩北门外，开掘了六处滩田，面积达500余亩，在日照首次引进了海滩晒盐的新技术，进行晒盐生产。生产的食盐除了军食外，大部分出卖给防区及内地的老百姓食用，从而解决了我支队的部分经费困难。
  任抗日挺进军第十二纵队少将司令
  1944年春，张里元成立山东省抗日挺进军司令部，张兼司令，辖第12纵队和32纵队，委我为第12纵队少将司令，郝芸溪为第32纵队少将司令。
  我的第12纵队下辖三个支队：
  第34支队，支队长魏范三；
  第35支队，支队长冯英贤；
  第36支队，支队长周××。
  除所辖三个支队外，第12纵队司令同时指挥36师第一团。那时，我的第12纵队战斗部队和后勤部队共有5，000余人。平时支援农民生产，军民关系较好，地方上对我军的供给也比较充裕。此时日寇士气逐渐低落，一般只固守据点，不敢再轻易出动“扫荡”了。我军抗日士气则日益高涨，最后胜利的信心也更加坚强。
  1944年腊月除夕夜，我12纵队派出两个营，一个营佯攻盘踞在我军防地南面十余里的岔河的日伪军据点；一个营攻击距我军防地五华里，对我威胁较大的李庄日伪乡公所。战斗约一小时，全歼该乡公所武装力量，缴获枪支20余支，击毙敌人数名，俘虏伪乡长等20余人，解放了李庄，并将伪乡长的耳朵割下一只，释放他回去，教育他再不要当汉奸，争取主动赎罪。
  1945年初春，我部队在邳县城北一带活动，附近日伪军闻讯后，即倾巢出击，企图一举消灭我军。我将计就计，诱敌至沂河北岸，趁敌军立足未稳，即以猛烈火力袭击敌人，当场击毙伪军副团长一人，其他官兵10余人，打得敌人狼狈逃窜。因为他们是背水作战，在逃跑的途中，许多日伪官兵淹死在沂河激流中。
  这一仗打得很漂亮，打掉了日伪军扬言要北犯我军防区的嚣张气焰，迫使日伪军龟缩在邳县城内。
  与新四军韦国清师长协商
  1945年8月15日，日寇无条件投降，国内形势急转，蒋介石为攫取胜利果实，于8月下旬，山东省政府命令张里元司令率部开赴山东临城驻防，负责维护滕县南至韩庄北的铁路沿线，以防八路军“侵入”接收，并监视日本军待命受降的一个团的行动。国民党李延年以张里元在鲁南时暗中联系八路军之故，将张里元降为山东省第一专署专员，带一个团进驻兖州，其余部队交我整编。月余后，国民党陆军第19集团军，命我12纵队归该集团军指挥。同年11月，命我部开驻陶庄煤矿，控制该地区，严防新四军活动。
  12月25日夜，新四军某部突然包围了陶庄小窑煤矿，并以猛烈的火力掩护，进攻围寨，我驻陶庄小煤窑矿的第35支队全部被歼。我们眼看双方伤亡过重，经与参谋长及参谋主任高来宾商议，决定以我司令的名义，致新四军负责人一封建议信。信内大意是：抗战已胜利，兄弟何必自相残杀，表示愿立即停火，和平解决。
  高主任携我的亲笔信，出围子送到新四军第七师司令部，副师长韦国清接见了他，韦师长看了我的信后，对我们提出和平解决问题的建议，表示欢迎，容转上级后再行回知。
  其时，山东省政府来电，命令我的第12纵队，改编为山东保安第六团，委任我为团长，仍驻防原地。不几天，新四军第七师派少将参谋来我部，面交新四军的回信，大意是：接悉贵司令何志斌来信，同意双方和平解决，希望贵军让出围子，移驻滕县的西集镇。我同意回信的要求，就于1946年1月25日，率部撤出围子，移驻西集镇。
  陈毅司令员委我为民主建国军师长
  我部移驻西集镇的第六天，新四军陈毅司令员在滕县东南木石村军部（距西集30里）请我去吃饭，我欣然去木石村会晤。我一进军部，陈毅司令就出来热情的接待我，紧紧握住我的手，他先对我军在鲁南敌后与八路军密切配合展开游击战争，打击日寇的战绩，给予嘉奖。接着，他鼓励我说：抗战胜利了，但今后的工作更艰巨，国共两军仍需本着抗日时期友好合作的精神，来建设新中国。吃饭时，就宴人员分两桌，张云逸、黎玉（共产党山东省主席）、张光中、李乐平等均在座。席间，双方互相举杯致敬，欢声笑语，气氛热烈。饭后，陈毅司令员诚挚的对我说：“志斌，我代表中共中央军委，委任你为山东民主建国军第一师师长。”我被陈毅司令员泱泱的风度和真挚的感情所打动，情不由主的站起来，向陈毅司令员致敬，表示接受这一光荣任务。相叙到黄昏，我才辞离木石回西集。
  过了八天，陈毅司令员派人送来一批军鞋等物资，发给我部队士兵，第二天又派来民主建国军师部政委一人，政治部主任一人。接着我们召开了连级军官佐以上人员参加的会议，向他们介绍了新四军派来的政工人员。想不到，当代表共产党山东省政府来慰劳我军的专员孙鸣岗在会上讲话时，引起了一部分官兵的反感，到了黄昏时分，我部原34支队、36支队的连长以上的军官，都来到司令部，对我说：“我们不愿当八路军，司令要是带我们走，我们还是拥护你，不带我们走，对不起，我们就把部队拉走了。”我感到情况严重，就说：“让我考虑一下。”我为此反复考虑了好久。我想，看情况留住他们是不可能了，但如果让他们拉走，我们的生命就难保了。而且队伍跑完，我成了光杆司令，也难以向陈毅司令员交代。由于部属的反对和我当时顾虑重重，最后决定派刘副官和李勤务兵二人留下照顾新四军的三位军官，以确保他们的生命安全，并转告他们：“后会有期。”我就带着全部人马冲出了新四军的警戒线，向临城脱逃，逃到临城矿山头过河时，被新四军前哨发觉，打了一阵枪，我官兵被俘300余人，淹死70多人，只剩下官兵1，000余名过河。
  我军到临城后，国民党19集团军司令陈大庆对我很不满。一个冬季不发给我部棉衣、被服和粮饷，士兵被冻病的数十人，死亡三人。我向山东省保安司令部请求发军需粮饷，也不理睬，逼使我到八路军控制的区域去征粮饷。在这艰苦困境下，我想起在西集镇时，新四军首长陈毅司令员，亲切地接待我，鼓励我，而且还发给我军细粮、军鞋等军需物资，对比之下，我深深感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才真正是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我在内心的激动下，给陈毅司令写了一封信，内容大意是：首长：……西集九天，多蒙厚待，以后有机会力图厚报。
  王耀武命我固守济南1947年春，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王耀武来电要我去济南，有要事面谈，我即由津浦路到南京乘飞机去济南。在南京停留时，我拜会了于学忠，我们在鲁南时时常会晤。当时，他对我说：“国民党快完了！官府要人贪污腐化，立党为私！”言下不胜感慨。
  到了济南，我晋见了王耀武。想不到他那么殷勤地接待我，夸奖我的部队军纪好，战斗力强。并送了一套毛料绿色军装给我。最后，他委任我为山东省保安第二旅旅长，我因部队军需粮秣仍由地方供给，为了保全实力，就接受了任命回防。
  我的第二旅下辖三个团。保五团团长郭绅铭；保六团团长王义深；保十四团团长王绍仁和直属连队、各处室等机构。副旅长阎毓秀，参谋长高来宾，全旅共约官兵4，000多人。除郭绅铭、阎毓秀是王耀武派来的亲信之外，其他团长、参谋长都是我八年抗战的旧同事。
  同年七月，顾祝同和李玉堂，令我旅进驻邹县城内整训。当月14日，新四军四纵队突然围攻邹县城，我旅奉令死守县城，激战四昼夜，17日晚新四军攻上城楼西门，我负了伤退下阵地，队伍由阎副旅长，高参谋长分区指挥，后开来增援部队，收回了西门。到了18日天明，四纵队接受新任务，自动撤走。
  邹县解围后，顾祝同、李玉堂特派慰劳团来我们部队慰劳嘉奖，奖给我个人勋章一枚、负伤费3，000万元，（后来我用3，000万元负伤费在济南买了一所房子，1954年“七一”向党献礼，我把房契上交政府。）发给部队慰劳费2，000万元。
  不久，山东省保安司令部调我部移驻曲阜一带整训，并阻止曲阜、泗水、费县西部一带新四军、八路军的活动。我表面应命，实际上却令所属部队只在白天活动；不找新四军和共产党的游击部队打仗。是年冬，山东省保安八旅在蒙阴白马关被新四军包围，津浦线总司令李玉堂、肖参谋长命我率部前去解围，我以弹药不足为由，按兵不动，李亦无可奈何。
  1948年春，解放战争势如破竹，席卷山东境内，王耀武顾此失彼，手足无措，即调我至长清县、平阴县一带，去“搜剿”八路军。副旅长阎毓秀带一个营至东阿县周村时，被八路军围歼，当场被打死。
  是年夏，王耀武以八路军压境，为预防八路军进攻济南，开来40辆大卡车，命我率部驻济南西郊饮马庄机场以西地带，构筑防御工事，企图固守济南。
  在这期间，王耀武一再召我去司令部谈话，以美式武器装备和封官许愿来笼络我，要我“为党国尽忠”，誓死与济南共存亡等。我口头上对他唯唯诺诺，但心里已另有主张。在这几年的敌后游击中，我多次与八路军、新四军接触，私下看到了一些共产党揭发国民党发动内战和共产党提出的关于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文件，并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加以分析，反复对比，积累了不少的感性知识，我的思想已开始有了动摇。特别是在滕县木石村时，聆听了陈毅司令员的恳切面示和鼓励，我受到了很深刻的教育。我逐渐消除了怀疑和害怕共产党的情绪，对共产党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当时，在解放战争急剧形势的推动下，我已感觉到跟国民党走下去没有出路。所以，我对王耀武采取委婉应付的态度，回防地后，阳奉阴违。这就为我后来在济南起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济南起义的前奏
  济南，是山东的省会，地当津浦、胶济两铁路的焦点，为华东的战略要地。国民党为了不让华东和华北的解放区连成一片，不使美国海军在青岛陷于孤立，在这里投下了10万以上的美式装备的优势兵力，并筑有无数的地堡群等纵深坚固的永久性工事，还储备了充足的弹药、粮食和军用物资，凭借空军的优势条件，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济南。
  当时，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在吴化文率其84师进驻济南后，竭力拉拢他，并向蒋介石力保吴化文升任整编第96军军长，兼84师师长，令其固守济南。迫吴援兖失败，损失了徐曰政的161旅后，王耀武又选中了在山东省保安部队中战斗力较强的我的保安第二旅，拨归吴化文部，编为第96军独立旅，我仍任旅长。王耀武之所以把我旅拨归吴化文，是因为吴曾在韩复榘（韩时任第三路军总指挥兼山东省主席）部下充任手枪旅旅长，1934年我在吴的手枪旅担任过一个月的连长，与吴化文有过上下级关系，所以把我旅调归给吴，可以解除吴的顾虑。
  王耀武满以为这样提携吴化文，吴一定会效忠于他，给他卖命。
  1948年9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向济南发动猛烈进攻，蒋介石急电王耀武采取“机动防御”的战术，死守济南；一面命令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指挥黄伯韬、邱清泉、李弥三个兵团与解放军三野主力作战，企图内外夹攻，以解济南之围。
  王耀武接蒋电示后，即部署固守济南城兵力，把防守济南西地区的指挥官重任托付吴化文，并向蒋介石保证，力守济南，决无问题。解放济南的战斗打响后，开始时，济南东地区的战斗比较激烈，17日以后，我军守备的西地区在古城、峨嵋山、腊山等地战斗也渐趋激烈。根据当时我军在西地区配备的兵力及各项作战条件，估计再固守一段时期，还不成问题。但出乎王耀武意料的是：共产党已比他先走了一步。他所蓄意拉拢培植的吴化文，以及他认为“战斗力较强”的我们这些将领，竟在紧要关头，突然于9月19日背叛了他，在战场起义了，使整个济南战役急转直下，济南很快获得了解放。这不仅是王耀武的失算，连蒋介石也是梦想不到的。
  吴化文起义前后
  1946年1月间，吴化文任84师师长，驻在山东兖州时，曾与人民解放军在兖州发生了激烈的攻防战斗。从这次战斗中，他憬悟到解放军不仅会打游击战，而且攻坚力量也在迅速发展。他深知自己并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目前无非是利用他的实力，来对付解放军，一旦他的部队拚完了，自己也就完蛋了。今后究竟何去何从，他开始考虑了。
  1946年7月，蒋介石电召吴化文晋京“面授机宜”。吴于7月12日抵京，住在南京鼓楼新村他的部队驻京办事处内。因蒋介石要在18日接见他，他就利用这段空闲时间，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拜访了南京几个重要权贵，请客送礼，搞到了一批美式重机枪等设备；同时，他与办事处处长王一民，密谈了二个夜晚。吴向王授意，要赶快设法另谋出路，以保全实力（这方面的情况王一民事后对我说过）。原来在此之前，王一民已经衔吴之命，早与民盟主要人物章伯钧、王寄一等有所联系。但吴化文总觉得与他们的关系不够密切，唯恐出事，不敢推心置腹。他俩反复研究后，决定去找老长官冯玉祥先生请教。
  其时，冯玉祥住在南京上海路112号，吴化文由王一民陪同，不带一个随从，悄悄地乘车到了冯的寓所。王一民在外客厅等候，由吴自己到冯先生内室密谈，冯夫人李德全亦在座。密谈中，冯先生电话通知李济深先生，并写了名片，介绍吴去见李先生。为了避免蒋介石的特务注意，王一民陪同吴化文步行到了鼓楼头条巷一号李济深寓所。吴化文和王一民与李先生密谈了半个多小时，三人对目前的形势有一致的看法：认为解放区日益扩展，共产党深得全国人民的拥护，国民党已大失人心。最后，他们还谈到如何进行“联共弃蒋”的问题，但由于初次见面，不可能谈得十分具体。
  次日，民盟章伯钧、王寄一约吴化文到他们设在湖南路11号的密室商谈。那次参加商谈的有章伯钧、陈铭枢、王寄一、吴化文、王一民共五人。
  吴化文在南京时期，经过几次与民主党派密谈后，又与中共领导人取得了联系，吴回兖州后，由王一民往返南京兖州间，传递文件，继续进行秘密洽谈。
  嗣后，吴化文派他的161旅参谋长董子才到曲阜和解放军鲁南军区傅秋涛政委接洽。当时，傅政委曾指出：兖州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如果吴先生能立即起义，向人民靠拢，其贡献是不小的。董子才回去后向吴汇报，终因吴顾虑重重，而且家属多在徐州，犹豫未决。
  1946年冬，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派胡成效与吴化文联系，继由董子才陪同华东军区刘贯一部长秘密到兖州与吴见面。刘部长向吴化文指明：蒋介石发动反人民的内战，是不得人心的，是一定要失败的！在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中国的前夕，一切旧军队只有不失时机地投向人民怀抱，才是唯一出路等等，剀切地晓以大义，使吴心有所动。接着，吴派董子才与解放区华东军区联系，要求保证他保存现有实力。中共方面表示可以同意，但吴部必须停止与解放军作战，将大汶口驻军撤回兖州。
  吴为了保全实力，答应撤回大汶口的驻军。仍派董子才先与大汶口外围解放军“一纵”叶飞司令员联系，然后向吴的驻军115旅赵广兴团传达撤出大汶口的命令。
  1948年春，吴化文奉令调鲁西一带。同年7月间，兖州李玉堂部被解放军围困，李急电蒋介石和徐州“剿总”司令刘峙求救，蒋介石写了亲笔信派飞机送交吴化文，限时到达解李之围。但吴部迟迟未到，李玉堂部已突围南窜，大部被歼，兖州解放，吴部仓皇北撤，至大汶口附近，所辖181旅被解放军围歼，旅长徐曰政被俘。
  吴率部回到济南后，方知抱首鼠两端的应付手段，终非善策，他从徐旅长被俘中吸取了沉痛的教训。
  还在1947年冬，吴化文的家眷住在徐州马市街河北巷一号时，吴妻林世英的四弟原立（在燕京大学读书）受党的派遣，从北京来看望他的姊姊。几天以后，她知道原立是中共地下党员，这次是来援救她一家时，她既吃惊又激动，姊弟俩终于成了志同道合的同志，天天商量趁机打动吴化文的心，但吴总是不表态。
  1948年7月，林世英的表弟李昌言、三弟方凡及李如纲、王士平等（均系中共地下党员），都在林世英的掩护下，以亲戚关系，在吴的周围活动。他们控制了两辆汽车，出入哨卡，随时与解放军取得联系，并且还在吴的公馆里，秘密设立了地下电台。
  党的地下工作者，千方百计地采取各种措施，对吴化文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吴的态度一天比一天明朗化。有一天，吴把李昌言找去，对李说：“我已知道你的身份，你安心工作，我负责掩护。”从此以后，地下工作进行得顺利多了。为了及早完成策动吴化文起义的任务，防止多变，地下工作者采取隔断吴化文与王耀武一切联系的办法，对吴说明，这样做完全为了他的安全。因此，凡是王耀武或军部有电话来，统归林世英接话，问到吴化文时，林即回复：“已到前线去视察了。”以搪塞他们。
  9月17日，吴化文由王士平陪同与解放军纵队司令员宋时轮将军会面，具体联系起义和接防等有关问题。吴与各师旅长取得一致意见后，乃于9月19日夜半，全军各旅在战场通电起义。
  当时，我军担任济南西地区的防线，自济南城北沿河泺口至城南八里洼到长清地区。守军除第84师两个旅和我的独立旅外，还有整编第二师的211旅、青年教导总队、人民先锋总队、保四旅等兵力。而在几百华里的包围圈内，王耀武结集正规军和地方保安团队等共有11万多兵力，大部分都是美式装备，弹药充足，凡是重要据点，都筑有钢筋混凝土的伏地碉堡，挖掘了外壕、陷井、架设鹿寨和铁丝网等。但被困在济南的国民党部队，对固守济南城却没有信心，官兵厌战，士气消沉，悲观失望的情绪，笼罩着整个防区。
  8月间，王耀武召开团长以上的军事会议，说杜聿明来济训话，结果杜没来，王耀武就要吴军长介绍防御经验，吴军长因事先无准备就随意说了些“城守廊、山守坡”等，东拉西扯，敷衍了事，王乃命令散会回防，散会后，吴化文对所属的几个团、旅长说：“旅长到军部去玩玩。”我们就一起到军部打麻将。大家对王耀武在会上的部署愤愤不平，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平时正规军耀武扬威，要打仗了，却把我们杂牌军推上头阵，去为他们卖命！”“打什么仗呀！打也不过多挨几天！”人人感到日暮穷途。
  营长以下的官兵，厌战情绪更加严重，他们修筑工事时消极怠工，处罚也不顶用。后来，他们看到被解放军释放的潍县、兖州战役中被俘的中下级官兵和眷属，不但受到解放军优待，发给路费，还派车送回济南。他们深为感动，三三两两地在背后议论，有的说：“日本人投降了，为什么还要打仗？”有的说：“中国人为什么要打中国人？”有的甚至说：“解放军来就来吧，反正他们是‘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
  自从潍县、兖州战役节节败退以来，特别是84师一个旅在大汶口被全歼后，我军士气一蹶不振，悲观厌战的情绪更加明显。而上级催逼加强防御工事，急如星火，各部队不得不派兵四出强拉民夫，强征工料，强拆老百姓的门板、砍伐树木、勒索粮食给养等，闹得村村鸡飞狗吠，昏天黑地，老百姓既恐怖又愤怒，他们诅咒说：“王耀武莫瞎忙，耀武扬威不会长。”真是“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当时，解放军攻打济南的口号是：“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在济南城里，也发现了这样的标语，我们感到国民党末日来临了。
  9月12日晚间，吴化文打电话对我说：“震寰，八路军快打济南了，这次我们不能打硬仗，要保存实力。”我当时听了，感觉到话里有意思，就回答说：“知道，当遵照军长旨意执行。”
  9月16日，中秋节的头一天，人民解放军攻打济南的炮火很猛烈，形势紧迫。我们盘踞在孤城济南的守军，听到隆隆的炮声，思想都非常混乱，我也在心里激烈的斗争着：跟蒋介石、王耀武坚决同八路军打，不是毁灭就是被俘；不打么，又不行。拖着队伍往哪儿跑？而且跑肯定跑不出去，何去何从？我陷入了极度的苦恼与痛苦之中。此刻虽时届中秋，皓月当空。但在我的眼里，却是月光晦暗，风雨将至，瞻念前途，不寒而慓！
  就在我思想激烈斗争的时刻，17日夜里，吴化文突然来到我的旅部，神色极不自然，他示意我把传令兵等都退出去后，东拉西扯、心不在焉地和我扯谈了几句，才吞吞吐吐地说道：“震寰，看来八路军（当时我们不叫解放军）这次决心要拿济南了，我们不能白白牺牲呀！也要给八路军有个回旋的余地，我们总要想个办法才好呀！”吴军长的话虽很含蓄，但我已看透了他的内心所向。这时我猛然想起二年前我向陈毅军长表达衷曲的那封信，感到现在条件已成熟，机不可失。突然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一听，是王耀武的声音：“震寰！绍周在你那儿么？”我知道绍周是吴化文的号，立即回答：“在这儿。”吴化文一听是王耀武找他，神色非常紧张。原来最近一段时期，吴化文在中共地下工作的同志帮助部署下，与王耀武避不见面，连我们也很难找到他了。当时，吴化文接过电话听筒，勉强同王耀武敷衍了几句后就回说：“好好，我马上到古城去看看。”就搁上电话筒要走。
  古城在济南以西，长清以东，那儿防守的是整编二师的一个团，也是吴化文指挥的。这时候，我察言观色，已知吴化文的言外之意。所以我送吴化文上汽车时，就向他说：“军长的意图，我明白，必要时，我绝对服从。”吴含笑说：“好！好极了！”说着，就紧紧地握住我的手。
  9月19日晚上，吴军长来电话，要我派一个十分可靠的人到军部去参加重要军事会议。我回答“派旅参谋长高来宾去参加。”他仔细查问我：“你同高是什么关系？”我说：“高来宾是抗日战争前济南第三路军军事教育团一队的学生，我是二队队长，两人关系向来很密切。”吴又问：“高来宾为人如何，能否保密？”我告诉他：“高来宾为人忠诚，他曾被日伪军俘去，投入北京监狱，受尽苦难，誓死不屈，直到抗战胜利才出狱，此人可靠。”吴军长才答应让他去参加。
  高来宾去开会后，过了好久未回，吴军长又来电话问我：“高参谋长来否？”我回说：“还没有回来。”吴军长即以郑重的语气对我说：“会议已决定：为了使济南人民的生命财产少遭损失，减少我军与八路军双方官兵的伤亡，我军决定今晚武装起义，你是否同意？”我坚定地回答：“我绝对同意。”吴军长就说：“好！你立即通知前线：我军与八路军已成了一家人了，停止抵抗。”我回答：“执行命令！”我们正说着，高来宾回来了，他神情惶急，告诉我开会时的紧张气氛。他说：“军长要我们立即行动……。”我说，军长来电话，会议决定我知道了。我立即与高来宾参谋长商量了一下，认为吴化文今天这一步是完全走对了。国民党政府已岌岌可危，天下必将属于共产党无疑。我们决定在共产党“爱国不分先后”的统一战线政策下，弃暗投明。然后，我俩分析了本旅军官的思想情况：现有的一个团，两个团是有把握的，有问题的是第一团，因一团郭团长和副团长、团附及第三营营长等都是王耀武派来的亲信，要他们战场起义，恐怕比较棘手。我们商议决定由高参谋长去解决一团的问题，先向他们阐明起义的利害关系，如同意起义就没事，否则，立即命令一、二两营长把郭扣押起来（一、二营是我们抗战八年的基本队伍）。我们商议后，高参谋长马上出发，我也立即把王耀武派来的副旅长扣押起来，把第二、第三两个团长召来，向他们阐明当前的战场形势以及我们不能再跟着蒋介石同归于尽的道理，然后向他们宣布我军已决定战场起义，他们都表示服从命令。我就叫他们回原防地。遵照军部紧急军事会议决定的起义命令行动，8时许，高参谋长也按照我们商定计划解决了一团问题回来了，他说：“我到前线，正好郭团长值班，我与他讲不到三句，就拔出手枪对准他说：‘我旅决定战场起义，你如同意，我们就一起干，否则，旅长命令就要处决你。’他吓得脸色发黄，连声说：‘我，旅长还不知道我？我绝对服从。我一面对他进行思想工作，一面派人把副团长、团附和三营营长扣押了。”这样，我们把起义前的部署全都准备妥当了。
  起义前的紧张时刻
  1948年9月19日晚上，起义前的一段时间，全军官兵的神情都很紧张，我的心也比平常跳得厉害，是兴奋到了极度呢？还是预感到会有什么意外遭遇？我也说不清楚。
  夜暮深沉，战场很寂静，我焦急地看着表，直到9时整，我按军部预定部署，宣布全旅战场起义。因为事前我们做了缜密的准备工作，所以准时起义，一切尚感顺利。我旅起义后，与其他起义旅团一起在原地待命。奉中国人民解放军前方指挥命令，由解放军某部前来接防。我军奉令于20日下午4时，撤离飞机场原战备防地，向黄河北齐河县集中待命。这时，我才感到自己好象是一只冲出樊笼之鸟，得到了自由与光明，心里无比喜悦。
  到了黄河边，由于潜伏在84师的国民党特务乘机捣乱，到处打枪肇事，大肆造谣说“共产党骗我们过河”，船到河中，把我们倒入河里消灭我们”等等，搞得军心惶惶。20日晚我旅一团副团长和三营营长（王耀武派来的）都逃跑了，其他各旅，逃跑的官兵也很多，引起了士兵思想上的极度混乱。21日上午我即召集全旅班长以上的干部讲话，说明当前战场的形势和这次起义的重大意义，向他们阐明共产党的统战政策与我们今后光明的前途。最后，我向他们表示：“过去的事一切由我旅长负责，弟兄们不要怕。你们不要听信特务的谣言，把部队掌握好，如有意外，均由我负责。”这样反复讲解后，才安定了军心。21日下午，军部在驻地开旅长会议，吴化文军长、吴宪同志均在场。为了躲避敌机轰炸，会议离开村庄在秫稭堆旁召开，会议决定向部队辟谣，并定于21日下午6时过河。我表示由我旅先过河。
  部队北渡黄河后，所经解放区村庄，老百姓都鸣放鞭炮欢迎我们，我们亲眼看到老百姓是多么厌恶内战、渴望解放啊！
  国民党飞机的追击
  当我军于9月19日夜晚在战场起义之际，吴化文的整编84师151旅团长王玉臣、84师副师长兼参谋处长杨团一等在当晚即逃回济南城，向王耀武告密去了。20日凌晨，整编二师的参谋长打电话（当时电线未割断）给我说：“司令官（指王耀武）希望你回来呀！”我当即答复他说：“对不起了。”
  蒋介石、王耀武突闻我军起义，恼羞成怒，就在20日下午4时，我军北上渡黄河之前，派出了六架飞机，对起义部队进行追击轰炸。我军士兵当场被炸伤数人，炸毁抢运辎重汽车一辆，驾驶员和押运副官亦被炸死。这更激起了我军官兵极大的愤慨和与蒋介石反动派彻底决裂的决心。
  毛主席拍来了贺电
  正在这时，上级传来了无比激动人心的红色大喜讯：中共中央毛主席于22日给我们起义部队拍来了贺电。电文说：吴军长、杨旅长、赵旅长、何旅长并转全体官兵钧鉴：
  贵军长等率部起义发表通电，决心参加人民解放事业，极为欣慰。中国共产党站在人民立场，对于任何国民党军队的官兵们，不问其过去行为如何，只要他们能够在人民解放战争的紧要关头幡然觉悟，脱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领导，加入人民解放军阵营，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即表示热烈欢迎。贵军长等此次义举，符合人民的希望，深堪庆贺，尚望团结全军，力求进步，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为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而奋斗！
  毛泽东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我捧读毛主席的贺电，内心万分激动。当即召集全旅官兵向他们宣读了这份中共中央毛主席拍来的贺电全文。我刚一读完，数千官兵霎时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当时全旅官兵热烈、兴奋、激动的气氛，是笔墨难以形容的。
  毛主席这份贺电，不仅消除了起义官兵原来对共产党的种种怀疑与恐惧心理，而且给我们全军以极大的鼓舞。
  陈毅司令员对我的鼓励
  11月初，陈毅司令员在曲阜三野司令部召见军长吴化文和军政治部主任吴宪同志，戎马倥偬之际，要吴宪同志代表他向我道贺。吴宪同志由曲阜回到齐河县后来我旅旅部，转达陈毅司令员的话：“闻知你在济南机场起义，极为高兴，特向你表示庆贺。”并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过去谁也没有对不起谁，今后要向前看。”吴宪同志临走时，紧紧握住我的手，深情地说：“陈毅司令员要我向你转达今后安心为人民解放事业好好干，党是充分信任你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光荣地当了人民解放军师长
  我们旅作为先头部队于9月21日晚渡过黄河北上，到齐河县某村休整。10月初，共产党中央军委命令济南起义的军队吴化文部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5军，委派吴化文为军长，下辖三个师：103师，师长杨友柏；104师，师长赵广兴；105师，师长何志斌。原国民党山东省保安司令部所属的孟昭进纵队数百人，也随96军一起起义，过黄河后，改编为35军的一个旅。
  我当即召集全旅官兵，宣布我旅已奉中共中央军委给予中国人民解放军105师光荣番号时，全旅官兵情绪激动，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我内心的激动与喜悦，也无以复加。我感谢共产党对我的信任，同时，我深深地感到今后的责任更加重了：我旅由一个反人民的军队转变为人民的子弟兵，军队的性质变了，必须对官兵加强革命纪律教育，树立起为解放全中国，为劳动人民求解放而战的革命思想，才不辜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称号。
  那时，我师驻在齐河县一些村庄，正是秋收季节，我就教育部队要发挥抗日时期在日照县的优良作风，帮助农民干些收割、打场等农活。由于我旅官兵每天与农民劳动在一起，同流汗水，军民关系很融洽，得到了当地农民的爱戴，还受到了县委的多次通报表扬。
  是年11月，全军奉令开往济阳县。上级派来了政治工作人员：何克希为军政治委员，吴宪为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以及团、营、连的政工人员等，开始对部队进行忆苦诉苦、新旧军队对比等政治思想教育。还给部队演出“白毛女”话剧，启发提高官兵的阶级觉悟，痛恨旧社会地主恶霸和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罪行，从而认识到共产党是中国劳动人民的救命恩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为劳苦大众求解放而战，明确了为人民而战的责任感和作为人民子弟兵的光荣感。
  经过一个多月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我师指战员既提高了政治觉悟，也提高了军事技术水平，个个精神振奋，斗志昂扬，一致要求开赴前线参加解放战争，争取为人民立功。经上级批准，于12月中旬，全军由黄河北济阳县开赴徐州西地区，参加淮海战役第三阶段的战斗。我师奉令归解放军第七兵团王建安司令员、谭震林政委指挥。
  王建安司令员命我师开赴第一线，参加歼灭杜聿明、邱清泉兵团战役。军政委何克希召我和政治部主任姚力谈话，传达上级给我师的任务，命我师接“渤纵”26师的防地。何政委问我：“这一战斗任务很重要，你有把握吗？”我意识到这是为人民主动立功的好机会，就坚决地回答：“能！保证完成任务！”何政委听了很高兴，爽朗地笑着说：“好！好！”第二天，我派参谋长高来宾带部分主要骨干先行与“渤纵”联系。为了防敌人空袭，我们夜行军至天亮，到七兵团谒见王司令员和谭政委。谭政委对我说：“后天开始围攻，你师不接‘渤纵’防务，开赴孙庄堵截敌人突围。”1949年1月6日，解放军各兵种奋勇进击，全歼杜、邱兵团，我师也胜利完成了堵截任务，奉令调徐州东地区实行并编。这次并编，把鲁中南纵队和第35军并编为第35军，仍辖三个师，我仍为105师师长。
  解放南京 进军浙江
  1949年1月，我部奉调徐州东整训两个月后，即奉令南下，加入威震中外的“百万雄师下江南”，参加解放南京的伟大战役。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35军接受主攻蒋介石的老巢一南京的任务，在长江北岸展开了两天两夜的激战。我师担任中路卡断江浦县和浦镇之间的敌据点、切断公路、进攻敌人某部和攻点打援的任务。浦江县城被我军103师攻克，歼敌一个团。104师主攻浦镇，敌军全线向南京溃逃，我军跟踪追击，于4月23日上午抢渡下关水域，奋勇直捣南京，解放了南京城。
  南京解放后，我师奉令担任南京新街口市区和中山陵的城防警戒任务，并派一个团抢运国民党遗弃在飞机场上的大量汽油。
  5月3日，杭州解放后，我军于6月初奉命开赴浙江省。6月15日，我师师部和314、315两个团进驻杭州，担任杭州城警备任务。上级任命我为105师师长兼杭州警备副司令员（江华同志为杭州市委书记兼司令，副师长韩顾三、政委宋献章、政治部主任姚力），高来宾为参谋长，负责杭州市警备任务。另派313团团长沈晏宾，政委罗晴涛带部队配合省县地方政府反霸剿匪、进行土地改革等，均胜利完成任务。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1950年5月，中央以浙江省沿海盐区的海防较混乱，走私漏税严重，调我任浙江省盐警处处长，整训盐警部队五个大队，协助人民解放军加强海防，缉私护税。
  1953年至1979年，我历任浙江省盐务局副局长、局长，浙江省轻工业厅副厅长及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多次到北京开会，荣幸地受到毛主席、朱委员长、周总理等中央首长的接见，受到了极大的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