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是山东寿光县王望乡大伦村人，名叫伦秀桂，字丹亭，于1901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祖父伦显德，父亲伦国纪都是勤俭农民。外祖母家是本县留吕村，家道殷实，人口不多，所以我从小就常住她家，一直住到30多岁才离开那里。表哥孙官杰喜爱武术，是留吕村附近一带武术名手，经常玩枪弄棒、抡拳踢腿，引得众人喝采。我受他的薰陶，从七八岁上就跟他练功，后来学有所进，便酷爱拳术，在全县和全省比试中均获优胜，为家乡争得了光荣。晚年家乡政府赠我一“武冠齐鲁”的横匾，我实在感惭交集：感激党与政府对我的鼓励，惭愧的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现将我自己练功夺魁的事向大家说一说。
  （一）
  当我懂事的时候，正是民国初年，那时寿光土匪很多，我常听说的有：单亦花、张四、韩茂赏、张观桂等。大股的明枪暗夺，小股的绑票路劫，有几亩地的人家个个自危。为了对付上匪，这一带男青年都积极练功学拳，借以健身自卫；表哥孙官杰的练习武术，大约也出于这种动机。表哥踢脚弄拳，我早就十分羡慕、十分崇拜，又加他常说：“学上一身武艺，就不怕土匪来绑”。我那时对这话也从心里信服。因此，我在上学期间，在读着“子曰、学而时习之……”的同时，也就学起“撑功”来了。尽管长辈苦口婆心地劝我专心读书，将来做个显官达宦，但我的心中早迷上了“拉架”、“出打”等架式。我在练功中，拳脚上进步很快，在20多个学拳的青少年中，我经常受到表哥的赞扬。
  这就好象火上加油，使我的练功劲头越来越大，一下课就舒臂弹腿，晚上在地屋子里（练拳的地窖）也练得汗水淋漓。
  表哥教我的是“义和功”，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撑功”，这是基本功夫，一套有30多个式子。因为我身体素质很好，又加练得认真，所以架子圆浑结实，出打有力，在比赛中，成绩名列前茅。第二部分是：“八套对打锤”，重点是练习打和招。由于表哥的尽心指点和我的苦苦练习，成绩也很出色，动作迅速敏捷，出拳坚实有力，往往使对手败北。不仅共同学习的伙伴打不过我，即使社会上一些出名打手也甘拜下风。一次我回大伦老家，庄里人知道我学习拳脚，就想试试我的功夫。我村东头有个伦立之，在张宗昌手下当过兵，身体健壮有力，手脚敏捷灵活，摔跤拳击无人抵挡，他在村内立擂台，专打附近几村名手。他听说我回家，便主动找到村西头我的家想和我较量一番，我再三谦让，说“年青初学，不敢班门弄斧”。他更欺我无能，蛮横无理地要求非摔跤不可。旁观人也给我添油打气，又激又劝，叫我和他摔一下。我出于不得已站在场地上，拉好架式说：“向你请教了。”话声刚落，他象猛虎一样向我扑来，我立定脚跟顺势抓住他两臂一摔，他便踉踉跄跄倒在地下。他很不服气，接着跳起来向我猛冲，下死地想搂着我，可是他未及靠身又倒在地上，连上四次都被摔倒，他也筋疲力尽，宣告认输。后来他对人说：“我一生没有服的人，只服秀桂，出手力抵千钧，不同一般。”伦秀成也是自恃力大，称雄称霸，彪彪呼呼，专好打仗。他搬碌堆无人敢比，扛小麦口袋（150多斤）不用弯腰。他对我是口服心不服。一次他趁我不防，窜上身来想摔倒我，可是我一侧身、一伸腿，便将他扭倒在地，他爬起来说：“我心服口服了”。
  每年春节过后，村村玩杂耍，跑龙灯、踏高跷、撑早船、闹海，最后都表演武术。我和表哥都参加演出。跟着杂耍队在留吕、张家庄、郎家庄、丁家楼、高准、河崖、稻庄等村表演，每次表演都博到观众喝采叫好。这对别人来说是司空见惯，没有什么，可是对我这个争强好胜的人却是个极大的推动。我用心表演，下大力气，用实功夫，施展出所有的本领来，赢得群众的好评。这对提高我的拳术水平作用很大。后来我又学了长拳，共四路，主要是活动身体，动作以圆滑灵活为好，补足了我以往只重视结实有力而忽视灵活多变的缺陷。
  1933年的清明节前后，寿光县在城里召开全县武术比试大会，选拔优秀，送省国术馆深造。为了迎接大会的召开，我又拜西方吕温明亮为师，学了“大杆”，也叫大六和小六和，一共八套。其基本动作是用长杆（代替长枪）对刺，由于我的撑功基础好，大杆也学得较出色，当时几个老师评论：“秀桂大杆长于拳脚。”在大会前夕，老师反复叮咛指导，我也昼夜苦练，准备评在前列。
  比试大会的前一天，温明亮老师带领我们留吕地方的武术学员十几人奔赴寿城，参加大会。大会会场设在西门外的大广场上，正面设有主席台，台前红旗招展，县长宋宪章和考试委员林经三都在台上，周围观众熙熙攘攘围得铁桶相似，警察局人员在场内维持秩序。参加比试的人员全县有四百余人，比试项目共三类，即长兵（大杆）、短兵、拳脚。参加比试者先进行武术表演，由考试委员按优劣论分，然后开始对打比赛。对打时每类分成若干组，每组有多少人即备多少竹签，竹签按1、2、3……编号，每号两签，即两个1号，两个2号，余类推。比赛前先按组抽签，抽完签后，1号对1号，2号对2号，进行对打，比赛方法三拳两胜，点到为准，由裁判评定胜负。这样打一次便淘汰下一半人员，取胜者再编号抽签对打，直至比出冠军。
  这次我参加拳脚比试，表演完毕后，比较理想，众人喝采，评为优等，这给我进行对打增强了信心。但我仍忐忑不安，深知“山外有山，人上有人”，全县范围，高手必多，绝不敢疏忽大意。我即全神贯注，开始对打，可是对手多为滑架，出拳无力，均被打败，我稍有懈意。老师看出我的情绪，即临场提醒，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强手多在最后。打到最后，只有我和倪国栋二人争夺。倪30多岁，身材魁伟，神气十足。这人自称在74师当过教官，当时在县警察局教练武术，派头十足，平时出来，西装革履，礼帽眼镜，由他的徒弟祖冠三挎带宝剑在身后待卫，一般人都让他三分。一上场地先蹲了个茶壶架式，前腿弓，后来撑，右臂探出，左臂右弯，形似茶壶。这架式防护极严，上边来用右手招，下边来用左臂搂，不易进攻。我略一思索，便抢先进攻，我先用左脚向前虚点一下，迅速抽回，他刚变架来招，我瞅准空隙，右脚猛出将其踢了个趔趄，我首战告捷。第二局他仍用茶壶式待我进攻。他料定我会变式抢进，我仍用虚点实踢的方式将他踢倒，着脚处，觉得他招架无力，功夫不实。两局全胜，最后夺魁。全场响起了热烈掌声。后来听说他在这次比赛后，再无人拜他为师，教练的差使也砸了，只好到他乡去混饭吃。
  比赛结束，最后选我们四人到省国术馆学习：拳脚项目有我和亓疃村李同兴二人，长兵项目是郑家埝村郑建德，短兵项目是丰城村张东园。
  （二）
  1933年清明节后，县里林经三老师带领我们被选中的四人到省国术馆学习。这里有精师广友，使我的武术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在攀登的道路上，单靠主观努力是不够的，必须有名师指点，广学博采。荀子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我过去在乡下练功，只局限于个人苦练，教师水平也有一定限度，所以进步受到限制。到省国术馆后，则是另一个天地，全省的武术名师荟萃一堂，而所学武功各有千秋。他们不仅技艺精湛，而且通晓理论，善于指导。
  教我们太乙拳和摔跤的是武术馆馆长窦来庚，他是武林的高手，全国驰名，当时他担任省主席韩复榘的警卫武士队队长（七七”事变后，韩被蒋诛，他率武士队到临朐成立国民军义勇队，1938年秋接受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改编为“山东省保安十七旅”他任旅长，他接受共产党团结抗日的统一战线政策，率部与日寇交战20余次，后于1942年8月29日在福山——邬家官庄与日伪军3000多人作战，全军覆没，窦腿部受重伤，自戕殉国），他教太乙拳时，首先讲了几家拳的特点，他说：内家拳有太极、形意、八卦，外家拳有少林等。少林过刚则易折，太极过柔则无力。太乙拳兼两家之长，刚柔相济。我听后深受启发，专心练习，掌握要领，使自己的功夫提高了一步。后来他又教学西路长拳和摔跤，经他指点精要，在迎闪进退上比原来也大有长进。教太极拳的老师是于化行，据说他是韩复榘的老师，深得太极奥妙，作起来如行云流水绵绵不断。教长兵的老师是陈再显，河北省人，他在长兵方面不仅趟子娴熟，而且刺法上很有特色，我受益较深。
  广泛学习，博采所长，是提高武术技艺的重要一环。为了使自己再进一步，我又学习了连步拳、少林拳、形意拳、八极拳、八卦掌等。另外，在拳术的基础上，又学习了刀术、剑术和棍术。刀术单刀是短兵器的一种，由刃、背、尖、刀盘（护手）和柄所构成，以缠头裹脑为主要动作，再加上劈、砍、挂、刺、打等刀法，构成套路练习。刀术的特点是攻法猛、快、防法柔和，有劈刀如虎之说。剑术有练习敏捷之力。剑由尖、刃、脊、护手、柄所构成。由点、崩、劈、刺、打、挂等剑法组成套路，剑法特点是动作轻快，身法骄捷，富有韵律，有舞剑如风之说。棍术有练习刚劲有力之能。棍指齐门棍、齐身高、满把粗、细段为稍，粗段为把，中段为身，主要以抡、劈、戳、打、舞花等棍法组成套路，棍术的特点是快速刚劲、有力。有枪扎一条线，棍打一大片之说。由于名师指点，广学博采，使我的武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学习一年，我觉得有胜练十年之感。
  学习结业后我被派到益都国术馆任副馆长（正馆长先为张从浩，后为潘兴祥字云卿，不教练武术）。负责县府公职人员和群众爱好者的武术教练。我边教边练，准备参加省举行的一年一届的国术考试。
  （三）
  1934年春，山东省第二届国术考试大会比赛在济南举行，我参加了考试，参加的项目是“拳脚”和“长兵”，比赛结果为第三名，奖给单刀两把，柄上刻有“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赠”字样。在获奖以后，别人都为我祝贺，但我表面强作欢笑，而内心却悒悒不乐，因为我到益都担任国术馆副馆长后，觉得有了职务，只满足于早晚教导别人，而忽视了自己的勤学苦练，使技艺功夫都停滞不前。原先在省学习时，有些伙伴和我比试，都不在话下，而今次到省与他们对打起来却十分吃力了。我才知道，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自己如不急起直追，则会很快被抛在后头。因此，我除教练别人外，便加强了自己苦练。特别在散打方面我经常找一些对手和他对打，一打就是一二小时，在招架别人的脚踢时，要用腿去截，小腿被踢得钻心痛疼，腿梁上被踢得一个个紫疙瘩，常年不得消失。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后我的功夫有了长进，对打时作到心不动而自动，任何方面的进攻都能招架裕如。
  1935年春，我又参加了山东省第三届国术考试比赛大会，对打前的武术表演比较理想，对打开始也连连取胜，我满怀信心夺取冠军，可是打到最后却败在特殊情况上。
  拳脚比赛的最后一个，是和手枪旅的一个姓张的排长对打。这人五短身材，30岁上下，目光炯炯有神，行动极为敏捷。比赛开始他象疾风闪电，向我进攻，我边截边攻，一时他踢中我臀部我踢中他腹部，判为双中，不分胜负。继续对打，连续10多次双中，这时场上手枪旅的观众连声呼喊助威，给张排长打气。他突然变换进攻架势，我应变不及，被踢中失败，成为乙等。长杆比试的最后一人是个彪形大汉，他用左架使杆，这也是我第一次遇到的对手，一般长兵比赛都是右架使杆，按常规对刺我从无敌手，一下遇到左架，我招架无数，连刺两场均被刺中，也被评为乙等。这次比试我总分考取为第二名，奖给小银盾一面，上面镌刻“民族精神”四字，下面写着“山东省税务局局长马斌赠”。（小银盾现存山东省体育委员会）。比试归来，我总结教训，自己只能按常规对打，缺乏应变能力。为此，我采取三种措施锻炼应变能力。一是多练，在娴熟上下功夫，常说熟能生巧，巧能制变。二是在敏捷上用功夫，练习手眼的灵敏度，达到眼快手疾，心身动。三是与各样对手比试，练适应各种进攻招架的能力。为了达到以上目的，我除去和学员对练外，还向社会上各派名手学习。当时在益都的武术老将不少，都独树一帜，教徒传艺。有在益都城关教回族子弟拳脚的李荫堂，他除教学拳术外还教刀、枪、剑、棍，练硬气功。刘福义在关东教20多名学员练武。杨金标，清末武秀才，在家教徒，地功锤十分出色。闫子亮，城里松林院街人，在家教有学生10余人，他有一身好武功，是出名的六合门。这些武术老师，都是久练疆场，各有特长。我与他们切磋武技，学其所长，补己之短。
  1936年山东省第四届国术考试比赛大会在济南千佛山下体育场举行。我第三次参加比试。这次大会特别隆重，参加比试的有几千人，除本省各县武术学员外，天津等外省市学员也来参加。主席台设在北面，省里一些官员出席大会，周围观众和台上的人密密匝匝，有数万人之多。大会开始，彩旗招展，鼓乐齐鸣。比试队员都穿着一色的红灯笼裤子，白衬衣，头戴运动帽，脚穿运动鞋，整队入场。入场式完毕，分为四个场比试。在几千人中要取10个甲等，拳脚4人，长兵2人，短兵2人、摔跤2人，比赛场上的竞争气氛特别浓厚，不仅各县武术健儿都想大显身手，一举成名，而且韩复榘手枪旅的武术队员都带有很大压力。韩复榘向他们宣布，参加比试者如在甲、乙、丙三等中均不挂名，要打40军棍，如果得上甲等，不论是谁，每日多发给10元津贴，月月发放。这是极大的物质奖励，那时小麦每斤二分七厘，白糖六分一斤，白布六分一尺。一个班长每月薪饷，连伙食费在内只有八元。所以那些参加比试的官兵们，简直象作战一样，拚命争夺。
  比赛共进行了6天，我共打了40场，虽然是每餐4菜，我的体重还减轻了5斤。我共参赛两个项目，一是长兵，一是拳脚。我对长兵夺魁满怀信心，总认为功夫硬，路子熟，不会有敌手。可是中间出了一点小差，致使最后只夺得乙等。因为在对号比试中，遇到滕县的一个对手。抽签以后，我们是同号相比，两人先见面握手，客气一番。都说：功夫太差，向你学习，有缘相会，望手下留情。可是对刺开始，第一回合，他就败北，第二次他想挽回败局，未等拉架转周，他就趁我未备猛刺过来，我就势向外一翻，直刺他的面部，正中眼下，因用力过猛，致使他皮破血流。在比赛向老师行礼时，他趁我不注意，拿杆向我腰部刺来，我一闪躲，只擦着衣服而过。我问他为何这样无礼时，他说：“原说手下留情，你为啥这等手狠！”我一看他伤得太重也连说：“实在出手无数，不是有意！”可是以后和别人对刺时，就有了顾忌，打到最后终因出手无力而未夺取甲等。
  拳脚比赛最后夺魁时是与手枪旅的一位班长高学进对打。高学进是一个黑脸大汉，年刚26岁，臂力过人。我们共打三次。第一次，他先发制人。一般是上场后，互相行礼，拉架，走场，然后对打。他上场后尚未行礼就象猛虎般向我扑来，我急飞起一脚踢中其肩部，他扑力甚大，抵住我脚用力顶来，将我顶个仰面朝天，这次我虽先中，可是在场上倒地被裁判为输局。第二次他又出其不备，用脚来踢，我一闪，接着向他小腹蹬了一下，用力太重，使他内部受伤，虚晃一下服输。第三次，我先进攻，我故意向前踢脚，他急来招架时，我从上面一拳打中他的头部，他立即冒了冷汗，三局两胜，我为甲等，全场响起热烈掌声和喝采声。听说他回去后躺在床上几天没动。
  比赛结束，我一个甲等，一个乙等，总分第一，获得冠军。报纸上连篇报道，轰动泉城。这次夺魁，获得大银盾一面，用紫檀透雕双龙图案镶嵌。银盾上镌刻“我武维扬”四字，上款是“山东省第四届国术省考优秀纪念，”下款是“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赠”。据说此盾系济南森宝斋制造，价值50元大洋（此盾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搜去丢失）。我夺魁后每月多领10元津贴，直至“七七”事变。全省夺魁的理想实现了，可是我还觉得在功夫上，技艺上还不过硬，我回县后多次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勤学苦练，想再攀一个新台阶，可是芦沟桥一声炮响，遍地燃起抗战烽火，我的进取计划也被打乱了。
  （四）
  抗战开始，我从益都回到寿光老家大伦。1938年初日寇侵入寿境，张景月在我家乡一带拉起了游击队，后编为国民党山东保安第十五旅，声言武装群众，抗日救国。我凛于抗战大义，参加了他组织的武术队，担任教官。武术队住在寿城，共有30余人。队长林经三，队副林同兴。下分三个班，一班长张炳西，二班长李炳坤，三班长李中正。学员多有武术底子，有的拳术较高。1941年，武术队扩大为100余人‘多为20岁上下的青年，都未学过武术。林经三为队长，我为队副。1943年武术队编为特务队，我被派到国民党寿光四科歌咏队教武术，有学员20多人，都在十五六岁左右，后来这些人多数参加了解放军。
  我教拳重在育人。一是明确练武的目的在于强身自卫，怡养性情，益寿延年；再就是告诫大家应博学苦练、永不满足；另外更重要的是重视武德。我在益都国术馆、十五旅武术队、四科歌咏队教授武术，传艺数百人。我曾表明：1、强横无理者不教；2、好勇斗狠者不教；3、恃强凌弱者不教。育人必先正己，身教胜于言教。我习武几十年，员不说身负绝技，但也多次取胜，但我总记住名师教诲“虽胜不武”，认为依恃会拳打人是奇耻大辱、下流卑鄙的事。即使别人恃强欺我，我也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只是自卫而已。
  我教学生学武术并不是一律不准与人斗，而是要“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借拳术斗殴打架称强称霸是恶劣行为，轻则伤人失掉和气，重则害命违犯刑法，与人与己皆无好处，但学武术者多犯此病，一旦学上几手，就技痒难耐，非试试不行。所以我教拳时常以此告诫学生，切不能借拳私斗。但是学好武术为国事而斗是可赞扬的，如岳飞、戚继光、冯婉贞等以武术御侮保国是可称道的。尤其在日寇入侵之际，我讲这些道理，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从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教育的成果。一是赵家庄子战斗。在十五旅我教练的武术队，后来编入特务队，1943年，在赵家庄子被日寇包围，武术队员英勇击敌，奋力拚杀，无一退缩，后来几乎全部牺牲在战场上，在这部分武术队员身上表现了高度的民族气节。二是一封来信。杨道隆是我在国民党寿光四科教武术时的学员，后来他参加了解放军，在战斗中英勇杀敌，立了九次战功，干到营长，后转地方。1984年他离休后来过一封信，原文是：“敬爱的伦秀桂老师：你大概不认识我了吧！1945年前，抗日战争时期，我曾在寿光跟你学武术一年有余。其间你教导我们练武要注重武德，练武是为了报效国家，不能和村里人打仗，更不能以武术去干些不法的事情。当时我虽很年轻，但对日寇侵入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是深恶痛绝的，想学上一身武艺为抗日出力。1947年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历次战斗中我没有贪生怕死畏缩不前的思想，都是冲锋在先退却在后，先后共立过九次功。我能作战勇敢，奋不顾身，首先是党的教育，阶级觉悟的提高，但其中很关键的一点是你的教育：为正义而斗，学好功夫，艺高胆大，在作战中不怕牺牲……”从这封信中，我看到了以武德育人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