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5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访问我国期间，曾收到一份鲜为人知的珍贵礼品——田黄石印章。这次礼品馈赠，使我国的篆刻艺术，为中苏两国文化交流，增添了一段佳话。这方印章的治印人，是我的父亲——程绣虎先生。印章经解放军总政治部转赠这位苏军元帅，故事后先父受到了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的嘉奖。
  程绣虎（1909.5.7—1961.1.4）名联璧，又名璧、字仞千，号觉石，道号通慧，晚号黄花老农、斋号玉雪楼。宣统元年生于济南大明湖畔一个家学渊源的世家（我家为宋代理学家程颐的后裔，清初由浙江绍兴十二圩迁居济南）。先父幼年丧父，家境衰落，失去了求学的经济条件，在他15岁时，因生活所迫，到济南友邦保险公司当练习生。后来，受到王统照先生厚爱，介绍他到青岛大学当旁听生，半工半读。
  先父生性聪慧勤奋，自承家学。年青时亦能工诗词、擅书画、精篆刻、善鉴赏、通工尺而博识多才，在家乡小有名气（曾有人将他推荐给王耀武作秘书，但未赴任）。抗战前，他在山东民众教育馆、山东实验剧院、山东教育厅、济南“诚报”社、及北京红卍（音方）字会等部门任职。抗战后，投笔从戎，在西北军任职，后南下武汉，在县政府和银行界任职。1942年冬，在汉口与我母亲周素心女士喜结良缘。解放后，定居上海市，曾为华东纺织管理局制作蜡像和帮助出版社绘科普书籍插图，待业时，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失业登记。而后又受聘于某中学任教。1961年因患肝炎，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情况下，病故于甘肃玉门，终年53岁，有三子三女。
  先父有历尽沧桑，坎坷不遇的经历，但他不辞艰苦，不计名利，把毕生精力献给所热爱的祖国传统文化艺术。他对文史书画、金石篆刻锲而不舍，还将研究所得，著书传艺。有《山石皴法》、《古印析览》、《书画鉴定常识》、《漫谈压角印》等等文稿。可惜的是，这许多珍贵书稿，未能与读者见面，就在“文革”中全部丢失，至今下落不明。
  先父所追求的艺术道路中，数金石篆刻造诣最高，行家称他的篆刻作品为“看似寻常最奇崛”。我们从现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一对鸡血石印“人民子弟兵”和“保卫和平”可见在这方面的功底。这对鸡血石章是1957年建军三十周年之际，他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礼品。
  我幼时，有件记忆犹新的事。父亲教我刻印，我问篆书如何入印，他简明地说道：“用写篆的笔意来作隶书”。此话一直记在我心中，由此悟出我国书法艺术演变发展过程中的奥秘。我还见过先父从古印谱中精选出的百余方印章，并逐方地从篆刻的艺术风格、章法布局、文字造形，刀法韵味等方面进行分析、介绍，编撰了《古印析览》一书稿，见过此书稿的朋友，都觉得从中能获启迪。这不仅是先父的学印心得，也是初学篆刻艺术和鉴赏的一本不可多得的教科书。
  在印章上自刻肖像，过去罕见，近代亦不多见。但先父在解放前就作过这方面的尝试，今从复印件上可见一斑。这方印在画面处理上，学习了西洋画的立体感法，说明他在追求传统艺术过程时，並非盲目照搬，还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来达到创新。
  至于绘画，先父崇尚宋元名家，推崇清初六大家。过去社会上曾一度贬清初“四王”复古，父亲则对我说，艺术上的争论，不可能是尽善尽美，平心而论，四王的笔墨是好的，他们业绩不在于创新，而是对传统的总结，不懂传统，又从何处谈创新。又说，四王的东西，如同西画中素描基本功，要想学好国画，必须要经过学四王的阶段。
  先父爱作山水画，他作画时很讲究笔墨技巧。他曾在《山石皴法》中写道：“国画别于西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讲究笔墨技法。”他说，“国画笔墨技法，对初学者应首先理解用笔的魅力，或书或画，做到笔在手中能挥洒自如，出神入化，使其有节奏感和韵味。要使自己的作品，体现出自己的修养、技巧和风格，才能别于他人，不致雷同。”他还认为：“书画同源不同法。”
  我幼时看先父作画写字，一只笔在他手中，轻重徐疾、偏正曲直、都是一气呵成。他的国画，笔笔力透纸背，虚中见实，皆如书法中转折顿挫，合书法中须圆、须重、须留的用笔法度。先父这手基本功，据说是他在青少年时，每日在旧报纸上练习书画，勤奋钻研而成。
  在文物考古方面，先父亦下过许多功夫。但他一生四处漂泊，生活很不稳定，不能安下心来，专研某一课题。可是他每到一处，总要针对当地文物古迹，查找方志野史，询问行家，细心考证，並写入日记。正由于他能处处留心，日积月累，遂使自己见多识广，更加热爱祖国文化遗产，並为保护这些珍贵遗产积极出力献策。解放初，先父客居武汉，曾拜谒当时主持中南局工作的陶铸、谭政等首长，提出要加强保护武汉三镇重点文物的建议。1950年他得知当时平原省安阳皂殷墟（今河南安阳）被人挖掘，即上书给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先生，提出应在全国加强保护重点文物的意见。我家迁居上海后，他多次参观上海博物馆，对展品及其讲解词，说明书等都仔细听阅，然后写出十数条意见送给该馆，当时“上博”、市文化局于伶同志，曾商量聘他到该馆工作。
  过去，我家也藏收一些文物，品种多为古书字画、金石玉器等。这些古董都是先父省衣节食积点钱在旧货地摊上购得。记得五十年代初，有次我和父亲在汉口江汉关地摊上，见有几块碎玉，他就用准备买棉鞋的钱，将这几块玉购回，并用胶拼连，原是出土的西周玉圭。通常，他对家中每件文物来历都认真考证并记入日记。可惜的是先父在世，我们兄弟们均年幼，对他的事业，不能有深刻了解。
  我家现在还有一方砖砚，砚吃透了蜡，所以发墨很好，其背刻有缩摹“西狭颂碑”，但我们晚辈却不知其来历，后来在先父世交马太龙（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长子）家，才见到先父生前所撰写的短文《百砚斋记》，今抄录如下：
  百砚斋记
  此砚为乾嘉间，江西万庶山（承纪）百砚斋文物之一，刻者常州王应绶。百砚之镌皆出王手。万氏早逝，未见及见之成，故大部归诸王氏。清末流入吾鲁我家，得其二，一为建昭砖，背刻陈仲弓碑，现存汉上，当为舍亲亁没；本砚为梁大宝制，宝子上半己泐，甲子纪年与史皆合，缩摹西狭颂碑，亦称精审，不下于，于诸峻千所，抚之金石图也
  山东济南程璧绣虎庚子
  花朝后申江时年五十又二
  短短一百余字已将刻砚的来龙去脉以及鉴赏价值都作了交代。从此文中，还见先父的文学修养。平常，他亦爱写诗填词，题画长短句，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已找不到他在这方面的遗作。
  先父生前常对我们兄妹说：“历史文物是无价之宝，如果她得不到知音，就有毁的可能，毁掉了这世界上是再不可能有第二件。”他一生最怕文物得不到知音而被毁掉。他在逆境中，穷愁潦倒，一度我家七八口人，全靠政府发的救济金为主要生活来源，他也不舍得将文物出让转卖，例上述的田黄石、鸡血印是献给了国家。他曾将家藏的许多古书善本赠给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他爱文物，热爱事业，胜过生命。在他临终前一年，我考取地质院校，父亲就高兴地对我说：“好好学，今后考古，就有你作我的帮手”，其实，当时先父已病入膏育，仍耿耿于怀他所酷爱的事业。
  我的大伯父程枕霞（联铨）先生，是我国历代服饰早期研究者和蜡像艺术开拓者，所以我父亲也掌握制作蜡像技艺。1950年我国第一部婚姻法公布后，先父曾为华东纺织管理局做了十二尊蜡像，其中有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等历史人物，来配合宣传婚姻法。他还将所集资料，编绘成《我国古代服饰及其图案》专稿。
  先父编著文稿，很注意图文并茂的效果。在五十年代，没有复印技术，彩色摄影一般人无力问津。他靠自己掌握的绘、拓、摄、刻等技法，为文稿作插图。在编《古印析览》时，有许多资料是从友人处借来，为了用照相机翻摄成与原稿一样大小的照片，他成功地实验用老花镜套在一台老式“阿克发”照相机前，代替现在通用“近摄镜”法。由此可见，先父还留心各类技术，为文化事业服务。
  先父思想尊儒，我幼时，他就教育我们要“大学中庸仔细看”。但他不排外，学习外国文化，学过英文和法文。据说法文还是从何思源先生的法籍夫人处学来的。先父曾帮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主任张作人（长弓）教授，画过一本《寄生虫图说》，书于1955年由上海、北京书店上海分店出版。见过此书的人，很难相信这些插图中熟练的小钢笔画，是出于一位国画家手中，我是知道，这钢笔画技巧是先父从一本牛津原版《英国史》的精细插图中自学到的。
  常与先父来往的，多为文化知识界的朋友，王统照、顾颉刚、何思源等前辈是先父所尊敬的师长，马太龙、张作人、边成（政平）等是先父生前与他们切磋技艺的世交。先父的业绩，也与诸位老人多方帮助分不开。
  从先父言行中，还感觉到他作为一个山东人而自豪，在他题款写跋时，总要在自己名前，留下山东济南人氏。他说，从孙子到武训，都出自山东，称为“怪人”这是错误理解。如果人们理解他们，就不会觉得山东专出“怪人”了。先父还编写过《齐鲁文化研究》提纲，内有人物、风俗、古迹、文物等等内容。
  回忆先父所走的路，是靠勤奋自学、不畏艰难，刻苦钻研。其精神支柱是对祖国文物遗产的无限热爱，把弘扬民族文化作为己任。东晋诗人陶渊明的名句“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是先父生前喜诵的诗句，也正象他一生的写照。这种不避艰险、不计名利、锲而不舍、虚怀若谷、克己奉献的品德，不正是我国知识分子，在今天祖国建设事业中，需要进一步继承和发扬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