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在我上中学的时候，祖父已经在家安度晚年了。他总是那样和颜悦色，因此，孩儿们总喜欢在他的屋子里，听他讲述故事或是看他用玉米杆做小玩艺儿。
  1925年的暑假里，有一次正好我在祖父屋子里，我的父亲栾调甫兴致勃勃地走了进来，把一份油印文稿和一封信函递给了祖父，说这是梁启超写给他的亲笔信。“梁启超”三个字震动了我一下，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梁启超的大名我是从课本上知道的，梁启超的事迹是在课堂上听到的，这样一位学识渊博，载誉四海的著名人物怎么会给父亲写起信来了呢？
  祖父看完了父亲写的《读梁任公墨经校释》这篇批评梁启超在墨学研究中错误观点的文章，又读罢了梁启超给父亲的赞扬信，按理讲应该是很高兴的。因为，胆敢批判梁启超的大作，已属稀有罕见的事，更何况父亲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小翻译员，更重要的是，他的恰如其分而又一语中的批判深获梁启超的称赞，而且在当时学术界又引起极大的反响，真是非同小可的事。但是，祖父却不象一般做父亲的那样喜不自胜、赞不绝口，他反而认为父亲缺乏学者风度。祖父说“可以批评别人的错误，但文章不需要署上自己的名字，……”这真是趣事！写文署名，理所当然，有根可据，有责可究，怎么祖父却说为文不需要署名呢？我被弄进闷葫芦里，不明白其中道理，而父亲却一声不响地走开了。
  既至30年代，父亲和我同在济南齐鲁大学。父亲在文学院任教授，我在医学院当学生。每当我回家看到父亲书桌旁侧墙上挂着的梁启超的亲笔信，不免使我忆起昔日在老家时祖父对父亲的训教。正是那次训教，我总想多知道些父亲治学的事儿。由于和父亲同在一校，所以能在父亲身边，经常听些他的陈述，看些随笔杂记，还有他和学友们的函来信往。就这样，使我深知父亲是位无视功名，不求人知的学者。
  父亲是一位没有学历、自学成才的学者，他自幼喜爱读书，5岁时就接受祖父的启蒙教育，进度神速，记忆力特强，而且遇事总要问出个所以然。13岁在上海当伙计时，已能博览群书，而且对古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4岁时，他读到《孟子》书中的”杨氏为我是无君，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对这段话他百思不得其解。墨子贵兼，一切言行都要以人类整体利益为出发点，怎么会是无父呢？杨子贵己，损一毫利天下而不为，如何又是无君呢？怎么都成了禽兽了呢？那时还是清廷的天下，孔孟威严盖天下，象他这般小小年纪更是不敢有非圣之想，他只有悬案在心。
  《孟子》书上又说，“杨墨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父亲读后更加糊涂，他心想杨墨之道既然是禽兽之言，怎么又能够流行当世？真是稀奇古怪！好奇、兴趣引导他全神贯注、全力以赴读起《墨子》书来了。正由于这种从好奇和兴趣出发的阅读终于使他升华为对《墨经》的钻研和探索，走上治理国故之路。
  父亲薄视名利，埋头古籍，七年寒窗，弄得一贫如洗，两耳失听。我的母亲也由于患病而不得其医，与世长辞了。就这样，父亲终于攻下了《墨经》这部失传的绝学，写出了闻名的《名经注》，把全部《墨经》的奥秘揭露出来，摘取了祖国文化宝珠。日本编辑出版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中记述父亲著述的《墨子校注》就是指的这部书。
  父亲从5岁起与祖父寄居在上海，一同度过了26个春秋，祖父为人为学的高尚品德直接熏陶着父亲。那时节，祖父在上海研究格致之学，翻译了不少欧美格致书籍，他又擅长写文章和作诗词，发表了不少著述，但总不喜欢用自己的名字。他的为文不署名也是当时祖父的同事和好友所熟知的。日后，父亲在信函中经常提起祖父训教。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全国邮路畅通，父亲又和我们通起信来了，他信中曾说有的人讲他不愿求名，他说自己是一个不求人知的人，而且自己的不务求名是秉承于庭训，他写道：
  “……祖父所译述的科学书在当时甚为流行，祖父对于科学的输入确有相当的功绩，不过祖父不务名，对于编译的书从不署名，所以到现在多半不知道了。论到这一点，祖父不但个人如此，并且常以是来训示，如父自十二年发表论文，虽受到当时学者的推许，祖父并不以为喜，反而告诫学识之不足，父治学兢兢不息至今者，正因祖父之严教如此也。”
  光阴荏苒，父亲谢世15年了，他秉承祖父的严教，一心治学，不求虚名的品质也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