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47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那时节，我正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学校在四牌楼成贤街，距离国大会堂并不太远，晚餐后，同学三五结伴，散步之余，即可顺路前去观看。闲谈之中，有人说报纸上竞选国大代表的各单上有我父亲的名字，我一时不觉惊讶，都怪我在学校里只读书不看报，对此事竟一无所知。不过，我想父亲要是代表，必然有信与我，他要来京开会，父子必定见上一面。现在人既未见，又无音讯，这国大代表之事从何说起？日子一久，也就忘了个干净。
  80年代初，报纸上有这样一段话吸引着我，使我对父亲的所谓“竞选国大代表”一事始有所知晓，那段话是这样写的：
  “栾先生为人正直。抗战胜利之后，张君劢组民社党，依附蒋介石，派人劝栾先生加入，他坚决拒绝。张某以提名候选立法委员相许，先生亦不为所动。张某玩弄政客手段，竟擅自登报为先生竞选，先生非常气愤，痛斥张某无耻。”
  以后，在清理父亲身后的遗文、遗稿时，发现一些材料，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才有了详尽的了解。
  1947年的秋天，济南已经是秋风扫落叶的时分，大地一片凄凉景象。一位陌生人顶着寒风，迳直地走向齐鲁大学青杨路14号住宅，前去拜访文学院的一位教授。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不速之客，教授乖觉地品味着对方的谈话，谈话渐近尾声，陌生人单刀直入地问道：
  “教授对政治到底有没有兴趣？”
  教授也直截了当地回答道：
  “我是个没有耳朵的人，是不适合政治事务的，所以，对于政治来说，根本没有兴趣可言。”谈话至此也就结束了。
  这位自喻为“没有耳朵的人”的教授何许人也？他就是本世纪齐鲁大地的一代学人，著名的学者栾调甫。他原籍蓬莱县，1889年5月出生在上海。幼年时家境贫寒，屡遭失学，后他勤修苦学，自学成才，以致苦学成疾，双耳失聪，因而在这次谈话中自喻为“没有耳朵的人。”
  早在40年代初，一本名叫《异行传》的书中，称道父亲是“一位奇特之士”，那本书里写道：
  “……这位奇特之士，他的姓名是栾调甫，大概中国研究墨学的人，没有不知道他的。梁任公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上讲到墨子的部分，对他大书而特书，认为他的造诣即使不是绝后也是空前。……”
  父亲在他84度春秋的人生旅途中，呕心沥血，不仅赢得了学术上惊人的成就，而且也表现了他无视功名、无求利欲、坚贞不屈、刚直不阿的高风和气节，他坚决拒绝张君劢拉拢他就国大代表一事，即其一例。
  父亲和张君劢并未曾见过面，也不曾有过书信往来，彼此仅知其名。当我们问起他同张相识的经过时，父亲说：“1939年冬天，我赋闲在家的时候，接到王献唐的信，提到张君劢在云南大理设立学院，请我到学校任课，并说他是梁任公的朋友。（笔者注：张君劢与兰公武、黄远庸为梁启超门下的“三少年”。栾调甫因墨辩讨论与梁启超有结交。）是由于某教授的推荐，才希望我能够前去，以免坐困在家。献唐是深切关心我的，也是知道我没有积蓄，所以才这样对我讲的。”
  此时此刻，正值抗日战争前期，战火弥漫着大地，日寇气焰嚣张。父亲耳朵不灵，要从渤海之滨的胶东半岛远行大西南的云南偏僻之乡，遥遥路途，重重险阻，谈何容易。既至1940年春，齐鲁大学在济南复校，他重返学校，大理之行也就此作罢。
  尽管他们二人未曾见过面，也未通过信，但张君劢却由此对父亲有了印象，正是由于这种印象，40年代末张君劢组党参政时，想起了父亲，于是蓄意拉他加入民社党，诱他候选立法委员，逼他竞选国大代表。
  1947年，正值国民党大张旗鼓地筹组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之际，九月下旬，父亲意想不到地收到了一封寄自南京、署名郭本道的航空信，信封上写着，“齐鲁大学张心田教授转交”。当时张心田已离职他就，学校就把信直接交给了父亲。信中写道：
  “间尝与张君劢先生及沪上学术界同仁论及海内人物，咸以为邹鲁物望首推先生。学贵有用，当此生民困苦之际，先生应抱菩萨心肠，出而渡世，不宜独善其身也。此次国民竟选立法委员，君劢先生颇属意于先生，尊意如何？”
  写这封信的人，父亲并不认识，也未闻过其名，本来可以置之不理的，但是，父亲念及过去张君劢曾邀请过他前去大理，自己没有成行，也没有直接回信，有些对人不起，还是写了回信：
  “……顾以习学偏浅，无裨世用，俯唯往哲行藏之谊，弥觉吾斯之未能信，此深虞不午之遗辱于羊公，而私衷窃望谅其不能者也。”
  信发出后，紧接着又收到郭本道的第二封航空信，还附寄民社党入党表格。这以前，父亲未曾听说过民社党这个名字，更不知晓张君劢就是该党的头子。郭本道在信中说什么张君劢已在民社党内提名栾调甫为国大代表，而且是已成为决定性的事，让他填表入党，只不过是为了应付一下手续而已，父亲怀着鄙夷的心情置之不理。
  不想数日之后，郭本道的第三封信夹着民社党党章，入党表格又飞给了父亲，这时，他以极其厌恶的心情，毫不客气地写了一封拒绝短信，连同党章、表格一并退回。他写道：
  “前奉手书，适值病热涔涔，不克执笔，致劳悬注，歉甚。国大立委之选，仆自患其不能，业于前书言之，君劢先生盛意，心感而已。”
  父亲发走了这第二封拒绝信后，满以为可以无事了，孰知在济南竞争人选时，报纸上披露各党的国大代表候选人中，民社党候选人中还列着他的名字，不但如此，父亲还回忆说，“后来还有一位忘了姓名的陌生人前来问我对于政治有没有兴趣，……”
  这就是本文前面所述的父亲与那位突如其来的不速之客的谈话。父亲以他苦学成疾、失听的双耳，说自己是个没有耳朵的人，一语双关，干净利落地结束了一场死皮赖脸邀请父亲竞选“国大代表”和候选“立法委员”的闹剧。
  尽管父亲说过他是个没有耳朵的人，不适合政治事务，只是潜心于学术研究，但他绝非窗外无闻、埋身于故纸堆中的隐士，也绝非只云之乎者也、空谈阔论的老学究。他的学术与国家兴衰，民族存亡息息相关。父亲的一生爱憎鲜明，是非分明，也怀有强烈的正义感，又有深深的民族恨。抗日战争胜利之际，举国欢庆，他回顾既往，百感交织，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余生六年，值甲午之战，为诿侮之始，自斯以来，50年中，无一日不受其侵凌，若五三之变，济南之陷，吾皆身历而亲见之，今得重睹山河，幸如何之！追念四年之中，子死妻亡，茹痛实深，惜不能起死者，同伸此恨！”
  1942年初春，父亲在沦陷后的济南又惨遭失业之苦，食无隔夜粮，人无当日饱，饥肠辘辘，寒夜漫长。尽管子死妻亡、家破人散，生活陷入绝境，父亲宁肯饿死，决不腆颜事故，坚决不就日伪政权要他出任的山东省图书馆馆长之职，隐居在济南东关十亩园，保持了民族气节。
  1943年依旧是日伪白色统治着的济南，他在市立中学任教，给学生讲述《武穆传略》课时，他剖析当今之国本有胜于古代宋高宗，直言不讳地说：“……此吾所以据国本定断倭之必蹶。”大胆地启迪学生“日寇必败、抗战必胜”的信念。
  1949年，也就是那次国民党大闹剧“国民代表大会”召开两年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势如破竹，长驱直入，粉碎了蒋家王朝，江山还我人民怀抱，新中国成立之后，父亲也光荣地成为山东省政协常委，参加到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去。
  如今，这位“没有耳朵”的大学教授，我的父亲谢世已经15年了，他那刚直不阿，疾恶如仇的品格，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