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父亲自幼年起即醉心于古学术的研究，而且越研究越着迷，越感觉祖国的文化遗产是极其丰富多彩和非常宝贵稀世的，越发坚定他要全力以赴、献身祖国古文化的决心。他不仅大胆地独自做下去，而且热衷于一代人的集体创造，甚至要后继有人去完成这一使命，他深知大成之乐非取乎一音。
  既至父亲治学的中期，他曾考虑过自己学术研究的后继有人和他的藏书后传问题。他教书数十载，桃李满天下，日后，他的学生活跃在文史界的为数不少。但是，在旧社会那漫长的日子里，处处不安，朝不保夕，谈何学术研究，谈什么后继有人。他的学术研究的后继理想也只有变成空想，他的藏书的后传愿望也只能落得个失望。
  父亲也曾比较过古人郑珍和菉友二人所著的书。他不胜感慨地说：“郑珍所著书，其子知同以一生之力为之订正，故遗书颇可观览。菉友治《说文》数十年，其勤力不劣于郑，而所著书竟无一可，是故人家贵有佳子弟，岂谓兰桂之树者耶！余深慨之！”由此，他也曾把希望寄托在自己儿女身上。1941年，他陷入生活的逆境之中，他失业，孩子失学，他又一次想起了他的事业——藏书的后传问题。他嘱意让他的小儿，我最小的弟弟笔录新郡县异同表和探索王莽改郡县名避忌的因由等，随后，他发现这年仅14岁的幼子大有培养和继承的前途，只是这时的家境已走上了绝路，这唯一能继承他心愿的幼苗忍受不了苦难，不幸弃世。他的一线希望变成了绝望，只有挥泪写下：
  汝诗为余第四子，……余颇佳其能考据，有索隐之才，以为可以有成，孰意天不予年，而以夭死。昔仲尼之哭颜回，以无继人，余之值此何以异！”
  尽管父亲的希望变为失望，又成为绝望，但他相信自己的研究自有后来人，正由于此，他把尚存的古书全部捐献给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