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栾调甫在他一生的治学中，自始至终贯串着一个“严”字，不论是读书，还是写作，他都是“严”字当头，严中求实，正如他在《思想总结》中所说，“我治学一向是求真实、不曲解为主要态度和主张。”他有一种锥子精神，不管是大的课题研究，还是一字一画之误，他都要追根求源，紧追不放，一追到底，必至至确无误，尽善尽美，方肯罢休。一疑破解，往往数载，诸如他解得“尾巴”与“乙把”异同之谜时写道，“此说疑之数年，苦无显证，今偶得之，是知事证在眼前，昧者不能汇参耳。大快！大快！”
  他深晓读古书之艰难，时光流逝，年代变迁，古书日见残缺，既不多见于书铺，也难索求于旧家，往往求得一书，有待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甚至毕生不得求。对此他只有感慨而已，说声：“古书日少，购求既难，见亦不易。”他说，“古书难读，首在句法、字法之与今异，而其寓意深远，每在字里行间之外。”所以，他一贯主张多读书、真读书。他在《复田庆湘书》中写道，“人必真实读书，方有致用之实，学识从读书中出，读书而无学识，便非真实读书。”古往今来，名流学家之所以出现谬误错论，归根结底，还是读书不够，学识不足，没能真读书。他说，“圣叹（笔者按：金圣叹）聪明有余，学识不足，其批解《杜诗》、《左传》，逞臆造说，如此类者，不一而足，所批《水浒》、《西厢》，亦恒不免前人诋讥，非无故也。”
  他也深知那些无识而好妄作之徒，著书立说，危害极大，他蔑视、唾弃、痛恨，称其为“浅人”、“狡黠之徒”，他说，“浅人每好改书，如此之类，最为害人。”他也为旧学担忧，他说“……轻举妄动，曲解附会，是中国文人一脉相传的病根，要不力加根除，很难使学术纳入正规，政治走向光明。以后研究学术，唯有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不强不知为知，知道一点算一点，不怕知道的少，就怕知道的不真，这样，全中国联合起来，才能整理前人的旧遗产，才能创造未来的新文化。”
  栾调甫这种严以治学、求真求实的作风，绝不因时而异，因人而变。1942年，山东莒县有人慕名而来，求他考证家藏的一面古镜。经他考证，认为是东汉时物。那人原本希望考证其越古越好，自己的身价也可水涨船高，因此，不满地说，铜镜上并无“东汉”二字，弄得栾调甫啼笑皆非，信笔写下，“昔人谀墓之作，有焚笔毁砚之恨。余非卖文求活者，逢此俗物，不觉为之失笑。”他有时看到谀墓之作，不觉怆然，说道，“达官好古，寒士作伪，一受人欺，一损清操，亦风雅中之地狱相也。”
  栾调甫不仅对待正本著作严肃认真，精益求精，即是随笔杂记，也是严谨以求，他说，“余尝谓著墨随笔之作，亦当详核原书，未可率尔凭臆。”他不仅严己，也严他人，不仅严人，而且也严“圣人”。30年代，他以高水平、严要求，主编了两集《国学汇编》，选入集中论文，破私人情面，而以“严”字决定取舍，深获国外盛誉。他对待古代学家之说，还是当今名流之言，一律从严从实相待，他极其尊重学者名人，先辈前人，但他更尊重历史事实，事物真理。只要文墨有误，眉头鱼尾，字里行间，皆多评点批校。80年代，山东省图书馆说他捐献的藏书，“更为可贵的是，在这些书籍中，有的已经栾老先生评点批校，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先生严谨治学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