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栾调甫又是一位鲜为人晓的人物，报刊上曾载文写他鲜为人晓的原因：“一方面是他研究的学问比较专门、高深；另一方面则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无视功名，无求利欲、不求人知的学人。”他从13岁自学开始，就热衷于古学术的探索，15岁即立志献身国故的整理。他薄祝一切，忘其一切，潜心学问，终生不移。他的忘我苦学，不求人知，在学术界是有口皆碑，书刊报章、信函口传，都不乏其说。《异行传》一书写他“由20年的苦功，把两耳都累聋了，才成了一个既博学且精深的学者。”
  他十几岁时，就潜心于墨子书中最艰涩、最深奥、最难读的《墨经》研究。21岁时（1910年），他就攻破了这尘封很久的绝学铁门，毅然写出了日后为学者们称赞的《名经注》，摘取了祖国古文化的宝珠。与此同时，他埋头在济南山水沟那间小茅屋里，写出了不少墨学研究论文，可是，他从未想过要去发表问世，去谋利求名。日后，他开始发表文章，着实是对祖国古学术认真负责的具体表现。
  那是1922年，梁启超耗费了20年的精力写成《墨经校释》一书。栾调甫读了这本在当时墨学界具有权威地位的专著，深感梁启超对《墨经》的曲解，势必贻误后人，于是他奋笔而起，赶写出《读梁任公墨经校释》的文章。正象日后他给墨学家张纯一信中所写的“拙著因梁任公《墨经校释》任意删改荡弃旧法，藉其盛名，唱和成风，颇足为古书危，故草是篇，聊作规劝，兼以质正海内。”他毫无为己之心，所以，他在托《哲学》杂志社转寄给梁启超的那份文稿中，既无发函地所，又无附函，害得梁启超海里摸针，花费了两年多的时光，才找到这位不求人知、鲜为人晓的文坛怪杰。40年代，齐鲁学人王献唐在与栾调甫《论墨学两地书》中，说他“治墨40年，发表太少，深以为憾！”就这样，他的不求人知的高洁性格，使他只有在身后遗留下大量未曾发表过的手稿。
  栾调甫不仅在学术研究上不求名利，不求人知，在职务、荣誉、地位面前，也是退避三舍。他深知发掘和继承祖国古文化，绝非单枪匹马和一代人所能及的，必须发挥集体智慧，更要后继有人。1923年，他在复墨学家伍非百信中说道，“以《墨经》深奥，废绝已久，欲自沉霾中求光明，决非一二人智力之所能逮。”
  1957年，在函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信中也写道，“虽然我们费过很大的力气，但工作的成就却是微小的，我认为是单干的必然结果。”所以，他在大学里任教时，一心一计，专心致志于国学研究和国学教学，发掘祖国遗产，培养后来人。1930年，他一手规划和具体组建了国学研究所，他极不愿意担任领导职务，可是事与愿违，他终于没能摆脱掉这个所主任的职务，别人求之不得，他却推之不掉。同样情景，他百般无奈地承担了数届齐大中文系主任的职务。
  1941年底。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学校被占领，人员被赶走，他陷入绝境，食无隔夜粮，人无当日饱，即是如此，他坚决不就日伪山东省图书馆馆长伪职，饮冰茹柏，隐居在济南十亩园，保持了民族气节。
  1947年，张君劢组建民社党依附蒋介石，提名栾调甫任职，认为：“海内人物，咸以为邹鲁物望首推先生（笔者按：指栾调甫）。”拉他加入民社党，诱他候选立法委员，逼他竞选国大代表。人不迷官官迷人，张君劢接连三封航空信，都遭他拒绝。栾调甫堪称大成之人不为名，一代高风不为官的学人！
  诚然，他绝非窗外无闻的隐士，也绝非之乎者也的老学究，他爱憎鲜明，是非必争。1949年，江山还我人民怀抱，新中国自东方站起，栾调甫光荣地被推选为山东省政协常委，参加到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