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栾调甫堪称本世纪文坛上的一大怪杰，他“怪”得连自己的家人也难道出个究竟。40年代，有的书上写他是“一位奇特之士”、“齐鲁一大怪杰”。生前，他漠视一切人间事，无昼无夜，无冬无夏，目不窥园，心无二致，潜心于书卷、笔墨之中。身后，他又是一穷二白，但却又无声元息地遗留下了一大堆没有见过世面的手稿。可喜的是，他的手稿既经清理整成200余册，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内容也是十分丰富，古今中外，天南地北，尽其所有，巨著小文、杂考评述、随笔杂记、乡情家记，包罗万象，其价值，远非金银财宝，百万遗产可以比拟的。从这些遗著中，对栾调甫之为人为学，倒能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生不逢辰、死不适时
  栾调甫，山东蓬莱县人，1889年5月1日出生于上海。那时，正值晚清政治腐败，国家多难之秋，他伴随着贫穷，来到了人间。由于天灾人祸，兵燹马乱，匪盗横行，民不聊生，到处一片衰落景象。他的祖父携眷逃荒，栖居在那座濒海仙境，但又十分闭塞的蓬莱古城，他的父亲以微薄的十元月薪孤居上海谋生。
  正由于他的父亲13岁时仍目不识丁，吃尽了睁眼瞎之苦，所以，尽管家道艰难，仍使栾调甫较早地接受了启蒙教育，五岁时，由其父在家授读《三字经》，六岁入学堂。由于家贫如洗，读书求学谈何容易，他一会儿进私塾习经书，一会儿又去义校学洋文，一年一变，两年一换，反反复复，时辍时续，上着免费学，读着便宜书。这种蹦跳式的“学历”，积累起来，总共也不足五年。13岁，他终于彻底失学，随其父在上海当起小伙计来了。穷而弥坚，他愈益苦学，从而打下了良好的汉学和英语基础，为日后的自学，攀登学术高峰开辟了道路。
  栾调甫从不浪费一丝工余时光，他更克扣自己的睡眠，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寒窗十载，面壁念年。青年时期已经是自学成才，初露锋芒。中年时期已经攀登了学术高峰，誉载中外学术界。梁启超著文称“栾调甫的造诣，即使不是绝后，也是空前。”就这样，他从小伙计一跃而成为全国知名的学者，曾任齐鲁大学、山东大学等校教授，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山东省书馆设计委员、山东省科学院研究员、山东省政协常委等职。
  他的晚年，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度过的，从建国后到文革前，是他坎坷一生中难得的一段恬静生活。他以毕生心血积累下来的丰富学识和大量资料，百不失一，精工细作地写作不休。只是好景不长，在那“史无前例”的大动乱之中，他被“勒令”站墙，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珍藏的万卷古籍惨遭“横扫”。面前的景象，他还未来得及细想一下，神经就开始错乱起来，神志不清，以致不省人事，半身不遂，既至瘫痪。伴随着苦难，他离开了人间，斯时1972年12月5日。
  不求人知，鲜为人晓
  栾调甫又是一位鲜为人晓的人物，报刊上曾载文写他鲜为人晓的原因：“一方面是他研究的学问比较专门、高深；另一方面则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无视功名，无求利欲、不求人知的学人。”他从13岁自学开始，就热衷于古学术的探索，15岁即立志献身国故的整理。他薄祝一切，忘其一切，潜心学问，终生不移。他的忘我苦学，不求人知，在学术界是有口皆碑，书刊报章、信函口传，都不乏其说。《异行传》一书写他“由20年的苦功，把两耳都累聋了，才成了一个既博学且精深的学者。”
  他十几岁时，就潜心于墨子书中最艰涩、最深奥、最难读的《墨经》研究。21岁时（1910年），他就攻破了这尘封很久的绝学铁门，毅然写出了日后为学者们称赞的《名经注》，摘取了祖国古文化的宝珠。与此同时，他埋头在济南山水沟那间小茅屋里，写出了不少墨学研究论文，可是，他从未想过要去发表问世，去谋利求名。日后，他开始发表文章，着实是对祖国古学术认真负责的具体表现。
  那是1922年，梁启超耗费了20年的精力写成《墨经校释》一书。栾调甫读了这本在当时墨学界具有权威地位的专著，深感梁启超对《墨经》的曲解，势必贻误后人，于是他奋笔而起，赶写出《读梁任公墨经校释》的文章。正象日后他给墨学家张纯一信中所写的“拙著因梁任公《墨经校释》任意删改荡弃旧法，藉其盛名，唱和成风，颇足为古书危，故草是篇，聊作规劝，兼以质正海内。”他毫无为己之心，所以，他在托《哲学》杂志社转寄给梁启超的那份文稿中，既无发函地所，又无附函，害得梁启超海里摸针，花费了两年多的时光，才找到这位不求人知、鲜为人晓的文坛怪杰。40年代，齐鲁学人王献唐在与栾调甫《论墨学两地书》中，说他“治墨40年，发表太少，深以为憾！”就这样，他的不求人知的高洁性格，使他只有在身后遗留下大量未曾发表过的手稿。
  栾调甫不仅在学术研究上不求名利，不求人知，在职务、荣誉、地位面前，也是退避三舍。他深知发掘和继承祖国古文化，绝非单枪匹马和一代人所能及的，必须发挥集体智慧，更要后继有人。1923年，他在复墨学家伍非百信中说道，“以《墨经》深奥，废绝已久，欲自沉霾中求光明，决非一二人智力之所能逮。”
  1957年，在函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信中也写道，“虽然我们费过很大的力气，但工作的成就却是微小的，我认为是单干的必然结果。”所以，他在大学里任教时，一心一计，专心致志于国学研究和国学教学，发掘祖国遗产，培养后来人。1930年，他一手规划和具体组建了国学研究所，他极不愿意担任领导职务，可是事与愿违，他终于没能摆脱掉这个所主任的职务，别人求之不得，他却推之不掉。同样情景，他百般无奈地承担了数届齐大中文系主任的职务。
  1941年底。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学校被占领，人员被赶走，他陷入绝境，食无隔夜粮，人无当日饱，即是如此，他坚决不就日伪山东省图书馆馆长伪职，饮冰茹柏，隐居在济南十亩园，保持了民族气节。
  1947年，张君劢组建民社党依附蒋介石，提名栾调甫任职，认为：“海内人物，咸以为邹鲁物望首推先生（笔者按：指栾调甫）。”拉他加入民社党，诱他候选立法委员，逼他竞选国大代表。人不迷官官迷人，张君劢接连三封航空信，都遭他拒绝。栾调甫堪称大成之人不为名，一代高风不为官的学人！
  诚然，他绝非窗外无闻的隐士，也绝非之乎者也的老学究，他爱憎鲜明，是非必争。1949年，江山还我人民怀抱，新中国自东方站起，栾调甫光荣地被推选为山东省政协常委，参加到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去。
  严于治学、严中求实
  栾调甫在他一生的治学中，自始至终贯串着一个“严”字，不论是读书，还是写作，他都是“严”字当头，严中求实，正如他在《思想总结》中所说，“我治学一向是求真实、不曲解为主要态度和主张。”
  他有一种锥子精神，不管是大的课题研究，还是一字一画之误，他都要追根求源，紧追不放，一追到底，必至至确无误，尽善尽美，方肯罢休。一疑破解，往往数载，诸如他解得“尾巴”与“乙把”异同之谜时写道，“此说疑之数年，苦无显证，今偶得之，是知事证在眼前，昧者不能汇参耳。大快！大快！”
  他深晓读古书之艰难，时光流逝，年代变迁，古书日见残缺，既不多见于书铺，也难索求于旧家，往往求得一书，有待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甚至毕生不得求。对此他只有感慨而已，说声：“古书日少，购求既难，见亦不易。”他说，“古书难读，首在句法、字法之与今异，而其寓意深远，每在字里行间之外。”所以，他一贯主张多读书、真读书。他在《复田庆湘书》中写道，“人必真实读书，方有致用之实，学识从读书中出，读书而无学识，便非真实读书。”古往今来，名流学家之所以出现谬误错论，归根结底，还是读书不够，学识不足，没能真读书。他说，“圣叹（笔者按：金圣叹）聪明有余，学识不足，其批解《杜诗》、《左传》，逞臆造说，如此类者，不一而足，所批《水浒》、《西厢》，亦恒不免前人诋讥，非无故也。”
  他也深知那些无识而好妄作之徒，著书立说，危害极大，他蔑视、唾弃、痛恨，称其为“浅人”、“狡黠之徒”，他说，“浅人每好改书，如此之类，最为害人。”他也为旧学担忧，他说“……轻举妄动，曲解附会，是中国文人一脉相传的病根，要不力加根除，很难使学术纳入正规，政治走向光明。以后研究学术，唯有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不强不知为知，知道一点算一点，不怕知道的少，就怕知道的不真，这样，全中国联合起来，才能整理前人的旧遗产，才能创造未来的新文化。”
  栾调甫这种严以治学、求真求实的作风，绝不因时而异，因人而变。1942年，山东莒县有人慕名而来，求他考证家藏的一面古镜。经他考证，认为是东汉时物。那人原本希望考证其越古越好，自己的身价也可水涨船高，因此，不满地说，铜镜上并无“东汉”二字，弄得栾调甫啼笑皆非，信笔写下，“昔人谀墓之作，有焚笔毁砚之恨。余非卖文求活者，逢此俗物，不觉为之失笑。”他有时看到谀墓之作，不觉怆然，说道，“达官好古，寒士作伪，一受人欺，一损清操，亦风雅中之地狱相也。”
  栾调甫不仅对待正本著作严肃认真，精益求精，即是随笔杂记，也是严谨以求，他说，“余尝谓著墨随笔之作，亦当详核原书，未可率尔凭臆。”他不仅严己，也严他人，不仅严人，而且也严“圣人”。30年代，他以高水平、严要求，主编了两集《国学汇编》，选入集中论文，破私人情面，而以“严”字决定取舍，深获国外盛誉。他对待古代学家之说，还是当今名流之言，一律从严从实相待，他极其尊重学者名人，先辈前人，但他更尊重历史事实，事物真理。只要文墨有误，眉头鱼尾，字里行间，皆多评点批校。80年代，山东省图书馆说他捐献的藏书，“更为可贵的是，在这些书籍中，有的已经栾老先生评点批校，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先生严谨治学的精神。”
  勤于笔耕、勤中求博
  栾调甫又是一位很能读书、写作的学人，说他的勤奋是“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确是恰如其分，当之无愧。幼年时期，他泡在穷海之中，饥不择食，寒不择衣，粗衣淡饭，习惯成其自然。成年之后，他沉溺在书海之中，更是衣不完采，食不重味，单衣瓢饮，清贫度其一生。他别无所好，唯有极大的书瘾和烟瘾，抽烟不停，书写不止，就餐时，手不释卷，目不离书，既至深夜宽衣入寝，仍要卧床夜读，偶有所思，旋即起床，俯案就笔。他夜读《尔雅》，忽然想起“亡友吴君秋辉有废《雅》之说，谓为治经之障，夜中不寐，起而校读《释诂》睹篇，益觉其然，有今日思此人不可得之慨。”有时，夜梦醒来，偶有新感，即是一字一义之得，也不留待天明，腾地起床，或成一稿，或暂笔记，他说，“中夜之作，顿悟此义，爰就所见书之，不及详为推校，留待后考可也。”他不时写下：“此解笔下得之，真可谓之神来矣！”
  栾调甫就是这样穷年累月，一丝不苟地醉心在深耕细作之中。他写下了千百万字，一本又一本的文稿，一篇又一篇的题跋，一封又一封的信函；在古书中，他的眉头批注，行间圈点，比比皆是；他笔下的字，满象些不知趣的小爬虫，烟盒反皮，信封背面，都爬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在他的《文字学》稿本中，他万无一误，毕恭毕敬地书写近万字的篆文古字，龙蛇飞动，感人肺腑。他常与学友谈论勤于笔耕之道，他说：“书本上的资料要采集到不漏不缺，农工们的传说要采访到真实不虚。”（《复王祝晨书》）“博考不厌其详，精研不厌其细，本此为之，当可有成。”（《复心田书》）“但这是校理古书应有的规则，我们应当不厌其烦去作的。”（《复辛树帜院长》）
  他在辛勤的笔耕中，总结出一套写文章的方法，他说，“文字当分笔前、笔下、笔后三种：笔前文字如黄河之水，滚滚东下，不无泥沙同流；笔下则细赋尽致，亦不免纡折，未至流畅之境；迨经笔后增削，则理足文畅，方成大手笔。”为了笔后文字的理足文畅，一部巨著，他不借耗时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精力；为了笔下文字的细赋尽致，他反复推敲，百般锤炼：他披星戴月，日复一日地忙碌在古书丛里和资料堆中。他把自己比作蚕，吐丝作茧，直到把自己埋葬在成茧之中。
  购齐买全之能事，所有版本、印本、抄本、稿本，无所不收。有关著述、注释、评论、题识，有则必收，收则必藏。难以买到的，借来就抄，抄后即存，诸如：墨子书、文字学、《聊斋》等各类书，都是配套成龙，今古大全。他对于费尽心力不能求全的书则认为抱残守缺，聊胜于无，也尽力搜集其残本。他也重视善本、孤本，也作希世奇珍之藏。正是这些书，使他漫游在那无际的中国古文化的瀚海之中。
  他不仅有“为文三笔”之说，也有“为书三读”之谈。古书到手，一气读完，粗读之中，稍有所感，或加评语，或写注释。他的精读细赋尽致，弄清来龙去脉，辨明是非真伪，即是一字一言之谜，一点一画之疑，也不轻易放过。最后研读，全歼余下的疑难点，书中诸多以假乱真，以近为古，以残充全者，都必寻根求源，一一纠正。一书经他“三读”之后，序跋题识，评点批校，洋洋洒洒纷现于书页之中，这正是人们为什么喜欢读他读过的古书的原因所在。
  他的博学使他除了与学友论学，给学生讲书以外，还要接待来自各方求教的客人、来函。越有学问越没有架子，他的有求必应，有问必答，博得人们的亲近和赞赏。尽管他的时间极其宝贵，但是，不管是街坊邻舍，还是陌生的人，不速之客，他总是热情地从速从细给予答问解难。他的案头，积函盈尺，他先人后己，助人为乐，无不在最短时间内函复。1956年，山东省文化局局长王统照函请他考证“二月二吃炒黄豆”的老传统，是由于迷信，抑由于习俗？三天之内，他考证成篇，迅即函复，别人称他为“快速活辞海”，即查即得。
  听过他讲“字”的人们说，他讲字鞭辟入里，妙处横生，每每使人百听不厌。一个汉字，横竖撇点，七八画，十几画，给他一讲解，点点画画，从起源到演变，讲得有头有尾。某个时期、某个地域，某个音韵，某个典故，谈得有声有色，犹入文字之国，久久难忘。他总是这样有问必答，有问能答，上自天文，下至地舆，远则四海广闻，近则乡土习俗，他都能照答不误。他不是旅游家，不曾亲临过的名胜古迹，也能了如指掌。他不是农业家、科学家、翻译家，他却写出《中国园艺的起源》，解人之难。他还辑释我国古代的飞行尝试和航空思想等等。这皆由于他博览群书，使之达到了古今中外，天文地舆无所不通的境地。早些年，炎夏傍晚，乘凉纳闲之时，人们坐听他讲古，奇情异趣，颇动听闻，致有大人听了不感其俗，小儿听了不感其深之妙。
  30年代初，他与老舍同在齐鲁大学任教，二人谈古道今，形影难离。过来人常称他二人是文学院讲演会上的两名讲手。老舍讲词中总喜欢串插一两个足以使听众哄堂大笑的幽默小段。栾调甫的演说中，时而带进一些深入浅出，闻所未闻的有趣故事。他知道的古人古事，讲之不完，他的博古通今，也是陈述不尽的。
  今年，1989年，正是栾调甫生辰100周年，值此年份，略记一些往事，作为对这位文坛奇特之士的追思吧！
  
  正由于栾调甫的勤于笔耕，他读得万卷书，写下千篇文，获得了极丰富的知识，他的知识面非常广阔，对于古代事物，几乎进入无所不晓的境界。他一生购买了大量的古籍旧书，买了复失，失了再买，前后不下数万册。可贵的是，他对一类书，尽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