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峻岑同志逝世，转眼已经8年了，如果健在，今年应该是80岁了。
  峻岑学名联榜，原籍河南邓县，1910年生于济南，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在济南上的。因此，我们就成了初中和高中的前后同学。后来他考取清华和北大，并选择了北大数学系；而我1932年到北大中文系学习，仍是前后同学。虽然很早我们就是同学，而且中学只是相差一年，但是中学时代，我们从没接触过。就在峻岑高三那年，他从山东大学高中理科合并到省立济南高级中学，我也从齐鲁大学附属高中转到济南高中，当时国文教师董秋芳（冬芬）先生（解放后历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绍兴鲁迅纪念馆副馆长，已去世）领导一部分爱好文学的同学组成“趵突社”，并在山东省图书馆（即现在济南大明湖西岸的遐园）的假山上照过一张全体社员合影，我们都参加了。照片上有个瘦瘦的、戴眼镜，托着下颏坐在山石上的同学，据说那就是峻岑，但是我们并没有打招呼。
  说起我和峻岑的认识，也很有意思：
  1932年我到北京考学，同时考取了北大和清华。我先进了清华，但是受不了当时清华旧生对新生的凌辱和折磨，特别是所谓“拖尸”、即四个旧生抓住一个新生的双手和双脚，抡起来之后，远远地扔出去，有时搞夜间袭击，如果新生闻风逃避，就砸茶具，甚至往新生床上泼水，使新生整天提心吊胆、一夕数惊。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清华校当局对这种相沿成习的恶作剧竟有意纵容和支持，居然明文规定，开学一个月内，学生打破门窗玻璃，概不赔偿。为了抗议这种“暴行”，我和另外一个原中学同学郭缦青（参加革命后改名李铁，已谢世）到教务处提出意见，并声明退学。以后我去北大，他进了北师大。
  我到北大报到之后，宿舍却成了问题：当时北大虽有几处宿舍，却一直不够住的。本来规定两人合住的宿舍，有的却由一人独占，有的学生家在北京市内，并不住校，也要占一个床位。我报到时已经很晚，根本无宿舍可住。这时我想起了峻岑，于是自我介绍到北大西斋去找他，看看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
  峻岑热情的接待了我，并介绍了同屋宫洁民同志，答应在山东同乡中间给我想法安排宿舍。后来通过原来初中同班，当时在北京铁道管理学院学习的同学介绍，搬进北河沿北大三斋一个宿舍里。峻岑虽然没能帮我解决宿舍问题，但是从此开始了我们以后整整50年的交往，而且大部分是在一起工作和学习，成为莫逆之交。
  1934年夏，峻岑北大毕业以后，回到济南，和几个北大学生在济南黄台合办起一所私立齐光中学。峻岑担任数学课，并兼任教务主任，同时在他的主持下，编辑出版了《齐光校刊》。在这之前，我已知道峻岑“允文允武”：既精通数学，又经常以“岑俊”为笔名发表小诗。但是，也有我不知道的，譬如1928年3月，孙中山先生的灵枢从北京运往南京安葬时，沿途各大、中城市都举行“奉安”纪念活动，并结合进行革命宣传。当时我在济南齐鲁大学附属高中，峻岑在山东大学高中部理科。我们齐大附中同学在火车站和各街头演出了揭露反动军阀张宗昌祸鲁时代横征暴行和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罪行的活报剧。扮演日本人的同学，矮个子、平头，穿了一件浴衣，一双木屐，活象一个日本浪人，走在路上几乎人人喊打。每次演出，群众反映都十分强烈。可是一直到50年代，我才知道这个活报剧本竟是出于峻岑之手。
  齐光中学在济南私立中学当中是个“小弟弟”，无论是在校史上、规模上、设备上都不能和正谊中学、育英中学相比，但是由于任课教师绝大部分都是思想进步的北大校友，教学认真负责，对学生要求严格。他们言传身教的结果，学生各方面的成绩都比较突出，因此齐光中学很快就成为济南私立中学当中的新秀。特别是1936年10月鲁迅逝世的消息传到济南，齐光中学立即举行追悼大会，成为济南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公开追悼鲁迅逝世的学校。不少济南的进步教师（如现在中国曲艺协会主席陶钝同志，当时是省立第一师范的教师）、学生送来花圈、挽联，并从城里赶来参加追悼会，因而轰动了济南。同时当地的国民党警察局也紧张了好几天：一方面监视教师、学生的行动；一方面追查谁是这次追悼大会的组织者和哪些人是参加追悼会的积极分子。当然，这都是徒劳的，他们什么也没捞着：而峻岑就是追悼大会的组织者之一，并在会上讲了话，会后还把会上的悼词、讲话、挽联等收进了《齐光校刊》，特为出了专号。
  我于1936年北大中文系毕业回到济南，在当时的济南一中（全称是山东省立济南初级中学）教书。第二年因抗战开始，学校在日寇从黄河北岸发出的炮声轰鸣中，于9月初开学。这时峻岑也因一中校长孙东生的邀聘，由齐光中学转来一中任教，我们这才开始同事。当年12月形势紧急，一中迁往泰安，我和峻岑随同学校南迁。那时省立泰安三中已经停课，我们就借用他们的校舍上课。我和峻岑等三人同住在学校大门的楼上。以后，因日机有时来泰安轰炸，为了师生的安全，转移到泰安东郊上课，晚上仍回三中住宿。不久，日机又来轰炸，大家都上泰山躲避。晚上回来，街上已是一片瓦砾；可能是发电厂被炸，全城一片漆黑。等到千方百计买到一点东西果腹，已将深夜。第二天绝早起来，学校已经没人。我和几个学生徒步去了莱芜；后来听说峻岑辗转到了他夫人方铮同志的娘家——邹县，并另谋生计。
  1945年抗战胜利，前济南一中校长孙东生从后方回到济南，以山东设在安徽阜阳的政治学院的名义，在济南南圩子门外一所小院（即现在济南柴油机厂煤气站）门前挂起牌子，担任院长，并由回济休假的前华西大学教授许衍梁任教务长，招收了文史地系、数理化系、英文系三个系的新生。不久改校名为山东师范专科学校，迁往南郊现在的省委机关北楼；接着又改为山东师范学院，扩增为国文、历史、英文、数学、理化等系。由于战前在济南一中工作过的关系，我和峻岑在政治学院时期就去担任教课；成立山东师范学院以后，峻岑除教课外，并兼代数学系主任，之后又从讲师晋升为副教授。
  这时峻岑已开始为开明书店出版的《新少年》、《中学生》撰写数学小品，和当时周振甫、贾祖玮、刘薰字、顾均正等文艺界、生物学界、数学界的知名之士都是该刊的主要和长期的撰稿人。同时还写了以孙悟空乘坐火车为故事线索、构思生动活泼的数学科普专著《数学列车》。他用通俗的文笔，讲述数学中的微分和积分，远近取譬，深入浅出，确实做到融科学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为一体。因此出版之后，深受知识界和广大中学学生的欢迎。一直到80年代，我国获得第一批博士学位的华东纺织学院李绍宽教授在他写的《我赶上了“头班车”》中还说：“我在初三，偶尔看了一本书：《数学列车》，是用故事的形式讲述微积分的基本思想”，“使我大开眼界，感到在数学园地中还有许多未知数，从而激发了我读书的热情”（见1984年《中学生报》），回忆了他从《数学列车》一书中受到的教益。
  1948年10月济南解放，峻岑和我一起在华东大学参加工作，一起在职学习，而且同在一个小组。以后华东大学成立教育学院，开设文史地系、数理化系，我们分别到两系任课。教育学院撤消后，我到华大文学系，峻岑调到山东工学院。1950年山东师范学院建校后，我们又一起到山师工作；等到数学系成立，峻岑任课之外，兼任了数学系主任。在党的领导和峻岑以及全系同志的努力下，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合格的中学数学教师。现在他们都已成为所在单位的骨干力量。
  我们任课之余，还参加了一系列的社会活动，峻岑先后担任济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济南市人大代表、山东省政协委员、全国科普协会全国委员和山东分会筹委会委员，中国自然科学专门联合会济南分会筹委会委员、山东省科协第一届常委会委员兼业务部长，山东数学会、山东省科普创作协会理事、山东省数学教材教法研究会名誉会长等职务，并出席山东省工农兵劳模代表会议、全国第一届职工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国庆节还应邀去天安门观礼台观礼。
  当时峻岑仍然坚持为《中学生》、《开明少年》撰写数学小品，到1951年为止，先后发表了《大大小小》、《数的惊异》、《图片展览》、《整数运算》、《比一比》等著作，连同以后写的其他文章，生前写了共约60余万字。
  “文化大革命”中，他和全国高等学校的知识分子一样，受到很大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71年7月在山师外文系工作的夫人方铮同志由于运动中受到精神刺激，猝然去世，更增加了他的痛苦。后来因体弱多病，于1975年办了退休手续。但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精神振奋，坚持为“四化”建设添砖添瓦，担任起山东省退休科技工作者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不顾年老体弱，每天各处奔走，广泛联系在济的科技界退休人士，帮助他们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解决业务上、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并草拟了协会的组织章程。有时他从早晨4点伏案工作一直到中午12点，下午再出外办事，同时还在《知识与生活》、《少年之友》等杂志上发表文章，可以看出当时他的高涨情绪。
  这里应当特别提到的是，1981年4月5日峻岑在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把补发的工资2000元以他个人和夫人方铮同志（过去也从事过科普工作）的名义捐赠给山东省科协，作为山东省优秀科普创作的奖金。当时《大众日报》作了详细报导，受到我省知识界和科技界的高度赞许。
  就在峻岑退休后，积极贡献余热为山东科技和科普工作严肃认真开展工作，并取得一定成绩的时候，由于过度劳累，竟于1982年夏天因腹泻而引起并发症，终于一病不起！他的逝世，是我省乃至全国科普界的巨大损失！
  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峻岑就在业余时间着手修改他最早出版的《数学列车》，准备再版。不料“文革”10年，不但无法工作，而且原书几乎被抄家“抄”进造纸厂。后来虽然侥幸找到这本已修改过半的原书；但他的体力、精力已远非昔比，新的工作又需要他去开展，虽然断断续续进行修改，一直到去世却仍未改完，留下来的只是一本多处改订，墨迹斑斑的未能最后完成修改的遗著。1985年，也就是峻岑去世的第三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重版了《比一比》，并由原开明书店编辑叶至善写了《重印后记》。他回忆了在编《开明少年》时峻岑对他的配合和支持，并说：
  “人们说数学既抽象又刻板，叫人无法捉摸，难以亲近，峻岑先生却能联系少年们的生活，运用他们亲身的感受来讲明白那些抽象的道理，还能随时把潜在的趣味发掘出来，呈现在少年读者面前。”
  重版《比一比》的责任编辑陈效师也来信说：
  “王峻岑先生可以说是我国数学科普界的一位开拓者。他的文笔很有独特之处。据我所知，现在很多数学家、科普作家，就曾在少年时期拜读过他的作品。他不愧为我国现代科普创作的引路人。”
  他们都给予了峻岑很高的评价。
  对于峻岑，我们都把他当做老大哥看待，这不单，纯是因为他年龄比我们大，工作时间比我们早，主要是他时刻关心别人，把别人的事当做自己的事。对于朋友们，不论新旧一律诚恳热情相待，不管工作上还是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他总是念念不忘，主动帮你解决。比如谁需要查阅一份文件或报纸，他就抽空到有关单位、图书馆或资料室代为查找，并给你借出或抄录下来；谁有病，一时买不到需要的药，他四下为你打听，并掏钱为你买回来。“文革”期间，谁家的住房被人挤占，落实政策后，还没得到解决，峻岑就各处给你找文件参考，帮你设法解决。有一次他鼓励我为《开明少年》写稿，因为我很少写这种适合青少年阅读的文章，自然很难合乎要求。峻岑看了，就根据他的写作经验拿回去不声不响代我改写。他这种牺牲自己时间，劳神费力，团结同志，“我为人人”的高尚精神，不仅我们这些老朋友深有体会；就是后来他组织、联系的一些科技界退休的新同志，虽然交住不久，也深有同感，并和我们一样，为峻岑的抱病和去世而感到痛惜！在他的追悼会上，很多人为之抽泣甚至痛哭失声。
  峻岑对于自己，一贯严格要求：工作积极负责，勤勤恳恳；治学方面，严谨从事，一丝不苟；生活上艰苦朴素，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特别是有事总和大家商议，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唯恐自己考虑不周；甚至写文章和发言稿，自己再三推敲之后，还要征求有关同志的意见，再作修改。从来不自以为是，盛气凌人，因而得到大家的尊敬。
  我和峻岑从1932年在北大西斋认识以来，50年间儿乎都是在一起工作和学习的，两个家庭的成员也时有往还。从他谢世以后，我们这些和他比较熟识的同志见面时经常提到他。毫无疑问，峻岑同志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他将永远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