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王祝晨先生是我的受业老师。济南解放以后，我们师生在济南一中有五年多时间合作共事。在这朝夕相处的日子里，王老师那种办事认真，坚韧不拔，知过必改的精神，曾深深地教育了我。使我至令仍记忆犹新，每每思及总是引起一阵默默的怀念。
  济南解放前夕，我被分配到军管会文教部，（部长是李澄之、刘健飞二同志）编到接管城区的中队。济南解放不几天，我回到文教部，李澄之同志找我说：“你在济南上过学，王祝晨，王俊千、綦际霖几位老先生是你的老师，和你父亲又是同学（优级师范），你就说我叫你去的，代表我请他们出来，动员在济南的其他教师，开学复课，”我接受任务后第二天首先到了王老家。王老正和一个30岁左右的中年人谈话。我自我介绍后，并按澄之同志嘱托代他向王老问好，请王老出来主持开学复课，王老笑着说：“军管会前天派了个同志来看我，我想教育方面也会派人来。老师多数都在家里，能逃到乡下去投亲靠友的是少数，呆不了几天也会回来，我去叫他们出来上课。”
  王老做了很多走访工作以后，济南中学（后改为济南一中）复课了，他出任校长，同时出面组织了正谊中学的董事会，并帮助学校开学复课，自己亲自出马募集经费，王老对济南解放后的学校迅速恢复上课起了很大作用。
  济南解放后两个多月，我被派到济南中学工作，先做高中政治教员，不久又任教导主任（党内是支部书记）。当时，王老是校长，我们朝夕相处，使我进一步了解到王老的办学思想；第一条就是“办好学必须有好教师”，有高师才有高徒，依靠教师办好学的思想非常明确。1948年冬季的一天，我有一件事找王老商量，在研究了所谈的问题以后，王老忽然问我：“办好一个学校主要靠什么？”这如问一个未做过教育工作的人，还真要仔细思考一下，但我已有做教育工作七、八年的实践体会，因此我说：“首先要有知识比较渊博、有一定教学经验的老师。”王老听后很高兴，一下子站起来说：“咱们想到一块啦，以后请教师这个事交给我办，你先把开会、组织活动的事管起来。”（当时济南解放后祝捷活动，群众游行，开大会较多。）
  1949年的元旦过后，我到了王老的办公室，他对我讲：“正谊中学的高中班学生每班都不到20人，私立学校的经费又靠自筹，没有办高中的力量，我看不如将高中都并过来，学生算咱们的，每个年级增加一个班，老师也全部跟过来，这些老师教学成绩都很显著，也有点名气，你看怎么样，咱们先商量一下，我再与吴鸣岗、王大彤他们研究一下。”正谊中学的情况我比较了解，“七·七”事变前我是那里毕业的学生。“七·七”事变后一些不愿到日伪学校教书的教师也集中到那里，其中不少是在教育界有一定威信的教师。学校中也有我们地下党的活动。如赵鼎夫、王大彤等同志都在该校任过教师，他们也曾向我谈到些情况，因此我马上表示非常赞同。自此以后，王老先与董事们谈了自己的想法，继又召开了董事会作了决定，在此期间王老也与老师们做了反复的酝酿，等大家在思想上统一了认识，王老又几次跑文教局汇报情况，请局里研究批准。当时的机关人员比较少，会又多，事又忙，有时找不到领导，他便又迈着蹒跚的步子走回来，尽管跑得满头大汗，也从不说苦，一直到批准为止。
  渡江战役后，有一批受国民党威胁逃离济南的教师，又被介绍回济南，经过短期学习后，分配工作。这时由于刚解放不久，不少人不愿意吸收随国民党南去的教师。王老师听到这个事情后找到我问：“你说咱们敢要不敢要？”我考虑了一下表示：“只要过去不是汉奸、特务，不是还乡团的头目，确实是有真才实学的教书先生，我们可以要，但我不了解情况，就得靠老师去跑了。”王老高兴地说：“行，我了解情况，这里边也真有好先生，是谁我知道。”就这样经过两次集中的招聘，共有十几位教师进了学校，教学力量大大得到加强。每一个教研组都有几个教学经验比较丰富，学识也比较渊博的教师。如从南边回来的史地教研组的刘传珍老师（后来调入山师），在看了华岗同志所写的历史书籍中，有一处史料有两种不同说法，书中只列举了其中之一，便写信与华岗同志在学术上进行商榷；华岗同志收信后很重视，回信表示欢迎与赞许。一中添了这两批教师，使本来就比较强的师资队伍更加充实。每个学科都有几个带头人，50年代一中的教学质量较高与王老注意抓教师是分不开的。当时济南中学（即一中）设备条件很差，由于经过战火，教学仪器大受破坏，所剩寥寥无几；图书残破不堪，只有一两千册，但由于有了水平较高的教师力量，全校师生有一个发愤图强的决心，没有图表自己画，没有仪器模型自己找代用品，动手制作，没有生物标本自己去采集，只用了两个学期就将生物、理化实验室建立起来，基本上满足了教学的需要。
  王老平时对挑选教师，既很重视，也很严格，绝不马虎。但对教师又很关怀。他常讲：“人家干了活，你就得对得起人家，人心换人心啊！”此外还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是：张静民老师是有名气的物理教师，教书认真负责，很受学生欢迎。由于孩子多夫人无工作，每月只靠他一人工资经济生活比较困难。1949年夫人忽然得重病无钱住院，张老师并未向别人讲，仍坚持天天上课，一直到病人水米不下，很危险时才告诉我。我马上告诉王老，他讲：“子正，你先带个人，会计上借点钱去看一看，我上齐鲁医院找人，住上院再讲。”由于王老亲自出马，很快办好住院手续，病人经过抢救脱离危险。
  再一件是：语文教师李丹震，教学有年，功底较深，是所谓在鲁北四才子之一。但性格比较强，轻易不愿求人，1950年春生病在家，由于住的地方离校较远未能及时联系，他本人也不让将病情告诉学校。等到我们了解到情况找他女儿查问病情时，才知病已很重。王老又和上一次一样，亲自跑医院、找大夫（当时很多知名大夫多是王老的学生或朋友）最后经过治疗，李老师转危为安。
  另外在数年相处的日子里，给我另一个很深的印象是：王老办事认真，看准了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听到别人批评，想通了马上改正，在处理问题上还很注意影响。
  王老的原籍是齐河县，齐河县有他的祖茔，在祖茔里有两棵大树为村干部伐倒，准备为本村小学修房与做课桌凳，但事先没有征求王老本人的同意。他对此很有意见，曾找有关方面反映情况，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要求。在过去，不经本主同意到家祖茔中刨地伐树是要打官司的。王老提出意见并不过分，有些话过头一点可以理解，如有关方面进行些调解也就过去了。但这事为当时济南的一个负责统战工作的同志知道后，批评了他，上纲过高，态度也过于严厉。王老很不服气。（这些事我事先并不知道，后来听说的。）就在受批评的当天，王老回到学校后，见到我，问我：“子正，你说你老师解放以后，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我一看神色不对，又弄不清原因。从当时看王老在解放后确是做了很多工作，思想进步很大，但由于长期受旧社会的影响，对不少问题的看法也不完全正确，甚至是错误的。想到这里，我考虑了一下便笑着请王老坐下说：“老师比过去有了更大的进步，但解放前后变化太大太快了。解放前的社会象阴天的夜里，一点光亮没有，有一支燃烧的香头也发出很亮的光辉。现在解放了象晴天的中午，就是一根烧旺的木棍不是也看不出光来了吗。”王老听后沉默了片刻说，我再想想。自此以后，王老对学习抓的很紧，每天的报纸都要翻一遍。一些负责同志的讲话更是反复学习，仔细研究，有时还找别人谈自己的看法，请别人谈见解，极力争取自己认识水平的提高。
  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王老被选为代表，出席了大会，受到很大的启示与教育。回来后，经常讲：“人民代表应当经常为人民着想，多听取他们的意见，能做得好可真不容易，得经常想着这个事才行。”他经常注意这一点，特别是碰到与他直接有关系的事情，他也能恰当的处理，甚至宁愿自己吃点亏。
  当时我只有30岁左右，而王老已逾花甲之年，行政上他是校长我是他的下级或助手（我先任教导主任后任副校长）但我又是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就因为这一点，王老凡事都先和我商量一下，每次有活动或开展什么运动，总是找到我问我“看有什么事需要我做。”当时，有个别教师因自己有些历史问题，背着思想包袱，其实这些问题只要讲清楚了就可以既住不咎，也就解放了自己，为此我在一个中午到了王老家里。他刚想睡午觉，我把情况简单地说了一下，想请王老个别做做工作，因怕影响王老午睡就很快告辞走了。谁想第二天一早，这几个老师都找到我一一讲清了问题。后来我问王老怎么动员的，他笑着说：“我可以不像你们，得讲半天政策，叫什么启发诱导，我这个很简单，你走后，晚上我约他们来，问他们的问题谈了没有。我说子正不是把政策都讲了吗，还怕什么，你们都去向子正谈谈。”象这样的事，只要与王老商量一下地一定出面，他一出面无不迎刃而解。
  王祝晨老师不但在学术上造诣很深，而且忠厚坦诚，对教育事业忠心耿耿，因此在教师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一代著名教育家虽然逝世了，但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